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从友大使在第四届中瑞智慧城市合作大会线上致辞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中国驻瑞典大使桂从友10月15日在第四届中瑞智慧城市合作视频研讨会上致辞。

他说,中瑞智慧城市合作大会以绿色合作为主题,聚焦新型城市发展,自2015年起已经成功举办了3届,成为中瑞两国共享发展机遇的重要平台。今年的大会以未来城市设计规划和可持续交通合作为主题,通过开放性的网络平台,展示和研讨中瑞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政策、合作项目和科技成果,探索未来中瑞智慧城市合作的新机遇。相信本届会议的召开必将进一步推动和促进中瑞绿色发展合作。

  “今年以来,中瑞贸易和投资合作受疫情影响出现一定下滑。1至7月双边贸易额99.6亿美元,同比下降6.2%。其中中方对瑞出口46.3亿美元,下降10.6%,自瑞进口53.3亿美元,下降2%。但这些降幅均低于中欧平均水平,而且近几个月双边贸易额降幅不断收窄。1-7月瑞典对华直接投资1.2亿美元,同比下降54.2%;中国对瑞投资3.2亿美元,同比下降7.4%。疫情暴发以来,我们使馆与瑞典工商界一直保持着密切沟通,了解到很多瑞典企业坚定看好中国市场,在华经营业绩良好,坚信我们两国贸易和投资很快将恢复双增长。”

  在扩大双方务实合作方面,这次召开以绿色合作为主题的智慧城市合作大会恰逢其时。正如大家所知,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需要各国携手应对。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在联合国大会上郑重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中方基于国内可持续发展内在要求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对自身气候环境政策做出重大宣示,彰显了中方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中方将以绿色、低碳、可持续作为推进当前经济恢复、未来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思想,加强应对气候变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绝不动摇。这也凸显了中方对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习近平主席的积极宣示为推进全球气候治理和《巴黎协定》实施贡献了中国力量,为应对气候变化多边进程注入正能量,有力提振了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信心,是中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又一次生动体现。中方此次宣示既顺应了全球加强气候行动、加速低碳发展的潮流,更展现了中方坚定支持《巴黎协定》履约,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与各方共建清洁美丽世界的负责任大国担当。

桂大使也指出了在转型升级方面中国遇到的挑战。他说,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排放大国,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绿色低碳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根据应对气候变化中长期目标和愿景,中方将在2030年前达到排放峰值后,用30年左右的时间由峰值过渡至碳中和。这个时限比许多发达国家承诺的目标短了将近一半,实现的难度可想而知,必须付出辛苦的努力才能完成。中方将采取有力举措践行这一承诺,推动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绿色革命”,建设“绿色中国”,实现疫情后世界的“绿色复苏”,在发展进程中呵护好人类的共同家园。

  瑞典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念,并积极行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乌普萨拉的垃圾处理中心、哈马碧的智慧城市、韦斯特罗斯的太阳能板阵、克里斯蒂安斯塔德的环保农牧业都是瑞典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例证。中瑞两国在绿色可持续发展方面合作潜力巨大。希望双方以这次召开智慧城市合作大会为契机,积极拓展在全球气候治理、绿色低碳、智慧城市、环境保护及相关科技创新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共同为我们两国的可持续发展、为全人类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他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本次大会将在周一10月19日继续进行一次。

桂从友大使同瑞典环境部国务秘书就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合作交换意见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9月30日,桂从友大使同瑞典环境部国务秘书斯韦德令、瑞典气候大使弗洛梅里等视频连线,就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合作交换意见。

  桂大使表示,9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联合国成立7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方将采取有力举措践行这一承诺,推动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绿色革命”,建设“绿色中国”,并推动实现疫情后世界经济的“绿色复苏”,在发展进程中呵护好人类的共同家园。

  桂大使表示,瑞典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念,并积极行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中方坚定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致力于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做到最好。中瑞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方面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瑞方一道,积极推动双方科学界、企业界和地方之间加强相关领域合作,共同维护和推动气候变化的多边治理进程,为推动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斯韦德令表示,瑞方欢迎中方关于减排中长期目标的宣示,赞赏中方坚定支持多边主义、积极开展国际减排合作,愿同中方加强相关合作,推动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

  双方还就具体合作事宜交换了意见。

来自中国驻瑞典使馆网站

The 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 2020

The 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 2020 was awarded jointly to Paul R. Milgrom and Robert B. Wilson “for improvements to auction theory and inventions of new auction formats.”

This year’s Laureates, Paul Milgrom and Robert Wilson, have studied how auctions work. They have also used their insights to design new auction formats for goods and services that are difficult to sell in a traditional way, such as radio frequencies. Their discoveries have benefitted sellers, buyers and taxpayers around the world.

People have always sold things to the highest bidder, or bought them from whoever makes the cheapest offer. Nowadays, objects worth astronomical sums of money change hands every day in auctions, not only household objects, art and antiquities, but also securities, minerals and energy. Public procurements can also be conducted as auctions.

Using auction theory, researchers try to understand the outcomes of different rules for bidding and final prices, the auction format. The analysis is difficult, because bidders behave strategically, based on the available information. They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both what they know themselves and what they believe other bidders to know.

Robert Wilson developed the theory for auctions of objects with a common value – a value which is uncertain beforehand but, in the end, is the same for everyone. Examples include the future value of radio frequencies or the volume of minerals in a particular area. Wilson showed why rational bidders tend to place bids below their own best estimate of the common value: they are worried about the winner’s curse – that is, about paying too much and losing out.

Paul Milgrom formulated a more general theory of auctions that not only allows common values, but also private values that vary from bidder to bidder. He analysed the bidding strategies in a number of well-known auction formats, demonstrating that a format will give the seller higher expected revenue when bidders learn more about each other’s estimated values during bidding.

Over time, societies have allocated ever more complex objects among users, such as landing slots and radio frequencies. In response, Milgrom and Wilson invented new formats for auctioning off many interrelated objects simultaneously, on behalf of a seller motivated by broad societal benefit rather than maximal revenue. In 1994, the US authorities first used one of their auction formats to sell radio frequencies to telecom operators. Since then, many other countries have followed suit.

“This year’s Laureates in Economic Sciences started out with fundamental theory and later used their results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s, which have spread globally. Their discoveries are of great benefit to society,” says Peter Fredriksson, chair of the Prize Committee.

Illustrations

The illustrations are free to use for non-commercial purposes. Attribute ”© Johan Jarnestad/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Paul R. Milgrom, born 1948 in Detroit, USA.
Ph.D. 1979 from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USA. Shirley and Leonard Ely Jr. Professor of Humanities and Sciences, Stanford University, USA.

Robert B. Wilson, born 1937 in Geneva, USA.
D.B.A. 1963 from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USA. Adams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Management, Emeritus, Stanford University, USA.

The Prize amount: 10 million Swedish kronor, to be shared equally between the Laureates.


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founded in 1739, is an independent organisation whose overall objective is to promote the sciences and strengthen their influence in society. The Academy takes specia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natural sciences and mathematics, but endeavours to promote the exchange of ideas between various disciplines.

习近平:深刻认识推进量子科技发展重大意义加强量子科技发展战略谋划和系统布局

北欧绿色邮报网援引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16日下午就量子科技研究和应用前景举行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我们要于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必须向科技创新要答案。要充分认识推动量子科技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强量子科技发展战略谋划和系统布局,把握大趋势,下好先手棋。

  清华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薛其坤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讲解,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指出,近年来,量子科技发展突飞猛进,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前沿领域。加快发展量子科技,对促进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安排这次集体学习,目的是了解世界量子科技发展态势,分析我国量子科技发展形势,更好推进我国量子科技发展。

  习近平强调,量子力学是人类探究微观世界的重大成果。量子科技发展具有重大科学意义和战略价值,是一项对传统技术体系产生冲击、进行重构的重大颠覆性技术创新,将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向。我国科技工作者在量子科技上奋起直追,取得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创新成果。总体上看,我国已经具备了在量子科技领域的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同时,也要看到,我国量子科技发展存在不少短板,发展面临多重挑战。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自主创新道路,坚定信心、埋头苦干,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努力在关键领域实现自主可控,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增强我国科技应对国际风险挑战的能力。

  习近平指出,要系统总结我国量子科技发展的成功经验,借鉴国外的有益做法,深入分析研判量子科技发展大势,找准我国量子科技发展的切入点和突破口,统筹基础研究、前沿技术、工程技术研发,培育量子通信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量子科技国际竞争制高点,构筑发展新优势。

  习近平强调,要加强顶层设计和前瞻布局。要加强战略研判,坚持创新自信,敢啃硬骨头,在组织实施长周期重大项目中加强顶层设计和前瞻布局,加强多学科交叉融合和多技术领域集成创新,形成我国量子科技发展的体系化能力。

  习近平指出,要健全政策支持体系。要加快营造推进量子科技发展的良好政策环境,形成更加有力的政策支持。要保证对量子科技领域的资金投入,同时带动地方、企业、社会加大投入力度。要加大对科研机构和高校对量子科技基础研究的投入,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统筹建设,完善科研管理和组织机制。

  习近平强调,要加快基础研究突破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量子科技发展取决于基础理论研究的突破,颠覆性技术的形成是个厚积薄发的过程。要统筹量子科技领域人才、基地、项目,实现全要素一体化配置,加快推进量子科技重大项目实施。要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不畏艰难险阻,勇攀科学高峰,在量子科技领域再取得一批高水平原创成果。

  习近平指出,要培养造就高水平人才队伍。重大发明创造、颠覆性技术创新关键在人才。要加快量子科技领域人才培养力度,加快培养一批量子科技领域的高精尖人才,建立适应量子科技发展的专门培养计划,打造体系化、高层次量子科技人才培养平台。要围绕量子科技前沿方向,加强相关学科和课程体系建设,造就一批能够把握世界科技大势、善于统筹协调的世界级科学家和领军人才,发现一批创新思维活跃、敢闯“无人区”的青年才俊和顶尖人才。要建立以信任为前提的顶尖科学家负责制,给他们充分的人财物自主权和技术路线决定权,鼓励优秀青年人才勇挑重担。要用好人才评价这个“指挥棒”,完善科技人员绩效考核评价机制,把科研人员创造性活动从不合理的经费管理、人才评价等体制中解放出来,营造有利于激发科技人才创新的生态系统。

  习近平强调,要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要提高量子科技理论研究成果向实用化、工程化转化的速度和效率,积极吸纳企业参与量子科技发展,引导更多高校、科研院所积极开展量子科技基础研究和应用研发,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和协同创新。要加强量子科技领域国际合作,提升量子科技领域国际合作的层次和水平。

  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发展,学习新知识,掌握新动态,做好重大科技任务布局规划,优化科技资源配置,采取得力措施保证党中央关于科技创新发展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发挥宏观指导、统筹协调、服务保障作用,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力推动重大科技任务攻关,为抢占科技发展国际竞争制高点、构筑发展新优势提供有力支持。【编辑:陈雪霏】

中国焦点面对面:人民币大幅升值,怎么看、怎么办?

 北欧绿色邮报网援引中新社北京10月17日电 题:人民币大幅升值,怎么看、怎么办?

  ——专访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谭雅玲

  作者 李金磊 彭婧如 程春雨

  近期,人民币持续快速升值,引发各方关注。在全球疫情持续的大背景下,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原因是什么?会对中国经济、金融市场和民众产生哪些影响?未来走势又将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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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谭雅玲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解析近期人民币大幅升值。 中新社记者 张兴龙 摄

  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谭雅玲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对此进行权威解读。

  访谈实录如下:

  中新社记者:在刚刚过去的三季度,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涨幅达到3.89%,为2008年一季度来最大单季涨幅。本轮人民币升值从何时开始?

  谭雅玲: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走势是“前9后7”。“前9”是一个升值的周期,从2005年7月21日“汇改”起步的8.11元,一直到2013年1月份涨到了6.03元,升值幅度接近40%。人民币在这个阶段是直线升值,区间波动非常狭窄,单边升值非常明显。

  “后7”是从2014年至今,是在贬值的通道当中,最极端的是在2019年9月份走到了7.18元,今年5月份走到了7.17元,整体累加起来的贬值幅度在20%到25%之间。相对于升值的周期,它的修复性并没有完全达到均衡。

  人民币这一轮升值从6月份开始,到现在并没有截止,周期算比较长了。从这个角度看,整个国际经贸关系包括地缘政治,在外汇板块、货币竞争之间还是有很强的针对性和设计性的。

  中新社记者:2019年8月人民币汇率跌破“7”,但如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已经涨到了6.71关口。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本轮人民币升值的内在原因有哪些?

  谭雅玲:人民币升值的原因,第一就是中国经济向好。中国经济是现在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人们对人民币信心增强,是货币升值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

  第二是跟中国的改革开放有比较重要的关系,尤其是证券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开放速度比较快,规模和效果相对比较好,引起国际投资者的关注。而且,中美之间、中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利差和汇差缺口。如,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大概在0.6%-0.7%,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是在3.2%-3.3%。由于中国经济率先复苏,经济稳定、复工复产的态势比较好,再加上中国金融市场加速开放,所以国际资本在投机、对冲和套利方面比较青睐中国市场,这种叠加效应就促使了资金涌入中国市场。

  第三是跟海外市场有特别重要的关系。人民币汇率报价机制决定了海外参数非常重要,不排除海外有借题发挥的刻意性,借助中国比较良好的势头和开放的效果,主观上刻意推高人民币的嫌疑,应该引起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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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谭雅玲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对此进行权威解读。 中新社记者 张兴龙 摄

  中新社记者:三季度中国出口创下了季度历史新高,人民币升值会不会对中国现在良好的出口势头造成一定的影响?

  谭雅玲:中国出口指标相对比较好,与政策扶持、整个海外疫情的舒缓以及中国在世界贸易当中的地位和影响有特别重要的关系,但目前人民币升值,外贸企业承受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中国央行在今年国庆假期后的第一个周末决定,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20%下调为0。这个调整特别及时,对整个汇率市场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人民币从6.7元的关口又回到了6.7元以下的水平。

  因为6.7元再往上升的话,6.6元、6.5元、6.4元的汇率是不适合中国的,因为外贸企业的成本线,国企可能是6.7元、6.8元,中小企业可能是7元、7.02元,特别是外贸企业可能还是偏7元钱以下的水平。

  中新社记者:现在有大量的海外资金流入中国,有没有可能增加国内资产泡沫的压力?

  谭雅玲: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人民币存在利差和汇差,中国市场本身的庞大和政策的可信度,再加上经济的可持续性,对外资来讲已经形成了非常好的认知,资金的投机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时候中国更应该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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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谭雅玲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对此进行权威解读。 中新社记者 张兴龙 摄

  因为中国现有的金融市场结构、机制、效率、技术,还是存在很多不足,证券市场在逐渐开放,注册制也在紧锣密鼓推进,制度层面和结构层面的国际标准化和市场制度规则的准确度,还在进一步提升和加强过程当中,难免会有一些欠缺。如,中国并没有完整的外汇市场,依然是银行间的外汇市场,而海外的市场完全是自由化的市场,所以无论交易的经验、技术、规模还是影响力,中国处在被动的状态。所以防范相关风险对未来的中国经济而言特别重要。

  中新社记者:楼市和股市一头连着金融安全,一头连着老百姓,人民币升值会不会导致房价上行?对未来的股市走势又有什么影响?

  谭雅玲:人民币升值是否会导致房价上行,这个不必担忧。

  任何一个国家的强大都不是靠房地产,期待房地产上涨能够带动中国经济,不符合经济逻辑。过去中国房地产发展有点过度了,银行贷款等金融产品跟房地产连在一块的偏多,增加了很多的隐患。现在中央对房地产调控基调是“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非常坚定,对房地产是在进行微调和渐进的调整当中,这种共识基本上已经达成。“用房子来发家致富”的论点现在已经基本上去除了,实际上,有投资房子的人也在做这方面的准备和应对。

  人民币升值是不是一定会刺激股市?这一点大家都看得很清楚,这一轮人民币升值并没有刺激中国股市,中国股市还是在一定的区间内迂回,所以它们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汇率是对外关系的价格权衡,而股市是对内资产和经济基本面或者企业发展的一个基本体现,这两个的侧重完全不一样。

  中新社记者:最近“人民币是否已经进入升值新周期”的讨论很多,有国际投行预测人民币未来12个月还将大幅升值,可能升值到6.5,您如何看待人民币汇率的中长期走势?

  谭雅玲:中长期走势现在不太好判断。第一,美国大选没有落地。第二,中美贸易还处在不确定的状态。第三,疫情给中国经济、世界经济带来的结果是不确定的。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是向好的,但是伴随冬季的来临,疫情反复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这一波疫情会对整个经济贸易产生多大的影响,目前还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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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太原市一银行工作人员清点货币。(资料图) 中新社记者 张云 摄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6.7以下的水平波动应该是一个常态,至于能否回到7,是有可能的。因为最简单的一个逻辑:大涨就会大跌。这个技术逻辑是没有办法改变的。6月份开始,人民币的升值到现在并没有停歇,也面临着贬值的修复性,它要化解一定的风险,人民币可能向6.8、6.9偏贬值的方向修正。

  中新社记者:目前人民币是第五大国际支付货币,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是否会影响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人民币是否会成为全球外汇市场越来越重要的锚点?

  谭雅玲:人民币的国际地位首先是在信誉上占领了全世界。人民币还是一个不可自由兑换货币,在不可自由兑换的前提下被融入了SDR,这是一个世界创举。这跟中国所作出的贡献和诚信程度比较高有很大的关联。

  但从中国货币功能的角度看,我们不要去跟主要的发达国家攀比,对自己的货币定位要有一个准确的判断。要从发展中国家走向发达国家,奋斗的路途还十分遥远。同时,要从不可自由兑换货币变成可自由兑换货币,市场价值、市场制度、市场结构,包括市场参与者的知识技能和国际标准,都面临着急切的学习、补充和提高。

  虽然升值可能有利于人民币的地位和形象,但是升值对国民经济和财富的损失、压制等负效应也值得关注。

  中新社记者:今年以来,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贸易、金融及经济的背景下,人民币跨境使用仍然保持韧性并呈现增长,但美国部分政客威胁强行切断人民币、港元与美元的结算。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类极端情况的出现?

  谭雅玲:这种极端情况,恐吓性的意味更大。因为对美元的流动性来说,港币和人民币都是非常重要的支撑点。如果美元的流动性因为港币和人民币出现了风险,美国人会给自己找麻烦吗?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美国的美元很有霸权,势力很强,但我们也要看到,从美国的经济背景和经济结构,或者经济逻辑来讲,它是最缺钱的国家。因为全世界最大的债务国是美国,它是靠借钱过日子的。

  中国是外汇储备的第一大国,其中美元的储备占绝对多数,港币则是联系汇率制,基本上以美元为主。

  现在美国的债务规模已达到27万亿美元,面临大选,如果割断港币、人民币跟美元之间的关系,美国人自己也会有麻烦,而且是很大的麻烦。所以,威慑和恐吓的可能性更多一些。不过未来,我们还是要跟踪观察,提高风险预警。

  中新社记者:近期,中国央行在深圳市开展了数字人民币红包试点。有观点认为,人民币数字化后,可大大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您怎么看?

  谭雅玲:数字化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这或许是一种路径、一种方法,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加强人民币真正意义上国际化的进程。

  数字货币的推进可能对人民币国际化是一种辅助,但是不能代替人民币国际化,所以发展数字人民币要保持一个节奏,保持一种理性,人民币最终可自由兑换才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根本目标。(完)

  编辑陈雪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