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 2月3日，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举办著名汉学家前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纪念讲座。马悦然教授是唯一一位瑞典学院、瑞典皇家科学院和瑞典皇家人文科学院（社会人文历史考古学院）三院院士。这三个学院也是古斯塔夫三世国王在十八世纪建立的三个学院。讲座主讲人是马教授的学生也是瑞典皇家人文科学院的院士罗多弼教授。
罗多弼教授说，去年10月17日，95岁高龄的马悦然辞世，标志着一位杰出的教育家，研究员，翻译家和文化传播者离开了我们。
罗多弼说，他是马悦然的学生，后来，他们也是同事，也是朋友，互相都直呼其名。因为他对马悦然比较了解，所以，愿意为大家做介绍。
出席讲座的有马悦然的妻子陈文芬，马悦然的长子马宁骥、次子马宁骐和孙女马惠蘭，还有马悦然的另一个学生翻译《红楼梦》的白山人（Pär Bergman）, 斯大的老师和学生们。大教室坐满了人。
罗多弼介绍说，马悦然于1924年6月6日出生在延雪平。父亲是一位艺术家，母亲是钢琴家。因此，马悦然也可以说是一位有艺术家气质的文人。
马悦然于1944年秋天报考乌普萨拉大学法律系。到1945年春天他离开了法律系，决定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但同时，他读到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开始对道家思想感兴趣。他想阅读《道德经》。
于是，他去找著名汉学家高本汉，问他谁的《道德经》译本比较好。高本汉说，有好多个版本，但都很一般，只有一个版本比较好，那就是他自己的版本最好，但还没出版呢，你可以把手稿借去看看。一个星期以后，马悦然回来还稿子。高本汉问他为什么去学那垂死的希腊和拉丁文呢，为什么不学习这个永远活着的语言中文呢？马悦然说，我正想学习汉语呢。高本汉说，那你秋季来学吧。于是，马悦然决定和高本汉学习汉语。
高本汉搞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要培养一批汉学家。高本汉希望通过研究语音来了解古代汉语，解决一些翻译上的难题。
1948年，24岁的马悦然被高本汉派往四川学习方言。通过地方音来研究中国文化，不得不说是独创。而马悦然可能就是一个语言天才。他真的研究了四川话的特点。学习期间，他认识了陈可行教授一家。陈教授曾经在美国留过学。他有三个女儿。二女儿陈宁祖很受他青睐，因为当时他教她英语。
1950年，新中国解放，他去了香港。在那里，他得知未婚妻已经去了美国。他突然觉得自己可以和深爱的宁祖结婚。于是给老岳父写信，希望能够与其爱女成婚。结果，陈教授表示同意。经过长途跋涉，他们在香港的教堂举办了婚礼。
婚后，他们有三个儿子，现已都有了各自的家庭。
回到瑞典以后，马悦然写了四篇文章。随后，他在乌普萨拉大学任教。1953年到1955年，他们到英国伦敦大学的东方和非洲学院当老师，并见到了著名汉学家格拉汉姆。
1956-1958年，马悦然在瑞典驻华大使馆当文化专员。此间，有机会与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联系。一次，他正好得到机会陪刚到任不久的克拉斯.伯克大使一起去递交国书，并得到毛主席的接见。毛主席听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看法之后说，你虽然说的很热闹，但实际上，我们最引以为傲的就是三样瑰宝，一个是小说《红楼梦》，一个是中医，一个是麻将。他们不明白为什么麻将也是那么宝贵，因为在那个时候，好像麻将正式被禁止。那段时间也正好是中国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随后又进入了反右斗争和大跃进。
反右时期，马悦然的岳父也成了右派。因此，这种影响导致他不能进入大陆。但他又喜欢中国文化，因此，他就去了台湾。后来又娶了台湾的妻子，自然就是去台湾多了。不过，马悦然的两任妻子，一个来自大陆，一个来自台湾，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中国的女婿。他也早就把中国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他的中文那股老北京的京腔或者说是标准的普通话，让人不得不佩服他对中华文化的执着精神和不断传播的精神。
罗多弼介绍说，从中国回到瑞典之后，他开始从事教学工作。而后，他翻译了四大名著中的两部，《西游记》和《水浒传》。他还翻译过《诗经》，《春秋繁露》，《辛弃疾词》和《道德经》。他就是从学习《道德经》开始对中国古典文化开始热爱，到和老师高本汉探讨，一直到终生从事中华文化的传播。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文化传播使者。
据妻子陈文芬讲，前年夏天他还在用中文写作。翻译《庄子》。直到生命的前三天，他还在伏案写作。
1959年在北京结束使馆工作后，他应邀来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语系在首都堪培拉教汉语。头两年是讲师，后来成为教授。
在外讲学期间，他一直在钻研中国语言学和古典哲学。他在四川和北京的经历，让他认识了佛教界的朋友，也认识了老舍等一批作家。他对中国文学也十分感兴趣。与其他杰出汉学家不一样的是，他研究的领域既有古代汉语，也有现代汉语。所以，他能很快地阅读各种著作。
他除了学习四川方言外，还学习了《左传》里的《公羊传》和《谷梁传》。
1965年，马悦然被斯德哥尔摩大学聘为现代汉语教授，成为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的第一把交椅。这里提的现代汉语标志着现代汉语开始得到重视，是新的研究方向。以前都是学习古代汉语的。
即使是高本汉本人，1939年也是在东方博物馆研究汉语，并没有到斯德哥尔摩大学任教。他曾经在哥德堡大学任教。
罗多弼说，可以说是高本汉钦点马悦然来承担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现代汉语和现代文学的重任。因为高本汉本人研究的都是先秦文学。那也是中国的诸子百家哲学。高本汉和大多数世界著名汉学家都认为古典文学几乎是神圣的。因为其内容都是关于人类和世界的重要真理，因此，理解中国古典文学非常重要。可以说，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堪比西方世界的《圣经》。而现代汉语的学习主要目的是实用，同时也要翻译古代汉语和古代文学。
马悦然深信高本汉的研究方向，但同时，他也开始研究现代汉语，因为现代汉语和文学也是汉学的一部分。因此汉学家的定义也是那些研究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人，其信息来源都是中国文字。对他来说，被称为汉学家，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的知识都至关重要。他称那些号称是研究中国文化但却不会阅读中文的人是“语言的矮子”。
当他担任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时，他设计了以现代汉语研究为中心的现代教学大纲，并编写了现代汉语语音、语法和句子模式纲要，这些纲要长期以来一直是初学者教学中最重要的教具。他不赞同很多人说汉语非常难学的说法。他写了一本广受欢迎的教课书，题目就叫《汉语不难》。
马悦然为初学者写一些教科书，但是，他最终是希望学生们能很快就进入真正的中文课文阅读。
罗多弼说他在1968年成为马悦然的学生。第二学期，马教授就要求学生读现代小说。例如，那时候，他们就读老舍的小说《黑白李》。要读小说，就必须掌握词汇量，所以学生们也要写汉字。同时，在第二学期，马教授也开始教学生们古代汉语。主要课文有《孟子》的片段。当时，他看到了中国发展的大趋势，中国将在世界上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国家。因此，需要那些了解中国，熟悉中国文化与社会的人才。因此，他是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一起教。
罗多弼说，马悦然非常重视文化交流。在大家不能去中国大陆的时候，他们也想办法到香港或台湾去学习交流。等到1973年他们可以到大陆去学习的时候，他们又被鼓励去大陆交流学习。
除了教学，马悦然还从事写作和翻译。他不但翻译短篇作品，也翻译了长篇小说《西游记》和《水浒传》。他翻译速度非常快，几乎是每天十页。而且翻译完了需要改动的并不多，说明他的翻译质量很高。他的翻译著作不仅在瑞典受到欢迎，在整个北欧都有影响，丹麦，挪威都有很多读者。
到八十年代，马悦然翻译了北岛的诗。他也翻译了高行健，李锐，莫言，曹乃谦等人的作品，他对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的传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正是在他的带动下，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纷纷被翻译成西方国家的语言。
马悦然去世的消息一出，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媒体纷纷发表文章纪念马教授，高度评价他对中国文学的推广和传播作出的伟大贡献。高行健和莫言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与马悦然教授的推荐是分不开的。他曾经极力推荐作家沈从文获诺贝尔文学奖。但是，等到消息传出的时候，沈从文已经不在人世了。
罗多弼还讲了马悦然的翻译经验。马悦然谈到他的翻译经验时说，如果他要翻译一部作品，他必须首先通读几遍，感受其中的语气和韵律，而且，对不懂的生词，也已经顺手查了字典。等他坐下来开始翻译的时候，他觉得作者就站在他身后，给他听写一样，他能做的就是做文本的“奴隶”，他不会有一丝一毫的篡改，而是要忠实原文。
一开始，他都是从中文翻译成瑞典文，但有时也是从中文或瑞典文翻译成英文，或者从英文翻译成瑞典文。最近几年，他甚至把瑞典文翻译成中文。他曾经把英国作家威廉.布莱克的《月亮岛》翻译成瑞典文，于1979年出版。
他也把瑞典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的诗翻译成英文和中文。
马悦然不仅向瑞典介绍中国文学，而且，也是文化使者。改革开放以后，在文化领域激起了极大的中外交流兴趣。中国电影，文学和哲学在瑞典乃至其他欧洲国家都激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而中国人因为以前的封闭也对外国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瑞典也有很长一段时间被中国人看作是中立的福利国家。瑞典作家纷纷把自己的作品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发表。例如古典作家斯特文堡，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拉格洛夫和儿童作家林德格林的作品都成了对中国出口的文化产品。
马悦然不但亲自翻译很多文学作品，发表各类文章，而且还找赞助直接邀请中国作家来瑞典访问，这都让人感受到他作为文化交流使者的当之无愧。
他在向瑞典读者传播中国文化的同时，也在中国传播瑞典文化。
马悦然自己也是中国文化生活的观察家。他不但翻译，有时他直接用中文写作，反映了他在中文方面的造诣和能力。
通过马悦然的翻译使得中国作家很早就引起瑞典乃至西方其他国家的注意。早期作家何其芳，刘再复等等都是马悦然熟悉的作家和诗人。当代的还有曹乃谦和李锐等。
1985年，马悦然被选为瑞典文学院18个常委中的第五位。是这18个人决定谁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此备受世界关注。这个位置连他的老师高本汉都没有得到过。
到目前为止两位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奖。马悦然功不可没。
马悦然也是香港中文大学、布拉克的卡尔大学和斯德哥尔摩大学的荣誉博士。他不但是瑞典文学院院士，他还是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丹麦文学院外籍院士。
罗多弼说，在马悦然的一生中，他阅读了道教经典，而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是他最喜欢的作家之一。通常，他会引用庄子的著名语录：梦见自己是蝴蝶后醒来，然后想到自己实际上可能是梦想成为人类的蝴蝶。马悦然认为世界可能与现在看起来不一样。但是他似乎对死亡并没有太多的考虑，至少不是他自己的死亡。直到去年5月，在一次有记录的采访中，他的妻子文芬让我听听他是否曾考虑过死亡的问题。他说：“不，我没有，我没有。学习生活就足够了。 …我对死亡没有丝毫的恐惧，对知道会发生什么也没有丝毫的兴趣。我知道发生了某些事情，但是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时间会证明一切。”
“文芬告诉我，他反复说过，他希望“活着死”。他也是这样做的。在经历了漫长的生活之后，他于10月17日下午坐在家里的椅子上安详的象一个老和尚圆寂一样走了”。罗多弼说。
讲座完毕，罗多弼提议大家默哀一分钟。
图文 陈雪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