1967年正是“文革”高峰之年，辽宁大学中文系红卫兵武斗党委副书记杨俊超。杨俊超被打得遍体鳞伤，呻吟着要水喝。造反派拿起碗就接自来水，正要给他喝，69级丁世发同学见状大喝一声：不给他！走资派还给他水喝？！随即把碗打翻在地。原来，丁世发有医学常识，人受重伤一旦饮进凉水，血就凝固而易致死的。他就以这样一种左的口吻救了杨副书记一命。在那疯狂的年代，坚持正义保护受害者既要有勇气，也要有知识和智慧（丁世发毕业后留校任校党委组织部长，后来又担任辽宁省政法委书记、省高院院长等职）。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像丁世发那样保护受害者的也可以说是大有人在。辽宁大学中文系学生辅导员肇乐群、校团委书记白玮就是这样的典型。1976年初，举国追查谣言，搞得人心惶惶，工宣队逼迫肇乐群在学生中追查传谣者，而且明确特定范围让他深查，先后三次催促他，而他则采取拖延对策，以至不了了之，从而保护了多名学生和任教老师。白玮在反精神污染运动中，配合各系团总支以新观念、新思维抵制左的做法，保护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积极进取的行动。他们的共同特质是视学子如兄弟，勇于秉持正义保护学生。后来肇乐群被选任沈阳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白玮则先后任沈阳音乐学院、沈阳化工大学的党委书记。

1962年，正值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段，在辽宁大学掀起了大抓反动学生的运动。经济系学生付宗良在繁重的体力劳动过程中讲了一些吃不饱的牢骚话，平时又爱看鲁迅作品，好发议论，因而被戴上了反对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的政治帽子。在那极左的年代，谁也不能公开纠正。辽大党委书记兼校长邵凯，后来特意把付宗良调至身边，在实践中观察他，发现这是一位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青年学子，于是不但给付宗良平反，而且把他留校当了教师。可惜，邵凯这样保护学子的善举竟被说成是保护反动学生。这位1938年入党的老干部于1967年含冤而亡，年仅51岁。

从1950年至1976年，我所在的辽宁大学（包括其前身）搞了13次政治运动，平均两年一次。据我观察，运动一来，有三种人特别左：一是愚昧而左，左得可笑；二是为生存保护自己而左，左得可怜；三是心术不正或有野心而左，左得可恶。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一次整党会上说过，对这三种可笑、可怜、可恶的人，一般都不要追究个人责任，一定意义上说他们都是受害者。毕竟，像习仲勋那样“一辈子不犯左的错误”的人还是太少了。可喜的是，当年犯过左的错误的同志，如今都纷纷出来反思了。在暴力的彼端，也还是有着一种强大的救赎力量！我建议：有心留下“文革”记忆的亲历者、研究者，不妨参照人类学家张光直早年自述《番薯人的故事》，讲述往事不只是悲情控诉，更有苦思“为什么人这样容易受骗，为什么肯这样出力地斗争”，一方面写出人的懦弱、阴暗及其复杂性，一方面写出人的善良、勇敢以及人之为人的尊严性。这样别有意味的“文革”史著，予日日引领而望之！

（作者为辽宁大学原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