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国王为斯德哥尔摩水奖得主辛格颁奖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26日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厅为斯德哥尔摩水奖得主印度节水工作先驱拉延德拉.辛格颁奖。

隆重的颁奖仪式和往年一样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厅举行。陈雪霏拍摄

在一系列精彩音乐演奏之后，水奖评奖委员会负责人上台讲话。评委认为，辛格四十年如一日，带领家乡人收集雨水，节约用水，重视男女平等，终于改变了家乡的面貌。

他本来是个医生毕业生。到了农村，村里人说他们不要医生，他们要水。于是，他们告诉他怎样搞水利。他就带领村民劳动，经过四年的努力，很多村子都积极行动起来了。经过四十年的努力，他们建造了7条河流，使1200多个村庄和社区受益。

村庄本来是有很多年轻人都背井离乡到城里去了。但是，当家乡环境改变以后，他们都回来了，而且种植蔬菜，人人劳动，生活幸福。

辛格说，他所在的印度地区是非常干旱的，但是通过收集雨水，等多种办法，改变了地方的小气候，因此他说，气候变化是全球的，但改变环境的办法却是要因地制宜。

辛格说，他觉得在农村和大自然打交道非常好。他爱大自然。他给年轻人的建议是要尊重自然，爱护环境，真心爱护环境。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世界水周24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城市会议中心隆重开幕。

瑞典首相斯蒂芬.勒夫文致开幕词时强调人类有很多不同点，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没有水我们都不能活。

勒夫文说，水和发展问题紧密相连，因此，要发展，必须搞好水的问题。瑞典在1861年就建立了第一个水厂，大大提高饮用水的质量。到1930年建立了第一个污水处理厂。早在1927年的时候，瑞典曾因为水污染而取消一次重大游泳比赛。但是，50年代后，瑞典开始积极治理水污染，现在瑞典的水都是可以游泳，可以钓鱼的。

勒夫文说，瑞典依然承诺对发展中国家1%国民生产总值的援助承诺，赢得了热烈掌声。

瑞典的优美的水环境令人羡慕，但是，太多的水也是问题。马绍尔群岛总统罗艾亚克也在开幕式上致开幕词。

他语气沉重地说，也约旦相反，马绍尔群岛面临着被淹没的危险，过去10个月中，发生越来越频繁的台风，暴雨等问题，海水离他的人民越来越近。根据科学家们的建议，如果全球气候增加两度，世界三分之二的地区都将被海水淹没。

因此，他的国家在积极采取措施，例如100%使用太阳能。他们也有专家帮助他们进行污水处理等。

与马绍尔群岛相反，约旦总理阿布杜拉.恩绍尔表达了他对瑞典有那么多湖的羡慕。

他说，约旦是世界上最缺水的国家，世界人均年用水量是1000立方米的话，约旦人只有100多立方米。而约旦的水紧张主要是因为周边国家的战争和冲突造成很多难民到约旦引起的。约旦人口700多万，但是难民几乎占一半，他们来自伊拉克和巴勒斯坦等周边国家。

去年，约旦已经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就水问题进行合作的协议。约旦的母亲河死海每年以下降一米的速度水位在下降，用不了几年，他恐怕死海就会真的完全干涸了。

难民问题不光是水问题，还有教育，卫生，健康和犯罪，发展等问题。因为难民来了大部分要长期住下来，因此，如何解决难民问题，第一次来瑞典的恩绍尔希望能向瑞典学习，因为瑞典是人均接受难民最多的国家，约旦位居第二。

斯德哥尔摩市市长卡琳.万够德说，世界上每一个孩子都应该有纯净水喝，而这需要集体努力。她引用社民党前党首瑞典首相帕尔默的话，没有个人的未来，要解决水问题，需要有关各方各国积极合作，共同努力才能解决问题。

瑞典国际水研究所所长霍尔格林说，SIWI每年组织水周，今年是25周年。在解决各种水问题的过程中，缺水还是最难的。因此，在水缺乏的地区，需要每个人都要节约用水。他希望与会者在未来一周积极探索各种解决水问题的办法。

印度斯德哥尔摩水奖获得者辛格给人巨大鼓舞，经过三十年的努力，这个曾经学习医学的医生却带领当地人民创建了7条河，1200多个小溪和蓄水地带，当地人民生活福祉极大提高。他的秘诀是，水问题是全球的，但解决问题的办法一定是地方的，因地制宜的。

斯德哥尔摩世界水周汇聚了来自世界100多个国家的两千多政府官员，企业代表和水问题专家及相关国际组织和个人。连媒体也有一个研讨会讨论媒体在水问题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大会于23日开始，今天是全体会议，28日将是闭幕全体会议。在这一周里，北欧绿色邮报网将跟踪报道有意义的会议以飨读者。

chenxuefei7@hotmail.com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由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全球水伙伴和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代表处联合举办的关于如何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保障水和能源安全的研讨会23日在世界水周第一天成为首场研讨会之一。

研讨会由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区所长李来来博士主持。她说，众所周知，中国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之中，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水和能源的需求也在迅速增加，因此，如何满足人们对水和能源的需求是本次研讨会的主要议题。世界研究所中国区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建立可持续发展城市，要实现污水处理，在这个过程中，既通过回收利用节省了水资源，也节省了能源，因为如果海水淡化也需要很多能源的。因此也实现了资源垃圾和回收再利用的循环，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水和能源的双赢办法。

世界资源研究所的钟丽锦说，中国面临各种水问题的挑战，例如，有的地方干旱，有的地方洪涝，有的地方水面临污染，在很多城市，又面临城市雨水成河的尴尬局面。因此，水的问题，必须和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一起综合解决。例如青岛就是一个极其缺水的城市。于是当地政府想利用海水淡化来解决地下水不能满足需求的问题，但是，计算下来，海水淡化需要很多能源，成本非常高。综合考虑还不如多搞污水处理，回收利用。

全球水伙伴高级网络官克劳森女士讲述了非洲城市水资源综合管理的经验案例。

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区的王蕾博士讲述了水电开发的两难局面。她说，中国要发展，没有能源不行，因此计划建很多大坝。例如在长江上的三峡大坝，上游的雅砻江，金沙江等很多江上都要筑坝。但是，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从2006年开始的调查研究，长江水系面临巨大挑战。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是两岸人民乃至大半个中国的食品鱼类的来源，但是大坝的修建对上下游的鱼类，生物多样性，自然环境，地质都有很大影响。因此，在筑坝的时候一定要计算一下到底获得能源的利和对环境生态的破坏的弊到底哪个大，要好好衡量，尽量最小化环境影响。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原则是，尽量不要筑坝，如果筑坝也必须要做好环境影响评价找到最合适的位置。象云南和内蒙等地因为筑坝和修水库造成下游沙漠化的行为是很不划算的，属短视行为。

世界资源研究所的袁敏就污水处理过程中污泥废渣的处理提了一些问题和建议。

北京大学水资源研究所副教授刘洁博士从政策改革的角度提出了与水有关的部门应该合作协调的建议。例如，应该由发改委牵头，环保部，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商业部和水资源部一起制定标准和概览，在污水处理，能源利用效率等方面协调标准，在规划，审批，执行和运营过程中都要协调好。中国的污水处理标准和能源利用效率方面都有改善的余地。

中国农业部长江流域渔业监督管理办公室环境与资源部主任赵益民在讨论过程中说，中国水问题十分严重，面临各种挑战，其实关于水电站的问题，他本人并不认为水电是绿色能源，因为水电站对渔业造成很大破坏，因为水电站造成水温上升，因此很多鱼苗面临死亡甚至已经死亡。因此，如何解决水和能源的冲突，他希望能在水周期间多学一些好的经验，找到一些好的办法。

全球水伙伴中国秘书长和协调员郑如刚说，中国在50年代就提出了水土保持，治理大江大河的规划，到目前，专门有水资源部，北京有水当局专门解决各类水问题，这都是从制度上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进行改善。

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的韩国义博士也参加了讨论。近百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世界水周将在24日举行全体会议开幕式，届时，瑞典首相勒夫文将致开幕词。

来自世界各国的水官员，企业家和水专家两千多人将参加世界水周。水周将就水与能源的主题讨论一周，在28日闭幕。此外还将在斯德哥尔摩进行自选的实地考察。

大家好！我是陈雪霏，欢迎大家阅读北欧绿色邮报网络版！今天记者带你了解一下瑞典的医疗，如何能做到大病不花钱，到底钱从哪里来？

说白了，羊毛出在羊身上，钱还是纳税人的钱。众所周知，瑞典是高税收，高福利的国家。瑞典人的个人所得税在市级单位是30%左右。如果高到一定程度，还要上地区级或国家级的税，因此可以高达50%。

有人经常说，这样税太高了。但是，他不想想为什么瑞典的福利好，大病不花钱呢？

在瑞典市政府负责幼儿和中小学教育的同时，也就是从摇篮开始，瑞典地区级政府则负责养老和卫生，直到坟墓。说半天，钱到底从哪儿来呢？

仔细研究那30%的税收，就发现，其中包括市政收入税，大病保险，生孩父母保险，养老金，失业金，工伤保险和残障保险，教堂费用和安葬费用。

这就很明显了，市政的收入税可以给孩子入托教育，大病保险用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就业人员生病了，照样开工资。这个要从社保部拿。另一部分就是生大病的老人，他们也要照常享受退休金，来源就是你工作时交的养老金。当然，生孩子了，可以享受爸爸假，妈妈假，失业了享受失业保险，工伤享受工伤保险，残障享受相关福利。不管你去不去教堂，你的税收里有一部分是给教堂的，你死后，既然已经纳税了，到时候肯定在公墓地里有你的一片天地。但到那时也看你是选择一块墓地，还是把骨灰洒在公共地方。墓地花费多一些。撒骨灰有纪念意义，也环保，也反应你的情操吧。在斯德哥尔摩墓地每年税费是你纳税的0.67%左右。不管你多大，只要开始交税了，就开始交这个费。

因此，你可以说，从30多岁开始工作，一直到65岁退休，你要交30多年的税，累积起来，等到你七老八十的时候，得了大病，你就可以享受免费治疗了。为什么说小病花钱，大病不花钱呢？

其实，无论是谁，每年都有1100克朗的挂号费底线。只要你去看一次医生，就花300克朗，基本上看4次就到定额了。然后就是免费了。如果吃药，1800克朗自己花，之后也是免费了。

那么，老人大病需要住院或手术，都是医生来决定。一般是住院三天以后，或一周以后，医生把你送到康复中心，专门有护士帮助你进行体能恢复。

所以是医生来决定什么样的病人可以呆在医院里，什么样的病人可以呆在家里治疗。如果稍微轻点的可以在家里治疗，就可以省很多住院费。医生也决定谁可以去养老院享受护士的照顾，谁只需在家里得到帮助，都是根据病人和老人的实际需求。

病人不花钱，那么钱都由政府来掏，政府的钱就是你纳税人的税钱。 那么病人多了，政府就需要加税，病人少了，政府也可以减税。

这也是为什么政府积极治理污水，空气污染和土壤污染。因为没有污染，没有加班，人们就很少得病，人们很少得病，政府就省钱了。政府只需要给医生支付工资，也要买药品，因为政府是买方，所以病人是越少越好。公众健康快乐，也会促进生产效率。

这样整个社会就形成良性循环。当然，也有人觉得瑞典看病排队时间长。有时在中国人们急着挂吊瓶，但在瑞典有可能不算病。如果你不高烧到38度，医生基本上都不给你开消炎药的。瑞典医生严格控制药品的使用，一般的感冒大多是挺着。头疼脑热都可以买去痛片就行了。因此，很多时候，人们也觉得不是万不得已基本上不去医院。

但如果真有病了，瑞典福利优势突显。最近，一位朋友深有感触地说，她的厨师得了癌症。在他们都感到希望渺茫的时候，他不但得到了很好的治疗，他每月工资照开，而且是社会保障部通过饭店来给病人开工资，目的是让这位厨师感觉他依然有工作，老板对他好，等病好了还可以继续返回原单位工作。这是不是让人感到非常有人情味儿啊！

另外，瑞典医生对肥胖和疲劳症也都管。例如可以建议你去美食家那里去讨减肥秘方，这样就花护士的挂号费就行，一般70克朗就可以，这样可以避免血压高。或者让你在休息一天工作四天，来对付疲劳过度的问题。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下次，绿色邮报带你看看瑞典的养老院是什么样子啊！

读绿色邮报，品绿色生活！

我是陈雪霏和您说下次再见！

北欧绿色邮报报道（记者陈雪霏）和瑞典医生或病人说有的国家有个别病人因不满意能把医生砍死的情况，瑞典的病人答，“我们瑞典人性格没有那么激烈，比较有耐心。”

但这耐心是怎样炼成的呢？答曰，是长期的相互交流和科学知识练就的，也是抱怨有渠道，大病有保障练就的。

在瑞典使用家庭医生和专科医生分开的制度。

家庭医生是固定的。长期给一个家庭成员看病，医生比较了解病人的历史，因此，有利于病人和医生。例如本人的医生每次看病要预约，即使不预约，直接去，也是要保证半个小时的时间。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医生会不停地给你解释为什么会这样，怎样才能预防等等，医生很耐心地告诉你发生的问题。当然，有时，我也会不满意，感觉我白去医院一趟，什么都没有发现。当然，这是好事。如果有严重的耳鼻喉问题，她再让你去专科去看。

这里一上午，医生就看10几个病人。然后下午就专门给预约的病人看病。当然，这里也有急诊，可以直接去医院。

因此，避免医患纠纷，首先是医院要保护医生，在这里每个医生一个房间。医生和病人之间，必须是医生来叫病人，很少有病人直接去找医生。就是说，找医生之前有护士或挂号的人招呼你坐在候诊室耐心等着。那里有杂志，有儿童玩具等都可以供不同人群消磨时间。

其次，患者有自己的协会。各个患者协会都是由患者自己自发成立的。有的已经有50多年了，有的是刚刚成立的。

无论是早成立，还是刚成立，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患者协会是为了维护患者的利益。例如，全国疲劳症患者协会，在它的网站上就发布一个医生的信息。原来协会和医生进行了交流，医生认为，在过去8年中他们使用一种免疫的疫苗可以治疗疲劳症。但是，这种疫苗现在不生产了，他呼吁病人和有关人士是否有人知道哪个生产商能继续生产这种疫苗。

瑞典肾协会负责人对记者说，他们协会有12个分会，分别从中央政府，地区政府和市政府那里获得一定的资助，同时，他们的4500名会员要每年交200到300克朗的会员费。

他们协会会定期开年会，理事会每两个月要开一次会讨论活动情况。他们会收集病人的意见，然后反馈给医生。医生也主动和他们交流，问他们如何对病人治疗比较好。对于很多老患者，都是结合他们自己的意见进行治疗。他们关注各医院有多少捐来的肾，有多少机器设备供患者使用等等。他们还组织和医生配合进行科学研究等。

这也是瑞典在各个行业的秘诀，就是交流，不断地寻求反馈。医生和患者能交流，医生态度非常好，就不会发生那种恶性事件。

当然，在任何社会医患纠纷都是不可避免的。看你怎么处理。笔者的一位同行八十岁了，住院做心脏搭桥手术。第一次手术完了，发现埋线一头长，一头短。于是，不得不重新做，结果做了第二次手术。第二次手术做完了，发生抗生素抵抗不发生作用，伤口不愈合。于是，不得不做第三次手术，把不愈合的皮肉全部割掉。就这样，一位老当益壮的老记者，经过三次手术的折腾，真的一下子变老了许多。后来，他妻子写了一封长信叙述他所经历的一切，并抱怨了一下。结果，社保部门给他赔偿了15万克朗。

当然，这也和瑞典的医疗制度有关，在瑞典小病花钱，大病不花钱，一旦到了住院的程度，基本上什么都是免费的，而且，如果是上班的人，工资还要照发。例如，一个中国厨师在这里得癌症了，结果，他被免费治疗治好了，同时，他的工资通过社会保障部门发给他的老板，照常发到他手上。这和一想到住院要花几十万，要卖房子的那种心情肯定没法比。因为看病要卖房子，或者花大笔资金，人也容易上火。

但瑞典人长期以来形成了好人为病人牺牲，能劳动的人多交税，为老弱病残多提供福利的社会制度和氛围。

“必须有人愿意为维护这样的制度作出牺牲，这样等你老的时候，也能享受这种福利。”工程师雅克塞尔松说。

北欧绿色邮报报道（记者陈雪霏）－－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老城从很早就有雨水收集系统，对现在依然有效仿作用。这种做法可以避免在城市看海。

房顶的水要排到街道上，街道上也有排水道。

北欧绿色邮报报道（记者陈雪霏）瑞典哥德堡大学萨尔格林斯卡学院研究表明：胰岛素泵疗法比每日多次注射疗法导致心血管疾病造成的死亡率降低一半。

该学院6日发表新闻说，该研究成果已经在英国的期刊上发表了。

研究人员对18000多名患有甲类糖尿病患者从2005年到2012年进行观察发现了这一结果。

下一步他们将研究胰岛素泵到底好在哪里，怎样避免了死亡。

晨曦

看了印度记者的文章，比较中国和印度，感觉写得很好，因为她是从正反两方面，或者说从多方面对比，很难说好还是不好。昨天读了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也了解了一些我现在正在纠结的事情。

女儿六岁了。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身份了。一岁，两岁，四岁，五岁六岁都带她到中国去过。四岁之前还不会表达，即使那时她不愿意，也没有办法。但是，今年元旦，她六岁时，明显开始用语言直接反抗，就是不想去北京，不想去中国。当然，在我的努力下，还是去了。

到天安门广场那天，她很不高兴，我说你还记得以前来过这里吗，她不回答。走到纪念堂边上，我们出了广场，在旁边一个仿缮饭店停下脚步，里边金壁辉煌，皇帝的宝座就在眼前，任何人都可以到这里圆一下皇帝的梦。如果说以前都觉得这是封建观念，现在很多人实际上以此为荣，皇帝至高无上。或许我自己的骨髓里也情不自禁地有这种封建观念。我是在那里照了一张照片。我的瑞典老公和孩子显然是很不感冒。尤其是孩子，立即希望回家。我和老公决定在这里吃一顿南京的香淑鸦，一个菜就够吃了。给孩子点个山里红。然而，孩子一直不高兴，她说，这是我最糟糕的一天，我想把这一天从我的生命中删除。学电脑也有一个好处，学会了删除两个字。她认为时间也是可以从记忆中删除的，经历也可以删除。这是我从她身上学到的东西。

我们吃完饭了，出来了。中间我和同学微信，他问我在哪里，我说在天安门广场。他回信说，最好不要久留，要小心点儿，那里经常出事，总有人到天安门广场闹事，上访等等。我其实亲眼看到一个老太太坐在卫兵旁边号啕大哭。说实话，我自己也很紧张。曾几何时，我们是那样天真无邪，我们那样兴高采烈，1988年10月1日，我和同学们骑自行车到天安门，不怕黑夜，人山人海。无比自豪。

每一个中国人都希望能在天安门呆一会儿，留个影儿。然而，现在居然也有不法分子或者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个地方挑起事端，搞的从上到下都很紧张。如果我们能自由自在地在这里停留该多好呵。

女儿路过地下通道，看到格格的头饰和蒙古族女人的帽子，我们各买两份，一份想送给万德拉，一份想送呗拉。都是她的好朋友。就这样，她高兴了，她又对我说，妈妈，今天是最好的一天。

从去年冬天开始，她的汉语开始和父母都是中国人的孩子有些差距了，她感觉有压力了。我也不恰当地敦促她学习，结果她反抗，说不学了。后来老师说，你不要给她压力。于是我什么都不管了。在家里除了偶尔念书以外，从来不练习认字。我真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的。

但是，从中国回来以后，老师单独给她上半个小时汉语课，这回老师也毫不客气地说，她的水平已经不如另一个同学了。另一个同学已经开始写字了。我不知道该怎样对付。但是，我只知道女儿开始学习一些知识，我这个做母亲的没有别的母亲抓得那么紧。孩子对我没有任何惧怕，另一种说法就是我在孩子面前没有威严或权威。孩子不听我的。急了，她会说，妈妈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什么都不懂。然后就去找她爸爸。她爸爸也不许我使劲管孩子，至少不喜欢我对孩子大声说话。有时候，我也能感觉到孩子和我大声吵吵，实际上是我自己的翻版。是我对她喊了，反过来，她也对我喊。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立即平静了许多。我宁可一句话不说了。

最近一次“战争”发生在放学以后。她从学校回来又饿又累。按理说，我应该给她准备点东西吃。记得两岁的时候，我给她带面包，她立即说，妈妈你真好。但此时，我忘了。很多时候，一忙完就发现已经是4点半了，或者快五点了，我必须赶紧跑去接她。所以，这是我的不足。这天，到瓦萨公园边上的小食品店里，她要冰激凌，而不要汉堡包。所以我只好给她买冰激凌。然而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空腹吃完冰激凌，她浑身冷得发抖，向我要手套，我才发现手套出来时掉在地上了。我记得她给了我，但是，出来以后，我要给她开自行车锁。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就掉了。但由于她想和另一个同学一起走，我们匆忙前行。所以手套掉了，我也没有意识到。

她浑身发冷，自然非常不高兴。也不想骑自行车了。她坐在安座上，让我双手扶她，实际上就是推她。等到了St. Eriksplan,一个十字路口，她依然希望我扶着她，但我又心不在焉地松了手。我的心也空荡荡地，不知道在想什么，结果她摔了，坐在倒地的车子上，哇哇大哭起来。她不想起来，必须爸爸来这里她才起来。我说爸爸去锻炼身体了，这会儿不在家。打电话也没人接。

她不停地哭着，我不知道怎么办好。但很多时候我不能直接被她的眼泪所感动，因为我知道她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孩子，从小她就很坚强，也很健康，走路摔倒了从来不哭－平均起来她摔倒的次数也少一些，摔倒了马上爬起来，从来不会因为疼痛而大哭。她大哭的时候，不是因为肉体的痛苦，大部分是因为自己的意愿不能实现而哭。因为自己的想法表达不清而烦恼。因为语言的不足而掉眼泪。她的哭都是因为交流有障碍而哭的。

从娘胎里，我就和她说汉语，所以，不到两岁的时候，她开始说话时都是说汉语。很多朋友和老师都说，因为孩子是双语，所以说话要比其他孩子晚一些。因此，到两岁准备上幼儿园时她一直和我在一起。我教她唐诗，她都会背诵，而且很快。但是，上幼儿园以后，她的瑞典语很快赶上来了。不到一年，她的瑞典语超过了汉语。她也开始和我说瑞典语。瑞典的幼儿园确实很有意思。多年来，我这个人一直在不断地吸收和体验新东西，所以，我很难说哪个更好，哪个不好。在国内人们抱怨没有自由，幼儿园管的太死。但这里似乎太松。用北京东城区教委的领导的话说，这里的儿童是放养的。中国的儿童是家养的。孩子还是一岁多的时候，我们到瓦萨公园去玩儿，见到贝拉上海的姥姥和姥爷，他们就对贝拉管教很多。因此，孩子有些拘谨。他们觉得不给孩子立规矩不行。因此，姥爷说安妮是放养的，贝拉是家养的。

我这个人实际上非常崇尚自由。虽然我从小就被训练要听妈妈话，到学校听老师话，到单位听领导的话，一路走来，40多年就是这样一个人生轨迹。等到我到伦敦去学习的时候，老师说，你要批评性地客观地评价一个组织的行为，一个机构的政策等等。我心想，我是被训练要积极看待事务，从来不批评，基本上都是如何赞美，有时甚至是高度赞美。因此你让我批评，我已经没有了尖锐性。事实上，如果你真要放开了让我批评，那恐怕又天翻地覆了。因此，我还真需要不断地适应中西方的不同环境。因此，在养孩子方面，我不希望象我小时候那样，每天妈妈总是要催我起床。她从来都是天不亮就起床。我父亲总是工作很晚，有电视以后又总爱看电视到半夜，因此，早上起来的晚。妈妈总是唠叨，我心里很烦。此时，轮到孩子了，我开始叛逆，我不想象我妈对我那样对待孩子。我希望孩子自由长大，时刻给她鼓励。但是，事与愿违。现在，我发现自己越来越象我妈妈，越来越爱唠叨，为什么？因为我的体力不够了。我经常会感觉力不从心。

一开始，我觉得这里的幼儿园很有趣。第一天送孩子去幼儿园，这里家长可以陪一天。此前，我已经和她来过几个早晨。这里幼儿园的孩子都是早晨先在外面玩儿。一直玩儿到10点才到屋里吃水果。这是从希腊和意大利那边传过来的方法，他们认为孩子应该适应外面的气候，即使是冬天大冷天，孩子来幼儿园以后，不必立即脱外衣到屋里，而是在外面玩儿一两个小时，然后脱外衣到室内吃水果，学习和游戏，然后再吃午饭。

第一天，安妮睡觉有困难，不停地哭。玛丽安把我叫到外边说，你当妈的不能太心软，孩子有时经常要试探妈妈的态度。因此，她哭你也不必太认真，过一两天就好了。果然，我们是周四去一次，周五去一次，我陪着，然后周六在家，周一再去时，我就不用陪了。安妮果然没有问题。

她很快就象一块镜子一样模仿着每个老师的行为举止。我从孩子的语气和行为上能看出来哪个老师对她影响有多大。例如，晚上，我们都躺在床上，准备睡觉了，她立即坐在我们中间，手摸着我的头说，“所有的孩子都要睡觉了，”那语气，那举止就是玛丽安的形象。

有一天晚上，我和爱人有点儿不愉快，主要是我感觉很疲惫，该休息了，可孩子不睡，他躺在床的另一侧看书。孩子和我闹，我不奈烦了。于是，我把一本书扔走了，不小心扔在老公的后背上。可能砸疼了。他一反弹，把书扔给了我。我一急，把书扔到了地上。这时，安妮哇的开始大哭起来。她一边哭，一边到爸爸身边说，爸爸，你不能扔，如果你不高兴，你要说“停！”但你不能扔书。你不能扔给别人，或者打到别人，你必须说“停”，她一边说着，一边把右胳膊伸直，指尖向上，手心向外。她这个姿势就是我不和你打了。这是幼儿园老师教给孩子们应对暴力的一种方式。孩子们不能互相打。谁动手了，对方立即叫停。如果不好使，老师会立即把施暴同学拉走，进行教育。

这天晚上，给了我深深的教育。我第二天写了一篇日记，说孩子给我们上了一课。确实，表面上看，幼儿园的孩子都是自由的，随便玩儿。但是，他们也有责任，例如，吃完饭要把碗和杯子放到餐车上，在幼儿园玩完了，要把东西和玩具收拾好。说话要一个一个地说，要懂得听别人说话。自己要说话时要举手。而这个规矩也被搬到家里来了。我自认为家里是我的天下，我什么时候想说话就什么时候说话，并不在意孩子在身边。但是，安妮会提出抗议。“妈妈总是在我说话时说话，这是不对的，应该等我说完。”确实，尽管孩子小，但她也是人啊！你不能当她不存在呀！

我经常想起她在姥姥的老家时早上不起来，不顺心就哭了。我妈妈唠叨我不管孩子，没有教育好她。于是，我命令她赶紧起来。结果她说一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我还没哭完呢！”她一边哭，一边说。

这里的幼儿园几乎是国际幼儿园了。有说各种语言的孩子。当然，他们都有一种母语是瑞典语，但同时有中文，芬兰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德语和法语等。安妮很快就学会了西班牙语和德语的前十个数。她对自己能讲中文也很自豪。幼儿园老师也经常鼓励她，说回北京有多好多好。有一次，我们还带回一本地图回来。

在幼儿园里，老师和同学都叫名字，不分年龄大小，年龄大的爱玛，就叫大爱玛，年龄小的就叫小爱玛。但都平等称呼。安妮所在的幼儿园叫童话王国。是在一撞居民楼的地面一层和二层。瑞典的很多幼儿园和敬老院都是安排在居民楼的一层和二层，这样可以不用走很远的路。楼前有一个小院儿，有草坪和树木。有放婴儿车的地方。在二层楼的背后是真正的幼儿园，是孩子们玩儿的地方。这里又分二层和一层。因为这是一个在山坡上建立起来的楼房，因此背后还有坡儿。孩子们可以沿木台阶爬到顶上，那里有树，也可以捉迷藏等等。还有滑梯。有一次，一个孩子摔了，而且把眼镜打碎了，眼睛受到了严重伤害。学校于是召开家长会，问家长有什么意见，怎样才能把幼儿园办得更好。我们没有什么意见，因为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更高的要求。孩子在这里很高兴，总有玩儿不完的东西，学校也重视自然物质的学习，例如，水，石头，木头都有什么用途，怎么来的等等。但这位受伤同学的家长提出了安全问题。因为这是切肤之痛。

提完以后，第二学期，幼儿园在暑假期间完全变样，把原来敞开的花园，改成了几个小区。同时，在二层的边缘地带加上了栏杆，防止孩子掉到地上。院子中间是木板围起来的沙坑。夏天可以玩儿沙子，冬天可以浇水以后冻冰，变成小滑冰场。幼儿园有冰鞋，可以借给孩子们穿。孩子其实真是充满智慧。我的一个朋友的孩子刚会走，刚一岁就送到幼儿园去了。她每天就是喜欢玩儿做饭。

提娜老师说，他们这些老师主要是为孩子们服务。他们把整个院子分成几个服务站。有动物站，孩子们可以玩儿各种动物，大象，斑马，长颈鹿等。有画画站，有纸笔和染料，孩子们可以画画。有沙坑，可以做沙子城堡等等，瑞典小孩玩儿沙子几乎是个时间最久的乐趣。玩儿滑梯，跳绳。男孩子骑三轮车，女孩子坐在后面，都可以。每个站点儿都有老师看着。

孩子们可以互相学习，也可以在同一时间做不同的事情。这个玩儿够了，换另一项活动。在室内，他们也有玩儿汽车，火车的，有玩儿动物的，也有下棋的等等。孩子们还围坐一圈儿，唱歌，或听老师念书。

幼儿园每周组织一次野外旅游，带午餐和水，或者到远处的公园，或者去博物馆。一次，他们去火车博物馆，我们晚了，我打电话说我还是送孩子过去，结果他们都在门口等我们。我们坐两躺车才到。但是，加入集体的乐趣在安妮身上还是能够体现出来。

北欧绿色邮报报道（记者陈雪霏）－－位于瑞典北部的最大城市于默奥于2014年被评为欧洲文化首都，与里加并列成为欧洲文化首都。

正值仲夏节之际，记者随瑞典专业外国记者协会访问团和其他欧洲记者应邀到于默奥进行了实地采访。从现在开始，记者将带您到这个瑞典北部的明珠去看一看。

抵达当天下午，我们就到瑞典于默奥大学设计学院进行了采访。

尽管这所大学位于瑞典最北部，但它的设计门类齐全，包括艺术设计，工业设计，产品设计等各种研究生设计课程。

他们与工业界紧密配合，因此，设计的都是紧密结合实际。我们到的时候，正好是硕士毕业设计展览。下面就可以看看他们的设计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