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绿色邮报网援引中新社（ 记者  曾平 ）报道：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经济学讲座教授刘遵义近日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说，新中国经济发展最为成功之处在于，每个人都在经济增长过程当中受益与进步，中国的经济改革没有输家。
　　刘遵义将改革开放作为新中国经济发展两个主要阶段的划分点。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30年并非完全没有成就，比如第一个五年计划为后来发展重工业奠定了基础；后4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则成功令7.4亿人脱贫，且这条被跨过的贫困线是2010年制订的。
　　刘遵义指出，新中国70年来的经济增长率年均在8%以上。最成功的一点在于，在此过程中，每一个人都在进步，大家都在受益，因此没有人希望回到过去。
　　他认为，这正是中国政府受到广大人民支持的原因。环顾欧美国家，这几十年也取得长足经济发展，但底层人民的实际收入可能并没有增加。虽然中国社会也存有贫富差距，但底层也在往上升。“我觉得这是很大的分别。”刘遵义说。
　　在分析中国经济发展走过的历程时，刘遵义将此过程归纳为“没有输家的改革”。他举例说，实行包产到户时，农户完成计划产量之后，若喜欢多做，便进入自由市场，若不喜欢多做，也没有吃亏和以前一样，而城市居民靠着农户计划中的粮食产量，生活并未受到影响；改革开放初期，所有工厂的材料和机器都是进口，产品也要全部卖到国外，工厂可由此赚取劳动力，同时国内经济也受到保护。
　　“保护的主要目标，就是不要有输家出现。”刘遵义指出，改革开始时实行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双轨发展至关重要，因为可以保障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随着经济持续发展，计划经济已不需要再维持。
　　“据我了解，唯一现在计划一定要实行的，一个是环保指标，另外一个是脱贫指标。”刘遵义认为，这个过程伴随着观念的转变。整体而言，改革开放既提高大家的积极性，也为企业和家庭提供比较自由的发挥空间。此外，中国政府利用国民储蓄率高的优势，大幅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前瞻性地为经济发展铺路。
　　这背后体现中国制度的好处。刘遵义认为，中国经济取得如今成就，首先是政府有能力、有权力、有魄力；其次是政府拥有着眼长期发展的眼光。
　　另一方面，中国奉行传统的中庸之道，重视平衡各方利益，不会出现西方式民主中的“赢家通吃”。他认为，重要的事情不应该采用简单多数的决定方式，双方斗得“你死我活”之余，可能只输一点点的一方还不肯认输，英国脱欧搞得一塌糊涂的原因正在于此。
　　刘遵义支持中国经济继续扩大开放，因为已经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中国面临如何维持效率和保持竞争力的问题，若选择关门自己做，或会缺乏进步的动力。参考国际经验，中国未来还应思索垄断型企业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
　　今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出炉时，刘遵义称规划纲要“等于把硅谷与华尔街集中于港深一身”，并预计大湾区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他认为，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与大湾区发展并无冲突，是中央希望大湾区多元发展的另一种尝试。他向深圳发展提出三点建议：第一，全城发展自贸区，关税降为零，从深圳运货去内陆另设关卡；第二，前海的税率与香港看齐，以吸引人才；第三，实现资金经深圳进出中国内地的自由化，可规定资本须在深圳停留一年，并使用区块链技术追踪大额资金。
　　作为长期为中国政府提供建议的经济学家，刘遵义曾于上世纪90年代就汇率并轨、强制结汇、应对东亚货币危机等议题建言，并获中央采纳。他忆述，东亚货币危机时，亚洲很多国家的货币贬值，自己当时建议人民币不贬值，因为中国还有外汇管制，但需要帮助出口商，因而提议增值税由部分退改为全退，最终顺利挺过难关。
　　刘遵义因机缘巧合出生在贵州遵义，成年后于1979年第一次重返中国内地。眼见新中国几十年的变迁，刘遵义感概，当年去北京因为没有粮票，出多高价也没有小贩愿意卖烧饼油条给自己；当年的天安门，五分钟才有一部车辆驶经，而如今早已车流如梭。（责任编辑查正富 主编陈雪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