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4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2020年11月4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全部内容如下:

  总台央视记者:据了解,第二届“一带一路”国家会计准则合作论坛于11月3日召开。请问新冠肺炎疫情是否对“一带一路”有关多边合作带来负面影响?

  汪文斌:共建“一带一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支持多边主义。前段时间,各方合作伙伴在多个领域建立了多边合作机制。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交往活动带来影响,但今年以来我们看到,“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在多边合作层面仍举办“线上”或“线上+线下”国际会议20多场。我在这里想给大家举几个事例:

  一是今年6月,各方举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级别视频会议,来自25个国家的部长和世卫组织总干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与会,会后发表了联合声明,各方承诺继续加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二是“一带一路”银行间常态化合作机制发布《支持中国等国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倡议》,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团结合作。“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先后举办疫情防控背景下的各类税务专题会议,为经济恢复提供服务和保障。中欧班列运输联合工作组也举行会议,推动中欧班列相关合作。

  三是“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合作方、“一带一路”可持续城市联盟分别召开会议,共商建设绿色丝绸之路、开展绿色投融资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等相关事宜。

  四是为落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有关成果清单,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正式成立,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基金正式建立,“一带一路”国家会计准则合作论坛举办了第二届会议。

  五是丝路国际智库网络举行2020视频年会并发出联合倡议,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呼吁坚持全球化和多边主义。“一带一路”纪录片学术共同体、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联盟、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联盟等平台积极开展线上活动,增进民心相通。

  我们相信,“一带一路”多边合作将继续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助力各方抗击疫情、促进经济社会恢复、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出更大贡献。

  埃菲社记者: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美国大选的结果,中方怎么看?

  汪文斌: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选举正在进行之中,结果尚未确定。

  彭博社记者:周二,美国国务院批准了对台出售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产的MQ-9B无人机,总价6亿美元。这是特朗普政府今年7月取消出口军用无人机限制以来首次无人机出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中方在美售台武器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我愿再次强调,美国向台湾地区出售武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八·一七”公报规定,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立即撤销有关对台军售计划,以免对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造成进一步损害。中方将根据形势发展作出正当、必要反应。

  巴通社记者:日前,巴基斯坦新闻部长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巴友谊的象征,所有中巴走廊框架下的合作项目都在顺利推进。一些巴方政要和官员也作出了类似评价。中巴经济走廊启动建设以来,在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和港口建设方面都取得扎实成果,对巴基斯坦国家发展作出了实质性贡献。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汪文斌:我们对巴方关于中巴经济走廊的积极表态表示高度赞赏。

  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重要先行先试项目和中巴合作的标志性工程,建设7年多来取得重大积极进展,一大批项目已开工建设或完工,为巴方带来250多亿美元直接投资。上个月,作为中巴经济走廊早期收获项目之一,巴基斯坦拉合尔轨道交通橙线项目开通运营,标志着巴基斯坦步入了“地铁时代”。目前,已建成的项目极大改善了巴基斯坦交通基础设施和电力供应,为巴创造了7万多个直接就业岗位,每年为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贡献1到2个百分点,显著促进了巴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福祉。

  中巴经济走廊不仅推动中巴两国经济社会发展,也致力于促进地区互联互通建设和共同繁荣。以瓜达尔港为例,港口自今年上半年开始向阿富汗转运小麦、食糖、化肥等货物,已完成货物转运近2万吨,提供近千个就业岗位。

  中方坚定支持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愿同巴方共同努力,全面落实两国领导人共识,在建设运营好现有项目的基础上,进一步聚焦社会民生、产业和农业等领域合作,将走廊打造成“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工程,更好造福两国乃至地区各国人民。

  印度广播公司记者:近期,中国外交部称第三国或第三方有兴趣加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你能告诉我们是哪些国家和组织吗?

  汪文斌:我们多次介绍过,中巴经济走廊包括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有关合作项目是开放的,我们欢迎有意愿的国家一道加入到相关项目建设当中,共同为地区乃至世界的繁荣稳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印度广播公司记者:近日,巴基斯坦方面决定赋予位于巴占克什米尔的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地区“临时省级规划地位”,印度对此坚决反对,认为这是非法占领印度领土,并要求巴基斯坦立即撤销有关决定。中方在此问题上持何立场?

  汪文斌: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中方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这一问题是印巴两国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应当根据《联合国宪章》、相关安理会决议以及双边协定,以和平方式加以妥善解决。

  埃菲社记者:虽然我们还不知道美国大选的结果,中方对两位候选人谁当选有没有某种偏好?

  汪文斌:美国大选是美国内政,中方在这个问题上不持立场。

  中国日报记者:据报道,“伊斯兰国”已宣布对维也纳恐袭事件负责,称旨在报复奥地利参与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行动。1名奥籍华人在枪击事件中不治身亡,另有1名中国公民受轻伤。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中方对这一袭击事件深感震惊。暴力恐怖主义是人类公敌,中国一贯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和暴力犯罪活动。我们向事件中的遇难者表示哀悼,并向他们的家人及受伤人员表示同情和慰问。我们了解到在此次袭击事件中有华人华侨遇难或受伤,中国驻奥地利使馆正同当地有关部门保持密切沟通,及时为中国在奥公民提供帮助。

  印度广播公司记者:当初,印度政府通过修宪取消查谟和克什米尔邦自治地位时,中方表达了强烈抗议。如今,巴基斯坦方面宣布改变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地区现状,将其表述为巴方领土。是否可以得出结论,即中方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并没有像此前宣称的那样秉持中立立场?

  汪文斌:你的说法是不成立的。中方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

  埃菲社记者:关于华为参与巴西5G建设的问题,巴西方面受到了来自美方的很大压力,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和包括葡萄牙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也受到美方施压,要求他们不与华为开展5G合作。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有关企业在过去30年里,已经建造了1500多个网络,没有发生一起网络安全事件,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拿出证据来证明有关企业在安全上存在隐患或威胁。我们希望各国继续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独立自主作出符合自身利益、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和人类发展进步大势的选择。以安全为借口对相关企业进行打压、限制的做法,既没有事实依据,也不符合国际经贸规则。

  最后,我再发布一则通知:明天,也就是11月5日上午10:00,外交部将在蓝厅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将介绍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有关情况。欢迎各位记者朋友积极参加。

习近平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2020年11月4日晚,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发表主旨演讲。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使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但中国扩大开放的步伐仍在加快,各国走向开放、走向合作的大势没有改变。各国要携手致力于推进合作共赢、合作共担、合作共治的共同开放。中国将秉持开放、合作、团结、共赢的信念,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大家的市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为国际社会注入更多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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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指出,本届进博会是在特殊时期举办的。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各国带来严重冲击,也给世界经济带来重创。中国在确保防疫安全前提下如期举办这一全球贸易盛会,体现了中国同世界分享市场机遇、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真诚愿望。

  习近平强调,尽管受到疫情影响,今年中国扩大开放的步伐仍在加快。我在第二届进博会上宣布的扩大对外开放系列举措已经全面落实。中国持续扩大进口。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深圳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实施方案发布实施,商签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培育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保护知识产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等举措都取得了积极进展。

  习近平指出,疫情使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从历史上看,不管遇到什么风险、什么灾难、什么逆流,人类社会总是要前进的,而且一定能够继续前进。各国走向开放、走向合作的大势没有改变。我们要携起手来,共同应对风险挑战,共同加强合作沟通,共同扩大对外开放。要致力于推进合作共赢的共同开放,信任而不是猜忌,携手而不是挥拳,协商而不是谩骂。要致力于推进合作共担的共同开放,大国要率先示范,主要经济体要以身作则,发展中国家要积极作为。要致力于推进合作共治的共同开放,不应该任由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破坏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而要以建设性姿态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习近平指出,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对中国“十四五”时期发展作出全面规划。中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目标即将实现,从明年起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将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我们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不仅是中国自身发展需要,而且将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中国是全球最具潜力的大市场。中国制造已经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国广阔的内需市场将继续激发源源不断的创新潜能。中国将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大家的市场,为国际社会注入更多正能量。

  第一,建设开放新高地。中国将有效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引领作用,出台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在数字经济、互联网等领域持续扩大开放,深入开展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改革创新,推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第二,促进外贸创新发展。中国将继续通过进博会等开放平台,支持各国企业拓展中国商机。中国将挖掘外贸增长潜力,为推动国际贸易增长、世界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中国将推动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发展,培育外贸新动能。中国将压缩《中国禁止进口限制进口技术目录》,为技术要素跨境自由流动创造良好环境。

  第三,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中国在疫情后出台的各项纾困惠企政策,对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一视同仁。今年,中国实施外商投资法和相关配套法规,进一步缩减了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中国将继续完善公开透明的涉外法律体系,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维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以优质服务营造更好环境。

  第四,深化双边、多边、区域合作。中国愿同更多国家商签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推动尽快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加快中欧投资协定、中日韩等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进程,加强同世界高标准自贸区交流互鉴。中国将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积极参与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等机制合作。中国将同相关国家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最后指出,中国人常说,“不到长城非好汉”。当前,世界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我们要坚定信心、增强勇气、共克时艰。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在开放中创造机遇,在合作中破解难题,携手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明天!来源:新华网

编辑 陈雪霏

桂从友大使在瑞典《今日工业报》发表署名文章《合作建5G 造福全人类》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 11月1日,桂从友大使在瑞典《今日工业报》发表题为《合作建5G 造福全人类》的署名文章。全文如下:

  5G不是华为的独创,也不是华为的独唱,而是华为与瑞典爱立信、芬兰诺基亚等跨国公司合作的产物。目前华为、爱立信、诺基亚在5G研发方面各有自己的优势。先进的全球5G需要这些公司通力合作,把各自研发的最先进技术和设备拿出来,融合在一起,拼出5G。因此,全球5G网络建设本来就是华为、爱立信和诺基亚等跨国公司开放合作的“联合体”。

  中国目前的3G、4G主要是引进爱立信、诺基亚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公司的技术和设备建立起来的。华为公司通过自己的努力在5G研发和设备制造方面取得重要成果,但无意排斥、挤垮其他跨国公司,垄断5G,而是愿意拿出自己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与爱立信、诺基亚等共享、合作,使5G技术和设备更先进,惠及全人类。

  5G之后还有6G。如果排斥华为、爱立信、诺基亚等相关公司中的任何一两家,不仅使全球5G建设无法使用各家公司所掌握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影响5G网络建设的技术水平,而且会迟缓全球5G建设进程,大大增加各国5G建设的成本,使消费者蒙受经济损失。正是华为、爱立信和诺基亚等跨国公司既竞争又合作,才促进了当今5G技术的快速发展。如果排斥目前处于领先地位的华为公司,无疑是在人为阻断5G建设,无疑将大大延迟全球5G建设的进度,增加各国5G建设的成本,降低5G网络的质量,更为严重的是削弱了其他公司竞争研发6G技术和设备的兴趣和动力。

  至于网络安全问题,无疑这是各国都面临的一个新挑战。中国同样是网络安全事件的受害者,一直在为维护本国和全球的网络安全而努力。中国在维护网络安全方面积累了不少好的经验和做法。不久前,中方向各国发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核心就是不得滥用通信技术对他国进行大规模监控。中国希望与国际社会一道,通过合作来共同维护全球网络和数字安全。中方欢迎包括瑞典在内的各国也提出自己的创造性建议,共同充实、完善全球数据安全倡议,从而形成各国普遍接受和共同遵守的全球数据安全规则,一劳永逸地消除各国在网络安全方面的相互猜忌、防范,共同维护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

  畏惧竞争不能带来科技进步,只能导致自身落后。试图垄断阻止不了别人的进步,只能导致自己停步不前。拒绝合作维护不了自身暂时优势,只有携手合作才能共同进步。自我孤立解决不了自身的安全,只有携手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安全。这是人类发展的历史规律,也是必然趋势。我们呼吁世界各国以及相关的跨国公司合作建设5G网络,实现全人类都能尽早共享共用先进、便捷、便宜的5G技术和设备。

“湛海联程”牵手大湾区和自贸区 打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长期以来,因琼州海峡的一峡之隔,从内地去往海南的路程时间长,速度慢,也制约着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间的经济社会发展。

  随着江湛铁路的开通,为打通两大经济发展区间的交通运输瓶颈,解决旅客日益增长的出行需求,丰富旅客的出行方式,广州局集团公司特别推出湛江至海南公铁海联运服务项目—“湛海联程”,负责此服务项目的广东铁青公司率先在其一站式旅客服务平台—“广铁U彩”微信小程序上推出了“湛海联程”的在线预订功能,旅客从湛江西站仅凭“一票”,就能换乘车、船横跨琼州海峡,抵达海口,实现过海无缝接续,给旅客提供了出行的便利。

  在线上,旅客通过登录 “广铁U彩”微信小程序,在查询了湛江西—海口的车票后,系统会自动匹配出所选出发日期的多种时刻的联运方案,可以获得系统自动推荐的衔接动车组、接驳巴士、跨海轮渡、市内专线的联程方案;在线下,通过在湛江西站设立专用换乘区域,在湛江徐闻北港码头设置专属(优先)登船通道、在海口南港规划前往市内的专线巴士候乘区等方式,充分打通公路、铁路、海峡的衔接通道。

  湛海联程票含两程票,第一程为湛江西站到湛江徐闻北港码头的大巴车票,第二程为北港码头到海口南港码头的轮渡票,全程无需取票,使用“广铁U彩”购票成功后,订单详情中就会生成电子乘车码。使计划从湛江西站前往海南的广大旅客只需用手机进入“广铁U彩” 微信小程序即可享受方便快捷的跨海中转服务。

  湛江-海南公铁海联运服务项目的推出,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借助日新月异的网络技术,服务旅客跨海联运的一次新的尝试,开创了全路公铁海联运的先河,这一服务旅客“最后一公里”的举措,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好评。该服务项目利用承载业务的移动端“广铁U彩”小程序实现了线上智能整合与线下联程服务的互通,为广大旅客提供更大的方便,从而带来更轻松愉快的出行体验,也使跨海联运服务水平迈向了新高度。 编辑:肖潇 责任编辑:刘亮

来源:中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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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新冠感染累计13万多新增感染过万 最近一周死亡31人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伴随欧洲疫情卷土重来,瑞典也不例外。在这个阴雨的季节里,新冠病毒的传染似乎更快了。根据11月3日下午瑞典公共卫生局的新闻发布会,瑞典累计确诊新冠134873例,新增确诊10518例(该数字随时在上升),新增死亡36例。累计5985例。重症监护59例。斯德哥尔摩和乌普萨拉依然是重灾区,斯德哥尔摩新增3317例,累计38254例。累计死亡2437例,占总数三分之一多。

目前全球形势依然严峻,根据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健康中心的数据,全球已经有5000多万人感染,死亡人数超过120万了。去年10月的一项模拟预测,要有6500万人死亡。但愿这样的预测绝对不准确。

11月3日下午,瑞典公共卫生局(以下简称卫生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重点内容如下:
1、卫生局流行病专家Anders Tegnell首先介绍了全球局势,全球范围内感染病例已达5000万例,死亡人数超过100万。到目前为止,北欧国家的表现相对不错,但从长远来看,前景并不明朗。
2、Anders Tegnell介绍了瑞典的感染情况。现在已经有大量病例报告,同时没有迹象表明感染的传播将停止。瑞典的感染病例数量每周都在增长,近两周增加了一倍多,有13万多例。重症监护患者的数量也在增加,死亡人数开始有增多的趋势。情况在朝恶化的方向发展。我们现在正尝试在地区范围解决传播加速问题,因为每个地区的情况有所不同。目前瑞典的感染比例为272/10万人。
3、厄勒布鲁地区的感染科医生GunlögRasmussen表示,该地区的采样增加,阳性的数量也在增加。大多数感染者年龄较小,但超过70岁的人群中也有人感染了病毒。越来越多的人需要护理和重症监护救治。今天早上,有30例需要重症护理,情况开始变得严重。
4、延雪平的感染科医生Malin Bengnér讲述了同样的情况。我们发现感染增加的速度非常快,在第43周到第44周之间增加了三倍。重症一般发生在年纪较大人群,但在年纪较轻的群体,我们也看到了重症的发生。Malin Bengnér说,我们正在调整医疗能力以继续增加护理。家庭、工作场所、运动训练中的感染在增加,所以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行为,所有人都必须为此作出牺牲。
5、哈兰地区的感染科医生Maria Ryberg Mo介绍,在哈兰地区也有惊人的增长。与第43周相比,第44周患病人数增长了140%。医疗负担增加,感染在老年人护理中的分布也越来越广。新地区性措施针对的是感染扩散增加的领域,尤其是在工作场所和运动训练中。
6、Anders Tegnell介绍了地区性措施的内容:私人聚会和人员聚集必须受到限制;尽量与直系亲属在一起;与其他人保持较远社交距离;必须适当限制旅行和聚会,另外,聚集人数限制为50人,有效期三周至11月24日。
7、厄勒布鲁的感染科医生GunlögRasmussen强调,每一个公民都应当遵循当地的措施建议,这一点是非常必要的。为了使局势有所改变并遏制感染的蔓延,每个人都必须适当调整自己的行为。我们与地方政府取得了联系,在餐馆等地方,必须加强监管。接下来将是孤独的一周,但这是必要的,这关乎生命与健康。
8、哈兰地区感染科医生Maria Ryberg Mo表示,每个人都必须得到帮助。限制参加公共聚会的人数是完全必要的。想想今年春天的情况,请不要在拥挤的商店和购物中心停留。
9、Anders表示,我们正在收紧餐厅的一般性建议,一张餐桌仅限八人,且面对面距离至少一米。音乐会之类的座位必须标注名牌。今年春天,我们设法将曲线拉低。现在,我们需要再次共同承担该责任。如果生病了,请留在家中;保持良好的手部卫生;如果有症状,请尽快检测;这一阶段不是很好的时机来举办派对,进行社交。
10、Anders说,现在是流感季节,重要的是要给高危人群和医护人员接种流感疫苗。
11、国家卫生和福利委员会部门负责人Mathias Fredriksson介绍,新冠肺炎患者数量正在增加,目前共有75人正在接受重症监护治疗,553人在普通病房救治。我们现有的医疗条件与春天有所不同,相关知识和准备更加充分。
12、Fredriksson说,近期寻求牙科保健的患者急剧减少,尤其是定期访问者。夏季期间,牙科就诊量一度增加。我们将继续关注事态发展。如果需要,还应去牙科诊所,口腔健康很重要。
13、提问:是否有统计那些死于新冠的病人是在哪些地方感染的?养老院、医院还是家里?
Tegnell回答:他们被感染的地方非常混杂,我们得到的信息是,老年人被感染主要是来自工作人员而不是上门服务。
国家卫生和福利委员会部门经理Mathias Fredriksson补充,有关信息从委员会新闻部门获得。
14、提问:为什么没有在全国实施严格措施?
Tegnell回答:我们与各地区进行了良好对话,相信目前采取的地区性措施比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会有更好效果。从长远来看,如果有必要我们也可以在全国范围实施,但现在还不需要,我们会继续与各地区开展对话。
15、提问:地区性限制措施似乎有所不同,是否在所有地区都采用同样的地区性限制? 例如,今天对于社交距离的要求是1-1.5米。
Tegnell回答:地区性措施只是存在微小差异。总体是一致的,比如厄勒布鲁的社交距离要求与斯德哥尔摩就没有任何区别。
16、提问:核酸检测在斯德哥尔摩似乎已经达到顶峰,现在没法再进行家庭测试,所有入场测试都已经结束,除非症状严重,否则您无法在社区医院进行测试。
Tegnell回答:现在的形势很严重,我们必须再次开始加快测试,否则将很难进行感染追踪。重要的是,各地区要尽最大努力来增加检测量。斯德哥尔摩的情况必须问斯德哥尔摩地方政府。
17、提问:与养老院的老人相比,接受家庭看护的人员的感染病例要少很多。可以从中总结什么吗?
Tegnell回答:老人必须限制对外接触数量,如果要接触很多工作人员,被感染的风险自然就会增加。我不知道在家庭个人看护方面有了哪些改进,但是您必须记住,被照顾是不同的群体,大多数需要个人看护的人患重病的风险与在养老院的老人是不同的。
18、提问:医疗防护物资的准备如何?
回答:与今年春天相比,情况大有改观,防护物资已经做好了储备。如有出现短缺,国家卫生与福利委员会会及时作出反应。
19、提问,尽管世卫组织说戴口罩很重要,但公共卫生局仍不建议戴口罩,现在是否会重新考虑还是坚持原来的观点?
回答:我们一直都在考虑这个问题,但目前仍然认为保持社交距离很重要。我很难相信在聚会时戴口罩会起作用。
20、提问:是否应在乘坐公共交通时戴口罩?
Tegnell回答:传染主要是在工作场所而不是公共交通上,现在重要的是最好能居家办公。
21、提问:寒冷的天气和干燥的室内环境会影响感染传播吗?
回答:目前我们掌握的事实是在室内的近距离接触会导致传染。
22、提问:气溶胶传染是否存在?如果有,是否需要保持一米以上的社交距离?
Tegnell回答:重要的是知道传染发生的地点,并阻断传播的途径。

财经消息:瑞典外贸大臣哈尔贝里赞扬中国公司以缓和中瑞关系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外贸大臣哈尔贝里赞扬中国公司以缓和中瑞关系
据瑞典《今日工业报》10月29日报道,外贸大臣哈尔贝里希望加强中瑞关系,欢迎中国企业到瑞典投资。同时,她对瑞典封禁华为之后,双方的紧张局势表示担忧。
在瑞典电信管理局宣布封禁华为之后,中国外交部威胁制裁瑞典公司,中国驻瑞典大使也表示强烈抗议。外贸大臣哈尔贝里努力缓和双方关系。
-您认为中方会采取反制措施吗?
-我们诚挚地希望与中国建立深厚、良好、稳定的关系。哈尔贝里强调,瑞典电信管理局是基于安全法律作出的独立决定。该法不针对任何国家或公司,这是一部关于国家安全的法律,旨在保护瑞典未来5G发展安全。欧盟其他成员也在进行同样的安全问题探讨。其他一些欧盟国家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也有很多国家会跟随我们,这是我们在欧盟大背景下做出的决策。
哈尔贝里认为中国是瑞典最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希望促进双边贸易发展。不仅是瑞典企业在中国继续发展,同时也希望更多中国企业到瑞典投资。中国企业对瑞投资对于瑞典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以哈尔贝里的家乡 Trollhättan为例,NEVS拯救了濒临破产的Saab。近年来,中瑞外交关系因个案影响非常不稳定。目前华为事件也冲击了两国关系。
-您现在与中国有哪些联系?
-无论是外交部还是政府,我们与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在两国的交往中,我们非常愉快,在创新、科研以及商业投资领域。中国在哥德堡地区的投资表现突出,吉利投资沃尔沃,雇佣了2.3万人。吉利所有的其他公司也在当地雇佣了大概2000人。
-您怎样看待中国在哥德堡地区的表现?
-我觉得瑞典受益颇多。投资为西瑞典创造了就业岗位。科技创新等也为当地及整个瑞典带来了好处。
-您觉得有什么风险吗?
-风险一直都有。我们欢迎外国投资,这是我们的基本理念,但是我们要选择好的投资。瑞典,一个不结盟的小国,也能很好地保卫自身安全,因为我们有强大的安全法律基础。

疫情期间瑞典二手车交易量增加
《瑞典日报》10月30日报道,尽管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居家办公,但疫情期间瑞典道路上的汽车数量却有所增加。统计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瑞典二手车交易数量高达39.3万辆,同比增长超过8%,创历史新高。瑞典二手车交易公司Kvdbil的Daniel Odsberg表示:“在我从业的十年中,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受疫情影响,许多家庭不得不调整财务计划。为减少病毒传播,许多人选择了使用私家车出行。售出的十辆二手车中有九辆仍然使用汽油或柴油。在统计中,柴油车急剧增加”。新车的销量和疫情前情况差不多。瑞典运输署的统计数据显示,由于二手车市场交易增加,这意味着瑞典道路上的车量在过去一年内增长了5万辆,尽管很多人已经在居家办公。Odsberg认为,这种增长趋势还将持续。因为人一旦习惯了开车,就很难再回头。

-您觉得有什么风险吗?
-风险一直都有。我们欢迎外国投资,这是我们的基本理念,但是我们要选择好的投资。瑞典,一个不结盟的小国,也能很好地保卫自身安全,因为我们有强大的安全法律基础。
疫情期间瑞典二手车交易量增加
《瑞典日报》10月30日报道,尽管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居家办公,但疫情期间瑞典道路上的汽车数量却有所增加。统计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瑞典二手车交易数量高达39.3万辆,同比增长超过8%,创历史新高。瑞典二手车交易公司Kvdbil的Daniel Odsberg表示:“在我从业的十年中,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受疫情影响,许多家庭不得不调整财务计划。为减少病毒传播,许多人选择了使用私家车出行。售出的十辆二手车中有九辆仍然使用汽油或柴油。在统计中,柴油车急剧增加”。新车的销量和疫情前情况差不多。瑞典运输署的统计数据显示,由于二手车市场交易增加,这意味着瑞典道路上的车量在过去一年内增长了5万辆,尽管很多人已经在居家办公。Odsberg认为,这种增长趋势还将持续。因为人一旦习惯了开车,就很难再回头。
瑞典万圣节装饰品销量大增
《瑞典日报》10月30日报道,万圣节将至,新冠肺炎疫情使大型聚会和“要糖”仪式取消,但今年瑞典万圣节的装饰品销量大增。商店Buttericks的骷髅和墓碑等装饰品的销售额比去年增长了40%,在Party King和 Party Land等商店也出现了类似情况。Partykungen首席执行官Joel Svensson表示:“从今年万圣节装饰品的销售上发现,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家里而不是在外庆祝万圣节”。
沃尔沃与日本五十铃汽车达成合作
据瑞典《今日工业报》10月30日报道,卡车巨头沃尔沃与日本五十铃汽车签署合作协议。协议包括五十铃汽车从沃尔沃卡车采购大约200亿瑞典克朗卡车。本次签署的协议是以一年前双方达成的合作意向书为基础的。 沃尔沃卡车总裁 Martin  Lundstedt发表评论称,“我对战略合作有很高期待,沃尔沃与五十铃的合作可以推动双方在各自市场提高竞争力,这是分享投资和互相提高的机会。”
瑞典2019年研发费用同比增长3.7%
瑞典统计局(SCB)10月29日发布新闻稿称,2019年瑞典研发费用为1711亿瑞典克朗,按固定价格计算,比2018年增长3.7%,比2017年增长4.4%。其中企业研发费用占比最高,约为72%,政府部门和高等教育部门分别占4.5%和23.7%。私营非营利部门仅占0.12%。企业研发费用占GDP的比重由2018年的3.32%提高到2019年的3.41%。比重提高的原因是研发费用的增长速度(3.7%)快于GDP的增长速度(1.25%)。
在《欧洲2020战略》框架内,瑞典关于研发的目标是到2020年研发总投资应达到GDP的4%。从2007年开始,瑞典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就超过了欧盟在《欧洲2020战略》中设定的3%的总体目标。


瑞典政府就限制入境豁免国家名单做出部分调整
瑞典政府官网10月29日发布新闻稿称,此前瑞典政府宣布,为减少新冠肺炎病毒的传播,瑞典政府决定将限制入境政策再度延期至12月22日,但居住在欧盟以外的某些特定国家的人可以享受豁免。根据最新决定,格鲁吉亚、加拿大和突尼斯的居民不再享受入境豁免。新加坡被列入豁免国家名单内。上述决定将于11月2日起生效。

瑞典青年失业率创历史新高
    瑞典电视台10月28日报道,瑞典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9月,瑞典有超过16万的年轻人失业,相当于劳动力总数的27.1%。瑞典目前的青年失业率与2008年、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处于同一水平,可能是近一百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之一。乌普萨拉大学经济史教授马格努松说,重大危机发生时,某些群体尤其容易受到伤害,这一点令人震惊。那些处于劳动力市场末端的人在找工作和保住工作方面最为困难。疫情危机对移民和年轻人的打击更大。

文化产业受疫情打击沉重
瑞典《晚报》10月28日报道 ,新冠疫情正在沉重打击文化和创意产业。 根据国际作者和作曲者协会Cisac的最新报告,2020年,音乐、电视、电影、艺术、戏剧和文学的收入预计将下降35%,相当于35亿瑞典克朗。瑞典作曲家国际音乐代理商STIM估计,疫情期间瑞典音乐创作者的收入损失将达到约2亿瑞典克朗。Cisac董事长BjörnUlvaeus表示,创意创作者的未来比大流行开始时还要糟糕。数百万的创作者正在失去生计。我们是第一个受到影响的行业,我们将是最后一个复苏的行业。

亚马逊正式登陆瑞典市场
《瑞典日报》10月28日报道,今天电商巨头亚马逊正式开通了其瑞典网站,但网站并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波士顿咨询集团(BCG)零售专家Thomas Jensen表示,在经过了漫长的等待,亚马逊上线的网站并未达到人们的预期。产品范围很小,品牌既不为瑞典人所知,也并未特别针对北欧消费群体。此外,网站上的产品文本由系统自动翻译为瑞典语,导致出现了很多奇怪的表述,遭到消费者的嘲讽。

斯德哥尔摩地区医务人员病假急剧增加
瑞典《晚报》10月28日报道,夏季之后,斯德哥尔摩地区的医务人员病假急剧增加。  Karolinska大学医院、Sankt Göran医院、Södersjukhuset和Södertälje医院现在的短期和长期病假与去年同期相比均有所增加。9月,有800名雇员享受长期病假,去年同期为430人。在助理护士和护士中,病假增长最快。Karolinska的人力资源总监Patricia Enocson表示,到目前为止,我们尚不清楚确切的原因,但一个可能性是由于春季期间医疗工作量巨大导致医务人员的健康状况不佳。

9月份瑞典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9%
《瑞典日报》10月28日报道,瑞典统计局(SCB)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瑞典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3.9%。其中,食品杂货销售额增长1.8%,非耐用品销售额增长4.3%。以不变价格计算,8 - 9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8%。以当前价格衡量,9月份零售额较2019年同期增长6.6%。食品杂货贸易增长4.2%,非耐用品贸易增长7.1%。


瑞典经济前景乐观
《瑞典日报》10月28日报道,瑞典国家经济研究所(KI)最新经济调查显示,10月份,瑞典经济前景指标从上月的94.5升至96.3,该指标已连续6个月上升,数据表明瑞典经济在各个领域都呈现出光明前景。然而,服务业受疫情影响仍面临挑战,前景指数为88.4,较上个月增长1.3个百分点。

瑞9月贸易顺差26亿瑞典克朗
据瑞典《今日工业报》10月27日报道,瑞典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9月瑞典贸易顺差为26亿瑞典克朗。8月瑞典贸易逆差为21亿瑞典克朗。9月出口为1246亿瑞典克朗,比去年同期减少3%,进口为1220亿瑞典克朗,比去年同期下降4%。今年9月工作日比去年多一天。与欧盟以外国家贸易顺差为190亿瑞典克朗,与欧盟国家贸易逆差为164亿瑞典克朗。周期性调整后,9月净顺差为15亿瑞典克朗。

瑞典居民贷款保持稳定增长
据瑞典《今日工业报》10月27日报道,瑞典统计局发布央行金融市场数据,数据表明9月瑞金融机构向居民贷款金额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5.2%,增速与上月持平。9月抵押贷款较去年同期增长5.5%,上月增速为5.3%。消费贷款较去年同期增长6.3%,上月增速为6.2%。公司贷款较去年同期增长3.8%,上月增速为4.9%。
9月新增抵押贷款协议利率为1.48%,上月利率为1.5%。9月公司贷款利率为1.44%,上月为1.67%。

瑞典大瀑布电力公司第三季度利润大幅下降
瑞典《每日新闻网》10月27日报道,瑞典大瀑布电力公司(Vattenfall)最新财报显示,今年第三季度利润为47亿瑞典克朗,与去年同期86亿瑞典克朗的利润相比大幅下降。第三季度营收略有下降,为353.75亿瑞典克朗。但公司即将离任的首席执行官Magnus Hall对此结果感到满意,他表示:“考虑到目前公司所处的条件,基本结果是好的,比去年好一点。”。报道称,Hall所说的条件指的是电价,至少在瑞典北部,今年的电价低得异乎寻常。Hall称:“但是我们用大量生产进行对冲,所以总体营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瑞典就减少国外温室气体排放进行调查
瑞典电视台10月27日报道,瑞典人的消费造成了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而这种温室气体的增加大部分是在其他国家。 政府现在任命议会进行调查,就如何减少国外排放提出建议。 由此,航空燃料可能变得更加昂贵。瑞典气候大臣Isabella Lövin说,我们可以证明富有国家如何承担自己国家在境外消费的责任。
据瑞典环境保护署称,瑞典购买的许多物品,例如衣服、食物和旅行都会造成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平均每人每年9吨。 但是,如果我们要实现《巴黎协定》的气候目标,则必须在2050年之前将这些排放量减少至每人每年一吨。
据悉,瑞典人消费中近60%的排放发生在其他国家。 因此,委托议会环境委员会就如何减少国外排放量提出建议,这是一些气候组织长期以来一直在呼吁的。Isabella Lövin 还表示,在政治上影响自己国家的排放是一回事,而限制该国在境外的排放则更为复杂。 如果瑞典成功,我们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气候指标引入国外消费的国家。
瑞典政府就限制入境豁免国家名单做出部分调整
瑞典政府官网10月29日发布新闻稿称,此前瑞典政府宣布,为减少新冠肺炎病毒的传播,瑞典政府决定将限制入境政策再度延期至12月22日,但居住在欧盟以外的某些特定国家的人可以享受豁免。根据最新决定,格鲁吉亚、加拿大和突尼斯的居民不再享受入境豁免。新加坡被列入豁免国家名单内。上述决定将于11月2日起生效
因征税瑞典邮政将大幅提高来自中国的包裹费
《瑞典日报》10月25日报道,随着瑞典立法对欧盟以外国家生产的衣服和鞋子征收化学税,瑞典邮政(Postnord)将大幅提高消费者在欧盟以外跨境网购的报关费用,这意味着来自中国的包裹将变得更加昂贵。经测算,从中国发到瑞典的包裹报关费可能高达200瑞典克朗,而目前的价格仅为75克朗,这将给消费者带来额外开支。Postnord的电子商务主管Peter Hesslin表示,对衣服和鞋子征收新的化学税旨在通过经济手段逐步淘汰危险的化学物质。该法律将于2022年生效。
瑞典政府增持北欧航空股份成为最大股东
瑞典《今日工业报》10月26日报道,瑞典金融监管局(Swedish Financial Supervisory Authority)发布的声明显示,在北欧航空(SAS)的资本重组过程中,瑞典政府增持SAS股份,持股比例由此前的14.8%提高至21.8%,拥有SAS将近16亿股,成为SAS最大股东。瑞典和丹麦政府作为SAS的主要股东和发行担保人,除了按比例认购SAS此次增发股票之外,还额外认购了9.5%的股份。
阿斯利康研发的新冠疫苗出现积极进展
瑞典《今日工业报》10月26日报道,据匿名消息人士透露,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学联合研发的新冠疫苗即使对年龄较大的人群也能提供强劲的免疫反应。据报道,免疫原试验在年龄较大的试验组中的结果与之前在18-55岁年龄组中的结果一样好。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免疫系统会恶化,疫苗反应减弱的风险也会增加。然而,消息人士强调,第三期研究尚未结束,还不清楚该疫苗是否安全有效。7月份公布的结果显示,这种疫苗能产生所谓的T细胞和抗体,至少持续56天。
瑞典部分圣诞市场取消
瑞典电视台10月26日报道, 持续的新冠疫情导致几个圣诞节市场被取消。无论是在斯德哥尔摩的老城区,隆德的Kulturen还是Östersund的Jamtli,往年热闹非凡的圣诞市场都将被取消。但在某些地区还能够有机会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的。例如 Hyltebruk的圣诞节市场正在尝试采用适合疫情期间举办的活动,限制参展商数量,并配备警卫人员。营销总监CarolineSkofteröd对媒体表示,人们已经习惯了保持距离,所以我认为这不会造成感染的传播。

来源,经商处。编辑 陈雪霏

瑞典著名左翼作家扬.米尔达逝世享年93岁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 瑞典著名左翼作家扬.米尔达10月30日在医院因血有病病逝,享年93岁。

米尔达是瑞典著名的左翼作家,也是一位非常有争议的作家,但是,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一生中他写了90多本书。他在瑞典的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他也是著名的介绍中国的作家。上个世纪60年代,他到中国去采访,回来后写了《来自中国一个村庄的报道》。生动描述了中国农村的情况,在瑞典产生很大影响。

他也写过越南,柬埔寨,阿尔巴尼亚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品,积极表达自己的左派观点。

他在晚年也非常活跃,他甚至参加反对瑞典参与阿富汗战争的集会。

他在90岁的时候提出与比自己小34岁的妻子离婚。

Den här bilden “skulle kunna” föreställa hur Mao Tsetung och Zhou Enlai, läser en av mina politiska rapporter från Stockholm, sensommaren hösten 1974.这

米尔达是受过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接见的。他倒是照过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照片。上图就是毛主席和周总理当时看米尔达文章的情景。

中国驻瑞典大使桂从友曾经拜访过米尔达先生。

瑞典媒体对他的逝世进行了大篇幅报道。很多同行都对他的文学造诣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他的语言犀利,给人印象深刻。笔者刚来瑞典后不久,在少数民族博物馆听过他的演讲。但是可惜当时我的瑞典语不行,几乎都没有听懂。只是模糊的记得这是一个著名记者,他到中国去过,而且报道了很多关于中国的情况,以至于在瑞典出现了很多毛泽东的粉丝,他们自称是毛的朋友,简称毛友。毛友一直搞活动,直到现在,只不过人数越来越老了,越来越少了。

以下是一段瑞典语有关周恩来和米达尔与佩尔松的文章。

GÄSTSKRIBENTHISTORIAIMPERIALISMKULTURPERSONLIGA MINNEN

Zhou Enlai, Jan Myrdal och jag – I

Av Anders Persson • 2014-10-20 • 1 kommentar

Det här är avsnitt 1 (av 10) i Anders Perssons personliga berättelse om hur han som student engagerade sig i “vänstern”, hur han blev riktigt VÄNSTER och därvid kom på kant med både Zhou Enlai och Jan Myrdal, men efter ett besök i Norge (!) grundligt ha gjort upp med sekterismen blev den han är idag.

Anders-Persson-Chaplin-Chou

Kinas premiärminister Zhou Enlai (1898-1976) här med Charlie Chaplin (1889-1977) under Genevekonferensen 1954. Det var två år sedan Chaplin mer eller mindre flytt USA anklagad för att vara kommunist.

När vänstermänniskor ur min generation talar om vilken politisk personlighet som påverkat dem mest brukar svenska namn som Jan MyrdalOlof Palme eller Sara Lidman dyka upp, eller utländska som Mao Tsetung, Vladimir Lenin eller Fidel Castro. Med all aktning för Jan Myrdal, men den som nog påverkat mitt politiska liv mest är nog Zhou Enlai, Folkrepubliken Kinas premiärminister från 1949 till 1976.

Redan 1954, när jag var tio år, gladdes jag åt hans insatser för att få vapenvila i Korea och hans framträdande vid Génevekonferensen. Under kulturrevolutionen som jag hade blandade känslor inför hade jag intrycket att Kina fortsatte att fungera tack vare Zhou Enlai. Och jag gladdes med kineserna när, mycket tack vare Zhou Enlais diplomati, USA gav upp sin Kinafientliga politik och Nixon besökte Peking.

Men min relation till Zhou Enlai skulle bli mycket personlig när jag hösten 1973 på omvägar erfor att denne utfäst sig att se till att den svenske meteorologen Anders Persson inte skulle beviljas inresetillstånd i landet!

Att ha väckt denne mäktige mans förtrytelse kan ju inte vara bra, men som det utvecklade sig så innehöll det fröet till mina senare blygsamma, men ändå framgångar som författare och politisk skribent, kanske också som meteorologisk vetenskapsman. Men bakom denna 1973-incident finns det förstås en historia och det är historien om mitt eget politiska engagemang i början av 1970-talet:

Redan våren 1964, under ett besök i USA, hade jag fått klart för mig det ökande amerikanska engagemanget i Vietnam. Genom GHT:s pariskorrespondent Richard Gustons sympatiserande reportage om FLN i Algeriet var bokstavskombinationen FNL inte främmande för mig och parallellen med Vietnam inte svår att dra. Men ändå höll jag mig lite utanför den så kallade 68-rörelsen och räknade mig som ”socialliberal” eller ”borgerligt radikal” som jag skulle ha kallat det idag (se Var “vi” någonsin kommunister?).

På min arbetsplats, Vädertjänsten, var de flesta definitivt inte ”vänster” och en del skröt med att de aldrig handlat i Konsum. Så medan många av mina jämnåriga studentradikaler tyckte jag var en ”småborgerlig” typ ansåg mina meteorologiska kollegor att jag var en farliga ”socialist”.

Men hösten 1971 började jag tänka om. Vilka reservationer jag än hade om ”socialism” och ”kommunism” så bleknade de i jämförelse med USA:s förbrytelser i Vietnam. Dessutom hade kineserna lugnat ner sig efter Lin Piaos fall och öppnat sig mot världen. Men också SÄPO hade ett finger med i spelet.

Hösten 1971 när jag fortfarande var ordförande för studentföreningen Tempus i Åkeshov (i västra Stockholm) fick jag en kväll besök av Barbro i samma korridor. Hon var övertygad moderat men var nu bekymrad eftersom hon just haft besök av en representant från säkerhetspolisen som bett henne ”hålla ett öga på” Bosse, en annan student i korridoren.

Denne var inte bara en yvigt gestikulerande vänsteraktivist, han hade också någon organisk sjukdom som gjorde hans utseende aningen vanställt och rösten gäll. Barbro tyckte, liksom alla vi andra, lite synd om Bosse som ingen av oss tilltrodde förmågan att ställa till med det minsta förtret. Mitt råd till henne var, om jag minns rätt, att neka med denna motivering.

En tid därefter tog mig Vädertjänstens ställföreträdande chef åt sidan och varnade mig för en av mina kollegor, Lars. Denne gick omkring och samlade uppgifter om SMHI-anställda utgivande sig för att agera på uppdrag av SÄPO. Men säkerhetspolisen misstrodde honom och nu skulle det göras klart för pålitliga, till vilka jag ännu räknades, att Lars agerade på eget bevåg.

Samtidigt figurerade i pressen ett uppföljande reportage om en kvinna som enligt ett tidigare reportage i en annan tidning fått besvär på sitt arbete för någon, till synes, oskyldig ”förseelse”, som att ha handlat böcker på någon av vänsterbokhandlarna eller dylikt. Poängen i det uppföljande reportaget var att allt detta var påhitt, kvinnan existerade inte. Det var en ploj från något politiskt hörn till höger för att skrämma upp vanligt folk att överhuvudtaget ha några kontakter alls ”åt vänster”.

Med allt det här omkring mig insåg jag att enda sättet att rädda demokratin var att ge åsiktsspionerna så mycket att göra att de inte skulle klara av det. Från min vetenskapliga verksamhet visste jag att det inte bara gäller att samla in en massa väderdata, de måste ju också bearbetas. Och det fanns högar av väderdata som bara växte och väntade på bearbetning och därför var helt odugliga. Så genom att ansluta mig till ”vänstern” skulle jag bidrag till att sätta käppar i hjulen för de dunkla krafterna till höger. Men vilken av de otaliga vänstergrupperna skulle jag ansluta mig till?

Länkar till övriga avsnitt: Kap I, Kap IIKap IIIKap IVKap VKap VIKap VIIKap VIIIKap IXKap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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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kommentar for “Zhou Enlai, Jan Myrdal och jag – I”

  1. Anders Persson skriver:2014-10-25 kl. 8:15De icke-vänstersinnade SMHI:arna var dock inte triviala. Han som skröt med att aldrig ha handlat på Konsum lärde mig enhetsfrontstaktiken. När jag i samband med en enklare protestskrivelse till ledningen ville ta upp flera missförhållanden, varnade han för att det skulle splittra enheten.En gammal meteorolog som hade ett jordbruk hemma i Dalarna och röstade på Centerpartiet, prenumererade på ”China Reconstructs” (”för att läsa om bönderna”) och var den förste som visade mig ”Maos Lilla Röda”, som han bar på sig.Även innan jag blev politiskt aktiv försvarade jag alltid vid fikapauserna ”gatans parlament” – och blev därför tagen för ”kommunist”. Men när mina borgerligt röstande kollegor en februarimorgon 1971 i sina morgontidningar läser att SMHI och andra statliga verk skulle utlokaliseras från Stockholm, vilka var det då som inom en vecka hade ordnat protestmöten, målat demonstrationsplakat och givit sig ut på gatorna viftande med dem?Flera år senare, vid en allvarligare konflikt som ledde till en ”vild strejk”, med bla. TV-meteorologerna, hörde jag solitt borgerliga kollegor tala om ”klasskamp”.Upplevelser som dessa satte ett dagsaktuellt sken över Mao Tsetungs klassiska rapport från 1927 om bonderörelsen i Hunan (Den lilla röda, s. 112-13; Valda verk, bd I, s.26; Skrifter i urval, s. 21). Vad Hunan var för Mao i Kina var SMHI för mig, ett litet Sverige i miniat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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