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 2020年是不寻常的一年。由于新冠疫情肆虐，诺贝尔奖颁奖晚宴取消。不过，诺贝尔基金会以创新的形式还是进行了颁奖仪式。

12月10日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在13点在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所在地奥斯陆宣布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颁奖。而领奖人就在世界粮食计划署总部领取诺贝尔奖。镜头在奥斯陆和意大利罗马之间来回切换。

16：30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政厅二楼，巨大的海神像旁，诺贝尔奖基金会布置了鲜花，诺贝尔像和乐队。国王网上致辞。蓝厅空荡荡，但是，音乐一直在演奏，歌唱家们在歌唱。几位重要人物，诺奖基金会理事会主席，各个奖项评审委员会主席或秘书长分别为各个奖的获奖者做介绍。当介绍一个获奖者的时候，镜头立即切换到美国，英国或者德国，由所在地的瑞典大使为获奖者颁奖。

颁奖仪式的每个步骤，除了不能从国王手中接到奖杯以外，几乎都是相似的。只是有的人戴口罩，有的人没有戴。

新冠肆虐，新冠在瑞典也很严重，但是，新冠不能阻止人们举行诺奖颁奖典礼。音乐要继续。

诺贝尔奖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停了两次。其他时间100多年来一直没有停过。

诺奖基金会表示，所有获奖者将在下一次颁奖仪式上被请来。自从12月4日诺奖周开始，斯德哥尔摩市政厅一直播放着一个吸引人的宣传片，有太空探险，有医学研究等等，吸引人们从远处观赏斯德哥尔摩明亮的夜景。

斯德哥尔摩进入了最黑暗的时期，但是，有了这些灯光，无疑在人们郁闷的性情中增添了一丝喜庆。

9月下旬以来，瑞典再次进入新冠爆发期，截止今天下午两点，瑞典新增确诊7218例，累计312741例，新增死亡54例，累计死亡7384例。目前，感染者向更年轻的中学生人群靠拢。政府已经要求初中以上的高中开始上网课。但中学生还在坚持上学，据测试新冠的医生说，年轻的感染者也开始增多。

让我们继续坚持严防死守，盼望春天早日来临。

诺奖直播可以在油管上观看，也可以在诺奖基金会网站上看。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 12月1日星期二，瑞典公共卫生局及相关部门再次举行新闻发布会。卫生局负责人安德斯.泰格内尔首先报告全球信息，全世界目前已经有6266万人感染新冠肺炎病毒，其中，死亡已过146万人。

瑞典新增确诊17213例，创历史新高，累计26万1152例，新增死亡116例，累计6825例。重症监护240。 斯德哥尔摩新增5978例，累计76802例，新增死亡11例，累计2699例，重症监护75例。

瑞典公共卫生局宣布新的措施是如果家里有人感染了新冠肺炎，那么，孩子可以留在家里，不用去上学。这样，可以避免孩子被传染之后，再到学校传染给他人。

目前，学校里确实有学生发现感染，然后，在家里呆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的。也有同学只呆两三天就回来了。这种情况可能是普通感冒。

上周，瑞典首相三令五申要求公众不要聚会。现在聚会的数目只能是8人。也就是说，举办活动可以用视频，或者直播，只有几个人参加就可以。同时要注意社交距离，注意戴口罩。

瑞典的酒店和饭店都必须在晚上10点停止卖酒。很多饭店基本在10点半就关门了。周六周日关门更早，例如，有的Subway店周六周日，只开到下午四点就关门了。

最近，瑞典的天气还是阴雨连绵，太阳较少。因此，新冠肆意泛滥。估计需要大家还是要耐心地忍一忍。看一看喜剧节目，给朋友打打电话，可以倾诉一下苦闷，缓解缓解憋闷的心情。估计，过完元旦以后，等天慢慢长起来就会好一些。

不要相信Lucia节会有巨大变化，相反，因为要过圣诞节，很多人可能都忍不住要购物，有可能更会传染。希望大家继续忍耐一下。我们必须跟病毒对着干。不聚集，不扎堆，勤洗手，出门戴口罩，在家里工作，保持乐观心态，相信明年会变好！至少明年夏天会依然美丽明亮！

采取中医疗法，如果郁闷了，打打太极！听听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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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瑞典每日新闻DN今天发布整版新闻报道，利用名人的名誉做虚假广告引诱众多小投资者上当购买比特币，比特币骗局是一个全球有数亿资产的陷阱产业。

每日新闻报道在第六版新闻板块中说，他们联合国际媒体在美国，匈牙利，芬兰，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记者就有组织的犯罪和腐败报道项目OCCRP对比特币骗局和社交媒体谷歌对虚假广告睁一眼闭一眼，并从中挣钱的腐败犯罪行为进行了揭露。

在瑞典早些时候向警方报警的是著名的脱口秀访谈节目主持人Fredrik Skavlan. 比特币利用网站谎说在Skavlan节目中出现的明星都对比特币感兴趣，或者靠投资比特币发了财，因此，你们都来投资比特币吧。

他们甚至指名道姓，足球明星伊布的肖像也出现在比特币革命的网站上，但是，据揭发媒体trijo新闻报道，伊布事实上根本没有购买比特币。

其他还有一长串的明星名字被罗列其中。例如 Filip Hammar，就被说成是因为购买比特币而致富了。英国曼彻斯特联对的足球明星马库斯.拉斯福特也被利用说他解救了很多人出贫困境地。然后，这个链接与比特币链接紧密相连。

更严重的是网站上做这样的广告实际上谷歌也要分成的。据美国的犯罪调查显示，有个公司叫财富咨询WealthAdvisor， 如果他们能搂到一个客户，就要分层2500到4000克朗。

昨天11月29日，DN用了五大版的版面披露名人的名字被盗用诱骗小投资商投资比特币。报道披露这个诈骗团伙是在美国加州的圣地亚哥。公司的名字就叫国际广告Ads Inc. Media. 创始人是一位27岁的男生，名字叫安德斯.阿晒尔.伯克。他是在2019年3月去世的。死因是他和几个朋友一起到非洲肯尼亚去玩儿，结果，天气突变，飞机失事。但是，幸存者继续他们的生意。

据报道，伯克23岁就开始展露头角，在加州担任政治顾问。24岁，就跻身当地十大青年企业家称号。2019年3月他刚去世时，也正是比特币广告正火的时候。目前他们的办公室已经是人去楼空。但是，他们的数据库还是被发现。而且里边储存了20名瑞典著名的明星，包括网球冠军大熊.伯格（Bjorn Borg），足球明星伊布。前面说的著名电视主持人斯卡乌拉（Skavla）及其采访过的多位明星的资料都在里边。里边还有800篇文章。其中都是用瑞典语写的。内容大体都是某明星投资比特币，发家致富了等等。只是名字不停地换。

报道说，去年夏天的一份报告还显示，该广告公司收入非常好，进账115万美金。但是Skavla说，他的制作组多次向警方报警，但是，警方说没有任何办法。他说，网上的内容，包括在脸书上的内容，和谷歌上的关键词用他们的名字非常多。但都是假的，是骗局。他们并不知情自己的名誉被盗用。

报道说，不仅名人的名字被盗用，普通人家的家庭合照，夫妻和两个孩子的合影也被盗用，瞎说他们也投资比特币了。而事实是他们根本没有投资比特币。有一位女士爆料说她被骗投入了上百万，结果血本无归。

经过这种大篇幅报道之后，谷歌在斯德哥尔摩的负责人回应说，他们将对这个事件进行调查。

比特币从五六年前就开始大吵，有的瑞典年轻人还真信了。当然，这个问题，谷歌，脸书也都成了帮凶。作为媒体，你必须辨别真假是非，否则，肆意传播，你应该脱离不了干系。

新冠肺炎开始大面积泛滥的时候，世卫组织有关负责人还说跟脸书和谷歌合作打假，现在看来，假新闻就是从脸书上传出来的，通过谷歌引擎利用名人关键词搜索出来的。

关于社交媒体的广告问题，笔者以为此次DN还算是做了一件大好事。说句实在话，就是这个网站，在后台已经有10万1294个评论了，我是不是应该高兴呢？他们大部分都说你的网站真好，内容丰富，这是我从来没见过的网站，内容真好。一开始，也觉得这个评价不错嘛！但是，如果仔细阅读，他们说的都是这种套话，可以应用到任何场合。根本没有针对性也没有实质内容。同时，他们却把自己的广告链接植入在评论里。如果你允许它公开发布，那就会蝗灾泛滥，洪水滔天。为了不打草惊蛇，笔者一直让这些评论在后台冬眠。永远也不要理它。网站设计者还专门有个屏蔽垃圾评论的功能，但是，你必须加钱。算了吧！让它们冬眠吧！

另外，电话诈骗依然存在。笔者前天早上正与朋友说话时，突然进来一个电话，依然是说，你有一个重要文件需要到有关部门去拿。我半天没说话。里边重复了一遍，然后，挂断了。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11月19日下午，瑞典公共卫生局（以下简称卫生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重点内容如下：
1、卫生局的Karin Tegmark Wisell介绍，全球疫情仍处在上升趋势，新冠病例接近5600万，死亡人数达130万。美国的疫情再次提速，大量新病例出现。欧洲同样有大量新增病例，但最近三周速度开始放慢。
2、瑞典的病例也在增加，但目前只有三天的数据，所以还无法得出结论。瑞典现有病例超过20万。从上周的数据看，全国的检测能力在增加，最近一个月每周的检测增加量大约是3万个，每周的检测人数已超过25万，阳性率为12.9%，数字在不断上升，形势不容乐观。
3、大范围的检测在增加，但很多地区的检测能力面临紧张局面。检测只是病毒大流行期间的一个工具，但它无法阻止传染，重要的是大家的行为举止。有症状的时候要去检测，在预约检测和等待检测结果时要有意识地注意自己的行为，因为你可能已被感染，所以不要去上班或学校。检测能力应该合理使用，建议大家有症状后再去检测或因所处环境和身边发生了感染才去检测。那些只是想了解自己是否为阴性而去检测的人，建议目前不要占用检测资源。
4、检测应该在出现症状5天后。如果之前通过核酸检测确诊新冠或做过抗体检测，建议不要再去检测而是待在家中。
5、今天公共卫生局局长决定在Jämtland Härjedalen地区采取严格的限制措施，原因是45到46周期间该地区的新病例翻了一倍。目前该地区有2207个病例，每十万人只有562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该地区仍将收紧限制措施直到12月13日。措施包括建议当地居民减少与共同生活的家人以外的其他人接触，独居的居民除非必要，避免与他人的身体接触。
6、目前全国21个省中有20个采取了地区性限制，Blekinge 采取的是当地自己的防控建议。斯德哥尔摩、西哥特兰和东约特兰的地区性限制也将延长到12月13日。
7、国家卫生和福利委员会的Johanna Sandwall介绍，全国21个省中有4个处于加强模式、6个处于一般模式、11个处于员工模式。所有地区的预测显示，短期和长期看局势可能出现恶化的趋势。目前全国共有610个带呼吸机的重症监护床位，470个在用，其中183个是新冠病人。目前有1419个新冠病人在普通病房救治。全国范围内的医疗资源协调工作已经就位，其中包括跨地区的病人运输问题。目前没有地区报告出现紧急状态，但13个地区报告形势严峻，主要是由于病假造成医护人员的调配困难。
8、应急署的Morgan Olofsson指出，大家要意识到，去年参加的音乐会今年估计会被取消，朋友聚会无法参加，露西亚节也不可能庆祝了。我们的提示是，如果大家希望尽早恢复到过去的生活，就要各自承担起责任，阻止感染的传播。
9、提问：今天瑞典科学院提出，建议大家在乘坐公共交通时戴口罩，它向公众发出什么信号？
Karin Tegmark Wisell回答：使用口罩问题已经多次被讨论，最近又有一些相关报告出来。从世界卫生组织的理论依据看，只能说在无法保证社交距离的情况下，佩戴口罩可以作为辅助防控的工具。卫生局到目前为止还不准备向公众建议佩戴口罩，包括乘坐交通工具时戴口罩。
提问：这种相互矛盾的信息会不会带来问题？
回答：我不认为会出现问题，目前的相关理论依据还不充分，戴上口罩不等于就可以不保持社交距离了。现在有很多专家学者提出了这个问题，大家从不同的视角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
10、提问：卫生局局长曾指出希望“黑色星期五”的减价活动取消，在当前形势下，卫生局如何看待商家减价的做法？
Karin Tegmark Wisell回答：卫生局认为这存在巨大的感染传播风险，因为减价，会造成公众在购物时处于相当拥挤的环境中。我们有担忧，可能民众会因为黑五减价，不再顾及防控建议。因此我们建议大家通过网上购物。
11、提问：最多8人聚会的限制措施不是卫生局提出的，政府做出上述决定后卫生局的防控建议有变化吗？
Karin Tegmark Wisell回答：我们一直就采取何种手段阻止感染与政府保持沟通，大规模人员聚集会造成感染风险，一个人感染后会连带造成多人感染。人数上限和采取措施的后果都是政府的决策。我们从公民健康的角度看，减少大规模人员聚集会起到积极的效果。
12、提问：外界一直形容瑞典有自己的防控模式，但是8人限制措施改变了瑞典模式吗？
回答：我们关注到大家对疫情有了疲劳意识，今年春季大家遵守的非常好，但现在有所懈怠，因此需要采取更严格的措施。瑞典的整体防控策略没有变化。
13、提问：现在有很多私营机构提供核酸检测，每次2000克朗，可以马上获得检测结果，卫生局如何看待这种现象，会对瑞典的检测能力带来压力吗？
回答：问题的关键是私人检测是否占用检测实验室资源，我们正在对此进行跟踪。瑞典是个自由国家，没有立法限制私人检测。公众可以选择私人检测机构，我们希望大家在出现症状后去检测。
14、提问：卫生局在什么情况下会重新审视关于使用口罩的决定？
回答:如果疫情持续发展，我们目前发布的限制措施无法起到作用，我们会考虑。这个问题会一直有讨论，是个开放的问题，我们会保持关注。
15、提问：大家都在说现在公众对防控建议的遵守不如以前了，这个结论是如何得知的？
回答：通过人员流动情况、旅行数量、购物中心的聚集程度和公共交通的拥挤状况都可以得出。同时对公众行为习惯的跟踪也可以做出判断。
16、提问：欧洲一些国家在今年秋天已经迎来第二波疫情，目前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原因是什么？
回答：这些国家在发现传播加速后立即在全社会采取措施，阻止了传播蔓延。当然各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前提条件也不同。
17、提问：Anders Tegnel在《瑞典日报》上说瑞典的第二波疫情会比其他欧洲国家短暂，你认同这个观点吗？
回答：这跟城市的人口密度有关，如果这个理论成立，瑞典相比其他一些欧洲国家，防控条件要好一些。
18、提问：瑞典今年春季的疫情比其他国家严重，为什么说现在的形势比其他国家要好？
回答：我们有自己的防控政策和工具，我希望公众能了解新冠肺炎的严重性，清楚这个病可能带来的后果，认真遵守卫生局发布的限制措施。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 瑞典首相斯蒂凡.勒文11月16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为了预防新冠肺炎的进一步蔓延，继上周宣布瑞典饭店酒店在晚上10点以后不许卖酒之后再次出台严控措施，那就是把聚会人数从此前的300人降至8人。

勒文首相本人上周曾经自我隔离，因其同时感染了新冠。不过11检测后呈阴性。勒文强调，即使8人聚会也必须保持社交距离。上周，他说，瑞典目前的情况比较严重，未来更不乐观。今天他再三强调，大家一定要负起责任来，完成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确保社交距离，勤洗手，最好不要聚会。

瑞典最早聚集人数是50人，后来在夏季情况好转之后，有一段时间宣布300人。但是，现在宣布只许8人。而且聚会的时候，也必须保持距离。

记者问此前的300人是否是个错误，首相和卫生大臣等都没有正面直接回答。此番8人的规定在瑞典来说是最严格的了。现在先实行四周再说。如果不行的话可能会延长到圣诞和新年。

据上周五的报道，最新确诊5365例，累计17万7559例。新增死亡33例，累计6187例。重症监护123例。斯德哥尔摩新增1811例，累计51043例。累计死亡2508例。重症监护36例。

上周报道的情况是9月10月份再次爆出老人院群体感染的情况。根据最新分析，感染暴发在34个不同的养老院中，有400多人受到感染。其中有一次感染的传播中，有28名员工和13名老人患病。

与此同时，瑞典政府宣布对企业的救助支持政策延长三个月。对旅游业也要给予支持，尤其是那些订了票却没能成行的可能会得到补偿。

目前，瑞典的商店，超市和商场都还在开业，但也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商店关门或者是在周末提前下班。很多超市或者小店里可以买到口罩。戴口罩的人也似乎比上半年多起来了。

记者追问勒文首相是否鼓励大家戴口罩，勒文首相说，这是公共卫生局管的，不过没有禁止戴口罩，戴不戴还是公众自己说了算。此前，公共卫生局说过，在人多的公共场合可以戴，但是，又怕人们戴口罩忘了保持社交距离，所以，一直没有鼓励过。

目前，瑞典的天气是一天比一天黑的时间长，真的象首相上次说的那样，非常黑暗的时刻到来了，病毒就是喜欢阴冷潮湿黑暗的环境。

这两周从11月11日开始到19日也是斯德哥尔摩国际电影节的举办时间。一般这种天气很适合在电影院看电影，因为大部分电影都比外面的天色还黑。但是，今年估计看电影的人数也可能受到新冠的影响。

鉴于现在的新冠情况，很多行业受到影响也是必然的，可以理解的，例如时装店HM店铺减少，旅游业业务降低，汽车业减少生产等等。凡是实体经济都受到影响。不过，据报道，电脑销售非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销量很好，估计就是人们在家里办公需要电脑吧。

黑暗的长夜一般至少要延续到一二月份。人们盼望疫苗尽快出来，但是，也有很多人怀疑是否疫苗能发挥多大作用。因为在2009年的猪流感疫苗中，瑞典大部分人都打了疫苗，结果有的孩子出现了乏力嗜睡的现象，也是影响一生啊！

这里北欧绿色邮报网和北欧中华网也借此机会希望广大华人华侨朋友们继续保持华人华侨的好传统，好行为举止，出门戴口罩，勤洗手，少聚会，保持社交距离。不要恐惧，只要你做对了，就没有问题。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 据瑞典每日新闻报12日报道，瑞典首相勒文日前呼吁瑞典每一位公民都要负起责任来，他说，“我们面对的新冠形势有可能会变得黑如暗夜”。政府规定从11月20日起，瑞典的各个酒吧和饭店在晚上10点以后不许再卖酒水了，22:30分就必须打央关门了。否则，人们在室内呆的时间太长就会有病毒传染的风险。

瑞典健康社会不大臣莱娜.哈伦格伦解释说，人们在晚上10点以后喝酒有可能会疏忽，忘记社交距离了。

她说，该规定将一直持续到2月份，就是说，圣诞和元旦新年的时候，也要执行这个严格的规定。而且该规定也符合瑞典的酒法。

哈伦格伦强调，单一的举措不足以阻止新冠肺炎病毒的传播，人们必须多管齐下，采取更多的措施。

瑞典进入秋冬季以来，确切地说是从9月中旬开始，再次出现新冠感染，同时，感染人数不断升高。到10月份开始，再次增加死亡案例。截至目前为止，瑞典死亡人数已经达到6113例。从夏末的5850到昨天的6113例就是在两个月内增加了260多位死亡病例。而新增感染病例已经从八万多增加到16万7199例。

瑞典继续执行严格旅行外出的规定。没有特殊情况最好不要长途旅行。出国旅行的规定和建议可以在外交部网站上查到。不建议去的地方，出事都不会有保险。因此，即使没有明文禁止，也跟禁止差不多。

瑞典现在各个药店和超市，甚至是很多小店里都开始卖口罩了。尽管瑞典当局一直不鼓励戴口罩，大街上偶尔还是可以看到人们戴口罩。尤其是火车上，也是有人戴。当局也说过如果是在公共场所，人多的地方可以戴口罩。但是，不希望人们因为戴口罩而忘记了保持社交距离。

瑞典夏季天长夜短，阳光充足。人们做更多的户外运动。病毒感染数量大量减少。

但是，瑞典每年进入11月份以后，都是阴雨连绵，各种感冒病毒传染传播严重的季节。因此，对于疫情越发严重，也不应该感到奇怪。应该感到奇怪的是人们勇往直前。在这种时候，笔者只能建议大家还是自我多多保重，能在家里办公的在家里办公，实在不行必须出去的，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坚决不聚集，不聚餐，不搞长时间聚集。要把病毒隔离，憋死。

挺过这个秋冬，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此时此刻，很多人都想起来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的这句诗。估计过了明年春天，一切就都会好起来了！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伴随欧洲疫情卷土重来，瑞典也不例外。在这个阴雨的季节里，新冠病毒的传染似乎更快了。根据11月3日下午瑞典公共卫生局的新闻发布会，瑞典累计确诊新冠134873例，新增确诊10518例（该数字随时在上升），新增死亡36例。累计5985例。重症监护59例。斯德哥尔摩和乌普萨拉依然是重灾区，斯德哥尔摩新增3317例，累计38254例。累计死亡2437例，占总数三分之一多。

目前全球形势依然严峻，根据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健康中心的数据，全球已经有5000多万人感染，死亡人数超过120万了。去年10月的一项模拟预测，要有6500万人死亡。但愿这样的预测绝对不准确。

11月3日下午，瑞典公共卫生局（以下简称卫生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重点内容如下：
1、卫生局流行病专家Anders Tegnell首先介绍了全球局势，全球范围内感染病例已达5000万例，死亡人数超过100万。到目前为止，北欧国家的表现相对不错，但从长远来看，前景并不明朗。
2、Anders Tegnell介绍了瑞典的感染情况。现在已经有大量病例报告，同时没有迹象表明感染的传播将停止。瑞典的感染病例数量每周都在增长，近两周增加了一倍多，有13万多例。重症监护患者的数量也在增加，死亡人数开始有增多的趋势。情况在朝恶化的方向发展。我们现在正尝试在地区范围解决传播加速问题，因为每个地区的情况有所不同。目前瑞典的感染比例为272/10万人。
3、厄勒布鲁地区的感染科医生GunlögRasmussen表示，该地区的采样增加，阳性的数量也在增加。大多数感染者年龄较小，但超过70岁的人群中也有人感染了病毒。越来越多的人需要护理和重症监护救治。今天早上，有30例需要重症护理，情况开始变得严重。
4、延雪平的感染科医生Malin Bengnér讲述了同样的情况。我们发现感染增加的速度非常快，在第43周到第44周之间增加了三倍。重症一般发生在年纪较大人群，但在年纪较轻的群体，我们也看到了重症的发生。Malin Bengnér说，我们正在调整医疗能力以继续增加护理。家庭、工作场所、运动训练中的感染在增加，所以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行为，所有人都必须为此作出牺牲。
5、哈兰地区的感染科医生Maria Ryberg Mo介绍，在哈兰地区也有惊人的增长。与第43周相比，第44周患病人数增长了140％。医疗负担增加，感染在老年人护理中的分布也越来越广。新地区性措施针对的是感染扩散增加的领域，尤其是在工作场所和运动训练中。
6、Anders Tegnell介绍了地区性措施的内容：私人聚会和人员聚集必须受到限制；尽量与直系亲属在一起；与其他人保持较远社交距离；必须适当限制旅行和聚会，另外，聚集人数限制为50人，有效期三周至11月24日。
7、厄勒布鲁的感染科医生GunlögRasmussen强调，每一个公民都应当遵循当地的措施建议，这一点是非常必要的。为了使局势有所改变并遏制感染的蔓延，每个人都必须适当调整自己的行为。我们与地方政府取得了联系，在餐馆等地方，必须加强监管。接下来将是孤独的一周，但这是必要的，这关乎生命与健康。
8、哈兰地区感染科医生Maria Ryberg Mo表示，每个人都必须得到帮助。限制参加公共聚会的人数是完全必要的。想想今年春天的情况，请不要在拥挤的商店和购物中心停留。
9、Anders表示，我们正在收紧餐厅的一般性建议，一张餐桌仅限八人，且面对面距离至少一米。音乐会之类的座位必须标注名牌。今年春天，我们设法将曲线拉低。现在，我们需要再次共同承担该责任。如果生病了，请留在家中；保持良好的手部卫生；如果有症状，请尽快检测；这一阶段不是很好的时机来举办派对，进行社交。
10、Anders说，现在是流感季节，重要的是要给高危人群和医护人员接种流感疫苗。
11、国家卫生和福利委员会部门负责人Mathias Fredriksson介绍，新冠肺炎患者数量正在增加，目前共有75人正在接受重症监护治疗，553人在普通病房救治。我们现有的医疗条件与春天有所不同，相关知识和准备更加充分。
12、Fredriksson说，近期寻求牙科保健的患者急剧减少，尤其是定期访问者。夏季期间，牙科就诊量一度增加。我们将继续关注事态发展。如果需要，还应去牙科诊所，口腔健康很重要。
13、提问：是否有统计那些死于新冠的病人是在哪些地方感染的？养老院、医院还是家里？
Tegnell回答：他们被感染的地方非常混杂，我们得到的信息是，老年人被感染主要是来自工作人员而不是上门服务。
国家卫生和福利委员会部门经理Mathias Fredriksson补充，有关信息从委员会新闻部门获得。
14、提问：为什么没有在全国实施严格措施？
Tegnell回答：我们与各地区进行了良好对话，相信目前采取的地区性措施比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会有更好效果。从长远来看，如果有必要我们也可以在全国范围实施，但现在还不需要，我们会继续与各地区开展对话。
15、提问：地区性限制措施似乎有所不同，是否在所有地区都采用同样的地区性限制？ 例如，今天对于社交距离的要求是1-1.5米。
Tegnell回答：地区性措施只是存在微小差异。总体是一致的，比如厄勒布鲁的社交距离要求与斯德哥尔摩就没有任何区别。
16、提问：核酸检测在斯德哥尔摩似乎已经达到顶峰,现在没法再进行家庭测试，所有入场测试都已经结束，除非症状严重，否则您无法在社区医院进行测试。
Tegnell回答：现在的形势很严重，我们必须再次开始加快测试，否则将很难进行感染追踪。重要的是，各地区要尽最大努力来增加检测量。斯德哥尔摩的情况必须问斯德哥尔摩地方政府。
17、提问：与养老院的老人相比，接受家庭看护的人员的感染病例要少很多。可以从中总结什么吗？
Tegnell回答：老人必须限制对外接触数量，如果要接触很多工作人员，被感染的风险自然就会增加。我不知道在家庭个人看护方面有了哪些改进，但是您必须记住，被照顾是不同的群体，大多数需要个人看护的人患重病的风险与在养老院的老人是不同的。
18、提问：医疗防护物资的准备如何？
回答：与今年春天相比，情况大有改观，防护物资已经做好了储备。如有出现短缺，国家卫生与福利委员会会及时作出反应。
19、提问，尽管世卫组织说戴口罩很重要，但公共卫生局仍不建议戴口罩，现在是否会重新考虑还是坚持原来的观点？
回答：我们一直都在考虑这个问题，但目前仍然认为保持社交距离很重要。我很难相信在聚会时戴口罩会起作用。
20、提问：是否应在乘坐公共交通时戴口罩？
Tegnell回答：传染主要是在工作场所而不是公共交通上，现在重要的是最好能居家办公。
21、提问：寒冷的天气和干燥的室内环境会影响感染传播吗？
回答：目前我们掌握的事实是在室内的近距离接触会导致传染。
22、提问：气溶胶传染是否存在？如果有，是否需要保持一米以上的社交距离？
Tegnell回答：重要的是知道传染发生的地点，并阻断传播的途径。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 瑞典著名左翼作家扬.米尔达10月30日在医院因血有病病逝，享年93岁。

米尔达是瑞典著名的左翼作家，也是一位非常有争议的作家，但是，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一生中他写了90多本书。他在瑞典的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他也是著名的介绍中国的作家。上个世纪60年代，他到中国去采访，回来后写了《来自中国一个村庄的报道》。生动描述了中国农村的情况，在瑞典产生很大影响。

他也写过越南，柬埔寨，阿尔巴尼亚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品，积极表达自己的左派观点。

他在晚年也非常活跃，他甚至参加反对瑞典参与阿富汗战争的集会。

他在90岁的时候提出与比自己小34岁的妻子离婚。

米尔达是受过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接见的。他倒是照过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照片。上图就是毛主席和周总理当时看米尔达文章的情景。

中国驻瑞典大使桂从友曾经拜访过米尔达先生。

瑞典媒体对他的逝世进行了大篇幅报道。很多同行都对他的文学造诣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他的语言犀利，给人印象深刻。笔者刚来瑞典后不久，在少数民族博物馆听过他的演讲。但是可惜当时我的瑞典语不行，几乎都没有听懂。只是模糊的记得这是一个著名记者，他到中国去过，而且报道了很多关于中国的情况，以至于在瑞典出现了很多毛泽东的粉丝，他们自称是毛的朋友，简称毛友。毛友一直搞活动，直到现在，只不过人数越来越老了，越来越少了。

以下是一段瑞典语有关周恩来和米达尔与佩尔松的文章。

GÄSTSKRIBENT, HISTORIA, IMPERIALISM, KULTUR, PERSONLIGA MINNEN

Zhou Enlai, Jan Myrdal och jag – I

Av Anders Persson • 2014-10-20 • 1 kommentar

Det här är avsnitt 1 (av 10) i Anders Perssons personliga berättelse om hur han som student engagerade sig i “vänstern”, hur han blev riktigt VÄNSTER och därvid kom på kant med både Zhou Enlai och Jan Myrdal, men efter ett besök i Norge (!) grundligt ha gjort upp med sekterismen blev den han är idag.

Kinas premiärminister Zhou Enlai (1898-1976) här med Charlie Chaplin (1889-1977) under Genevekonferensen 1954. Det var två år sedan Chaplin mer eller mindre flytt USA anklagad för att vara kommunist.

När vänstermänniskor ur min generation talar om vilken politisk personlighet som påverkat dem mest brukar svenska namn som Jan Myrdal, Olof Palme eller Sara Lidman dyka upp, eller utländska som Mao Tsetung, Vladimir Lenin eller Fidel Castro. Med all aktning för Jan Myrdal, men den som nog påverkat mitt politiska liv mest är nog Zhou Enlai, Folkrepubliken Kinas premiärminister från 1949 till 1976.

Redan 1954, när jag var tio år, gladdes jag åt hans insatser för att få vapenvila i Korea och hans framträdande vid Génevekonferensen. Under kulturrevolutionen som jag hade blandade känslor inför hade jag intrycket att Kina fortsatte att fungera tack vare Zhou Enlai. Och jag gladdes med kineserna när, mycket tack vare Zhou Enlais diplomati, USA gav upp sin Kinafientliga politik och Nixon besökte Peking.

Men min relation till Zhou Enlai skulle bli mycket personlig när jag hösten 1973 på omvägar erfor att denne utfäst sig att se till att den svenske meteorologen Anders Persson inte skulle beviljas inresetillstånd i landet!

Att ha väckt denne mäktige mans förtrytelse kan ju inte vara bra, men som det utvecklade sig så innehöll det fröet till mina senare blygsamma, men ändå framgångar som författare och politisk skribent, kanske också som meteorologisk vetenskapsman. Men bakom denna 1973-incident finns det förstås en historia och det är historien om mitt eget politiska engagemang i början av 1970-talet:

Redan våren 1964, under ett besök i USA, hade jag fått klart för mig det ökande amerikanska engagemanget i Vietnam. Genom GHT:s pariskorrespondent Richard Gustons sympatiserande reportage om FLN i Algeriet var bokstavskombinationen FNL inte främmande för mig och parallellen med Vietnam inte svår att dra. Men ändå höll jag mig lite utanför den så kallade 68-rörelsen och räknade mig som ”socialliberal” eller ”borgerligt radikal” som jag skulle ha kallat det idag (se Var “vi” någonsin kommunister?).

På min arbetsplats, Vädertjänsten, var de flesta definitivt inte ”vänster” och en del skröt med att de aldrig handlat i Konsum. Så medan många av mina jämnåriga studentradikaler tyckte jag var en ”småborgerlig” typ ansåg mina meteorologiska kollegor att jag var en farliga ”socialist”.

Men hösten 1971 började jag tänka om. Vilka reservationer jag än hade om ”socialism” och ”kommunism” så bleknade de i jämförelse med USA:s förbrytelser i Vietnam. Dessutom hade kineserna lugnat ner sig efter Lin Piaos fall och öppnat sig mot världen. Men också SÄPO hade ett finger med i spelet.

Hösten 1971 när jag fortfarande var ordförande för studentföreningen Tempus i Åkeshov (i västra Stockholm) fick jag en kväll besök av Barbro i samma korridor. Hon var övertygad moderat men var nu bekymrad eftersom hon just haft besök av en representant från säkerhetspolisen som bett henne ”hålla ett öga på” Bosse, en annan student i korridoren.

Denne var inte bara en yvigt gestikulerande vänsteraktivist, han hade också någon organisk sjukdom som gjorde hans utseende aningen vanställt och rösten gäll. Barbro tyckte, liksom alla vi andra, lite synd om Bosse som ingen av oss tilltrodde förmågan att ställa till med det minsta förtret. Mitt råd till henne var, om jag minns rätt, att neka med denna motivering.

En tid därefter tog mig Vädertjänstens ställföreträdande chef åt sidan och varnade mig för en av mina kollegor, Lars. Denne gick omkring och samlade uppgifter om SMHI-anställda utgivande sig för att agera på uppdrag av SÄPO. Men säkerhetspolisen misstrodde honom och nu skulle det göras klart för pålitliga, till vilka jag ännu räknades, att Lars agerade på eget bevåg.

Samtidigt figurerade i pressen ett uppföljande reportage om en kvinna som enligt ett tidigare reportage i en annan tidning fått besvär på sitt arbete för någon, till synes, oskyldig ”förseelse”, som att ha handlat böcker på någon av vänsterbokhandlarna eller dylikt. Poängen i det uppföljande reportaget var att allt detta var påhitt, kvinnan existerade inte. Det var en ploj från något politiskt hörn till höger för att skrämma upp vanligt folk att överhuvudtaget ha några kontakter alls ”åt vänster”.

Med allt det här omkring mig insåg jag att enda sättet att rädda demokratin var att ge åsiktsspionerna så mycket att göra att de inte skulle klara av det. Från min vetenskapliga verksamhet visste jag att det inte bara gäller att samla in en massa väderdata, de måste ju också bearbetas. Och det fanns högar av väderdata som bara växte och väntade på bearbetning och därför var helt odugliga. Så genom att ansluta mig till ”vänstern” skulle jag bidrag till att sätta käppar i hjulen för de dunkla krafterna till höger. Men vilken av de otaliga vänstergrupperna skulle jag ansluta mig till?

Länkar till övriga avsnitt: Kap I, Kap II, Kap III, Kap IV, Kap V, Kap VI, Kap VII, Kap VIII, Kap IX, Kap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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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u Enlai, Jan Myrdal och jag –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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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kommentar for “Zhou Enlai, Jan Myrdal och jag – I”

1. Anders Persson skriver:2014-10-25 kl. 8:15De icke-vänstersinnade SMHI:arna var dock inte triviala. Han som skröt med att aldrig ha handlat på Konsum lärde mig enhetsfrontstaktiken. När jag i samband med en enklare protestskrivelse till ledningen ville ta upp flera missförhållanden, varnade han för att det skulle splittra enheten.En gammal meteorolog som hade ett jordbruk hemma i Dalarna och röstade på Centerpartiet, prenumererade på ”China Reconstructs” (”för att läsa om bönderna”) och var den förste som visade mig ”Maos Lilla Röda”, som han bar på sig.Även innan jag blev politiskt aktiv försvarade jag alltid vid fikapauserna ”gatans parlament” – och blev därför tagen för ”kommunist”. Men när mina borgerligt röstande kollegor en februarimorgon 1971 i sina morgontidningar läser att SMHI och andra statliga verk skulle utlokaliseras från Stockholm, vilka var det då som inom en vecka hade ordnat protestmöten, målat demonstrationsplakat och givit sig ut på gatorna viftande med dem?Flera år senare, vid en allvarligare konflikt som ledde till en ”vild strejk”, med bla. TV-meteorologerna, hörde jag solitt borgerliga kollegor tala om ”klasskamp”.Upplevelser som dessa satte ett dagsaktuellt sken över Mao Tsetungs klassiska rapport från 1927 om bonderörelsen i Hunan (Den lilla röda, s. 112-13; Valda verk, bd I, s.26; Skrifter i urval, s. 21). Vad Hunan var för Mao i Kina var SMHI för mig, ett litet Sverige i miniat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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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ttrande- och tryckfrihet

En efter en och allt tristare blir det

Jan Myrdal: Jag har i alla fall åstadkommit en del.

Ögonvittne till Julian Assanges vånda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宣布时间又到了。到今天为止已经宣布了三个奖项，一个是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一个是物理学奖，一个是化学奖。每年都有各种各样的猜测。

以前总觉得诺贝尔奖提名保密50年，那么去年提名的肯定是无法知道的。不过，今年瑞典每日新闻报DN在10月4日周日的科学版面却爆出了惊人的消息。

第一个就是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应该奖励给丙肝病毒的发现者，至少查尔斯赖斯预测对了。

诺贝尔物理学奖预测了宇宙黑洞的发现会获奖。 但获奖者的名字不对。领域对了。今天的化学奖预测很准，名字也很准。只不过预测三个人，但只有两人获奖了。

因此，确实，从事科研的人太多太多，但是得诺奖的人一年最多就三个，一个领域里。诺贝尔奖是瑞典著名化学家阿尔佛雷德诺贝尔留下遗嘱，要把他的遗产奖励给在医学，物理学，化学，文学和和平领域为人类作出巨大贡献的人。不分国籍，也不管她或他是否是瑞典人，只要是在这些基础学科有重大贡献，就可以奖励。

于是，人们就知道了有法国的居里夫人，巴斯德灭菌法，等等，很多在人类历史上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人，就有这个获奖的可能性。例如，中国的屠呦呦因为发现了青蒿素，挽救了世界数百万人的生命，让疟疾远离人类。

诺贝尔是个化学家，但他从来没有上过学。他四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四国语言。他有家庭教师来教他，因此，学习的速度是惊人的。他一生中有很多发明，有一百多项专利。他的父亲以前就是经营管理火药场或者是弹药场的。

因此，他留下了一笔巨额财富。但是，他一生未婚，没有孩子，60多岁，他客死他乡，在意大利去世。因此，每年12月10日，他去世的那一天举办诺贝尔奖颁奖仪式和晚宴。斯德哥尔摩音乐厅里的上万朵鲜花都是从意大利他住过的那个小镇运来的。

诺贝尔留下遗嘱，于是，瑞典人根据遗嘱成立了诺奖基金会，经营这个遗产，同时，根据市场，让遗产不断升值。诺奖第一次颁奖其实是在斯德哥尔摩的宏大酒店Grand Hotel. 后来，还到皇家歌剧院颁奖过。

诺贝尔奖也设立了文学和和平奖。彰显诺贝尔对文学的重视。人如果没有文学修养，也会是一种缺憾。尤其有趣的是诺贝尔奖还包括和平奖，而和平奖又在挪威发，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诺贝尔活着的时候，挪威属于瑞典大帝国的一部分。但是，随着芬兰被俄罗斯占领，后来独立，瑞典从丹麦独立，挪威也希望自己独立出来。有人认为，诺贝尔可能预见到了挪威会分离。所以把和平奖放在那里。挪威和瑞典果然是没有放一枪一弹，或者可能就是不重要的一枪，总之，两国很快就签署了和平分手协议。两国边界是一脚踏两国的典型旅游景点。因为大家和平相处，所以，和平奖依然在奥斯陆宣布，颁奖也在哪里。100年不变。

到1969年，瑞典议会又加了一个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钱数和诺奖一样，也是100万克朗。也是瑞典皇家科学院评审。

近年来，诺贝尔奖就成了瑞典最响亮的一张名片，吸引了世界各国的目光。因为它在自然科学和文学和平奖方面的平衡，与高水准，为世界科学和文学领域确立了一个风向标和晴雨表。

记者曾经两次采访汉松秘书长，他那时还是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诺奖大会秘书长。他说，人们对文学和和平奖经常多有评论可能是因为人们比较了解，比较爱评论，而对自然科学可能懂的人不多，所以，争议比较小。同时，诺贝尔奖也尽力避免当年评审当年，时效都是非常久远，都是被证明了确实是巨大贡献。即使你说某某作出了巨大贡献而没获奖，这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但是，获奖的基本上都是真正的巨大贡献。

诺贝尔奖耗时耗力耗金钱，为什么要一直坚持？这就是瑞典的英明之处。诺奖得主要到瑞典来给学生讲学，上课，这可以鼓励瑞典的年轻人，追求科学。每年都在最黑的时候，在黑暗中送来一盏灯，照亮人们的心灵。

诺贝尔这个品牌，就是经久不衰，知识就是力量。科技就是生产力。文学可以熏陶人的灵魂。和平是我们的愿望。它甚至也成了一种北欧这个角落的人向世界发出的一种呐喊，我们也要影响世界，但我们就是通过和平奖的方式来发出我们的声音。

明天就要宣布诺贝尔文学奖了。诺贝尔文学奖是最有争议的奖项。每年都有人有不同的意见。我是2006年开始报道诺贝尔奖的。那时候，我们就一直追问，什么时候中国人能得诺贝尔奖。说实话，我都有点儿脸红，总是问这个问题。中国离诺奖有多远，得了，觉得很高兴，没得有点酸。我也因此曾经追问过诺贝尔文学奖前评委马悦然。在他85岁生日的时候，我问他是否中国没人得文学奖是因为翻译不够？他说确实有这个原因。不过，作为唯一一个汉学家评委，他和他的先辈高本汉，斯文赫定等人都是做过很多努力。最开始是通过斯文赫定问鲁迅是否愿意接受诺贝尔奖。我们的鲁迅先生说中国没有合格的作家可以获得诺贝尔奖，谦虚地谢绝了。瑞典著名作家，斯特文堡那时候对诺贝尔奖冷嘲热讽，所以，一辈子无缘。

但是，对中国作家最早让人感兴趣的是中国著名作家林语堂。他是中文英文都很棒。但是，后来因为二战，诺奖停了两年。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因为《大地》获得诺贝尔奖。她曾提名林语堂。赛珍珠在中国呆过，大地描写的是中国农村农民的勤劳乐观精神。

到80年代，马悦然曾经亲自翻译沈从文的作品，和沈从文联系的时候，结果获悉沈从文已经去世了。中国解放以后，与西方的联系几乎切段。象林西莉那样想到中国来，得通过国王写推荐信，同时也在使馆有关系。

后来，法国华人作家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到2012年，中国著名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让中国人着实感觉很高兴。尽管我记得那一年诺奖周大雪纷飞，但人们的心里是热的。

2015年，屠呦呦因为发现青蒿素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尽管诺贝尔奖评委否认这是对中医的奖励，但是，该奖还是大大地提高了中医的名声。

瑞典人有时对争议并不感觉难堪，因为他们觉得有争议说明能够吸引人的注意。而事实就是想吸引人的注意，所以，有争议不是坏事。通过争议，人们才能真正明辨是非。当然，有自然科学三大奖项的坐阵，文学和和平的争议无疑也增加了诺奖的活力并吸引了更多人对诺奖感兴趣。

在瑞典永恒的新闻就是诺贝尔奖的发布和颁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