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 中国著名作家刘震云和导演女儿刘雨霖日前访问瑞典。
访问期间，他们播放了刘震云原著冯小刚导演的电影《我不是潘金莲》和刘震云原著，刘雨霖导演的《一句顶一万句》。同时，发布了由瑞典著名翻译家陈安娜翻译的瑞典语版本《我不是潘金莲》和《一句顶一万句》两本书。
刘大师此次访问受到当地华人华侨的追捧。3月15日晚，在瑞典华人联合会组织下，在中国影业院线大亨王健林不久前收购的瑞典电影院播放了这两部电影。翻译家陈安娜，出版商万之与刘震云，刘雨霖一起与观众见面座谈刘震云的书和电影。近200个座位爆满。
为满足更多人的愿望，3月16日晚，刘震云又在瑞典作家协会大楼会议室为瑞典作家和读者进行了座谈演讲，受到热烈欢迎。
刘震云说，他来到瑞典是带着他的两本书来的，两本书中有近300个人物，所以，他来瑞典不是一个人，而是和这三百个人一起来的，所以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而且他的书正在或者已经翻译成20多种语言，当他到这20多个国家访问的时候，也是随着这些人物一起访问，也有回家的感觉。
接着，刘震云讲述了他写的是什么，他为什么写作，他写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非常精彩，可以说，句句精彩，一句顶一万句。
在回答问题时，斯京的中文元老教师岳长顺对刘震云老师的书给予高度评价。他说，他是在往来中瑞之间的飞机上在万米高空一口气读完刘震云的书《我不是潘金莲》。可以说是跨越3万多公里，穷追不舍，念念不忘。这本书能够受到读者这样的追捧，可以说是非常成功了。另外，开篇的李雪莲撒下一把米这句话非常精辟是非常好的导火索，为后边书里边的链环爆炸而铺垫。
因此，刘震云也非常幽默地说，现在书是否好还要加上这些标准看是否是在高空阅读，是否是经历过三万多公里的里程等等。让人感到刘震云慢声慢语但却让人不得不捧腹大笑。
刘震云说，如果你只笑一次，那也不算幽默，而是应该笑三次还觉得想笑，这才是真正的幽默。
如果您对刘震云的讲座内容感兴趣，想知道他到底有多幽默，到底都说了啥，请继续阅读详细内容或者收听座谈会的实况录音。
座谈会由瑞典华人作家，翻译家陈迈平，也是万之出版社的万之来主持。瑞典作协领导致欢迎辞以后，又安排有关人士用瑞典语对刘震云进行了介绍。然后是访谈加提问，在座的还有瑞典华人联合会名誉会长王吉生。下面只说了中文部分。瑞典文就靠大家自己听了。也当作练习听力了。
对刘震云的问答：
问：昨天放电影时陈安娜提到，翻译到国外的中国作品，经常是描述中国的贫困，压迫等等，不过也有好的作品，例如余华的作品和马健的作品。而这种书很被西方人吸引，给人黑白的印象。你的书也是讲贫困，但你的作品中很幽默，也有幽默中的荒唐。
答：在回答问题之前，我想说特别感谢今天晚上有这么多瑞典朋友还有我的同胞能来到作家楼进行深入的交流。我是前天到斯德哥尔摩的，活动是一场接一场。今天是最后一场。最后一场是在作家楼与大家交流。因为是作家楼嘛，来了之后我有点儿回家的感觉。
我特别感谢我的瑞典翻译陈安娜女士。特别感谢责任编辑，出版人，万之先生。我感谢他们不仅是因为这两本书被翻译成瑞典语，而且以后还会有更多的书被翻译成瑞典语。因为这些书，我随着这些书，就来到了瑞典，因为有我的书在前边就不是我一个人来瑞典，象《我不是潘金莲》这本书里边的人物有几十个人。《一句顶一万句》里边有200个人，我就是跟近三百个人一块儿来瑞典的。有这么多人跟我在一起，我跟我的书到各个语种的国家去，我同时也有回家的感觉。
一个作者为什么要写作？
最重要的是作者一下子从生活中回到了书的生活中。一个作者在书中所写的人物，包括这些人物的情感，最大的特点是这些人物的情感，在生活中得不到充分的表达。特别是有时候书中写到的这些人物在生活中是被极大地忽略了。象《我不是潘金莲》，其实主要写的是一个人。世界上有几十亿近百亿的人，一个人的一句话在这个世界上到底能占多大的面积，当然世界上有些人占的面积就非常大，例如，象美国总统特朗普，德国总理默克尔，还有俄罗斯总统普京。但是一个中国农村的普通妇女想说一句话，用了20年的功夫，她就是想说一句，她不是一个坏女人。但是，这句话，没有一个人重视。当一个人说话，没有一个人重视的时候，这句话被我给重视了。恰好我是一个作者。我就用她的话比特朗普，默克尔，包括普京更重要的方式，我让它在我的书里边占最高地位。当然这本书出版之后，有20多种文字，它在这个地球上占的面积就稍微大了一些。这是一个作者的责任。当这个妇女的话在世界上有地方可占的时候，她就有了回家的感觉。当她有回家的感觉的时候，作为作者，我跟她一样也有回家的感觉。
至于说到幽默，在中国，人们说到最幽默的人时，可能会说到我，当然，随着我的作品走向各个语种，人们可能会发现中国人的生活会有多种层面。例如刚才提到的作者，他们也都是我的好朋友，从他们的作品中，我确实也学到很多东西。对于中国，如果你写到她的苦难，写到她的黑暗，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这是一种表达方式。但是，中国人也并不像西方人想象的那样，他们没有思想，整天象猪一样生活。不是的。他们也有自己的思想，她一个人对这个世界一定有自己的思考。有自己的感情。有自己这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幽默有很多层面，比如说有语言的层面。跟别人说话要幽默。另外，它可能是事情的幽默。这个事情本身它就很幽默。例如，我举例说，在中国开会的时候，一个领导在上边念稿子，下边所有人都在记录。但是领导念的稿子，和你手里拿的稿子是一样的稿子。那他到底记的是什么？
这本身就非常的幽默。在中国的新闻联播中，每天都有反应。
还有比这个事情更幽默的事情背后道理的幽默。事情背后的道理是非常庄严的事情背后的道理特别的荒谬。
还有，第四个层面，幽默有时是一种生活态度。我曾经说过，我是中国人里边最不幽默的人。但是中国的生活太幽默了。我不生产幽默，我只是幽默的搬运工。
幽默产生在什么地方。我曾经写到，幽默可能产生在喜剧中，但这样的幽默是轻幽默，真正的冷幽默和黑色幽默，世界上所有的喜剧和悲剧都经不起推敲。仔细推敲，背后一定是悲剧。所有的悲剧也经不起推敲。仔细一推敲，一定有喜剧。
比如说，万之先生在今年下半年会接着再出一本书，叫《温故一九四二》。这本书写的是我的故乡河南。在1942年死了300万人。300万人是什么概念呢？在二战的时候，纳粹迫害致死的犹太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有110万人，等于在1942年，河南因为一场旱灾有三个奥斯维辛集中营，但缺少的是希特勒。
饿死的300万人对自己的饿死，对自己的生和死采取的是什么态度？如果有另外的民族，它一定会追问，我是一个纳税人，谁把我饿死的，凭什么把我饿死。我交的税都哪里去了。但是，我们河南人不是这么表达的。我在逃荒的路上，我快饿死了，我想到的呢是万之老师。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他三天前就饿死了。我说，我比万之多活了三天，我值了。当一个人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生死的时候，这个民族它到底悲凉到什么程度。当它用严肃的态度来对待严酷的事实的时候，他可能是他的脑袋遇到的是铁。当他用幽默的态度来对待严肃的生死的时候，这个严酷就变成了一块冰。掉在了幽默的大海里，就化解了。
同时，它还证明，这样的苦难对于中国人，发生的太频繁了。发生太频繁的时候，它就超越了追问和严肃。到达了一个幽默的境地。幽默是一种生活态度。幽默是一种思考。这就在我回到故乡和我的书里的人物相处的时候，我深深地体会到。
一个作者的写作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他感到自己有话要说。第二个阶段你感到书里的人物需要交流。而这种交流，你在日常生活中是达不到的。因为日常生活中的人太匆忙了。他没有耐心跟你交流。但书里的人物，他永远在等着你。第三个阶段，你的写作不是要说，而是要倾听。听书里的人在说什么。但书里的人物有时候说出来的话，包括那个思想，对世界的态度，一定比一个作者更广阔，也更深入。更广阔更深入的一个极重要的方面就是用幽默的态度说出了用严肃的态度说不出来的那些事件和道理。有时候我写作写到一定地步的时候，我深深地体会一个词，那就是掩卷叹息，潸然泪下。不是因为情节的感动，而是因为他对生活的态度。
前辈作家里边真正懂幽默的作家就是老舍先生。他在70岁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他说，我特别想写一部悲剧，但是里边却充满了笑声。但是，这本书还没有写出来的时候，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他自己跳湖自杀了。他用自己的行为艺术写出了一出悲剧。但是，这悲剧里面确实充满了笑声。
讽刺和幽默差得很远。讽刺不是幽默。讽刺只是对一个事物的语言的讥讽和回击。如果我在写作中把所有的官员写得都是贪污腐化，特别地恶毒，对李雪莲无所不用其极，这叫讽刺。但是这里所有的官员，对李雪莲都非常地和蔼。和蔼的目的是不要因为李雪莲把自己头上的帽子和底下的椅子给抽走。问题是，这么多官员对李雪莲这么好，为什么20年一句话还纠正不过来。我觉着，这个背后荒谬的道理是幽默的。而不是官员和李雪莲说出的那些话是讽刺的幽默。我的小说从来没有讽刺。因为讽刺对作者来讲是一个简单的工具。简单的讽刺，人只笑一次。真正的幽默，你看的时候笑，把书放下又笑，第二天早上起来你还笑，三次笑的意义都不一样。最后第四个笑，叫会心一笑，到达了背后道理的一笑。
《我不是潘金莲》不是官员和李雪莲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一个妇女在中国说一句我不是潘金莲，本来是个离婚的事，怎么接着一粒芝麻渐渐地变成了西瓜。一个蚂蚁就变成了大象。一个妇女的家庭琐事，就变成了一个国家的大事。她举着冤的牌子。从县城，一直到市里。一直到人民大会堂。最后，被中国的国家领导人看到了。领导人，也是不明真相。他觉得一个妇女为什么要闹到大会堂。一定是下边官员的事，所有就把好多官员撤职了。这是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但这还不叫幽默。幽默的是这三章的结构，第二章，因为国家领导人不分青红皂白，撤了一些人，新上来的官员，一到北京开两会的时候，就开始一个个来找李雪莲，这个结构上幽默。更幽默的是第三章，一个因为李雪莲而被撤职的官员，他变成了一个厨师。这个厨师在北京想回老家的时候，因为买不上火车票，他用了李雪莲的办法，拿出一个冤字，马上有警察把他送回了老家。他回老家干什么呢，就是为了打一场麻将。当你用严肃的态度来对待严肃的时候，严肃变得越来越严肃。当这个被撤职的官员，用荒唐来对待严肃的时候，马上这个严肃就像冰遇到太阳一样化解了。这之间的关系叫幽默。他一定超越了政治和社会层面。
如果看了这两本书就会理解这个幽默。如果没看的话，后边有，可以买。
观众立即哈哈大笑。关于买书的事，是今天最重要的事情，你翻译了吗？
到观众提问环节，刘震云依然很幽默。斯京华文老师岳长顺对刘震云进行了高度评价，他说：我想说两个事，一个是作家在读者心中的位置。作家头上有两顶光环，第一顶，是国内大奖，矛盾奖，畅销书排行榜。第三个是作家在读者的心中的位置。刘震云老师在我的心中有很重要的位置。我以前没见过刘震云老师，家里也没有刘老师的一本书。也没有签名。那么我是怎么读的刘震云的书《我不是潘金莲》呢？我讲一下这个过程。
这本书在斯德哥尔摩市图书馆有这本书，我爱人借来了。2010年的元旦前，她带着这本书回到中国。飞到中国是7000公里，9个小时，她一路上把这本书看完了，说这本书好，一定要看。结果到期了，没法看了。飞回来还给图书馆。到春节了，我把这本书借来了。我把这本书带回中国。我也是坐在飞机上喝着美酒和咖啡，在陌生人的拥挤下，我把这本书看完了。我读了一路，8个小时一口气读完了。我又把它带回来了。我们两个人带着刘震云老师的书转了一圈儿。所有，当我把这个经历说出来以后，刘震云老师头上还有一个光环，就是他在读者心中的位置。我想刘震云老师80岁，90岁，100岁以后，当刘老师把所有大奖都忘记的时候，刘老师某一天想起来，有一个读者带着我的书飞了三万公里。我想这个是作家最看重的一个光环。特别是所有其他事情都忘记的时候。
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是一本好书。有人说绕来绕去。我觉得这很有意思。我想说的是，炸药包固然重要，但大家都忘了，最重要的是炸药的引线。刘老师的引子甚至比炸药包还厉害，就是他前言的一句话，有人在前面撒了一把米，后边儿人一天都没有拾干净。李雪莲和她丈夫俩人合谋撒了一把米。这把米想分房子也好，想生二胎也好，撒完米之后，她丈夫取了新欢，住进了房子。李雪莲傻眼了。后悔了。于是要告状。告到县里，县里说她不能离婚，李雪莲就是在各级政府官员的漠视下，阻挡下，甚至是善意的帮助下，走上了要拣回这把米之路。后悔了，撒错了，要收回来，可是，想收回来，却不容易。好在哪儿？这不仅是个药引子，这个药引子还关系到这个炸药包的程度问题。走上了20年的拣米之路，结局是撒米的人死了，丈夫死了。终于李雪莲也是偃旗息鼓。这个药引子太厉害了。也是这个药引子最打动我的。这也是为什么刘震云老师的作品在我心中留下了重要的位置。
谢谢刘老师，谢谢陈老师。岳老师的问题，就如同笔者在人民大会堂的提问一样，其实是自我陈述。发表见解。
但刘震云与人大代表的区别就在于，他幽默地回答说，这位先生提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什么叫好书？
好书如果只在地面上读不是好书，必须在空中读。在空中读一个小时就把这个书放下来也不是好书，必须连续9个小时不停地读，读一公里停下来的不是好书，一定要三万公里。
这位先生说好书的第二个标准是爆炸，他说这个药引子，确实这本书的前言我写了两句话，一个人撒米，一千个人在后边拣，永远拣不干净。如果这个爆炸是个正当量级的爆炸，这个不是好炸药。炸药正好也是瑞典发明的（中国发明的火药）。真正的爆炸是因为这个药引子引起了里边分子的裂变。是一个核爆炸。目前哪个国家拥有核武器，哪个国家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牛逼的国家。所以北朝鲜拼命想这么干。核武器的爆炸在这本书中成立了，它就是一本好书。这两条儿过去我没想到，谢谢你。你今天对我来说就是核爆炸。（热烈鼓掌）你应该多读几本儿，产生连环爆炸。
翻译成瑞典语以后，也引发人们的大笑。
问：除了幽默，您认为作为作家的动力是什么？
刘震云说，我最大的动力就是希望通过写作来了解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你知道的世界，另外的一个是你不知道的世界。你是想用写作的这种方式来了解那些未知的世界。今天下午我和万之兄长喝茶的时候说过，书写出来，只是你想表达的十分之一。十分之九是这个书本身这个链环爆炸使读者能够体会到的。其实，包括所有的艺术，为什么一个人想当作者，或者想当演员，他一定是想脱离自己，达到别人。那世界上什么是未知的呢？那就是被大家和公众忽略的人和这些人的情感。李雪莲是个普通妇女。忽略李雪莲的是什么人？那当然你可以说是特朗普，默克尔和普京。不是的。是像李雪莲这样的千千万万的人。她的情感和她说的一句话是被她一样的人所嘲笑的，像祥林嫂一样，儿子被狼吃了一样，她想把这件事告诉别人。周围的人都讨厌她。同类的人，同阶级的人，同阶层的人，有时候是对人压迫得最重的（象南北朝鲜）。当忽略她的时候，我们的脚步，和历史的车轮就从她身上压过去了。这就是一个作者要把她拉出来，这是一个作者要写作的最大动力。
第二个动力是通过书，通过我对事情的看法和态度来引起大家对问题的讨论。一件事和另外一件事的联系和背后的道理。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我到世界各地，特别爱在街头看各种人的表情。这种表情对我的冲击很大。我曾经还写过一本书叫《手机》。当我去美国交流的时候，我明白了我哪怕是围绕着一个老太太写一本书也是值当的。这个老太太站起来说，我特别喜欢手机的第一部分。这部分写两个孩子，一个五岁，一个六岁。他们两个特别好不是因为共同拥有什么而是因为共同的丧失。一个从小没有娘，一个是娘傻了。两个人最爱干的一件事是夜里边看灯笼往天上写字，一个是写娘，你在哪儿？一个写娘，你不傻。这个美国老太太说，我没有去过中国，我觉得中国是一个特别古怪的国家，人都象公猫一样。但是，我读了这本书，我发现，他们跟我一样，我从小也是没有娘。但是，我总是把娘写到了我心里，我从来没有写到天空上。如果在现实中，你写在天空上，停留不了一秒钟，但是，你在书里边写，这两句话在天空中停留十分钟，这是不是文学的力量。我读了你这本书，我知道，国家无论怎么古怪，但是人是有情感的，我要到中国去，到中国去干什么，我要去看看中国的天空。
我嘴里说，太太，欢迎你到中国来。但是我在心里说，你千万要趁着两会或G20的时候去，否则，那天空只能看到字了。平常的话，中国是被雾霾笼罩着。
记者提问：为什么用《我不是潘金莲》的书名呢？
刘震云：我写过许多系列，例如，一字开头，《一地鸡毛》（我心想原来这也是刘震云的作品，难怪他有名，主要是他有作品），还有故乡的名字，人的名字。如《我叫刘跃进》。这个就是《我不叫潘金莲》。这句话是这本书最重要的一句话，一个妇女用了20年时间就想纠正别人对她的评价。这个别人就是她的前夫。她说，我不是，但是，用了20年也没纠正过来。《我不是潘金莲》是《一句顶一万句》的姊妹篇。因为《一句顶一万句》是说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想说出一句话有多么困难。《我不是潘金莲》是想在这个世界上纠正一句话。比想说一句话更困难。所以用的这个题目。
记者提问：《一句顶一万句》一开始让人以为与文革政治有关，但书里表现的不是，到底为什么呢？
刘震云：这句话在文革的时候是林彪说过的是有政策背景的，但是，这个在我书里与政治没有任何关系。她的话是深入到生活中。生活中的话有没有一句顶一万句的话，结果发现确实有。但是这句话一定不会是心灵鸡汤，它一定是一语点醒梦中人的话。它可能是危机解密的话，会转变一个人的人生。另外，这句话，转变一个人，一个民族，的个人进程和历史的进程，这样的话在历史上是有的，在现实中也是有的。在人中也是有的。在生活中也是有的，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中也是有的。
采访完了，按说也就基本完成任务了。但是，这次座谈会也激发了我的很多思考，勾起我很多记忆和往事。作为一个记者，我也想表达一下我的看法和评论。所以，下面的部分，亲爱的读者，您可以选择，愿意往下看就看，如果觉得太长了，前面的信息已经足够了。下面是我本人对刘震云作品的印象。
中国人幽默吗？
平时没事我爱看youtube。看电影，看王朔和冯小刚。每年在斯德哥尔摩我也跟踪电影节。主要是要看各种电影。看冯小刚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九四二》。结果我是一声叹息。晚了，如果是当年拿到斯德哥尔摩来评电影节的奖，我觉得肯定能拿斯德哥尔摩电影奖。可惜时间过了。估计以后可以让冯小刚来拿终生导演奖。因为他导演了很多片子。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一九四二》就是根据刘震云的书拍摄的。后来《手机》也是因为冯小刚导演，才看了个开头。听着口音太重，就没有坚持下去。后来《我不是潘金莲》入耳，我还写了个小评论，感觉这是拿人们熟悉的名字来吸引眼球儿。
去年11月刘震云女儿刘雨霖导演的《一句顶一万句》，翻译成《Someone to talk to》在斯德哥尔摩电影节上映，我看过了。中国有句话叫：“人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这句话是说如果投缘，一句话真顶一万句废话了。影片反映了从80年代军人吃香，到90年代被抛弃的中国现实。90年代以后，很多贫贱夫妻都因为大款的出现而破裂，二奶遍地都是。社会的变迁，给家庭，孩子带来的变化，中国军人的颜面等等，都很真实，很实在，让人有无限感慨。
其实我还没读过这两本书，听了大概情节。或许以后可以再评价。但是，《我不是潘金莲》这部作品，确实引发人深思。岳老师概括得很好，一个人撒一把米，后边上千个人也捡不完。
这让我觉得，毕竟这是李雪莲不守规矩，因为贪而犯的一个错误。这在中国就是非常可悲的，但却是存在的，例如房子限购政策，有人就采取假离婚的办法，恶果是最后可能假离变真离，鸡没得着，失了米。所以，其教训就是要真诚，要扪心自问，你究竟想要什么。另外，李雪莲的一路20年，也反映女人在社会上依然没有地位。尽管毛主席说妇女能顶半边天说了半个多世纪了。尤其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的原则性被金钱所替代。很多女人又回到了从前。男人也肆无忌惮地以金钱和长相来衡量女人。不再注重人的内在美。
那么为什么李雪莲的问题会这样呢？也反映出中国官员对家务事基本上是能避开就避开，不再关心。在他们看来，或者在很多商人看来，你是不是潘金莲不重要，他们甚至怂恿一些女人成为潘金莲。这就是为什么尽管人们解决了温饱，但是人们对这个社会还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
相比之下，在瑞典社会的价值观和规则是明确的，毫不模糊的。女人大部分要学习长袜子皮皮，一句话，不缺钱，也不缺力气，凡事能自力更生。所以，她不会去找领导去要求更名或者要求法院或她丈夫承认她的清白。在瑞典，同居的关系被承认，分居关系也得到承认。实在不行，就再找别人，不必为一句话纠缠，或者如果女人告男人，男人甚至处于劣势。
我感觉刘震云老师的作品和以前的《秋菊打官司》有点儿象。也和一部电视连续剧《走西口》有点儿象。那里边描述的是两个青梅竹马的表兄妹，最后因为家境而分离，一辈子纠缠不清，恩恩怨怨。还有前两年在北京流传的关于中央编译局的一个博士生发帖搬倒了真正产生感情的老板。这都显示了中原地区的，河南，山西，陕西的女人的刚烈，执着，顽强和任性。她们身上有一股劲儿。有时就是为了一个说法，或者为了一个名字，就要纠结一辈子。
另一个现实，刘震云所揭示的就象现在朝鲜半岛问题一样。本来是自家兄弟，但是，在老美面前还非要争个高低，拼个你死我活。否则，谁都咽不下那口气。
李雪莲受不了她丈夫对她的误解。同样，我联想到家乡一个三婶儿的上访之路，我现在也逐渐明白。她说，我睡不着觉，村民都说是我害死了小二儿。事实上，是邻居老头肯定属于更年期或者是脾气暴躁就和老二一个25岁的青年打了起来。结果是青年被老头砍断大板筋，流血过多死亡。这样，三婶儿跑北京跑了好多年。终于找回一些经济补偿。
这也让我联想到中国的上访制度，其实这是党和政府主动提出的一个解决地方问题的办法，但其结果却导致中国花费了极大的资源来解决问题，可是很多人还是不满意。
就拿分房制度来说，很多人都是因为分房而提前领证结婚，所以很多时候，是政策法规，如何能即合理又合法，太难了。有时合法不合理，有时合理不合法。感情与理智，感情与制度中间的矛盾太多了。所以，刘震云作为一个作家真正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引发人们的思考和讨论。这就是他的成功之处。
他的文学作品反映的都是中国的中原地区的故事，也有地域特色。目前作品已经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真令人情不自禁地想，是否他应该成为中国的莫言第二呢？
但愿在不太遥远的将来，如果我有资格，我会推荐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目前陈安娜翻译的中国作家，有余华，莫言，刘震云，她说她一直在不停地翻译。曹乃谦的作品是由马悦然自己翻译的。刘震云的《温故1942》瑞典译本将在下半年出版。届时希望能够把电影也引进来，真是震撼啊！
对于中国在1942年的贫穷落后，我想瑞典有些人是有描述的。至少，诺奖评委马悦然就在他写《我的老师高本汉：一个人的肖像》里有过描述。因为高本汉当时在中国考察的就是山西一带。当然，也难怪西方对中国的印象黑暗，因为那个年代就是黑暗的年代。所以，共产党才解放全中国，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巨大的变革。消灭了等级观念，废除了包办婚姻等等，提倡很多新观念。但是，当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来临，尤其是成为世界工厂以后，工业化时代的一些问题，也频频出现。典型的就是刘震云最后说的中国北方大部分被雾霾笼罩着。
中国人经过十年文革从无比的严肃，把你祖宗八辈都要交代清楚，到过去三十年的模糊，一个人可以有20多个身份证，改年龄，大忽悠这些在过去看来都是犯罪行为的行为被搬到文学作品里，或者是舞台上来亮相。这到底是幽默还是悲剧，人们往往会笑出眼泪来。说这是幽默，我只能说这是各种压力凝聚以后的一种释放。人们开始原谅自己嘲笑自己，对社会的各种现象表现无能为力的时候，只能笑一笑。
中国人经历的苦难太多太多，因此也练就了他们忍耐和幽默的，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观念和习性。他们有感情，但是，很多时候，不知道如何表达。这可能需要下一代的改变吧。至少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还是有很多时代的烙印。我只是希望人人都能成为一个不用装逼也能活着，也能活得比较自在就行。否则，就象那个《扯淡》的小品，真的是自己被人骗了，一转身就骗别人，还觉得自己很值。这就是中国式幽默吗？我只能说这是改革开放30年的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