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 当地时间11点40左右，诺奖大会秘书长托马斯.佩尔曼宣布，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诺奖大会今天决定把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联合授予卡特琳.卡里扩（Katalin Kariko）和德鲁.外斯曼（Drew Weissman），因为他们发现了核苷碱基修饰技术使有效抗击新冠疫情的mRNA疫苗得以开发。
Richard Sandberg, 分子基因学教授介绍了诺奖发明的重要性。他说，诺奖大会认为两位诺奖得主的发现对开发有效抗击疫情的疫苗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他们的突破性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mRNA是如何与免疫系统互动的理解，从而在人类健康受到最大威胁的时候，人们可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开发疫苗。
古尼拉,卡尔松.海德斯坦是疫苗研究专家。她认为，在2020年疫情开始以后，因为有了该发现，人们可以快速地生产有效疫苗抗击新冠疫情。
这个发现避免了更多的 死亡。135亿疫苗得到使用，全球72%的人都得到了疫苗注射。
卡罗林斯卡医学院临床免疫学教授潘嫱介绍说，该发现非常重要，因为他们解决了发炎的问题。通过这种修饰技术，让疫苗蛋白可以进入体内，防止病毒的严重伤害。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编辑陈雪霏） 6月8日上午9点（北京时间下午3点）由中华中医药学会和中国国际科技交流中心承办，由瑞典的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瑞典中医药学会和针灸学术研究会协办的中瑞新冠肺炎专题研讨会拉开了序幕。
中日友好医院中医部主任张洪春教授和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终身教授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曹义海教授主持了本次研讨会。
中方参会嘉宾是三位顶尖级抗疫专家，他们是中科院院士暨首席研究员仝小林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和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黄璐琦教授，国家中医医疗救治专家组副组长北京中医医院的刘清泉院长。
瑞典有四位演讲嘉宾，其中两位是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曹义海教授和临床病理学专家Laszlo Szekely教授，另外两位是来自瑞典中医药学会和针灸学术研究会的杨春贵会长和张东青副会长，他们俩都是从事临床工作35年左右的中医中药和针灸资深专家。
研讨会由仝小林院士的《经典的智慧和现代疫病》演讲精彩开篇，然后是黄璐琦院士的《新冠肺炎相关药物研制对中药新药研发的启示》深入浅出地探讨了化湿败毒方等中医抗疫方剂的研发和临床应用，接着是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曹义海院士着重讲解了在瑞典医院使用《阻断VEGF治疗Covid-19重症患者》的最新医疗技术和原理，Laszlo Szekely教授用几十张病理解剖切片研究和证实了《新冠导致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病理学改变》，让所有与会者都亲眼目睹了新冠病毒对人体脏器的严重损伤。 随后上台演讲的三位中医专家都具有临床第一线几十年的工作经验， 去年初新冠肺炎爆发时首先带领医疗队奔赴武汉的刘清泉院长也是当时的方舱医院院长，2002年中国南方“非典”爆发时他也是前沿阵地的“指挥官”，有丰富的抗疫经验，他的讲座《新冠肺炎的中医药临床研究》给所有中医学者治疗新冠打开了思路.
新冠肺炎是瑞典近一百年都没有遇到过的瘟疫，瑞典的医疗系统起初几乎没有应对疫情大流行的经验，导致当时很多病人无药可医，无处可去。
瑞典中医药学会在杨春贵会长的带领下，立即组织起瑞典中医抗疫专家团队，积极努力地和中国的抗疫专家直线联系，认真学习和研究中国的抗疫经验。仅去年上半年瑞典中医药学会就率领全体会员聆听了钟南山，张伯礼，黄璐琦，仝小林和刘清泉等知名抗疫专家的网上视频讲座数十次。 学会的所有中医师都从中学习和汲取到了大量的中国抗疫经验，并且结合瑞典的实际情况把这些专家的宝贵经验运用到了瑞典的抗疫战斗中。至去年底，学会的中医师们为3500多例确诊或疑似的新冠病人进行了中医中药治疗，几乎所有的患者都得到了康复。
杨春贵会长在本次研讨会的演讲题目是《学习国内专家抗疫经验临床体会》，他认真地向中华中医药学会的领导和与会抗疫专家们汇报了瑞典中医药学会和针灸学术研究会学习国内抗疫经验和学会所有中医师在瑞典临床实践中摸索总结抗疫疗效的过程。
杨会长以三个亲身经历的瑞典新冠患者中医诊断治疗过程作为真实实例，从理论到实践详细地分析了使用中国的抗疫方剂加减后让患者从重症变轻症，轻症变痊愈以及阻止中症变重症的成功案例。三位瑞典新冠患者当场讲述了他们自己接受杨会长的中医诊断治疗下服用中药汤剂的体验，用生动的言语再次验证了中医中药抗击新冠肺炎的有效性。
随着新冠疫苗的注射，瑞典的疫情逐渐趋于稳定。但是新冠病毒感染后出现的后遗症也渐渐成为不能忽视的社会健康问题。瑞典国家福利和健康委员会Socialstyrlsen建议对新冠后遗症的康复要多学科联合，其中包括物理治疗。
瑞典中医药学会和瑞典针灸学术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东青主任中医师在研讨会中介绍了近8-9个月来使用《针灸治疗新冠后遗症的临床体会》，他在演讲中逐一分析了十大新冠后遗症状产生的中西医机理，用临床实践验证了中医中药和针灸促进新冠后遗症患者康复的显著疗效。
张东青副会长还着重地讨论了针刺疗法加快新冠后遗嗅觉味觉丧失恢复的特效穴位，并且首次提出湿邪浸渗清窍导致嗅路损伤的病因病机。
整个研讨会持续了三个半小时，在线下有中国科协，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华中医药学会的领导和急诊及肺系病的专家学者近50人在北京主会场观看，而另有中瑞观众2000余人在线上关注。七位中医专家和教授高水平的演讲得到了参加此次论坛全体观众的关注和赞扬。很快就有瑞典观众发来短信说“这次抗疫论坛，规格之高，内容之精彩，终于让海外游子得到了很好的信息及学习机会！”
中瑞新冠肺炎专题研讨会获得圆满成功，这次研讨会是中国科协主办的“中国-瑞典抗击新冠肺炎联合行动计划学术交流活动项目”的一部分。瑞典中医药学会和瑞典针灸学术研究会将继续与中华中医药学会保持沟通和积极联系，不断提高学会自身的中医学术水平，努力为所有在瑞典从事中医中药针灸的专业人员提供服务，为瑞典人和居住在瑞典的华人华侨健康提供服务。
瑞典中医药学会和瑞典针灸学术研究会秘书处供稿
编辑 陈雪霏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 据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消息，该院微生物、肿瘤和细胞生物学系教授曹义海在中国和意大利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进行的小型临床实验表明，用抗癌药物治疗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可以大大降低死亡率。
该消息在瑞典晚报上报道。记者联系到曹义海教授，并进行了语音采访。
曹教授介绍说，去年春节的时候，他向中国科技部提出了该治疗方案，用抗肿瘤药物治疗新冠重症患者，目的是减少死亡率。因为重症患者容易出现严重缺氧和出现肺水肿的现象。利用抗癌药物刺激血管因子，该抗血管药物治疗肿瘤已经有20年的历史了。原理就是治愈缺氧的情况，结果在中国和意大利，对重症患者的有效率可以达到92%。可以让血氧指数增高。在治疗过程中，没有一个死亡。这是老药新用的一个很好的例证。
该药的名字是Bevacizumab, 该药可能会降低死亡率，加速治愈时间。
该实验是在2020年2月到4月之间进行的。如果给病人标准照顾，只要用一剂就可以大大提高重症病人的血氧含量，病人体温和发炎情况都有所改善。该实验结果已经在自然交流（Nature Communications）发布。
“为降低死亡率，我们开发了一个有效的治疗方案，” 曹义海教授说。“我们发现，Bevacizumab加上标准关照就可以对新冠病人有很大益处。这对重症病人的治疗可以作为第一潜力方案。”
Bevacizumab是2004年开发的一种治疗肿瘤的药物。 其作用是减缓形成新的血管VEGF。很多病人的症状是快速形成血管，在肺里有多余的液体和无组织的血管。
根据这种情况，曹教授及其实验组人员设计了该治疗方案。在中国和意大利有26名病人被录用实验。他们确诊有新冠阳性，同时呼吸困难，低血氧指数，有肺炎。该控制组病人获得每公斤7.5毫克的Bevacizumab药物，结果24小时后，血氧指数明显提高。跟踪28天后，92%的病人不再需要原来那么多的氧气支持。他们中没有任何人死亡。同时也缩短了治疗的日期。其他发现包括降低了高烧发病率，白血球增加，没有严重的安全隐患。
曹义海说，很多重症病人因为需要大量的氧气支持而给全球的医护供应提出了巨大挑战，而我们的研究可以降低对氧气支持的需求，减少在医院的日子，改善病人的状况，缓解医疗资源的压力。
该项目得到中国重点研发项目，山东，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瑞典癌症研究所等多家研究机构的支持，于2021年2月5日发表在Nature Communication.
北欧绿色邮报网主编陈雪霏
今天，瑞典每日新闻报刊登了卡罗林斯卡医学院感染病学教授安德斯.伯克曼的辩论文章，文章对瑞典和挪威的情况进行了分析比较，其中很多方面说出了一定道理，但是，得出的结论似乎还是有些偏颇，他的结论是封城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标题是瑞典的惨重死亡不能全怪抗疫战略。
到目前为止，只有1000多万人口的瑞典已经有11000多人因与新冠有关死亡，比去年上半年增加了一倍。感染病例也从去年上半年的不到10万，增加到了54万多。
伯克曼把挪威和瑞典采取的措施进行了比较。从春季开始，挪威在3月24日就封闭了80%，学校关闭。瑞典在4月9日达到最高值，而挪威是3月29日达到最高值。这表明挪威采取的措施快，准，有效。
在芬兰，自从有了第一例病例以后，就开始采取措施，采取严格的隔离政策。第二波来临时，感染者达到339人的时候，立即采取了更加严格的措施，限制人员往来，对有第二波的国家采取封国政策。快，准，狠。当机立断。芬兰是在9月24日就开始采取严厉措施的。
挪威是10月15日采取严厉措施。而瑞典还在观望。到11月15日才采取严厉措施，控制聚集人数。但是，此时已经泛滥，难以阻挡，每日感染人数剧增。到12月1日，当日报道感染新增居然达到17000多例。堪称历史最高记录。但是，这都是在11月份就感染了的。如果瑞典也在10月中旬采取更严厉措施，或许效果会好一些。
1月12日感染人数新增12000人。这是在宣布戴口罩以后最高。但是，这很可能都是在1月7日之前就感染的。戴了口罩以后，感染人数立即下降到一万以内，最近连续三日都是4000到5000人之间。
博克曼认为尽早采取措施十分重要。这一点也完全正确。 他不赞同绝对封城封国，但是，提早采取严厉措施是十分必要的。
他也分析了瑞典和挪威的文化差异。文章说，在挪威，人们午餐时间只有半小时，每个人自己吃自己的，没有聚餐习惯。吃完了继续工作，提早下班，回到自己的家里。每个家庭都有个乡下别墅，到周末就一家人自己到乡下去玩儿了。因此，很少和朋友同事聚餐，这在抗疫过程中变成了优势。
相反，瑞典，尤其是很多移民一家老少三代住在一起的家庭很多。没有乡下别墅。城里人有别墅的，感染的就少。瑞典人在工作中感染的案例比较多，这是因为瑞典人喜欢在喝咖啡吃午餐的时候与同事聚集，增进感情，加强合作。瑞典的学校里的作业总是有合作的作业。这样，这种文化氛围在抗击疫情中成为劣势。
这一点也可以在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得到认证。这三个国家的人比较热情，他们喜欢互相亲近。比如法国人和你在一起，要经常碰你的身体，他们见面和分别都忘不了拥抱。因此，即使戴口罩也很难避免感染。
瑞典人其实在社交距离方面做得还可以。他们一直不让戴口罩就是怕人们忽视社交距离。但实际上，如果戴口罩可以增加一道防线。
抗击病毒，和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道理，不是单独一项封国封城就能解决问题的。它需要减少旅行，需要戴口罩，需要勤洗手，需要少聚集。需要必要的隔离。需要增加营养，需要多喝水，需要多吃蛋白质，需要多睡眠，增强体力等等多种措施。
再看瑞典，如果在10月15日就采取现在的限制措施，商店每10平方米只许两人。因此，一个超市或商店里只许2到10个或20个顾客，其余的人都在外面排队。或许感染人数不会飙升的那么快。
到11月15日的时候，疫情已经严重爆发，感染的人数已经很多了。再采取措施已经晚了。到12月份的时候，大量的年轻人受到感染。10-29岁的感染的案例也出现了3000多人。一些麻木的人还觉得这个数字不高。不是你家孩子感染，你就不当回事。孩子感染了，轻症，你也不当回事。你想的是如果孩子在家，我上不了班了，那不行。
于是，就出现了12月份的大爆发。每日上万，到昨天，1月22日，就有54万人感染了。孩子感染，孩子本身是轻症，好的快，但是，好了以后，孩子的体力消耗还是很大的，容易感觉累，要彻底恢复好，还需要时间。更重要的是，对家长的心理负担也是非常大的。幸好没有感染，如果感染了父母，或者父母感染了孩子，都会给全家人造成巨大心理负担和身心健康损失。
伯克曼的文章说的很好，一定要提早在一开始就采取严厉措施，这一点很重要。不一定绝对封城，否则社会不能运转，但是，必要的封还是应该的。他觉得是瑞典的文化习俗导致瑞典的感染增多。
笔者认为，恰恰因为瑞典有这样的文化习俗，在关键时刻，更需要有远见卓识的政府领导和专家拿出智慧和才智，有一定的预见性，把病毒扼杀在摇篮里，而不是走一步看一步，象挤牙膏一样，等到感染太多，一发不可收拾了再采取严厉措施，你不觉得此时此刻连病毒都已经觉得累了吗？
如果你们早点要求戴口罩，早点要求学生上网课，早点儿要求商店采取措施，或许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都会大大下降。医院也不会发生挤兑。而卫生当局似乎是看到医院还没发生挤兑，就没事儿，等等看，结果错过了最佳时机。当然，如果一开始就严厉，是否会给人以更大的精神压力，这是个问题。但是，是感染了给人精神压力大，还是没感染采取预防措施给人的精神压力大呢？
无论从中国还是芬兰，挪威和丹麦来看，预防措施越早越好。要当机立断。
瑞典当局负责人以为感染人数还不多，如果采取严厉措施会影响商业。但是，你看感染的特点是，小洞不补大洞受苦。一开始没采取措施，等到后来就晚了。这样的损失其实更大，因为你消耗的是劳动力资源。人类社会运转要靠劳动力资源。你一开始有预防的意识，即使损失一点儿商业，你人力资源没有损失，损失少，后来可以补上。人力资源伤了病了，劳动力只能是越来越少。
11月中旬以后，到圣诞节这段时间，大量人口生病，大量需要劳动力，就是恶性循环。当然，也可以说，往年其他病毒侵袭的时候，人们也是很爱生病。瑞典人已经习惯了与病毒为伍。但是，作为马后炮，我还是觉得在春季，还是要继续严格执行措施。这样，也可以保存一些实力。
否则，让每个家庭都被感染一遍，要你们专家和政府官员有什么用呢？你们凭什么又涨工资了呢？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编辑 陈雪霏）–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消息，央视新闻总台驻斯德哥尔摩记者王璇 郝晓丽日前就中国新冠检测试剂盒问题采访了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国家疫情中心负责人拉尔斯.恩斯特兰德教授。恩斯特兰德教授说，应该向大众解释清楚为什么导致假阳性，我们实验室已经找到原因了，已经做了相关的调整，（华大基因）这款检测试剂盒现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问题的源头是8月27日，瑞典公共卫生局在其网站上发布了一篇文章《错误的测试结果导致大约3700个新冠肺炎确诊数据》。
△瑞典公共卫生局网站上的该文章
文章写道，瑞典两个实验室发现中国制造（华大基因）的新冠肺炎核酸检测试剂盒有缺陷，无法辨识低病毒含量和阴性样本的区别，认为该产品质量达不到供货商的承诺，导致瑞典大约3700人收到了错误的阳性检测报告。目前两个实验室正在对该试剂盒的缺陷进行调查。
这是一款率先进入世界卫生组织应急使用清单，还经过欧盟CE认证的产品，所以瑞典公共卫生局还特意告知了欧盟和世界卫生组织。
文章中还特意提到这款检测试剂盒已从中国出口到很多国家，不仅仅是瑞典。
更闹心的是，很快外媒的报道就紧跟着来了。
△瑞典电视台报道 “关于错误的测试结果，非常遗憾”，“这是一种来自中国的检测试剂盒，它把实际上健康的人测出了新冠肺炎阳性的结果。”
但实际上，这是瑞典实验室人员和媒体的完全错误的理解造成的。
△英国每日邮报 “瑞典从中国产的检测试剂盒中查出3700例假阳性”
再回头看看瑞典卫生局文章的最后，又有这么一句话：“收到错误报告的人主要是一些症状轻微或无症状的人。 ”
所以是轻症或者无症状感染者，收到了结果为阳性的检测报告吗？这有问题吗？
到底怎么回事，最佳对策就是直接去问事件的关键人物。
文中提到的两个实验室，一个是“ABC实验室”，另一个是“卡罗琳医学院国家疫情中心”。
以下就是总台记者对“卡罗琳医学院国家疫情中心”负责人拉尔斯·恩斯特兰德（Lars Engstrand）教授的一手采访，也是所有中文媒体的独家专访：
拉尔斯·恩斯特兰德（Lars Engstrand）教授：（该检测试剂盒）已经被许多国家在使用，就我们今天的使用结果而言，它功效非常好。我一点都不担心，它今天运行的很好。我们也把它的检测结果与其它实验室互相验证，都是百分之百的一致。
拉尔斯·恩斯特兰德（Lars Engstrand）教授：这个检测的灵敏度非常高，它不会错过人群中的任何阳性病例。比如在斯德哥尔摩有很多感染者，这个检测试剂盒就非常管用，它完全不会错过任何一个阳性。这意味着你可以信赖检测结果，当然这意味着你也有可能得到所谓的“假阳性”结果。当疫情发生变化，就像现在，社会中的感染人数比较少，你就可以降低灵敏度，以保证你抓取到的都是真阳性，以避免抓取很多的假阳性。这就是现在的情况，我们已经改了阈值，也就是灵敏度，这个检测试剂盒现在瑞典非常管用，今天我们完全可以信赖这个检测结果。
灵敏度和特异度是一对统计学上的概念，任何测试都需要在灵敏度及特异度之间进行取舍，涉及ROC曲线，误差又涉及贝叶斯……
所以其实就是需求不同，并非产品本身有问题。
就好像过机场安检，如果你口袋里有锁匙，皮带上有金属扣，虽然它们算不得危险物品，但安检还是会嘀嘀叫。那是因为安检设备需要灵敏度高，因为它的使命就是不漏掉任何危险品，这就叫牺牲特异度，满足敏感度。
而你当然也从来不会觉得安检设备老嘀嘀叫是质量问题。更何况这个值是实验室可以自己调整的。
所以说这次一看到“中国检测试剂盒”就开始跟风无脑黑的媒体，一不小心就暴露了自己的知识水平。
拉尔斯·恩斯特兰德（Lars Engstrand）教授：应该向大众解释清楚为什么导致假阳性，我们实验室已经找到原因了，已经做了相关的调整，这款检测试剂盒现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抹黑无门槛，而有求是精神，会做出澄清和解释的媒体却不多。
瑞典的“佛系抗疫”
教授告诉我们，瑞典最近在调整，要求提高检测的特异度，降低敏感度。
高敏感度的测试可能会检测出大量的无症状感染者，增加追踪的负担。现阶段非疫情大暴发期，确实最好是能精细抗疫。但是，看着瑞典自抗疫以来所走的佛系抗疫之路和少得可怜的全国检测数，借用哈佛大学T.H.Chan公共卫生学院的流行病学家麦克米纳博士的话说，“不对无症状的人进行测试，那是极度落后的”。
疫情至今，瑞典一直以粗放抗疫、从未封城而全球闻名。3月13日，瑞典就停止了统计新冠肺炎精准确诊数目。瑞典卫生局流行病学家安德斯•特格内尔（Anders Tegnell）说，现在确切地知道瑞典有多少人已变得不再重要，而是该关注瑞典有哪些地区受到了影响。
△主张佛系抗疫的瑞典卫生局流行病学家安德斯•特格内尔
3月份，瑞典5名教授联名写公开信敦促政府采取必要行动。
4月份，22位瑞典医学专家学者再写联名信，严厉批评当局的抗疫政策。
8月26日，瑞典更新了一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据，结果确诊病例数和病亡率远高于其他北欧国家。
也许在科学家看来，降低检测灵敏度，对不同携带者采取不同的检测机制，现阶段是有必要的，但是首先这与产品质量无关。
而对瑞典卫生局来说，不介绍前因后果就甩出一款检测试剂盒让其背锅，以减少本国确诊数字，或者让民众降低对确诊为阳性的警惕，恐怕与其一贯主张的佛系抗疫路线有关。
监制丨姜秋镝
（总台记者丨王璇 郝晓丽） 编辑 程程
编者的话，其实，这个问题早在一月份开始发现疫情的时候，瑞典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就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即如果被感染者无症状，或者症状很轻到底算不算感染了，算不算阳性。中国医生一般在这种情况下都算作阳性，有病毒就是被感染了，不管有无症状，因此才有无症状感染的概念。但瑞典专家认为无症状就肯定是没有感染，如果感染了不可能没有症状，只是可能这种症状太轻了，而被人们忽视。例如，一个人只是感觉有点儿累，没有流鼻涕或者咳嗽发烧，那也叫轻症状。
在世界卫生组织内部，专家的意见也是这样的两派，就是有后者这样的说法，轻症状肯定也是症状，应该属于阳性。
中国之所以担心无症状感染者，是因为怕无症状感染者无意识地传播感染给他人。但也有可能轻状不容易感染给别人，但在中国有过无症状感染的医生因为聚集传染给周围人的例子，因此，中国做得非常仔细，宁可查三遍，宁可大海捞针地普查。而欧洲人，比如此前的意大利、西班牙等对中国试剂盒质量的质疑和指责主要就是认为其灵敏度不高。而此次，华大基因认为是因为试剂盒灵敏度相当高。非常轻微的感染者也能检测出来。著名的卡罗林斯卡教授也明白了这一点，因此，认为必须向大众普及为什么出阳性的问题。
消息一出，很多人都认为，瑞典卫生局和媒体说话的时候都应该精准一些，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就一概而论地怪罪是中国检测试剂盒的问题。这种指责是十分不负责任的。
对于新冠肺炎问题，中国医学专家积累了很多经验，但是，东西方对新冠肺炎病毒的态度似乎大相径庭，人们应该睁开眼睛看看结果，中国因为严防死守，现在几乎消灭了病毒，开始重新开放。而如果让病毒细水长流，它就可能会细水长流。当然，人们对瑞典的自由抗疫很羡慕，我也能理解瑞典卫生局不让戴口罩是害怕人们有恐慌心理。但是，每个国家都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确定自己的抗疫策略，你如果没有足够的空间，再不加小心，结果会适得其反。
另外，瑞典得益于夏季的阳光和人们保持社交距离的意识，但是马上，随着气候变得阴冷潮湿和多人数聚集，是否疫情会卷土重来，人们还是应该继续倍加小心。
主编 陈雪霏
原文链接
http://m.news.cctv.com/2020/08/31/ARTI8DF8FlvWrkSIyPMua93Z20083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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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由中国和瑞典两国科学家共同发起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交流会，通过视频连线召开。
会议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王辰，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安德斯·桑纳伯格教授，曹义海教授共同主持。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副校长安德斯·古斯塔夫森教授为会议致辞，中国国际科技交流中心主任罗晖介绍了会议背景。
古斯塔夫森校长在致辞中说，非常高兴能够与中国科学家有这样一个机会进行交流。现在全球都经历了一个很困难的时间，瑞典特别是斯德哥尔摩有很多新冠肺炎患者出现，加强国际性的研究合作至关重要。古斯塔夫森校长表示，无论从短期和长期来看都面临着挑战，希望中瑞双方科学家加强合作。
与会科学家针对冠状病毒演变规律、临床治疗方案、抗病毒药物筛选以及相关基础科学研究问题等进行了交流和讨论，瑞方科学家就轻症转重症转化的治疗节点、病毒基因测序、干细胞治疗、生物标记物等咨询中方科学家意见。中方科学家向瑞方科学家了解群体免疫、单克隆抗体干预治疗的情况。
参会的8位中方科学家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王辰，中国科学院院士周琪，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董晨，中华预防医学会副会长杨维中，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副院校长王健伟，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曹彬，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石正丽，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首席专家邵一鸣。
瑞方15位科学家包括：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副校长安德斯·古斯塔夫森（Anders Gustafsson），卡罗林斯卡医学院临床病毒学和传染病教授安德斯·桑纳伯格（Anders Sonnerborg），卡罗林斯卡医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北欧致公协会会长曹义海，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儿科副教授、顾问，儿童妇女健康部部长（附属医院儿童妇女健康科主任）Petter Brodin，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微生物、肿瘤与细胞生物学系教授、瑞典国家 生命科学实验室微生物菌群转化医学中心主任Lars Engstrand， 卡罗林斯卡医学院教授Per-Johan Jakobsson， 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分子医学中心资深教授 Lars Klareskog， 卡罗林斯卡医学院高级研究员Fredrik Lanner ，卡罗林斯卡医学院感染医学中心教授Hans-Gustaf Ljunggren，卡罗林斯卡医学院高级研究员Fredrik Lanner，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副教授Ali Mirazimi，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病毒学副教授Ujjwal Neogi，卡罗林斯卡医学院临床免疫学教授Qiang Pan Hammarström，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医学系教授Paolo Parini，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生理学和药物学研究系教授Eddie Weitzberg。
双方科学家认为，病毒是我们共同的敌人，需要携手共同应对。与会科学家一致同意，就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联系方式，结成合作伙伴。同时，继续扩大参与对话讨论的科学家范围，设立不同的专题开展多学科或单一学科讨论，包括临床治疗、药物研发、临床免疫、单克隆抗体等，对口开展合作。
来源：中国国际科技交流中心
另据朋友圈孟博士报道，3月27日，由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鲁翔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从湖北黄石与瑞典卡罗琳斯卡大学医院副院长Annika Tibell女士带领的十余位专家医生通过视频会议直接交流抗疫经验。鲁院长和卡罗琳斯卡医院医务科主任Filippa Nyberg女士分别简要介绍了国内与瑞典的疫情和防控情况，随后双方展开了长的一个多小时的自由讨论，话题集中于一线治疗的技术细节，包括ICU管理，病人用药，医护防护，和病人预后等细节。鲁院长为首的中国专家将抗疫一线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和盘托出，知无不言，为卡罗琳斯卡大学医院对COVID-19病人的救治提供了一线资料。会后，卡罗琳斯卡大学医院国际处主任Anna Sahlstöm女士专门来信感谢，表示会议解决了实际问题，瑞方邀请中方专家在会后建立邮件联系，以便咨询更多问题。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 2019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拉特克里夫谈到自己的经验时说，他经常告诫学生，做实验并非总是欢天喜地，你得做哭的准备。
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William Kaelin. Jr, Sir Peter J. Ratcliffe和Gregg L. Semenza 因为发现了细胞如何感应和适应可用氧气而获奖。
诺贝尔奖评委会说他们识别了规范最基本的基因对各种水平的氧气反应活动的分子机制。该发现对治疗白血病和癌症等疾病有很大突破。
威廉.卡林1957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市。他在Duke大学获得硕士，然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习内科，在波斯顿自己建立的癌症研究所做研究。2002年成为哈佛大学的全职教授。
彼得.拉特克里夫1954年出生于英国的兰开郡。在剑桥大学的到专家培训，后来在牛津大学建立独立研究集团1996年成为全职教授。他是路德维西癌症研究所的成员。
塞门扎出生于1956年，也是纽约人。他是在哈佛大学生物系获得的本科学士学位。1984年在费城的医学院获得硕士，在宾西法尼亚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他也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进行过博士后学习和研究。他对心血管疾病有深入研究。
三人12月5日下午在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诺贝尔大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分别讲述了他们在接到获奖通知时的感受，以及他们对年轻人的建议，并就记者和学生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回答。
在回答本网记者提问时，Kaelin表示，其实, 很多科学家都曾经梦想过拿诺贝尔奖，但是，梦想归梦想，真的梦想成真，并不那么容易。他幽默地回答说：
“我是数学家，我知道有概率这个说法，我算了一下，我获得诺贝尔奖的概率几乎是零。所以，我还是把闹钟放到早上六点半，没想到，在早上两点的时候，我接到了电话，梦想成真了。”
赛门扎说，现在搞科研的人越来越少了。搞研究比较难。卡林表示，在美国，很多人都觉得搞科研工资不高，工作时间长，不是很受人追捧。这更需要更多的人来搞科研，因为基础研究是应用科学的重要基础。
拉特克里夫说，我很小心，我想我必须搞清楚这消息是否是真的。
赛门扎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当时，真的是睡的很实，我想可能会有人开玩笑。不过这次，真的是有人说抱歉，打扰你了。我当时拿不准，于是，让我夫人听，我夫人和我听了以后才相信这是真的。
他说，我们很幸运，我们的发现有短期和长期效益，可能会有助于治疗白血病和癌症。
诺奖得主为什么能成为诺奖得主，他们年轻时学习好吗？是不是好学生？对此问题，Kaelin表示，他在中学时不喜欢死记硬背的考试，所以，也谈不上是不是好学生，但是，他很快就对科研感兴趣，尤其是后来遇到拉特克里夫以后，他就非常专注，合作的也非常好。
拉特克里夫表示，他觉得中学时代的课程很没劲，没有什么挑战，而他是非常喜欢挑战的。他说，其实搞科研不是欢天喜地，非常简单的事情。实际上，他告诉自己的学生，你们要做好哭的准备。整天在实验室里工作是非常枯燥的，你必须搞清楚，自己有极大的兴趣才行，否则，你肯定会哭的。所以，年轻人一定要好好把握自己前进的方向，尽早了解自己的兴趣，确立方向。有兴趣以后，就不会害怕枯燥，反而是不断地迎接挑战，不断地提出新的问题。
12月7日，三人在卡罗林斯卡著名的大讲堂Aula Medica为上千名学生学者做了学术报告。这是他们作为诺奖得主的一个任务。他们都是12月4日抵达斯德哥尔摩的，然后，在12月5日到诺贝尔博物馆去参观，赠送礼物给诺贝尔博物馆，同时，要为那里的椅子，题名签字。这都是每年的惯例。
12月8日，他们还要参观，12月9日，他们要和其他获奖者一起听音乐会，然后，在12月10日下午4点半在音乐厅从瑞典国王手里接受他们的奖状，奖杯。奖金直接到诺贝尔基金会去协商领取方式。
图文陈雪霏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 据瑞典每日新闻斯德哥尔摩版面报道，瑞典著名的卡罗林斯卡大学医院目前有9000多名病人在等候手术，该人数是2014年的三倍。这些病人中有四分之一是儿童。
报道在中间发表一张令人痛心的照片，一个小女孩儿雷倍卡7岁，自己画了一幅很漂亮的画，一个小孩和两朵花，送给天使爸爸。妈妈33岁，爸爸丹尼尔35岁，2017年夏天因癌症去世。
当医生发现他得了癌症以后，让他排队手术，等候时间是三个月。结果等他的胃被切开时，为时已晚，夏天，他去世了。他妻子说，排队时间太长了。
今年一月份每日新闻报获得的数字是8700多病人在等候手术。大多数人的等候期是三个月。有一个内部人士说，确实，等候名单太长，象海啸一样。现在，其他医院自己本身就有很大问题，还要帮助卡罗林斯卡。
据报道，卡罗林斯卡负责人说，需要手术的人一年有32000多人。需要等3个月以上的有2200多人。因为他们已经解决了500多人的问题。
其中1100多儿童等待手术。他们将把他们送到纳卡，乌普萨拉和林雪平医院。据报道，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在进行大幅度重组调整，结果导致等候手术的病人大幅度攀升，从2014年的755人增加到了2721人。
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目标是建成世界上最先进的医学院，但是，随着医学院的大规模调整，信息不流畅，病人有时需要在这里手术，有时需要那里手术。
再说蕾贝卡，7岁的小女孩儿已经很能说了，她在学校里也和同学们说起这个事情，大家都心情不好，于是老师在班上也对与存在与死亡的事情进行了讨论。这样缓解了孩子们的心情。
根据记者采访，2016年丹尼尔检查身体时发现了癌症，盲肠上有阴影，随后，5月份确定是恶性肿瘤。根据国家标准，盲肠癌应该在39天内得到治疗。医生当时说他很年轻还处在早期，所以没有太着急。但是，手术本该6月初开始，结果推到7月初，结果丹尼尔得了心肌炎，从7月初又推到8月。丹尼尔和妻子两年前已经离婚，但是，后来，他们关系又近了。前妻说，丹尼尔是个冷静乐观的人，没有急着去手术而是等待医生的召唤。经过三次检查之后，8月份终于做了手术，但是，当他们切开他的腹部的时候，发现癌细胞已经大面积扩散了，做什么都晚了，他们只好又把他的伤口缝上，什么都没做。到2017年6月，丹尼尔去世了。我们没有得到任何诊断处理答复，因此拒绝离开医院。
每日新闻记者联系医院，医院的医生说，丹尼尔的手术与排队没有任何关系，主要是他们来手术太晚了。心肌炎发现后只有几天就好了，但是，他们又等了一个月才来手术。如果不等这两个月，或许丹尼尔的命运又是另一种情形。但是，癌症组的主治医生说这也是个案，不好评论。
看来，有病要及时治疗，不要耽误了。
北欧绿色邮报网北欧中华网报道（记者陈雪霏）–
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诺奖委员会2日在诺贝尔论坛宣布美国科学家霍尔，罗斯巴什和扬一起因为发现人体控制昼夜节奏的分子机制而获得2017年诺贝尔生理学奖。
诺奖委员会秘书长托马斯.佩尔曼在当地时间11：30准时宣布来自迈阿密大学的布杰弗雷.霍尔教授，1945，美国布兰德斯大学教授迈克尔.罗斯巴斯，1944，和洛克菲勒大学迈克尔.扬教授，1949。
诺奖评委拉尔松.尼尔斯-约翰在接受北欧绿色邮报网记者专访时说，这个发现是在1984年到1998年之间发现并逐步得到世界承认的。相对来说，也是个比较新的发现。
他说，该发现对人体的生理机制运行和人类认知人体生物钟运行机制非常重要。人要乘飞机，通常会有时差不适，这就是因为人体内的生物钟就是这样运行的。
克里斯特.霍格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人如果24小时不休息，就肯定会困，劳累甚至生病，这在人体的每个分子中就有了这样的机制。
了解这个机制，对人类健康保健和疾病预防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今年诺贝尔奖奖金900万克朗，约合110万美元，三位获奖者均分。明天瑞典皇家科学院将宣布诺贝尔物理学奖。诺奖得主将在12月10日从瑞典国王手中获得颁奖。
图文/陈雪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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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绿色邮报网专访（记者陈雪霏）– 初次见到曹义海教授是在2015年10月诺贝尔首个奖项—生理学或医学奖宣布的当天晚上，因为那一年是中国科学家屠呦呦教授因为发现了青蒿素而获得了诺贝尔奖。当时，华人华侨情不自禁地立即聚会庆祝。曹义海教授也在庆祝之列。
当时还记得曹教授幽默地说，屠呦呦获奖，毛主席可以被署名算一个作者，因为在那个年代，只有毛主席发出号召才动员了全国各地的顶级科学家进行研究。而屠呦呦正好是学科项目带头人，也正好是她发现了青蒿素，所以，她获得了诺贝尔奖。
此话不假，后来，屠呦呦无论在媒体面前还是做演讲的时候都说，毛主席说，“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整理提高”。
日前，在北欧致公协会成立大会上再次见到曹义海教授，他被推举为北欧致公协会会长。借此机会，记者专访了他。
原来，曹义海1959年出生于济南，祖籍山东潍县。1960年随父母来到泰安，在那里读完高中。1977年他还到泰安县的一个公社去插过队。 是1978年恢复高考后首批参加高考的大学生，考入山东医科大学医学系，非常难能可贵。
1983年毕业后，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从事免疫和血液病的研究工作。1986年应邀到瑞士伯尔尼大学路德维希癌症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
1988年转入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内的路德维希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先后获得医学博士和分子生物理学博士学位。
1993年，曹义海应邀到美国哈佛大学儿童医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1996年底因家庭原因回到瑞典，继续从事专业研究。现为瑞典卡罗林斯卡医科院的终身教授，课题组负责人。
在瑞典，就象在新西兰和加拿大一样，评上教授职称是很不容易的。在为数不多的华人教授中，2004年曹义海教授是瑞典首位被评为教授的华人。
说起曹教授的学术成就，真可谓硕果累累。他去瑞士的伯尔尼大学研究癌症基因转化动物分子生物医学研究和癌症基因重组动物课程后，在研究中，他首次发现变异癌基因Ras能导致运行腮腺癌，如将此基因整合到Y染色体，所有雄性动物都患此癌症。后来通过基因重组技术，把腮腺特异性的基因成功克隆，此项技术为研究组织基因特异性的表达和组织的特异性用药治疗开创了新方法。后来他还在糖尿病等其他疾病研究中取得很大进展。
曹教授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非常突出，多次受到瑞典电视台等媒体采访。最近的一次采访是关于糖尿病的研究。他说，他的研究成果对未来的开发和研究奠定了基础。
谈到他取得如此成就的原因时，曹教授说，他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其父曹钧也是山东医学院医学系毕业的，是省内知名的内科专家。曹义海自幼就耳闻目睹了父亲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父亲也潜移默化地培养幼子的医学兴趣使期早年就敬仰这一神圣职业并立志从医。因此选择了父亲的母校山东医学院医学系。这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
最关键的是他对科研的极大兴趣和孜孜不倦的努力。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自己的体会就是不管干哪一行，都要特别专注把事情干好，要执着，专注，打好基础，对自己的专业付出多一些，对科研特别感兴趣。第二要有使命感。我感觉自己做的工作特别重要，对癌症病人，如果能找到好的方法，我感觉非常重要，这是我的使命。”曹教授说。
说到挑战，曹教授说，搞科研就是克服一个又一个难关。
“搞科研工作，尤其是搞医学科研，每一天都要克服很多困难。搞科研的人一定要有这个准备。克服一个困难，解决一个问题，你能感觉到这也是有成就感的。当然，遇到困难就退缩，说明你意志不够坚强。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和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思想准备，你就搞不了科研。你必须每天都要想问题，问问题，而且还要能解决问题”。
问到他对被推举为会长的感受时，曹义海会长说，他愿意推动中瑞之间的交流。
“推荐我做会长，我的兴趣还是在科研上，我想借助致公协会的平台，在科学和教育方面做一些事情，因为我主要从事科学和教育工作，这个平台非常重要。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发展非常快，我想在这方面做些努力，把科研加里头，为大家提供一个机会， 所以我就接下了这个任务。我觉得现在科研的交流非常重要。国内现在发展很快，要让中国了解北欧，让北欧了解中国。我们有一些想法，这些想法大家一起商量，让时间来检验我们是否能够实现这些想法”。曹会长说。
曹教授的夫人是瑞典人，他们有两个女儿。关于下一代的教育问题，曹教授说，“下一代的教育对中华民族的振兴非常重要，我想下一代的教育，不要象我们这一代这样教育，我想象瑞典这样教育就比较好，不要给孩子太大压力，按照孩子的兴趣去发展，让各个领域各行各业都有发展，不一定都要做三好学生，我觉得按照他们的兴趣去发展就是很好的发展，只要他们有兴趣，他们对工作肯定会很认真的。所以，我们也希望把很多中华文化好的东西传统的东西能够加入进来，这对他们在瑞典在中国学习都有好处。对下一代人才的培养，我的想法就是任期发展，朝好的方向发展，我们作为父母要开放一些，我们要学习瑞典的家庭，要尊重孩子。按照瑞典的习俗来发展就很好”。
采访完毕，写稿子的时候，我在百度百科中发现了曹义海教授的更多科研成果。具体内容如下：
1988年曹义海转入举世闻名的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后，主要研究细胞生长因子在致癌中尤其是对脑肿瘤的作用。他建立了这些因子的拮抗剂用于癌症治疗，并利用这些因子治疗某些因神经元死亡而致的神经性疾病，如老年性痴呆、帕金森氏病、脊髓性瘫痪和脑外伤等。在研究中，他与卡洛林斯卡的同事们一起建立了脊髓性瘫痪修复的新方法。利用刺激因子在大鼠模型上进行脊髓修复，发现酸性纤维细胞生长因子能在几周后使瘫痪的老鼠爬行。这改变了脊髓不能再修复的观点，为硬瘫病人的治愈带来了希望。这一发现引起了世界轰动，各国传媒纷纷报道此项成果。前美国总统克林顿曾在政治演讲中提到世界科技成果方面中的太空火星探查、瑞典科学家的脊髓修复和电子产业这三大成果会给人类带来幸福，可见这项发明的重要性和影响之大。
获医学博士和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后，1993年曹义海又应邀到美国哈佛大学儿童医院，在国际知名专家手下做博士后工作，从分子生物学角度研究微血管增殖在肿瘤生长中的作用。在研究中发现了肿瘤细胞分泌的血管刺激因子，建立了血管刺激因子拮抗剂，这些拮抗剂可完全抑制肿瘤的生长。同时找到了身体内源性的新血管生长抑制因子Angiostatin，这个抑制因子可选择性抑制肿瘤血管生长而对人体正常的血管没有影响，且对所有肿瘤有效（包括白血病），从理论上讲最终可达治愈肿瘤之目的。实验证明这一因子不产生耐药性，无其他副作用。目前此抑制因子虽尚未进行临床应用，但这项研究为今后癌症的治疗找到了新方法，无疑也对全球的肿瘤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这一发现也为其他因血管增生引起的疾病，包括糖尿病所致的视网膜剥离性失明和糖尿病肾病等找到了新的治疗方法。此项成果也引起了全球舆论界的轰动，《纽约时报》和世界上其他重要新闻媒介都报道了该项成果。此外，曹义海在美期间还发现了其他几种抑制血管增殖和抗癌的因子。因成绩显著，被聘为哈佛大学助理教授。
1996年，曹义海谢绝了哈佛的挽留回到瑞典（其妻为瑞典人），在卡洛林斯卡肿瘤中心任教授、课题组组长，继续从事抑制肿瘤血管的研究，建立了肿瘤血管抑制的基因治疗方法，发明了治疗癌症的相应药物。1997年后，他带领研究室对心脑血管病变侧枝循环的建立进行研究，找到了能刺激血管生产的药物，为这类病人的治疗辟了新径。现在，曹义海已成为肿瘤血管增生领域的世界知名专家，卡洛林斯卡中青年中的佼佼者。这些年他已发表了40余篇世界一流生物医学研究文章。重要发明包括刺激和抑制血管增长的基因、蛋白和化学物质以及文中提到的癌症治疗新方法，拥有十几项国际专利。曹义海还曾获美国优秀人才FULBRIGHT奖、法国的人类前沿科技奖和瑞典医学会人才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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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生态种植将翻倍。
头版头条最重要的新闻是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著名世界健康教授汉斯.陆斯凌因癌症病逝，享年68岁。
陆斯凌的病逝可以说是世界健康界的一大损失，因为他发明的世界卫生健康状况演化过程可以通过三分钟的动漫变化就可以看出来。有人说，和这个人聊天三分钟就能读懂世界。
他通过ppt展示了过去几十年来，尤其是近30年来中国取得的巨大脱贫成就，人口寿命的大幅提高。他表扬中国其实如果按实际购买力计算，中国的生活水平确实是大大提高了的。自然健康状况也是大大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