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水务专家Jan Lindqvist，中国所做的是非同寻常且前所未有的
北欧绿色邮报网、北欧中华网联合报道（本报记者 陈雪霏）：8月30日， 斯德哥尔摩世界水周隆重开幕 。期间， 北欧绿色邮报网首席编辑陈雪霏 专题采访了斯德哥尔摩国际水研究所的资深专家Jan Lindqvist，他于1979年12月首次来到中国，采访中他回顾了当时去中国的经历，并告诉我们自那时以来，中国取得了非同寻常的空前进步。以下是采访视频（点击即可观看）。
陈：我们知道你在很多年前去过中国并且之后在中国参观了很多次，那么您可以分享一些您在中国的经历吗？
J：是的，我第一次去中国是1979的12月中旬，当我第一次搭乘航班到达中国的时候，飞机上所见的景象是晴空万里，但当我下飞机的时候，感受到确是异常的寒冷。我记得当我到达北京的酒店时，有一位前台的女士，她为了御寒，戴着一副露着手指的手套用笔来给我办住宿登记。在那个时候，我参观的酒店，政府机构，办公室和学校都是没有暖气系统的，人们室内都穿着蓝色的棉衣，在我印象中，那时的棉衣就只有蓝色这一种颜色。而大部分餐馆也是没有供暖的，只有极个别有暖气。在街上有许多自行车和少量的公交车，但是基本见不到私人轿车，私人轿车也只有一，两种型号。这些我看到的和我的预期也是比较吻合的，因为我之前就读过关于中国的文章，而且我也去过印度，非洲等和中国经济水平差不多的国家。之后我便在中国各地旅行了一下，包括长城，西安壮观的兵马俑，壮丽的黄河，以及陕北的窑洞。我还去了桂林，在漓江坐船游江（看了迷人的风景）。有一点令我记忆深刻，那就是开放的沟通氛围，我和中国人进行会面非常的容易，交谈也非常的轻松。而这些都是在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结束之后才有的（GAN04是在我当时买的一本中英翻译的字典来翻译四人帮这个词的），最后我从香港返回了瑞典。 有一点我记得非常的重要，那就是当我在乡村参观访问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地方的当地人机智地利用每一平方米土地，比如当道路还未建好的时候，人们在工地上临时划出区域种植农作物。所以我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中国人民具非常好的技能来机智地利用了每一片土地。但是与此同时，我也看到了黄河带来的巨大挑战，那时正值12月，黄河的水道变得非常狭窄，大段的河段河水干枯。当地人针对如何应对黄河挑战所做的工作给与了非常好的讲解。我们也针对如何治理黄河的不同理论方案进行了有趣的讨论。比如其中一种方案是严格控制江水不会溢出河道造成水患，或者如何利用地势分流。依据传统的理论，假如你想通过建立高高的堤坝去控制河水，那就像你用手捂住婴儿的嘴不让他叫嚷，得到的结果反而是婴儿叫的更凶了。所以如果你过多的去控制河水，那么当堤坝崩塌的时候，那你将面临非常严重的洪水。我认为我从中国学习到了很多，而且对中国有了更好的了解，尤其是南方多水患的地区与干旱的北部地区。
陈：你后面又回到了中国，好像是30年之后？
J：第一次我去中国是76年，而第二次是1997或者1998年。当我再次回到中国的时候，我发现中国变成了另一个国家。我那次去了厦门，在那里，我的同事与厦门联合举办了世界海洋周这样一个活动，而在stockholm，我们有世界淡水周。厦门的海洋周关注的是海洋，以及陆地的淡水系统是如何影响海洋的。当时的想法是我们两个活动可以互补，我们关注在淡水系统，他们更关注在沿海区域，以及陆地用水对于海洋的生物指标的影响。然后，我新引入了一个概念，那就是从源头到海洋，因为陆地或者农业活动将会改变河水质量以及水流系统，最终将会影响东部的海水。现在在stockholm，我的同事正在建立一个很大的研究项目，专门针对淡水系统与海水系统的接口问题。我们与厦门的同事一直都有持续的沟通。现在的一个项目，虽然我们没有亲自参与，是针对应对塑料所带来的巨大挑战，现在内陆的河水里塑料的污染很严重，他们会慢慢堆积，最终聚集在沿海区域，这将影响渔业与旅游业，以及整体的环境。
陈：针对中国人民的生活，您感受到了巨大的改变，对么？
J：是的，巨大的改变，我可以看到私人轿车，豪华的私人轿车。人们的穿着也非常好了。如果你在城里的街道上走走，能看到中国人的外在发生了改变，当然内在也改变了。你可以看到人们穿的更好了，吃的更好了，交通工具也变成自己开车了。大部分人的家也都有了空调，而且这个占到了能源消耗的大头。
陈：但是也会出现很多问题是吗？包括循环利用，能源等系列问题。
J：是的，问题是不可避免地，但是当人类社会从一个低级的状态开始的时候，人们总是希望有更多的改善，从低级到高级慢慢地发展，人们的欲求也会越来越强，因为当他们比较穷，科技比较落后的时候，他们的需求是被限制的。当人们变得更富有，受到更好的教育，拥有更多财富来够买更先进的科技时候，你就可以更大程度的改变这个世界。我们之前简要的谈过，中国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中国把这么巨大的人口从贫穷带到了不错的生活水平。与此同时，人们变得更加的贪婪，期望得到更多，就像富人想变得更为富有一样。中国人现在想要的更多，这变成了一种趋势，比如从拥有一套公寓到拥有两套公寓，两辆汽车。这就带来了社会问题，如何在让人们获得更好的生活同时而不会过分的要求更多的资源，因为这些需求需要水，土地，技术，各种各样的资源。当然资源是有限的，中国的淡水，土地资源都是有限的。人口在增长，经济在增长，所以如何指定人们能够接收的相应法律法规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在中国，和谐社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名词，人人都想有一个和谐的社会，政府和人民和睦相处。
陈：10月1日将是中国的国庆节并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70周年纪念日，作为屡次访问中国的朋友，您有什么话想对中国人民说的吗？
J：首先我对中国在发展上取得的进展表示热烈的祝贺，在没有其他先例可以借鉴的情况下，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改变是一个非凡的成就。但是中国也发现了在如此之快的发展下，正如硬币的两面性，进步的背后也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水资源和空气的污染。但是我也听说了一些非常鼓舞人心的案例与卓有成效的工作，不仅在收集污染水平与退化水平的监控和测量信息方面，而且在提高人们环境保护的意识：不仅仅是看到发展的积极一面，还要关注发展背后的隐患。现在很多湖泊中出现了更多的鱼，这就是很好的证明。因为我没有去过这些地方，所以我无法提供更多的细节，现在我说的更多的是我从同事那里听到的信息，中国在太阳能和风能方面的投资也是非常惊人的，而且中国致力于开发更多人可以受用的高性价比技术，这些技术可以帮助人们减少对传统石化资源的依赖程度，我认为这些例子都是非常振奋人心的。我认为需要有整体的大局观，因为在一个局部发生了变化，势必会对其他的部分造成影响的余波。我还听到，中国有一个伟大抱负，期望把传统技术转化升级为适用于这个时代的新技术，从而达成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陈：可以为我们分享一些您的故事吗?当代的很多青年他们都对该领域的资深人士充满了好奇，包括你是如何开始并且发展你的职业生涯？
J：我是在乡村的农场长大的，所以我很了解食物是如何来的。那些城市里长大的孩子他们可以去超市购买食材，但这些现成的食物远离了原始加工的现场。我挤过牛奶，做过很多这个领域的不同的事情，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经历，因为我可以更加了解手工制作的事实。我在瑞典的西海岸城市长大，学习，至大学。我学习的是社会科学，所以我没有学习水文地理学的专业，也不没有工程系统的实践。
陈：那么你的专业是什么？
J：我的专业是经济学，人文地理，统计学和社会学，后来我在东非国家取得了信息采集的博士学位，我的妻子是一位，我们的女儿于1970年出生。1972年我们从坦桑尼亚离开，1973年去了挪威，因为我在那里得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我的妻子也在那里的医院做心理医生，大概在挪威工作了七年左右我又想回到瑞典，所以申请了几份工作，其中的一份工作是在林雪平大学的水与环境研究大学部门做教授，我觉得我是幸运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很年轻，我才38岁并且获得了教授职称。
陈：那么你是如何取得成功的？因为我听说那个时候取得工作是相对容易的，很多人可以在自己并不精通的领域获得一份工作。
J：我不能说完全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在那个年代，劳动力的需求与获得相对今天确实是容易很多，今天的社会竞争力更加激烈。但是在那个年代如果你想获得一份高职称的工作比如教授，主管，它们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而且你需要通过一系列严格的考核程序。我获得的工作是关于水资源和生态系统的研究，但是这是一项跨学科的研究，聚集了不同领域的群体。他们有些人并没有大学本科学位。最初我们有三位教授，一位是水文地理学家，一位是生物学家研究土地生态系统，还有一位社会学教授做关于管理学的研究。
陈：所以这是非常有趣的经历，当你做关于水资源的研究实际上你也在做生物系统，土地，生物和人类社会的研究是吗？
J：是的，我们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做各种研究，并且需要在化学，生物，工程等不同领域有能力的人们参与到实验性的社会工作中，包括人类科学领域，因为你需要人类的主力参与。我做教授29年，同时我在不同的国际研究小组中担任咨询人员，比如罗马的食品与农业组织，SIDA。我的主要工作是监督这些博士生，在不同的学科领域整合资源研究。包括社会科学，生态系统等不同领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经历，你可以见证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共同工作，致力于达成一个最终结果。因为社会不是单单由一个水文地理系统构成的。从2009年开始，我从大学退休，成为了一位高级科学家顾问，并且为CV 和联合国等不同国际组织工作，同时我在非洲，中国工作，与中国的同事们一起为雀巢公司做了一个关于用于生产奶粉的水的小调查，他们很好奇有多少水资源会投入到生产作为动物饲料的谷物中，如何改进水资源的利用率。在中国的北方，这些工农场系统是非常高效的，没有耕作系统，在整个制作环节当中有着很少的浪费，其实最大的浪费环节就是在消费链的末端“消费者 ”，往往是他们浪费了很多食物。，不同的商品生产变得非常高效，因为这些农民不能承受流失水资源，所以他们必须高效地运转。但是消费者没有同样的感受和动力，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各地地消费者他们会浪费丢弃所购买的食物，所以我称我看到的食物链环节为“从农场到餐桌“，就是食物的制作，供应和运用过程。
陈：所以最终应该是这些消费者需要提高意识对吗？
J：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对农民有规则和经济的标准，我们对这个行业也有，但是我们对消费者个人没有这样一套规则章程。
陈：所以人们实际上不是无辜的是吗？比如你有这样一条规则但是人们有时候会蔑视并且滥用这些规则从而导致了大多数的浪费。我做记者已经30年了，我见到在中国的政府和农耕行业都会出台这样一些政策规定来规范，但是人们始终认为自己有权利去做出自己所想的行为从而并未履行。
J：是的，在中国这个土地有着非常丰富的供应链，所以人们对此有着很大的选择权。如果他们不喜欢这里的政策规定那么他们可以去其他的地方。
陈：我认为您作为一个专家，可以号召人们应该对自己的个人行为权力负责任。
J： 在1950年-1960年的瑞典，每个家庭会花费大约30%的费用在够买食物上，但是现在只有10%左右，所以在这个年代，食物的消费变得相对更加便宜，并且在农耕制作的环节上获得了较大的补助。通常，我们在超市购物看到一个商品的价格时，我们用税支付，其中的三分之一支付给
环境的退化，所以我希望消费者能更加明白我的所期待，所需要，所使用的商品和我们的水土资源，温室效应都有着一定的联系。所以这包含了商品的价格成分，但是大多数消费着不愿意支付这样的价格。
陈：但是我们只有一个星球，如果我们不对它负责那么应该让谁来负责呢？
J：是的，我们的生命也只有一次，如果我们不对水土环境负责，让它们遭到污染破坏，我们过量饮食，我们也会给自己造成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健康的代价。
陈：您作为这个领域的资深人物，您也对自己的饮食保持良好的习惯对吗？
J：是的，我一直在尽力保持。我觉得我应该去购买自己应该吃的东西而不是自己喜欢的东西。同时我们日常可以就近且合理地够买食材而不是一次性大量够买并且堆积在冰箱里，在一个礼拜之后你偶然发现自己购买过食物，但是因为已经过期了然后丢弃它。生活中我们有许多不同的方法来提高人们节约环保的意识。我们的地球只有一个，我们需要保持健康合理的生活习惯来造福我们的星球，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下一代。
责任编辑查正富，凌云翻译，主编陈雪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