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教老师徐明:为视障学生争取平等机会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编辑陈雪霏)--今年37岁的徐明是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视障资源中心的一名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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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明克服种种困难,为视障大学生制作英语、特殊教育等专业教材和盲文试卷。2005年,在她制作的教材支撑下,盲人大学生全纳教育在长春大学实施。10余年间,徐明制作盲文教材近百册,制作盲文试卷万余份,校方也为她更新了更快捷便利的盲文打印机、盲文触点仪等辅助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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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明说:“我想未来有一天,盲人学生一定能完全融入高等教育中去,能够学到更多知识,掌握更多技能,拥有更美好的生活。我会和我的同事们一道努力,给盲人学生提供更多的支撑和帮助,为他们争取平等追梦的机会。”
图文/新华社记者许畅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 瑞典华人华侨纷纷庆典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12 月10 日,瑞典诺贝尔颁奖典礼进行之日,正当人们准备诺贝尔晚宴的时候,受中国诺奖得主屠呦呦教授获奖的鼓舞,瑞典华侨华人纷纷借机搞活动。

 

IMG_6871 据北欧科技中国瑞典中心(简称“北科”) 供稿,他们就是在这喜庆的日子里,举行了3周年纪念庆典!

几乎和诺贝尔晚宴同步,10号晚上,北科庆典在牡丹饭店开始。现场横幅挂着”北欧中国科技瑞典中心三周年庆典”竖联写着”建中瑞科技交流桥梁”,”结世界科技前沿硕果”。

IMG_6883 (1)北科高颖舒秘书长首先致词说,” 屠呦呦作为中国医学科学家今年被评选上诺贝尔奖不仅使中国人自豪,也是我们华人的骄傲!” 她强调” 这次的庆祝会不仅是庆祝北欧中国科技的发展,而且也是为了介绍更多的对科技感兴趣朋友相互认识,大家相互交流,互相探讨项目合作。希望大家在交流的过程中能够碰触出创新的火花。其实我们搞科技的人员都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很多的创新是灵感的火花,是你的平时知识积累的结晶。”

她希望大家在这里畅所欲言,“把平时积累的知识和灵感在这里发挥出来!能够找到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

高秘书长特意感谢了知名书法家唐新江从北京写来的题词。题词是她去年从张曼新主席的办公室拿到的。去年,高颖舒秘书长特意拜访了知名华侨华人推动中国和平统一大会主席张曼新。

她说,”到目前为止,北科的成员已经发展到美国,欧洲等国家。当然,我们还需要加强和完善会员制度。希望北科按照指定的宗旨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

北科的创始人Pelle Anders 在IBM公司工作了30年, 在 Ericsson 工作了10多年,一生致力于电子工程工作,也是高秘书长的老同事和工作伙伴。他讲述了3 年前一同和高秘书长建设北科的开创历史。

北科另一个创始人赖震南博士从美国通过视频向北科祝贺3周年,并且送来了祝贺词。他说我们在瑞典的北科成员比美国的要幸运。瑞典的北科成员能够看到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的视频,并且可以看到屠呦呦,和诺贝尔晚宴一起同欢!

发言完毕,大家开始畅所欲言,自用茶点。边看诺贝尔奖晚电视,边聊,气氛非常友好和谐。

工商联王俞力副会长和华联的周画会长出席了庆典。

另据报道,北京同仁堂12月11日在诺奖颁奖第二天举行开业庆典。

此前,卡罗林斯卡医学院专家学者和北京时珍堂医药集团杨怀京董事长等人就如何利用近代科学方法筛选有效药物对抗肿瘤和提高有机体免疫力进行了座谈。

虽然杨总否认是冲着诺奖周而来,但这种巧合也真是太幸运了!

 

特稿:烟壶内画绘人生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今年49岁的金鸿珊是河北省固安县固安镇一名普通农民,自1986年接触鼻烟壶内画艺术后产生浓厚兴趣。多年来,他寻访名师,潜心钻研,创作水平不断提高,并于2008年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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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新华社记者 鲁鹏

编者的话:看到这个烟壶做品让我想起我的中学老师赵国中了。他是我的英语老师宁金玲的丈夫。他们两个人都不是地藏寺人。赵国中老师大高个儿,长得非常帅。宁老师个子很小,但非常漂亮,也很厉害。但是,后来听说赵老师不在了。我记得他就是因为他会画这种烟壶画,也会在蛋壳上画,在瓶子里画。惟妙惟肖,非常好。

屠呦呦诺贝尔演讲正版全文:青蒿素-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12月7日下午中国首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屠呦呦在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发表演讲,介绍了自己获奖的科研成果。这是屠呦呦来瑞典领奖做的唯一一次演讲。目前网上流传的屠呦呦诺贝尔获奖感言并没有在这里进行,它可能是被杜撰的,也可能是机密,总之,没有公开。而下面的演讲全文是受到世界瞩目的精彩演讲。尤其是有诺奖评委亲自为她举话筒,成为千古特例。另外,诺贝尔奖医学奖得主用中文演讲也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下面请欣赏全文。

 

尊敬的主席先生,尊敬的获奖者,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极为荣幸能在卡罗林斯卡学院讲演,我报告的题目是:青蒿素——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

在报告之前,我首先要感谢诺贝尔奖评委会,诺贝尔奖基金会授予我2015年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不仅是授予我个人的荣誉,也是对全体中国科学家团队的嘉奖和鼓励。在短短的几天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瑞典人民的热情,在此我一并表示感谢。

谢谢William C. Campbell(威廉姆.坎贝尔)和Satoshi Ōmura(大村智)二位刚刚所做的精彩报告。我现在要说的是四十年前,在艰苦的环境下,中国科学家努力奋斗从中医药中寻找抗疟新药的故事。

关于青蒿素的发现过程,大家可能已经在很多报道中看到过。在此,我只做一个概要的介绍。这是中医研究院抗疟药研究团队当年的简要工作总结,其中蓝底标示的是本院团队完成的工作,白底标示的是全国其他协作团队完成的工作。 蓝底向白底过渡标示既有本院也有协作单位参加的工作。

中药研究所团队于1969年开始抗疟中药研究。经过大量的反复筛选工作后,1971年起工作重点集中于中药青蒿。又经过很多次失败后,1971年9月,重新设计了提取方法,改用低温提取,用乙醚回流或冷浸,而后用碱溶液除掉酸性部位的方法制备样品。1971年10月4日,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即标号191#的样品,以1.0克/公斤体重的剂量,连续3天,口服给药,鼠疟药效评价显示抑制率达到100%。同年12月到次年1月的猴疟实验,也得到了抑制率100% 的结果。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抗疟药效的突破,是发现青蒿素的关键。

1972年8至10月,我们开展了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的临床研究,30例恶性疟和间日疟病人全部显效。同年11月,从该部位中成功分离得到抗疟有效单体化合物的结晶,后命名为“青蒿素”。

1972年12月开始对青蒿素的化学结构进行探索,通过元素分析、光谱测定、质谱及旋光分析等技术手段,确定化合物分子式为C15H22O5,分子量282。明确了青蒿素为不含氮的倍半萜类化合物。

1973年4月27日,经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分析化学室进一步复核了分子式等有关数据。1974年起,与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和生物物理所相继开展了青蒿素结构协作研究的工作。最终经X光衍射确定了青蒿素的结构。确认青蒿素是含有过氧基的新型倍半萜内酯。立体结构于1977年在中国的科学通报发表,并被化学文摘收录。

1973年起,为研究青蒿素结构中的功能基团而制备衍生物。经硼氢化钠还原反应,证实青蒿素结构中羰基的存在,发明了双氢青蒿素。经构效关系研究:明确青蒿素结构中的过氧基团是抗疟活性基团,部分双氢青蒿素羟基衍生物的鼠疟效价也有所提高。

这里展示了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双氢青蒿素、蒿甲醚、青蒿琥酯、蒿乙醚的分子结构。直到现在,除此类型之外,其他结构类型的青蒿素衍生物还没有用于临床的报道。

1986年,青蒿素获得了卫生部新药证书。于1992年再获得双氢青蒿素新药证书。该药临床药效高于青蒿素10倍,进一步体现了青蒿素类药物“高效、速效、低毒”的特点。

1981年,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在北京联合召开疟疾化疗科学工作组第四次会议,有关青蒿素及其临床应用的一系列报告在会上引发热烈反响。我的报告是“青蒿素的化学研究”。上世纪80年代,数千例中国的疟疾患者得到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有效治疗。

听完这段介绍,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不过是一段普通的药物发现过程。但是,当年从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沿用历史的中药青蒿中发掘出青蒿素的历程却相当艰辛。

目标明确、坚持信念是成功的前提。1969年,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参加全国“523”抗击疟疾研究项目。经院领导研究决定,我被指令负责並组建“523”項目课题组,承担抗疟中药的研发。这一项目在当时属于保密的重点军工项目。对于一个年轻科研人员,有机会接受如此重任,我体会到了国家对我的信任,深感责任重大,任务艰巨。我决心不辱使命,努力拼搏,尽全力完成任务!

学科交叉为研究发现成功提供了准备。这是我刚到中药研究所的照片,左侧是著名生药学家楼之岑,他指导我鉴别药材。从1959年到1962年,我参加西医学习中医班,系统学习了中医药知识。化学家路易˙帕斯特说过“机会垂青有准备的人”。古语说:凡是过去,皆为序曲。然而,序曲就是一种准备。当抗疟项目给我机遇的时候,西学中的序曲为我从事青蒿素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准备。

信息收集、准确解析是研究发现成功的基础。接受任务后,我收集整理历代中医药典籍,走访名老中医并收集他们用于防治疟疾的方剂和中药、同时调阅大量民间方药。在汇集了包括植物、动物、矿物等2000余内服、外用方药的基础上,编写了以640种中药为主的《疟疾单验方集》。正是这些信息的收集和解析铸就了青蒿素发现的基础,也是中药新药研究有别于一般植物药研发的地方。

关键的文献启示。当年我面临研究困境时,又重新温习中医古籍,进一步思考东晋(公元3-4世纪)葛洪《肘后备急方》有关“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截疟记载。这使我联想到提取过程可能需要避免高温,由此改用低沸点溶剂的提取方法。

关于青蒿入药,最早见于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帛书《五十二病方》,其后的《神农本草经》、《补遗雷公炮制便览》、《本草纲目》等典籍都有青蒿治病的记载。然而,古籍虽多,确都没有明确青蒿的植物分类品种。当年青蒿资源品种混乱,药典收载了2个品种,还有4个其他的混淆品种也在使用。后续深入研究发现:仅Artemisia annua L.一种含有青蒿素,抗疟有效。这样客观上就增加了发现青蒿素的难度。再加上青蒿素在原植物中含量并不高,还有药用部位、产地、采收季节、纯化工艺的影响,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的成功确实来之不易。中国传统中医药是一个丰富的宝藏,值得我们多加思考,发掘提高。

在困境面前需要坚持不懈。七十年代中国的科研条件比较差,为供应足够的青蒿有效部位用于临床,我们曾用水缸作为提取容器。由于缺乏通风设备,又接触大量有机溶剂,导致一些科研人员的身体健康受到了影响。为了尽快上临床,在动物安全性评价的基础上,我和科研团队成员自身服用有效部位提取物,以确保临床病人的安全。当青蒿素片剂临床试用效果不理想时,经过努力坚持,深入探究原因,最终查明是崩解度的问题。改用青蒿素单体胶囊,从而及时证实了青蒿素的抗疟疗效。

团队精神,无私合作加速科学发现转化成有效药物。1972年3月8日,全国523办公室在南京召开抗疟药物专业会议,我代表中药所在会上报告了青蒿No.191提取物对鼠疟、猴疟的结果,受到会议极大关注。同年11月17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会议上,我报告了30例临床全部显效的结果。从此,拉开了青蒿抗疟研究全国大协作的序幕。

今天,我再次衷心感谢当年从事523抗疟研究的中医科学院团队全体成员,铭记他们在青蒿素研究、发现与应用中的积极投入与突出贡献。感谢全国523项目单位的通力协作,包括山东省中药研究所、云南省药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所、广州中医药大学以及军事医学科学院等,我衷心祝贺协作单位同行们所取得的多方面成果,以及对疟疾患者的热诚服务。对于全国523办公室在组织抗疟项目中的不懈努力,在此表示诚挚的敬意。没有大家无私合作的团队精神,我们不可能在短期内将青蒿素贡献给世界。

疟疾对于世界公共卫生依然是个严重挑战。WHO总干事陈冯富珍在谈到控制疟疾时有过这样的评价,在减少疟疾病例与死亡方面,全球范围内正在取得的成绩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如此,据统计,全球97个国家与地区的33亿人口仍在遭遇疟疾的威胁,其中12亿人生活在高危区域,这些区域的患病率有可能高于1/1000。统计数据表明,2013年全球疟疾患者约为1亿9千8百万,疟疾导致的死亡人数约为58万,其中78%是5岁以下的儿童。90%的疟疾死亡病例发生在重灾区非洲。70% 的非洲疟疾患者应用青蒿素复方药物治疗(Artemisinin-based Combination Therapies, ACTs)。但是,得不到ACTs 治疗的疟疾患儿仍达5千6百万到6千9百万之多。

疟原虫对于青蒿素和其他抗疟药的抗药性。在大湄公河地区,包括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恶性疟原虫已经出现对于青蒿素的抗药性。在柬埔寨-泰国边境的许多地区,恶性疟原虫已经对绝大多数抗疟药产生抗药性。请看今年报告的对于青蒿素抗药性的分布图,红色与黑色提示当地的恶性疟原虫出现抗药性。可见,不仅在大湄公河流域有抗药性,在非洲少数地区也出现了抗药性。这些情况都是严重的警示。

世界卫生组织2011年遏制青蒿素抗药性的全球计划。这项计划出台的目的是保护ACTs对于恶性疟疾的有效性。鉴于青蒿素的抗药性已在大湄公河流域得到证实,扩散的潜在威胁也正在考察之中。参与该计划的100多位专家们认为,在青蒿素抗药性传播到高感染地区之前,遏制或消除抗药性的机会其实十分有限。遏制青蒿素抗药性的任务迫在眉睫。为保护ACTs对于恶性疟疾的有效性,我诚挚希望全球抗疟工作者认真执行WHO遏制青蒿素抗药性的全球计划。

在结束之前,我想再谈一点中医药。“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青蒿素正是从这一宝库中发掘出来的。通过抗疟药青蒿素的研究经历,深感中西医药各有所长,二者有机结合,优势互补,当具有更大的开发潜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大自然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植物资源,医药学研究者可以从中开发新药。中医药从神农尝百草开始,在几千年的发展中积累了大量临床经验,对于自然资源的药用价值已经有所整理归纳。通过继承发扬,发掘提高,一定会有所发现,有所创新,从而造福人类。

最后,我想与各位分享一首我国唐代有名的诗篇,王之涣所写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请各位有机会时更上一层楼, 去领略中国文化的魅力,发现蕴涵于传统中医药中的宝藏!

衷心感谢在青蒿素发现、研究、和应用中做出贡献的所有国内外同事们、同行们和朋友们!

深深感谢家人的一直以来的理解和支持!

衷心感谢各位前来参会!

谢谢大家!

Top stories: Tu Youyou’s Nobel Lecture

Stockholm, Dec. 15(Greenpost)– Chinese Nobel Laureate in Medicine Tu Youyou gave a wonderful Nobel Lecture in the Aula at Karolinska Institute on Dec. 7, 2015 in Chinese.  But with English text. The following is the whole text in English:

Tu Youyou’s Nobel Lecture.

2015-12-07

Dear respected Chairman, General Secretary, esteemed Nobel Laureates, Ladies and Gentlemen:

It’s my great honor to give this lecture today at Karolinska Institutet. The title of my presentation is Artemisinin-A Gift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o the World.

 

Before I start,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Nobel Assembly and the Nobel Foundation for awarding me the 2015 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 This is not only the honor for myself, but also the recognition of and motivation for all scientists in China. I would also like to express my sincere appreciation to the great hospitality of the Swedish people which I have received during my short stay over last few days.

 

Thanks to Dr. William Campbell and Dr. Satoshi Ömura for the excellent and inspiring presenations. The story I will tell today is about the dilligence and dedicaiton of Chinese scientists during searching for antimalarial drugs from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ty years ago under considerably under-resourced research conditions.

 

Discovery of Artemisinin

Some of you may have read the history of artemisinin discovery in numerous publications. I will give a brief review here. This slide summerizes the antimalarial research program carried out by the team at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Malaria Medica(ICMM) of Academ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ATCM) in which the programs highlighted in blue were accomplished by the team at ATCM while the program highlighted with blue and white were completed through joint efforts by the teams at ATCM and other institutes. The un-highlighted programs were completed collaboratively by the other research teams across the nation.

 

Discovery of Artemisinin at ICMM

The team at ICMM initiated research on the Chinese Medicines for malaria treatment in 1969. Following substantial screening, we started to focus on herb Qinghao in 1971, but received no promising results after multiple attempts. In September 1971, a modified procedure was designed to reduce the extraction temperature by immersing or distilling Qinghao using ethyl ether. The obtained extracts were then treated with an alkaline solution to remove acidic impurities and retain the natural portion.

 

In the experiments carried out on October 4th 1971, sample No. 191 i.e. the neutral portion of the Qinghao ether extract was found 100% effective on the malaria mice when administered orally at a dose of 1.0g/kg for consecutive three days. The same results were observed when tested in malaria monkeys between December 1971 and January 1972. This breakthrough finding became a critical step in the discovery of artenisinin.

 

We subsequently carried out a clinical trial between August and October 1972 in Hainan province in which the neutral Qinghao ether extract successfully cured thirty falciparum and plasmodium malaria patients.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the neutral Qinghao ether extract was tested in human. In November 1972, an effective antimalarial compound was isolated from the neutral Qinghao Ether extract. The compound was late named Qinghaosu(artemisinin in Chinese).

 

Artemisinin Chemistry Studies

 

We started to determine chemical structure of artemisinin in December 1972 through elemental analysis, spectrophotometry, mass spectrum, plarimetric analysis and other techniques. These experiements confirmed that the compound had a complete new sesquiterpene structure with a formula of C15H22O5, a molecular weight of 282 and contained no nitrogen.

 

Stereo Structure of Artemisinin

The formula of the molecule and other results were verified by the analytical chemistry department of China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on April 27th 1973. We started collaboration with Shanghai Institute of Organic Chemistry and the Institute of Biophysics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on artemisinin chemical structure analysis in 1974. The stereo-structure was finally determined using the X-ray diffraction technique which verified that artemisinin was a new sesquiterpene lactone containing a peroxy group. The structure was published in 1977 and cited by the Chemical Abstracts.

 

  1. Research group for Artemisinin. A new sesquiterpene lactone-Artemisinin.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1977, 3:142)

 

  1. C.A.1977.87.98788g

 

Artemisinin and Artemisinin Derivatives

 

Derivatization of artemisinin was performed in 1973 in order to determine its functional group. A carboxyl group was verified in the artemisinin molecule through reduction by sodium borohydride. Dihydroartemisinin was found in this process.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structure-activity relationship of artemisinin was conducted. The peroxyl group in the artemisinin molecule was proven critical for its antimalarial function. Efficacy was improved for some compounds derivatized through the hydroxy group of dihydroartemisinin.

 

Artemisinin and Artemisinin Derivatives

 

This slide shows the chemical structures of artemisinin and its derivatives –dihydroartemisinin, artemether, artesunate, arteether. Up to now, no clinical application has been reported with other artemisinin derivatives except for the four presented here.

 

Artemisinin and Dihydroartemisinin New Drug Certificates

This slide shows the Artemisinin New Drug Certificate and the Dihydroartemisinin New Drug Certificate(right) granted by the China Ministry of Health in 1986 and 1992, respectively. Dihydroartemisinin is ten times more potent than artemisinin, again demonstrated ”high efficacy, rapid action and low toxicity” of the drugs in the artemisinin category.

 

Worldwide Attention to Artemisinin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 the World Bank and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UNDP) held the 4th joint Malaria Chemotherapy Science Working Group meeting in Beijing in 1981. A series of presentations on artemisinin and its clinical application including my report”Studies on the Chemistry of Qinghaosu” received positive and enthusiastic responses. In the 1980s, several thousand of malaria patients were successfully treated with artemisinin and its derivatives in China.

 

After this brief review, you may comment that this is no more than an ordinary drug discovery process. However, it was not a simple and easy journey in discovery of the artemisinin from Qinghao, a Chinese herb medicine with over two thousand year clinical application.

 

Commitement to the Clearly Defined Goal Assures Success in Discovery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of Academ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oined the national ”523” anti-malaria research project in 1969. I was appointed the head to build the ”523” research group in the institute by the academy’s leadership team, responsible for developing new antimalarial drugs from Chinese medicines. It was a confidential military program with a high priority. As a young scientist in her early career life, I felt overwhelmed by the trust and responsibility received for such a challenging and critically important task. I had no choice but fully devoted myself to accomplishing my duties.

 

Knowledge is Prologue in Discovery

This is a photo taken soon after I joined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Professor Lou Zhiqin(left), a famous pharmacognosist, was mentoring on how to differentiate herbs. I attended a training course on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traditional Chines medicine designed for professionals with a modern(western ) medicine training background. ”Fortune favors the prepared mind”1 and ”What’s past is prologue.”2 My prologue of integrated training in the modern and Chinese medicines prepared me for the challenges when the opportunities in searching for antimalarial Chinese medicine became available.

  1. Quote by Louis Pasteur
  2. Quote in ”The Tempest” by William Shakespeare.

 

Information Collating and Accurate Deciphering Are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uccess in Research

 

After accepting the tasks, I collected over 2000 herbal, animal and mineral prescriptions for either internal or external uses through reviewing ancien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literatures and folk recipes, interviewing those well-known experienced Chinese medical doctors who provided me prescriptions and herbal recipes. I summarized 640 prescriptions in a brochure ”Antimalarial Collections of Recipes and Prescriptions.” It was the information collection and deciphering that laid sound foundation for the discovery of artemisinin. This also differntiates the approaches taken by Chiense Medicine and general phytochemistry in searching for novel drugs.

 

Thorough Literature Reviewing Inspires an idea leading to Success

 

I reviewe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s again when our research stalled following numerous failures. In reading Ge Hong’s ”A Handbook of Prescriptions for Emergencies,” (East Jin Dynasty). 3rd-4th century). I further digested the sentence”A Handful of Qinghao Immersed in Two Liters of Water, wring out the Juice and Drink It All” when Qinghao was mentioned for alleviating the malaria symptoms. This reminded me that the heating might need to be avoided during extraction, therefore the method was modified by using the solvent with a low boiling point.

 

The earliest mentioning of Qinghao’s application as a herbal medicine was found on the silk manuscripts entitled ”Prescriptions for Fifty-two Kinds of Disease” unearthed from the third Han Tomb at Mawangduei. Its medical applicaiton was also recorded in ”Shen Nong’s Herbal Classic”, ”Bu Yi Lei Gong Bao Zhi” and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etc. However, no clear classification was given for the Qinghao(Artemisia) regardless of a lot of mentioning of its name Qinghao in those literatures. All species in Qinghao(Artemisia) family were mixed and by the time of 1970’s two of Qinghao(Artemisia) species were collected in Chinese Pharmacopoeis and four others were also being prescribed.

Our subsequent investigation proved that only Artemisia annua L contains artemisinin and is effective against malaria.

 

In addition to the confusion in the selection of right species and the difficulty caused by the low content of artemisinin in the herb, variouables such as the meicinal part of the plant, the growing regions, the harvest season, and extraction/purificaiton processes, etc, added extra difficulties in the discovery of artemisinin. Success in identifying effectiveness of Qinghao neutral ether extract is not a simple and easy win.

 

No doub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ovides a rich resource. Nevertheless, it requires our thoughtful consideration to explore and improve.

 

Persistency in front of Challenges

 

Research condition was relatively poor in China in the 1970s. In order to produce sufficient quantity of Qinghao extract for clinical trial, the team carried out extraction using several household water wats. Some members’ health was deteriorated due to exposure to a large quantity of organic solvent and insufficient ventilation equipment. In order to launch clinical trial sooner while not compromising patient safety, based on the limited safety data from the animal study, the team members and myself volunteered to take Qinhhao extract ourselves to assure its safety.

 

Unsatisfied results were observed in the clinical trial using artemisinin tablets, the team carried out 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and verified poor disintegration of the tablets as the root course which allowed us to quickly resume the trials using capsules and confirm artemisinin’s clinical efficacy in time.

 

Collaborative Team Efforts Expedited Translation from Scientific Discovery to Effective Medicine

 

An antimalarial drug research symposium was held by the national project 523 office in Nanjing on 8th March 1972. In this meeting, on behalf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I reported the positive readouts of the Qinghao extract No. 191 observed in animal studies performed on malaria mice and monkeys. The presentation received significant interests. On 17th November 1972, I reported the results of successful treatment of thirty clinical cases in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held in Beijing. This triggered a naitonwide conllaboration in research on Qinghao for malaria treatment.

 

Today,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sincere appreciation again to my fellow project 523 colleagues in the Academ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 their devotion and exceptional contributions during discovery and subsequent applicaiton of artemisinin. I would like to, once again, thank and congratulate the colleagues from Shandong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hinese Medicine, Yunnan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Materia Medica, the Institute of Biophysics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hanghai Institute of Organic Chemistry of Chinese Medicine, Academy of Military Medical Sciences and many other institutes for their invaluable contribution in their respective responsible areas during collaboration and their helps to and care for the malaria patients. I would also like to express my sincere respect to the mational 523 office leadership team for their continuous efforts in organizing and coordinating the antimalarial research programs. Without collective efforts, we would not be able to present artemisinin-our gift to the world in such a short period of time.

 

Malaria Remain as a Severe Challenge to the Global Public Health

 

”The findings in this year’s World Malaria Report demonstrate that the world is continuing to make impressive progress in reducing malaria cases and deaths”. Dr. Margaret Chan, Director-General of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ommented in the recent World Malaria Report. Nevertheless, statisically, there are approximately 3.3 billions of population across 97 countries or regions still at a risk of malaria contraction and around 1.2billion people live in the high risk regions where the infection rate is as high as or over 1/1000.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statisitical estimation, approximately 198 million cases of malaria occurred globally in 2013 whih caused 580.000 deaths with 90% from severely affected African countries and 78% being children below age five. Only 70% of malaria patients receive artemisinin combinaiton therapies (ACTs) inAfrica an as high as 56 millions to 69 millions of child malaria patients do not have ACTs available for them.

  1. WHO World Malaria Report 2014

 

The Severe Warning of Parasites Resistant to Artemisinin

 

  1. falciparum resistance to artemisinin has been detected in five countries of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ambodia, the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Myanmar, Thailand and Viet Nam. In many areas along the Cambodia-Thailand border. P. Falciparum has become resistant to most available antimalarial medicines.

 

This slide shows the areas where artemisinin resistant malaria appears according to this year’s report. Artemisinin resistant P. Falciparum has been detect in the areas highlighted in red and black. Clearly, this is a severe warning since the resistance to artemisinin is not only detected in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but also appreas in some of African regions.

 

Global Plan for Artemisinin Resistance Containment

 

The goal of the Global Plan for Artemisinin Resistant Containment (GPARC) is to protect ACTs as an effective treatment for P. Falciparum malaria. Artemisinin resistance has been confirmed within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and potential epidemic risk is under a critical review. An unanimous agreement has been reached by over hundred experts involved in the program that the chance of containing and eradicating artemisinin resistant malaria is very limited and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constrain artemisinin resistance.

 

To protect efficacy of ACT, I strongly urge a global compliance to the GPARC. This is our responsibility as a scientist and medical doctor in the field.

 

WHO Global Plan for Arteminsinin Resistant Containment, 2011.

 

Chinese Medicine, A Great Treasure

 

Before I conclude today’s lecture, I would like to discuss brieflly about Chinese medicine.”Chinese medicine and pharmacology are a great treasure-house. We should explore them and raise them to a higher level”. Artemisinin was explored from this resource. From research experience in artemisinin discovery, we learnt strengths from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s. There are a great potential and future advance if these strengths can be fully integrated. We have a substantial amount of natural resource from which our fellow medical researchers can develop novel medicines. ” Since ”tasting hundred herbs by Shen Nong”, we have accumulated substantial experience in clinical practice, integrated and summarised medical application of most nature resource over last thousands of years through Chinese medicine. Adopting, exploring, developing and advancing these practices would allow us to discover more novel medicines beneficial to the world healthcare.

 

On the Stork Tower

 

To end my talk, I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you the well-known poem, ”On the stork tower”. Of Tang Dynasty

 

On the stork tower1

The sun along the mountain bows;

The Yellow River seawards flows;

You will enjoy a grander sight,

By climbing to a greater height.

 

Let’s reach to a greater height to appreciate Chinese  culture and find the beauty and treasure in the territ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1. By Wang Zhihuan(688-742 AD), The stork Tower is located in Yongji County, Shanxi Province.

 

Acknowledgements

Finally, I would like to acknowledge all colleagues in China and overseas for their contributions in the discovery, research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artemisinin!

 

I am deeply grateful for all my family members for their continuous understanding and support!

 

I sincerely appreciate your kind attention!

 

Thank you all!

(Source, www.nobelprize.org, Nobel Media)

Editor: Xuefei Chen Axelssson

Chinese version: 中文版如下:屠呦呦诺奖演讲:青蒿素-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

12月7日下午中国首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屠呦呦在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发表演讲,介绍了自己获奖的科研成果。演讲全文如下:

尊敬的主席先生,尊敬的获奖者,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极为荣幸能在卡罗林斯卡学院讲演,我报告的题目是:青蒿素——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

在报告之前,我首先要感谢诺贝尔奖评委会,诺贝尔奖基金会授予我2015年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不仅是授予我个人的荣誉,也是对全体中国科学家团队的嘉奖和鼓励。在短短的几天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瑞典人民的热情,在此我一并表示感谢。

谢谢William C. Campbell(威廉姆.坎贝尔)和Satoshi Ōmura(大村智)二位刚刚所做的精彩报告。我现在要说的是四十年前,在艰苦的环境下,中国科学家努力奋斗从中医药中寻找抗疟新药的故事。

关于青蒿素的发现过程,大家可能已经在很多报道中看到过。在此,我只做一个概要的介绍。这是中医研究院抗疟药研究团队当年的简要工作总结,其中蓝底标示的是本院团队完成的工作,白底标示的是全国其他协作团队完成的工作。 蓝底向白底过渡标示既有本院也有协作单位参加的工作。

中药研究所团队于1969年开始抗疟中药研究。经过大量的反复筛选工作后,1971年起工作重点集中于中药青蒿。又经过很多次失败后,1971年9月,重新设计了提取方法,改用低温提取,用乙醚回流或冷浸,而后用碱溶液除掉酸性部位的方法制备样品。1971年10月4日,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即标号191#的样品,以1.0克/公斤体重的剂量,连续3天,口服给药,鼠疟药效评价显示抑制率达到100%。同年12月到次年1月的猴疟实验,也得到了抑制率100% 的结果。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抗疟药效的突破,是发现青蒿素的关键。

1972年8至10月,我们开展了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的临床研究,30例恶性疟和间日疟病人全部显效。同年11月,从该部位中成功分离得到抗疟有效单体化合物的结晶,后命名为“青蒿素”。

1972年12月开始对青蒿素的化学结构进行探索,通过元素分析、光谱测定、质谱及旋光分析等技术手段,确定化合物分子式为C15H22O5,分子量282。明确了青蒿素为不含氮的倍半萜类化合物。

1973年4月27日,经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分析化学室进一步复核了分子式等有关数据。1974年起,与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和生物物理所相继开展了青蒿素结构协作研究的工作。最终经X光衍射确定了青蒿素的结构。确认青蒿素是含有过氧基的新型倍半萜内酯。立体结构于1977年在中国的科学通报发表,并被化学文摘收录。

1973年起,为研究青蒿素结构中的功能基团而制备衍生物。经硼氢化钠还原反应,证实青蒿素结构中羰基的存在,发明了双氢青蒿素。经构效关系研究:明确青蒿素结构中的过氧基团是抗疟活性基团,部分双氢青蒿素羟基衍生物的鼠疟效价也有所提高。

这里展示了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双氢青蒿素、蒿甲醚、青蒿琥酯、蒿乙醚的分子结构。直到现在,除此类型之外,其他结构类型的青蒿素衍生物还没有用于临床的报道。

1986年,青蒿素获得了卫生部新药证书。于1992年再获得双氢青蒿素新药证书。该药临床药效高于青蒿素10倍,进一步体现了青蒿素类药物“高效、速效、低毒”的特点。

1981年,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在北京联合召开疟疾化疗科学工作组第四次会议,有关青蒿素及其临床应用的一系列报告在会上引发热烈反响。我的报告是“青蒿素的化学研究”。上世纪80年代,数千例中国的疟疾患者得到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有效治疗。

听完这段介绍,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不过是一段普通的药物发现过程。但是,当年从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沿用历史的中药青蒿中发掘出青蒿素的历程却相当艰辛。

目标明确、坚持信念是成功的前提。1969年,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参加全国“523”抗击疟疾研究项目。经院领导研究决定,我被指令负责並组建“523”項目课题组,承担抗疟中药的研发。这一项目在当时属于保密的重点军工项目。对于一个年轻科研人员,有机会接受如此重任,我体会到了国家对我的信任,深感责任重大,任务艰巨。我决心不辱使命,努力拼搏,尽全力完成任务!

学科交叉为研究发现成功提供了准备。这是我刚到中药研究所的照片,左侧是著名生药学家楼之岑,他指导我鉴别药材。从1959年到1962年,我参加西医学习中医班,系统学习了中医药知识。化学家路易˙帕斯特说过“机会垂青有准备的人”。古语说:凡是过去,皆为序曲。然而,序曲就是一种准备。当抗疟项目给我机遇的时候,西学中的序曲为我从事青蒿素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准备。

信息收集、准确解析是研究发现成功的基础。接受任务后,我收集整理历代中医药典籍,走访名老中医并收集他们用于防治疟疾的方剂和中药、同时调阅大量民间方药。在汇集了包括植物、动物、矿物等2000余内服、外用方药的基础上,编写了以640种中药为主的《疟疾单验方集》。正是这些信息的收集和解析铸就了青蒿素发现的基础,也是中药新药研究有别于一般植物药研发的地方。

关键的文献启示。当年我面临研究困境时,又重新温习中医古籍,进一步思考东晋(公元3-4世纪)葛洪《肘后备急方》有关“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截疟记载。这使我联想到提取过程可能需要避免高温,由此改用低沸点溶剂的提取方法。

关于青蒿入药,最早见于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帛书《五十二病方》,其后的《神农本草经》、《补遗雷公炮制便览》、《本草纲目》等典籍都有青蒿治病的记载。然而,古籍虽多,确都没有明确青蒿的植物分类品种。当年青蒿资源品种混乱,药典收载了2个品种,还有4个其他的混淆品种也在使用。后续深入研究发现:仅Artemisia annua L.一种含有青蒿素,抗疟有效。这样客观上就增加了发现青蒿素的难度。再加上青蒿素在原植物中含量并不高,还有药用部位、产地、采收季节、纯化工艺的影响,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的成功确实来之不易。中国传统中医药是一个丰富的宝藏,值得我们多加思考,发掘提高。

在困境面前需要坚持不懈。七十年代中国的科研条件比较差,为供应足够的青蒿有效部位用于临床,我们曾用水缸作为提取容器。由于缺乏通风设备,又接触大量有机溶剂,导致一些科研人员的身体健康受到了影响。为了尽快上临床,在动物安全性评价的基础上,我和科研团队成员自身服用有效部位提取物,以确保临床病人的安全。当青蒿素片剂临床试用效果不理想时,经过努力坚持,深入探究原因,最终查明是崩解度的问题。改用青蒿素单体胶囊,从而及时证实了青蒿素的抗疟疗效。

团队精神,无私合作加速科学发现转化成有效药物。1972年3月8日,全国523办公室在南京召开抗疟药物专业会议,我代表中药所在会上报告了青蒿No.191提取物对鼠疟、猴疟的结果,受到会议极大关注。同年11月17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会议上,我报告了30例临床全部显效的结果。从此,拉开了青蒿抗疟研究全国大协作的序幕。

今天,我再次衷心感谢当年从事523抗疟研究的中医科学院团队全体成员,铭记他们在青蒿素研究、发现与应用中的积极投入与突出贡献。感谢全国523项目单位的通力协作,包括山东省中药研究所、云南省药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所、广州中医药大学以及军事医学科学院等,我衷心祝贺协作单位同行们所取得的多方面成果,以及对疟疾患者的热诚服务。对于全国523办公室在组织抗疟项目中的不懈努力,在此表示诚挚的敬意。没有大家无私合作的团队精神,我们不可能在短期内将青蒿素贡献给世界。

疟疾对于世界公共卫生依然是个严重挑战。WHO总干事陈冯富珍在谈到控制疟疾时有过这样的评价,在减少疟疾病例与死亡方面,全球范围内正在取得的成绩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如此,据统计,全球97个国家与地区的33亿人口仍在遭遇疟疾的威胁,其中12亿人生活在高危区域,这些区域的患病率有可能高于1/1000。统计数据表明,2013年全球疟疾患者约为1亿9千8百万,疟疾导致的死亡人数约为58万,其中78%是5岁以下的儿童。90%的疟疾死亡病例发生在重灾区非洲。70% 的非洲疟疾患者应用青蒿素复方药物治疗(Artemisinin-based Combination Therapies, ACTs)。但是,得不到ACTs 治疗的疟疾患儿仍达5千6百万到6千9百万之多。

疟原虫对于青蒿素和其他抗疟药的抗药性。在大湄公河地区,包括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恶性疟原虫已经出现对于青蒿素的抗药性。在柬埔寨-泰国边境的许多地区,恶性疟原虫已经对绝大多数抗疟药产生抗药性。请看今年报告的对于青蒿素抗药性的分布图,红色与黑色提示当地的恶性疟原虫出现抗药性。可见,不仅在大湄公河流域有抗药性,在非洲少数地区也出现了抗药性。这些情况都是严重的警示。

世界卫生组织2011年遏制青蒿素抗药性的全球计划。这项计划出台的目的是保护ACTs对于恶性疟疾的有效性。鉴于青蒿素的抗药性已在大湄公河流域得到证实,扩散的潜在威胁也正在考察之中。参与该计划的100多位专家们认为,在青蒿素抗药性传播到高感染地区之前,遏制或消除抗药性的机会其实十分有限。遏制青蒿素抗药性的任务迫在眉睫。为保护ACTs对于恶性疟疾的有效性,我诚挚希望全球抗疟工作者认真执行WHO遏制青蒿素抗药性的全球计划。

在结束之前,我想再谈一点中医药。“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青蒿素正是从这一宝库中发掘出来的。通过抗疟药青蒿素的研究经历,深感中西医药各有所长,二者有机结合,优势互补,当具有更大的开发潜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大自然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植物资源,医药学研究者可以从中开发新药。中医药从神农尝百草开始,在几千年的发展中积累了大量临床经验,对于自然资源的药用价值已经有所整理归纳。通过继承发扬,发掘提高,一定会有所发现,有所创新,从而造福人类。

最后,我想与各位分享一首我国唐代有名的诗篇,王之涣所写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请各位有机会时更上一层楼, 去领略中国文化的魅力,发现蕴涵于传统中医药中的宝藏!

衷心感谢在青蒿素发现、研究、和应用中做出贡献的所有国内外同事们、同行们和朋友们!

深深感谢家人的一直以来的理解和支持!

衷心感谢各位前来参会!

谢谢大家!

 

 

 

 

 

 

 

 

 

 

视频音频:专访沈阳农业大学陈启军教授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特约记者丹妮,记者陈雪霏)-沈阳农业大学陈启军教授日前应邀参加屠呦呦教授领奖仪式和诺贝尔晚宴,并在卡罗林斯卡进行了学术交流。我们有幸请到了陈教授,并对他进行了专访。

丹妮拍摄

陈雪霏:听说你来到瑞典我们感到很高兴,谢谢您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想具体了解一下您研究的领域,以及在诺奖(新闻 )发布会过程中,屠呦呦教授一直谈抗虐药的抗药性问题,我想先请您谈谈您研究的领域。

陈启军:我跟屠教授处于一个共同的研究领域,就是疟疾的防治研究, 屠教授的诺贝尔奖的获得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奖项,对我们国家的科学研究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疟疾,早在公园前一六几几年的时候在中国和印度的早期医学纪录上就有过记载,中国的温热病,当时很多都是疟疾,一直没有很好的治疗办法。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边,在葛洪的《肘后备急方》里边有过对温热治疗的经验介绍,屠呦呦老师通过对古方的反复研究,才确定了这个疟疾治疗的有效成分是青蒿素,这个研究实际上对世界的疟疾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就像这几天诺贝尔委员会对这个项目的发明介绍的时候,反复强调,由于这个药物的使用已经使成百上千万的人的生命得到救助。这是一个巨大的贡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60,70年代治疗疟疾的药物不是青蒿素,我们是在70年代以后青蒿素才发明出来。在这之前有很多药物,比如说氯喹,很便宜,几分钱一片的药就可以使用,但是,这些药物随着使用时间的延长,在东南亚,在非洲,都失去了作用,就是疟原虫对这些药产生了抗药性。所以导致了英文有个词叫Rollback of Malaria, 就是说疟疾病例有段时间下降了,但是,后来由于耐药性的产生,又恢复了,造成大批人员死亡,由于没有很好的药物,国际社会非常着急,幸好这时中国的青蒿素产生了,而且进行了非常标准化的生产。

我记得2002年或者是2004年在卡罗林斯卡医学院Nobel Forum(诺贝尔大厅),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正重宣布将青蒿素复方在非洲作为一线药物使用。从那以后,青蒿素在疟疾流行区进行了全面推广,由于世界银行和其他组织的资助,在非洲很多国家都是免费使用,因为青蒿素的价钱比其他抗菌药贵一些,当地老百姓买不起,必须有国际组织的支持,使它免费治疗,它的作用才能体现出来。从2000年以后到现在每年由于疟疾死亡的人数大幅下降,一年至少有40万人的性命能够救活。在撒哈拉以南黑非洲地区,以前粗略计算每年死亡人数100万以上,但去年死亡人数大幅下降。现在死亡人数在40-60万之间,所以,青蒿素的社会效益非常大,这也是导致青蒿素被授予诺贝尔奖的一个主要原因。

陈雪霏:屠老在新闻发布会中提到了,她觉得研究出青蒿素是在六,七十年代,真正推广这个药的时候是2000年了,这是三十多年的历程,现在她担心,如果产生抗药性,再想研究出药来,还需要很长时间,她这种担心,你是怎么看的呢?

陈启军:这种担忧还是有道理的。因为生物在进化,如果某种药物在自然界长期对某种生物在化学上压制它就会产生变异,就会产生抗药性。这是必然的结果。一种药物或疫苗一般它的研究周期大约15年左右。青蒿素从60年代开始研究走了几十年的历程,因为从屠老师在诺贝尔主题发言中提供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条件是相当艰苦的,把盛水的大缸都用上了。现在发展到了2015年,这个过程肯定不需要了,现在科学界已经有了非常尖端的仪器设备,当时一两年做的试验,现在可能一两天就能做了。所以药物的发明过程或使用过程速度提高了很多。但是,从一种化学药物确定它是否对某种生物或病原有治疗作用的话,还需要反复的试验,也需要有一个过程。

陈雪霏:刚才谈了很多屠老的发现,无论是媒体还是网友,反响是很大的,您能不能谈一谈屠老的获奖,对我们有什么启示或激励,或者,我们该怎么做呢?

陈启军:这个我已经谈了好几次了,好几个媒体,在屠老师获诺贝尔奖之前,我在单位也反复讲了这个问题。屠老师获奖事例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不管是过去的研究人员还是现在的研究人员都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我认为学习屠老师有两个方面:

其实屠老师在报告中也专门讲了。第一,就是要科学奉献。 如果是科研人员,你没有奉献精神,你的科学永远也搞不好,要有投入,要夜以继日地奋斗, 科研人员每天八小时工作是不够的。对于屠教授来讲,她不完全是奉献,她在时间上是奉献了,而且在自己的身体也奉献了。因为她是把疟原虫植到自己身上,然后用药,吃啊注射啊,这是对科学的最大奉献精神。没有这种“赴汤蹈火,成功不在我”,没有这种精神,这个研究是做不出来的。这是奉献精神。再有一点,作为科学家来讲,这一点我在国内单位或其他地方做报告时讲过多次,科学严谨性,屠呦呦的科学严谨性是每一位中国科学家都应该很好学习的。我前天在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做报告时,我的第二张片子就把屠呦呦笔记本的相片打印出来了。她之所以能够获诺贝尔奖是有原因的。她对科学做出了巨大奉献,另外她有她的非常好的严谨性。这是让我毕生受益的。

陈雪霏:你和他接触过,屠呦呦的性格怎样?是否脾气大?

陈启军:没有,她很平易近人,很低调。

陈雪霏:您主要是研究哪方面的?

陈启军:我主要沿习了我在瑞典的研究。主要研究疟疾致病基理和抗病疫苗方面的工作。在疟疾治疗方面还有很多东西都没搞清楚,例如疟原虫侵入人体的红细胞,它是怎么侵入的?疟原虫是怎么致病的?这些问题还没搞清楚。如果这个问题能够搞清楚,新的抗虐药物就做出来了。如果把它的关键的致病因子确定下来了, 或许就能发现一个非常好的获取疫苗的候选抗原。这样我们可以往疫苗方面发展。

所以,我对疟疾的发展研究本着平行的两条线走,就是研究它的致病基理,为下一步研究抗虐药做基础,另外就是确定疟原虫关键的致病基理,为疟疾疫苗的研究打下基础。

陈雪霏:你谈谈疟疾方面研究在卡罗林斯卡也有,你们有没有很多合作呢?

陈启军:卡罗林斯卡对疟疾有很好的研究传统。有两部分的研究传统,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这边有搞基础研究的,在卫生部和肿瘤研究部门有临床研究。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研究也有。斯德哥尔摩大学也有疟疾免疫方面的研究。我回来以后和卡罗林斯卡研究合作一直非常密切,共同发表论文。我每年都到卡罗林斯卡来交流。也请卡罗林斯卡医学教授到中国去。另外我们也和卡罗林斯卡有合作研究基金。合作还是很密切的。

陈雪霏:你是教授了,是否有资格推荐诺贝尔奖候选人了?

陈启军:没有……诺贝尔评审过程是有系统的过程的。明年,屠呦呦老师就有资格推荐,以往的诺奖获得者,该领域里的重要知名科学家例如,美国科学院院士,英国的院士都有资格。

陈雪霏:您第一次参加诺贝尔奖颁奖仪式和晚宴。有何感受?

陈启军:感到非常荣幸,很光荣,也很震撼,感觉自己的工作与大师们的贡献相比,还是有距离,回去以后还要加倍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

陈雪霏:作为教授,请问您对年轻人在事业发展方面有什么建议?

陈启军:诺奖化学奖得主的现场发言非常好,我非常赞同。任何一项成就,后边都有一份努力,但努力的背后,要有感情的结果,感情的后边还需要兴趣。青年人要有目标,然后需要脚踏实地去实现,这才行。

陈雪霏:您在瑞典学习工作了十五年,最后为什么选择了回国?为什么选择沈阳农业大学?

陈启军:我工作十五年为什么回去。我仅代表我个人,不代表其他人。我总觉得我在这里工作这么多年,还是觉得自己是外国人…我也是独立课题组的组长,有项目,有博士生,这里的学术环境非常好是我们国内不具备的。但文化环境不尽人意。

恰恰这时候,中国改革开放,对科研有很大投入,中国召唤海外留学人员,我当时是回到了吉林大学,然后去了沈阳农业大学。沈阳农业大学的校园文化对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工作环境不能用宽松来形容,非常优越,提供了优厚的实验条件,农大的同事们也非常积极地配合,上上下下都拧成一股劲儿,沈阳农业大学确立了在十三五期间要进入全国农业院校第一行列。现在整个农业大学各个方面的环境包括师生的积极向上的精神都是非常好的,尤其是我们的学术环境都到了非常喜人的地步。

陈雪霏: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纪念教师节:写给我的中小学老师们的感谢信:谢谢你们教我诚实和诚信

北欧绿色邮报网主编陈雪霏

人生几何,岁月苦多。人到中年,本该是为国努力奋斗的时候,或者说,正是派上大用场的时候,而我却在这个时候选择了隐退。我佩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为了中国人民的事业努力奋斗一生,毛泽东,周恩来,朱镕基,吴仪,王岐山,都是把个人私利置之度外,一心为国家,为民族的利益而奋斗的榜样。

 

我也曾经为我的理想,为国际广播事业进行了我的奋斗。我也曾经上大夜班,在别人熟睡的时候,我在工作,经历过亚运会,巴塞罗那奥运会,雅典奥运会等等。曾随李鹏委员长访问南非时作为驻南部非洲记者跟随采访,在津巴布韦呆过两年,报道整个南部非洲的新闻。采访过曼德拉,努乔马,穆加贝和希萨诺。

 

中国奥运申办成功,加入世贸组织等重大历史时刻,美国袭击阿富汗,攻打伊拉克等时刻,都进行过报道。国家领导人访美,需要人半夜等报道,等候的人是我。当然,这是作为媒体人,新闻人的职责。

 

但40岁那年,我选择来到瑞典。这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作出的重大决定。我的初衷就是希望能结婚,能生个孩子,就这么简单。我当时想,工作以后可以再做,但孩子如果错过了这几年,恐怕就没有机会了。

 

2003年,美国第二次打击伊拉克。这也让我对国际政治失去了信心,因为什么公平正义,国际法,联合国宪章等等都不复存在了。我决定离开新闻前线。

 

从那时开始了慢节奏的生活。我不再整天提心吊胆或者是承担太大压力了。为了孩子,我学习瑞典语,开始新的生活。

 

很多年,我依然坚持年年看望父母。只有在去非洲时,两年没回,在北京时有一年因为身体原因也没回。否则,几乎年年回,因为我父亲非常强调家庭。春节如果我们不回,他会不高兴。

 

很多年,来去匆匆,回去了,也没有看望老师。因为我们一方面有点儿害羞,不知道说什么好,另一方面也确实时间短暂。 可能最主要的还是我们没想到应该去看看老师。因为我们没有觉得自己取得什么惊天动地的成就,因为我们还在一路挣扎,例如我本人就是到40岁才结婚,这个人生重大的任务完成得太晚,我也不愿意见到熟人,让人再一次关心。

 

但是,现在,八年又过去了,我的女儿快八岁了。有人说,雪霏到瑞典的唯一成就就是有了孩子。确实,就这么一点儿成就让我给放大了,我感到很自豪。40岁之前,我一直忙工作,我感觉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偏偏在婚姻问题上,我就是一个人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时,我也还是有一点儿所谓的自尊,所谓的虚荣心,对我喜欢的人,也依然不想死去白咧的。况且,他已经是unavailable. 我仿佛在堵一口气一样。我的要求真的不高,只要有地方住,有碗粥喝就行。确实,就这么简单的要求,其实都很难达到。

新的环境,新的人生观开始了。过去,我只关注宏观的问题,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的是国际大事,仿佛那和我关系很密切。确实,说起宏观的东西也有一种快感,因为它与我的私生活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所以,我反而很快乐。

 

现在,我更关注微观的问题。我更关注周围人的想法。他们的一言一行对我来说,显得比较重要。我更关心个人,关心朋友,关心人的感情,健康和是否幸福快乐。

 

最近的一件事情也触发我要写一些我的真实想法,就是淘心窝子说一些话。我的中学初二班主任,王玉书老师居然看到我的微博和我的瑞中桥网站上我写的文章《我的小传》。其中提到中学时我特爱上课说话,老师就向我砸粉笔头。他说他就是那个老师。其实,我对我的老师都没有忘记。我可以一个一个地数他们对我的教育。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他们对我的关心让我一辈子忘不了。确实,这么多年,我却从来没有去看过老师,真的感到很惭愧。

 

这些年,我一边带孩子,一边写一些力所能及的东西。我梦想着能当作家,因为我有时间呆在家里,自然作家是个很合适的职业。但我该写什么呢?我写的东西有人看吗?我的文笔并不是很好。光有一颗心够用吗?一说到心,我经常会流泪,因为我深深地感到有时一颗心是不够用的,有时光有好心是苍白无力的。但我想,我能给予我所有的,就是全部,即使是上帝,耶稣基督的要求也不过如此。他也说过,只给你的剩余不如给你的全部,即使是很少。而我所有的就只有一颗真心,赤条条的。由于小时候家贫,由于父母为人处事的坦诚,我甚至从来不懂得送礼,当然,这也影响了我的感恩之心和行动。有时我也在想,我现在就谈这些是否是我已经老了,没用了呢?

 

但我还是只能坦诚我的真实想法。这一辈子,我最值得欣慰的可能就是我依然不会撒谎,我依然很诚实,我依然太老实,我依然还是没有太多的东西给予人。但是,我想说,这些都是你们教我的,都是你们对我的影响,因此,即使我没有荣华富贵,你们也不要怪我,因为我这辈子并没有完全追求这些东西,而是依然坚守我的诚实,我的老实,我的守信用,我的不敢承诺太多,因为怕实现不了。因此,如果我还达不到你们的要求和理想,也只能寄希望于将来。因为我记得我读过一位波斯哲人的话,原文记不清了,但他说,人应该活120岁,前40岁就是学习,中间40岁成家立业,写书工作,后四十年才开始享受生活。我不知道我是否是已经享受了生活,我想我的周游世界也还是属于学习。这当然要感谢党和人民,感谢国家和政府给我的机会。但我也是比较早地宁肯花自己的钱去周游,去游学的人。

 

人一辈子总要撒一次慌,或做几次错事的,否则,无所谓学习。而我第一次撒谎是在刚上小学一年级不久。当时,我的老师叫张玉坤(根据发音),外号叫“张大帅”。她身材高大魁梧,大脸盘,浓眉大眼,大嘴巴。作为一个8岁的小孩儿,我觉得她既和蔼又威严。她一直对我很好,但也很威严。刚一上学,她就安排我带着王立柱同学上学。就是上学时和他一起来,放学时送他回家,然后我再回家。现在想来,这也是老师对我的无比信任吧。这位同学先天有一点儿残疾,说话不是很清楚。但他喜欢画小人儿,画得很好。老师把他安排和我一座儿。我就这样天天风雨无阻。但是有一天不知为什么就忘了接他了,到了校门口才想起来,于是,我也就只好到教室了。上课时老师发现我没带他来,问我为什么,我说我忘了。老师说,那你现在就回去接他。于是,我一个人又跑了二里地把他接来,晚上照常把他送回家。

 

张老师当然也很器重我。她让我当班长,喊排。那时,早上都出早操。她和我周六说了,但是,我有点儿害羞,不知道是否自己能承担这项工作。于是,周一的时候故意迟到了。等大家做完操了,我才到。但老师没有批评我。她说,因为你晚了,所以,这周让周红伟喊,你要等到下周再喊排。于是,到下一周,我就不那么害羞了,也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和勇气。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初一都是班长。

 

到学期末了,张老师给我们上珠算课,让我们打算盘。她念,贫农王大爷种玉米,横着多少株,竖着多少株,前院子多少,后院子多少等等,最后加起来是多少。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就得了40。后边座位的李桂秋经常抄我的。所以也写了40。老师说完后,立即挨个座位看,50多个学生,她到我那里说,错。李桂秋一听说错,立即向旁边的何广东看,于是抄了一个正确的。我想我也改吧,于是,也向何广东抄了正确的数字。结果老师再检查时发现我改正了。于是,她问我,你这个数字哪儿来的?我答不上来。就羞愧地哭了。老师把我叫到前面,当着同学的面儿,再次从头给我念了一遍,而且让我拿算盘再打一遍。这回,我打对了。因此,我们也压堂了。二班同学都趴在我们班门口看为什么还不下课。 我泪流不止。张老师说,以后再不要撒谎了,要自己做对才对。回去吧。

 

这件事让我一辈子忘不了。后来我学习了鲁迅的《一件小事》,他说,这件小事让我悔过自新等等。我在初三考小师范的时候就想到了这件小事,于是也在我的作文中写了这件事。确实,这件事让我一辈子不敢再作弊,不敢再撒谎。 因此,我的诚实也是老师的提醒和教育下才加深印象,永远不敢再犯这样的错误。因此,张老师的教诲可以说让我受益终生。我在这里要深深地感谢她。

 

二年级的时候,我们从班吉塔搬回地藏寺,校园就是四队队部。冬天把地夯平就是运动场。夏天就没有运动场了,我们就到户外,到树林里或青年点儿等地方学习和玩耍。二年级的班主任是刘忠孝。他会唱歌,教我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教我们二步轮唱法,他打拍子,我们在他的命令下,就像民兵训练一样。二年级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被老师批评。那年夏天,学校房顶抹泥。北方的房子房顶是平的,而且每年夏天都必须抹泥。这泥是用草和土加水和的。农民用大叉子把泥扬到房顶,房顶有人把泥抹匀,然后,放盐。这样就可以保持一年不漏雨。下一年再重复做。但扬泥的过程中,很多泥点子,或泥巴团子就扬到窗户的玻璃上。那天下午,我们发现玻璃上很脏都是泥巴团子,但是,我们并没有理会,而是继续玩儿球。我们一般是两个人或四个人分伙玩儿,一个皮球,四个羊子儿,或八个或12个羊子儿。就是羊后腿蹄子踝骨地方的一个链接骨头,有四面,很好看。一个人玩儿的时候,其他人在旁边看,等待,等她不能继续了,下一个人再来。我们玩儿的上瘾。也没想别的。三点多钟,突然老师推门进来,他立即要求大家停止,同时说,陈雪霏,你是班长,应该带头打扫卫生,你倒好,带头玩儿了。带着球和羊子儿到我办公室来!我乖乖地去了办公室。他把球和子儿都放到了他的抽屉里。然后,让我带领同学们擦玻璃。我照着做了。第二天,他也把球儿和子儿都还给我了。并没有再说什么。

那时候,学校里有个顺口溜,说:大班长,假积极,黑天半夜擦玻璃,玻璃擦打了,把大班长吓傻了。打了,就是碎了。有这样的顺口溜,我自然不敢多做,怕人说我假积极。

 

我这个人虽然年纪不大,但我很有正义感。自以为很仗义,也许这是随我父亲的性格吧。我不会打架,但我绝不会和欺负人的人站在一起。我都是和被欺负的人站在一起,支持她,或者至少我是中立。我绝不会助纣为虐。我也对欺负人的人不感冒。反正我是学习第一好,你能拿我怎么样呢?

 

那时,我们班也是16个女生,只有6个男生,总共22人。和大学时男女比例一样。而且,男生普遍都是学习不好。尤其是二白眼和小龙两个人不知道为什么还给我起个外号。就是人喝水喝多了呛着的时候发出的声音。我大为恼火,于是到小龙家告状。他父亲倒很讲道理,没有护孩子。他说,等他回来,我会教训他。

 

那时的学习真的都是玩儿,一点儿也不费劲儿。在家里也不用学习。只是我自己很早就喜欢看书,所以,已能认字了,我就开始找能看的书看。例如,我二哥的语文书,我就早早看过了。

 

三年级的时候,锦州来的下乡知识青年王丽华是我的班主任。她高高的个子,长发,一笑一个酒窝,白白的。一看就是城里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上数学课有一个数学题是关于如何计算运动场的周长的。运动场包括中间的长方形和两边的半圆形,怎样加减乘除也是有规律的。所有人除了我之外都是用长乘宽来计算周长,结果老师给算对了。只有我按长加宽乘以二来算,结果算错了。我抗议。于是王老师去问校长崔风云。崔风云是我三嫂子。她最后研究了半天,发现我们没有一个做对的。我的思路是对的,公式也对,但我没有减掉两边的宽度。第二天老师重新讲解。虽然没有表扬我,但我暗暗自豪自己是接近正确。

 

四年级的时候,我的老师是李景山。他可是个有资历的私塾老师一样,带个眼镜,非常像任何一本书上关于老师的画像。高高的个子,脸上有些皱纹,但那皱纹正好显示他的知识渊博,而不是沧桑。他上课给我们讲西游记的故事,孙悟空吃仙桃的故事。我们都很爱听。后来他让我和陈红光一起去参加数学竞赛。那是1979年了吧,我们也才第一次经历真正的考试。结果,惨败而归。我回来把考题告诉老师,老师说,没想到他们考得这么多。这个题我们还没讲过呢。

 

当然,后来,我同学王清元说过一句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说不是我们笨,而是我们的智力没有被开发出来。所以,我们上高中的时候考试成功的比例很低,不如县城的孩子。

 

我觉得我的童年时光真的还是玩儿的多,学得少。傻傻的,但也觉得很快乐。放学的时候,就到附近的班吉塔中学捡煤渣。夏天和身为赤脚医生的陈检超三哥学习挖药材。冬天杀猪攒猪毛猪骨头去卖零花钱。衣服从来都是破的,冬天膝盖黑黑的,以为是天然的,因为一个冬天几乎不洗一次澡。等到洗掉的时候,才发现那是积攒的垃圾和脏物。即使上小学了,生虱子长虮子似乎都是司空见惯。我妈妈天天洗,也还是觉得脏兮兮。

 

那时我还有个老师叫何明远。何明远老师值得一提不仅因为他课讲的好,而且因为他还输送了两位老师,他的儿子何广大和女儿何娟。何明远老师讲的课我记不清楚了,但是他给我们讲的《五十一个侦查员》的故事却在各个年级经久不衰。我对他的印象也是他滔滔不绝地惟妙惟肖地讲这个故事,就好像他在说评书一样,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儿子何广大后来在初中教历史,何娟教过我们音乐和唱歌。

 

到五年级的时候,我们又回到了阔别三年的班吉塔小学。一年级时我们是西地,班吉塔,地藏寺合并为班吉塔小学。一年级时到张玉坤老师的家乡西地拾过羊粪蛋儿。生产队羊粪蛋儿堆积如山。都是有机肥。我们也拾过棉花。

 

到五年级了,似乎我们开始重视学习了。我的班主任老师是班吉塔大户人家老王家的老六,王喜山,外号也叫王老六,因为他五哥后来是我初三的物理老师,叫王俊山。王喜山老师也是高高的大个子,长的非常英俊。他浓眉大眼不说,一说话的时候,自然能漏出牙齿,感觉他总是在微笑着,所以特别能感觉他平易近人。他的大腿很长。迈步很大。他的胳膊也长,经常看到他能把胳膊背到背后,还能把手伸到衣袖里。仿佛有一种特殊功夫。 双手背后,走起路来更显得他的腿长。总之,王老师在我的印象中形象高大。当然,他们兄弟俩说话都能喷涂抹星子,也就是都很能说。

 

王老师对我也很好,经常会让我读课文。这也培养了我爱高声朗读的习惯。那时,我们也进行朗读比赛。是否这一点也成就了我后来居然也搞电台播音了呢?当时当然是不敢想象。我当时只觉得我们从台阶下面的一年级搬到了台阶上面的五年级教室。这样我们可以在台阶边上的台子上滑滑梯。我们还是拼命地跳绳,踢口袋。那时,我还不敢使劲跑,因为每年冬天都要犯气管炎,都会有一个多月时间不上学。

 

王老师住在后街,上学放学也都经过他家门口。改革开放以后,在集市上有时看到他卖布。而我这个不懂事的学生只是简单打个招呼就过去了。后来,一直没有去看他。

 

小升初的时候,我第一次因为考试泪流满面。考完试,我回到家,就以为自己答得非常糟糕,所以就不停地哭。我妈妈看不过去了,居然也在安慰我。但是,一个夏天过去了,开学时,我居然是全公社第三名。女生第一名。 第一名是鸽子洞的王清元和郭大屯的一个小伙子。我从来也不记得他。因为好像没见过面似的。 我五年级的同学李玉良不知道被我甩到哪里了。我以为他肯定比我考的好。

 

初一我的班主任是谭广民老师。他外号叫数轴,可能因为数学课第一堂课就讲这个题目,而且他也是属于那种特别死心眼的非常认真的老师。他爱抽烟,一口牙齿都是黄色的了。他是清瘦的小圆脸。个子不高。但谭老师很看重我。他让我当班长,而且还把我找到办公室,让我写入团申请书。

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有点儿害羞,不好意思写入团申请书。所以,一直拖着没写。等到下半学期,宣布贾安平已经入团了,我这才明白,我早该写。但是为时已晚。我写完了,也只能是下一学年再批准。于是我的入团时间也就从初一变成了初二了。

 

那时,我还是很能玩儿,我们只是上午有课,下午没课。但我和周英杰,安丽华依然在教室里打扑克。我们家里不许打扑克,我好不容易学会了,所以很爱打。但上大学时我发现,我打扑克的技巧还是很差的。

 

那一年,我们也进行了全公社数学竞赛。谭广民老师对我抱有很高的希望。成绩下来以后,他非常失望,来找我,问我怎么才答36分儿。我说不可能。我除了忘写一个(零除外),我觉得我全答对了。于是,他去找人复查卷子,结果发现记分的人只给我算了一张卷纸的分数,另两张的60分没有算进去。因此,我才36分儿,实际上,正如我说的应该是96分。于是,我的数学竞赛成绩是全公社第一名。那一年,我除了得两个奖状,还得了两支钢笔。我很高兴,全家人也都为我高兴,因为我每年两张奖状,已经贴满了我们家那洁白无瑕的墙壁。我是说,从我记事起,我们家墙壁上从来没有画儿。

我童年时候,也和莫言一样特别爱听评书,刘兰芳的《岳飞传》我几乎天天拉。听完了,绘声绘色地给我大哥讲一遍。没电,我家直流电收音机没法听,我就只好去老王家听。他们是新买的用电池的收音机。其实那时听收音机也让我对广播充满了神秘感和想象力。

 

初一时我的语文老师是张玉凤。张玉凤找了个黑龙江的军人结婚了。她的儿子很小就血有病,后来不知道怎么样了。张玉凤老师给我的印象是她很严肃,也很有学问。口齿非常清楚。

 

但我印象更深的还是谭老师。多年以前,我听说他已经去世了。我觉得这可能和他长期吸烟还是有关系。另外,老师的耿直,为人不圆滑,肯定也会心声郁闷。总之,我还是为老师的早逝感到很悲伤。我希望他能多活几年,能够很好地安度晚年。但是,他好像没有了学生,生命就停止了。

 

初二的时候,我们班开始有降级生了。两个班吉塔的公社干部的女儿在我们班,都很漂亮,个子也比我高。也许因为如此吧,她们一个是班长,一个是团支部书记,而我就成了学习委员,因为我的唯一优势是我学习还好。我的班主任老师是王玉书。王老师是我见到过的皮肤最白(相对来多),最文质彬彬的老师。和谭广民老师,王喜山老师形成鲜明对比。也许我不应该这样来对比老师,但我还是情不自禁地要这样比,为什么?因为这里就是有城乡差别。我初三的时候,第一次到锦县参加考试,回来时住了锦州旅馆,我发现那里的服务员就是和我们农村人不一样。她们的脸是白白的,而我们农村人的脸是黑红的。差别很大。

 

王玉书老师说话也非常标准,即使现在我也记得当时的音容笑貌,他经常带一个蓝色的帽子。每天骑自行车到学校。他个子不是那么高,但他的身材是那样的标准的中等身材。不胖不瘦。说话从来没有大声喊过,也从来没有让你听不清,就是那么标准的风格。

 

现在想来,我就仿佛是法国作家都德写的最后一课那样,依然是调皮的。我没有逃课,但我上课时已经坐在了最后一座,因为我的个子长高了许多。我和周英杰和张同学一起坐在一条长板凳上,有时嗑瓜子,说话,讲故事。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时候也特别能说。看过或听过一个故事,我会马上讲出来。 有一次,王老师看我讲的欢,不听讲,就向我扔粉笔头,提问我。从那以后,我收敛了许多。也是从那以后,我其实开始了认真学习的旅程。我对降级生受到优待是有点儿意见,但我和王立君和刘宝娟的关系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们都一起在初二入了团。

 

那时,我们依然生炉子取暖,我的脚依然有冻疮。我们有时会感到非常冷。同学们经常把脚跺得得非常响。我们已经开始有了升县高中的希望和盼望,我也听说了有考大学这一说。初一那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天好像阴不拉叽的要下雨。我和周英杰一起放学回家。到周英杰家门口时,她妈妈说,你还不快点儿回家,你奶奶死了。

我赶紧加快脚步。我知道奶奶卧床20多天了。我经常给她做饺子活着馄饨。有一次,她说想吃烧麦,但我不会做。她身体已经很重了,走不动了,可能此时她也很轻了,奶奶去世了。亲戚朋友都来了。在锦州的我表姐吴艳秋到我家来了。她小时候在我家呆好几年,上小学都是在我们这边小学上的。所以,我俩挺好。她在窝果架下对我说,雪霏,你一定要考上县高中,你只要考上县高中,你就一只脚踏进大学的门槛了。那时,她是锦州市人,却到锦县高中去补习。从那里她知道了锦县一高中的厉害。她也是个非常能说的人,她特别会讲故事,而且都是好故事,那时她给我讲过童第周的故事,我都记在心里。我心想,我一定要考上高中。

 

尽管我在中学捡煤糊,但我还是恍惚听说了,初三的刘大山考上县高中了。而刘大山不是别人,正是我一年级的班主任张玉坤的二儿子。这个消息也让我暗下决心,我一定要考上县高中。初二就好像家中的老二,一切平安,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我们都平安地升入高三。但那时也进行了考试。我考了第三还是第四。但正如金学胜老师说的,我是女生里边的第一。

 

那时候,我已经有点儿力不从心了,已经发现天外有天,山外有山,学习好的人还是很多的。我必须努力才行。金学胜老师第一天上课就说我们班有个女生全年部第一名。但他并没有点我的名。他是鼓励大家要努力学习。从第一堂课,我也为有这样的老师感到自豪。因为他当时已经很有名气。他也是我大哥二哥的老师。我在家里听过我二哥说起过王俊山老师金学胜老师,张志老师,李海山老师,董右廷老师等。这些名字都听过。

 

自然,我们班还是有好几个降级生。我自然不能骄傲,而是要使劲儿地追赶。毕竟他们都先学一年了。金学胜老师教代数,他每天早早地来,晚晚地走,真的非常敬业。我们自习时他会在教室里来回走动,看我们有没有问题。有一次,我问他一个问题,然后,他就拿过笔,在我的练习本上写了答案。看了他那俊秀的小字,再看我那龙飞凤舞的草书,我真感到无地自容。后来还真买字帖,练写了一阵子。但是,即使到了高中,杨五魁老师也说,陈雪霏的字龙飞凤舞。我当时却不知道这是在表扬我还是在讽刺我,因为那时,杨老师对我也非常宽容,经常表扬我。

 

我上大学以后,金老师说他家有一幅郑板桥的竹子画,不知道是否能重新表一下。我这个呆学生也没明白什么意思,也不知道能不能表,所以,一直也没再理会这个茬儿。只是我还真的在沈阳去看了很多字画店,欣赏了一番。对于金老师,我真的后悔,以后再没有去看望过他,我家弟弟妹妹也都是他的学生,也都上了县高中,也都服务于国家级单位,但是,我们都没有在他生前去看望他,给予他应有的尊重。现在想来,真的是对不起。只能含泪表示遗憾。但是,以后,我想如果有机会我们姐弟姐妹一定会去看望老师们的。

 

我初三的语文老师是董右廷。他因为是右派而没能上大学。但是,他实际上是有大学水平的。他长得有点儿像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中等身材,讲课时惟妙惟肖。我们女生经常听得入神。有时,我在想,如果我长大了能当一名这样的老师,也是很不错的。但我始终感觉自愧不如。因为我好像还是不太敢在大多数人面前说话。

 

我的物理老师就是前面说的王俊山,他对我没有直接表扬,但也是非常积极肯定的。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物理很差,第一学期末只答了55分。没及格。第二学期,我开始入门了,而且我发现很多东西还是死记硬背的,所以就花功夫背。什么是电流,什么是电压等等。结果到期末考试答了90分。所以老师表扬了我。但我并没有太大的成就感,因为整个学习都是在努力爬坡的过程中进行的。好像乐趣不多。

 

我的化学老师是张丙彦。他对我的进步持怀疑态度。我第一学期56分,也是没及格,到第二学期居然答了80分。他感觉不可思议。在放学的路上,我们俩碰到一起,他问我,雪霏,你化学考试都是自己答的吗?我说那当然了。后来,我总结了经验,其实学习就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尤其是物理化学,对我来说一开始很难懂,但慢慢学习,反复复习,最后,就一通百通,对于考试的应付还是比较容易了。

 

初三我们要考小中专和小师范。同学们有的报考了,而我却没报考。我心想,我要上高中,上大学。后来,临近考试了,我又去问张老师,我到底报不报小师范,因为他的侄女报了。他说,你还是报吧,你如果考上了,就会有红本儿了。以后就不是农村户口了,吃商品粮了,那你如果考不上大学,还会有这个机会,不会后悔。如果不报,将来大学也考不上,那就会后悔的。

 

于是我报考了。我的政治老师张数学带我们去参加考试的。张玉书同学考完哭的泪人一般,结果就她考上了。我很高兴自己没考上。但就是那回,我把一年级老师教我诚实的故事写在了作文里。没考上,我还可以考高中吧。

 

考上高中,我就有希望离开这个小山村,到大城市去,变成城里人,皮肤也变得白白的,不用天天晒太阳,在地里汗珠掉地下摔八半儿。总之,我要离开这个小山村,我要到更远的地方去,我不知道要到哪里,但我只想到更远的地方去。也许是因为我吃饭的时候筷子拿的远吧,或者这一切就该命中注定。

 

1982年我以403分的成绩,考入了我梦寐以求的锦县高中。只超过分数线不到10分。尽管我的智力没有完全开发,我还是感谢我的小学和中学的老师们。因为你们让我感觉很自如,感觉学习很美好,我还想继续不断地学习。你们也教会了我要谦虚诚实,不断努力,为我以后的人生道路至少在道德方面打下了十分牢固的基础。只有不断学习,才能进步,只有不断学习,才能经得住各种诱惑,只有不断学习,才能为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

2015-5-22, 修改于2015-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