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iginal 丁剑乃辉 丁见印尼纪事 4/7
引子：今天终于看到瑞典每日新闻报的驻北京记者伯克伦德发了一篇有意义的报道。那就是讲述了口罩的来历。口罩是在1910年那个时候因为哈尔滨发生鼠疫瘟疫，由当时的抗疫主管印尼华人剑桥毕业的伍连德博士发明的。110年之后的今天，这个口罩再次登上大雅之堂，保命抗疫的口罩。可惜，瑞典依然有人不相信口罩的作用。当年的法国专家不相信口罩，第二天就去世了。下面就援引人物作家丁剑的公众号上的一篇文章，记载了中国当时抗疫的情形。即使今年在武汉抗疫过程中也是借鉴了很多当时的经验：
距今110年前，满清王朝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个冬天，在我国东北地区曾爆发过一场震惊世界的鼠疫，就局部来说，鉴于当时的医疗技术和卫生条件，其惨烈程度远超2020年初新冠肺炎肆虐横行的湖北武汉。
说到鼠疫，据资料记载：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鼠疫大流行。
第一次爆发于公元542年，从北非到欧洲，几乎殃及当时所有著名国家，瘟疫持续了五六十年，盛极时每天死亡万人，死亡总数近一亿人。
第二次发生于公元14世纪，瘟疫持续近三百年，遍及欧亚大陆和非洲北海岸，此次鼠疫仅欧洲即造成2500万人死亡，占当时欧洲人口的四分之一。
前两次鼠疫离中国很远，第三次没能幸免。此次鼠疫大流行始于19世纪末，总共波及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的六十多个国家，死亡达千万人以上。
中国的大范围鼠疫爆发属于第三次范畴，发生在1910年，它曾经席卷整个东北，灾难持续了6个月，6万多人相继死去。
正当哀鸿遍野，瘟疫势不可挡，举国束手无策之时，一位年轻的归国华侨如同救星一般应声赶到。此人犹如暗夜的曙光，冲破层层雾瘴，大刀阔斧，首创“隔离疫区”，发明“伍氏口罩”，力推“交通管控”、强令“尸体火葬”力挽狂澜，出奇制胜，一举击退病毒，拯救了千万国人的生命。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哈尔滨1910年鼠疫事件” ，也是人类史上首次成功控制疫情蔓延的一次伟大壮举。
那次对中国乃至世界传染病防治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成功实践，在110年后的今天仍具有不可低估的现实性意义。事实上，2020年之春中国抗击新冠肺炎，扭转战局取得初步胜利的种种举措，以及多数国家相继采用的打法，其套路和模式正是百年前抗疫经验的当代“升级版”。
那位铁腕荡平疫情，被称为““人类恩人”的救星，是一位南洋华侨，他的名字叫伍连德。
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保障街140号的伍连德纪念馆前的伍连德先生雕像。（图片来源：生活报）
二
引发我关注伍连德这位历史人物的，是雅加达一位华人老友伍耀辉先生。
昨天早上，伍先生打电话给我：“哎，丁剑，你听说过伍连德这个名字吗？”
“略微知道一点，也是前几天看电视有专题片讲到他的事迹，他好像是早年抗击鼠疫的一位医生。可惜我也只是看了一个结尾，还不是很了解。”
“对。我也是看电视才知道的。”伍耀辉先生连声感叹：“惭愧、惭愧！这么多年我都不晓得，我们海外伍氏还出过一位这样了不起的英雄，电视里称他是‘国士无双 ’ 啊！我想写一篇文章纪念他，麻烦你上网帮我找一些资料好吗？ ”
我满口答应，花了大半天时间，认真查询了有关伍连德生平的各种报道和史料，发给耀辉兄。他很快整理了一篇文章《他是伟大而英勇的抗疫斗士，堪称“人类的恩人”——纪念华侨医学家伍连德博士》，发表在4月6日的国际日报（见下图）。
正如伍耀辉先生在文章开头所言：
如果不是新冠病毒疫情横扫全球，搅的周天寒彻，一位百年前曾经战胜过鼠疫，拯救了无数中国人的旷世英雄，恐怕不会唤醒历史沉睡的记忆，重现于我们的脑海。
而笔者身为海外伍氏一员，且平生喜读杂书，但倘若不是前几天电视里播放了伍连德的事迹，竟也不知伍氏出过一位如此伟大的先贤。由此可见，在瀚如烟海的历史长河里，我的认知是多么渺小！作为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的核心人物，在众多荣誉面前和伟人的光环下,他被淹没了，被淡忘了。不管怎么说，他属于应该被永远铭记的伟人行列。.
坦白说，耀辉老友的这番感慨，其实也道出了笔者的惭愧。
实际上，由于大多数人的生活圈子，都与伟大但却寂寞的科学领域完全无关，导致那些应该被永远铭记的天才人物很容易被人淡忘。相比之下，人们更愿意在乏味的日常生活中追求虚幻而鲜亮的光环，所以喜欢追捧那些唱歌演戏的娱乐明星。
古今中外，皆是如此。远的不说，咱就举个现实的例子——当今世界，起码七成以上的人，每天都在装有触屏的智能手机上埋头刷屏，可是有几个人知道，触屏的发明人是一位名叫约翰逊（EA Johnson）的英国工程师。
百年前研究制定了现代防疫体系，并因此拯救了无数人生命的伍连德博士也不例外，长期以来鲜为人知。尽管中国哈尔滨有一座伍连德纪念馆，尽管61多年前曾出版过他本人用英文撰写的《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但除了哈尔滨之外，中国乃至国外其他地方，了解他的人仍然寥寥无几。
2011年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国士无双伍连德》图书封面，作者王哲。
那么，在伍连德博士的故乡出生地——马来西亚槟城，其知名度高不高呢？
马来西亚槟城原来有一个很浪漫的名字，叫槟榔屿，是本文主人公伍连德先生的故乡。槟城首府乔治市在槟榔岛东北方，系大马第二大城市，乃历史文化名城，这里也是马来西亚华人最多的城市。
2015年12月中旬，时任黑龙江省政协主席杜宇新先生率团访问大马，他满怀崇敬，专程前往槟城首府乔治市，接连走访了伍连德出生的街坊、儿时常去叩拜的观音庙、少年就读的大英义塾、被日军炸毁的旧宅遗址，以及当年开设的诊所，还有生前的最后住所和伍氏家庙。
杜宇新在其《寻访伍连德——槟城纪行》一文中写道：
到访槟城之前，在我们的想象中，伍连德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结果出乎意料。我们一行人来到伍连德先生当年开设的诊所，现为一家旅游公司，我问经理，知道伍连德这个人吗？他一脸茫然，连说不知道。失望之余，我们在这家公司发现，在其入口处摆放的旅游线路推介资料中，哈尔滨冰雪旅游赫然位列其中。原来据介绍，不少市民对哈尔滨的冰雪旅游非常有兴趣……
通过深入交流，方知伍连德在当地的确鲜为人知。前州旅游局长、现环球旅游机构董事经理黄玉玲女士和乔治市世界遗产机构负责人洪敏芝博士，前年均曾来过哈尔滨，参加哈医大举办的伍连德纪念活动，她俩不约而同地向我们讲述了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在哈尔滨期间，她们为了解伍连德在当地的知名度，特意做了一个小实验，即随机搭乘三辆出租车，并向司机询问是否知道伍连德这个人。结果是，有两位司机滔滔不绝地向她们介绍起伍连德，只有一位司机说不知道。这一结果令她们震惊不已，连说惭愧、惭愧！她们恳切地表示，在传播伍连德博士的事迹和精神方面，槟城远不如哈尔滨，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哈尔滨市道外区伍连德纪念馆外景。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历史遗忘？
槟城朋友谈到，伍连德在家乡知名度还不高，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伍连德先生的辉煌业绩，大都发生在中国国内，而当时的中国，正经历着满清覆灭、北洋战乱、日军侵略等一系列社会动荡，新中国成立之后也未得到应有的传播。二是伍连德先生早年在家乡倡导的一系列社会革新，特别是大力抨击鸦片种植和贸易活动，不可避免地招致传统势力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不满，甚至诬陷，以至他后来归国长期定居外地，故乡亲们对他并不熟悉。三是马来西亚历史上长期为英属殖民地，后又被日本占领。1957年8月马来亚联合邦宣布独立。1963年9月马来亚联合邦才同新加坡、砂拉越、沙巴合并组成现在的马来西亚国家（1965年8月新加坡退出）。而这时伍连德先生已经故去。总之，槟城的朋友们都感到，伍连德这位本应引为马来西亚骄傲的杰出国民，未能得到应有的褒扬，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我想，这与伍连德先生本人务实低调、不事张扬的性格也有一定的关系吧。
槟城伍连德故居。（电视记录片伍连德博士传第三集“济世大医”截图）
说心里话，看罢上述文字，丁叔叔受到不小刺激，感觉自己脸上也微微发烧——不要说别人孤陋寡闻，作为一个以讲述华人故事为职业的文字工作者，在此之前，我本人不也是对伍连德的事迹一无所知吗！
自责之余，我决定在本期公众号上写写伍连德博士，虽然在全球抗疫的今天，网上已有越来越多的纪念他的文章，我再叙述，难免拾人牙慧，但无论如何也要用自己的心力，向这位伟大的医生表达一份敬意，分享给更多读者，以激发我们民族的自豪，树立彻底战胜新冠病毒的勇气和信心。
三
1910年10月，在中俄边境的一座小城市里，有两位从俄国归来的中国矿工突然发起了高烧，不停咳出鲜血，身上也出现紫红色的斑点。当地医生都没见过这种奇怪的病症，束手无策。很快，两位矿工就死去了。
然而，恐怖才刚刚开始。紧接着，客栈、酒吧里的服务人员与其他住客，也出现了相同症状，接连死去。几天后，千里之外的哈尔滨，也陆续产生这种神秘疾病和死亡案例。
瘟疫爆发了。从中俄边境一路向南，哈尔滨、长春、沈阳，如水泻地，似火燎原。死神一下子攥住了东三省每个人的心脏，恐惧到窒息。
这场大瘟疫震惊世界，自欧洲“黑死病”以来，人类又一次面临了大规模的恐怖瘟疫事件。当时清朝衰弱到极致，而瘟疫汹汹，悲观气氛浓厚。若东北扛不住，那么清朝就撑不住，鼠疫会蔓延到全中国，再由西方殖民者带到欧美，必然是世界性灾难。不敢说是世界末日，但必然是人间惨剧。
1910年至1911年冬春之间，东北鼠疫之下，老百姓尸横遍野的悲惨景象。
英国媒体感叹说：谁能制止这场灾难，谁就是拯救人类的恩人！
危急时刻，清朝外交官施肇基，自告奋勇请求担任防疫大臣。他遍邀名医去东北主持防疫，但只有一位从马来西亚回国的华侨伍连德博士挺身而出，带着自己的助手兼学生林家瑞以及简单的医学仪器，迎着汹涌的逃难人潮，向东北行进。
伍连德祖籍广东台山，1879年3月10日出生于英属海峡殖民地槟榔屿。17岁获得女王奖学金赴英国读书，成为第一位获得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华人。游学欧洲期间，他先后在英国圣玛丽医院、利物浦热带病学院、德国哈勒大学卫生学院、法国巴斯德研究所从事研究，曾师从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获得者梅奇尼可夫和霍普金斯。
1903年返回槟榔屿行医，1907年应袁世凯之邀回国服务，但那时袁世凯受挫，伍连德在海军将领程璧光等人的引荐下，出任天津陆军医学堂协办（副校长）。1910年12月，外务部右丞施肇基电召他紧急赴哈尔滨调查处理鼠疫。“防疫不亚于一场战争。”伍连德在自传中写道。这年12月24日，31岁的伍连德，来到了世界鼠疫斗争的前线。
伍连德戎装照。据伍连德的女儿伍玉玲女士向友人介绍：“这身仿德式军服是满清政府专门为爸爸订制的，不是正式军装，衣料很硬挺，穿着不舒服。除照相外，爸爸只在见摄政王时穿过一次。”
1911年5月，伍连德在东北领导千军万马抗疫凯旋，又主持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国际学术会议“万国鼠疫会议”，担任会议主席，劳苦功高，中外闻名，清廷摄政王载沣要召见他，当面授予二等双龙勋章。可是伍连德不愿意接受召见。他想起1908年，陆军部尚书铁良召见时，又要穿官服，又要戴假辫子，不利索的官话让他言不达意，繁文缛节令他痛苦不堪。外务大臣施肇基理解伍连德的难处，想出一个办法，让陆军部宣布授予伍连德陆军蓝翎军衔，相当于西方国家的少校。这样就伍连德成了清军的军官，免去很多觐见前的官方手续，可以穿军装上殿，不用戴假辫子，对摄政王的问话也不必详细回答。历史的细节原来如此鲜活生动，不过百年，人们却要经过艰难的考证来还原历史本来的面目。（参见林冠珍《再说伍连德》一文） 再说伍连德当年到了东北，首先拜访了当时在东北具有很大影响力的俄国中东铁路局长霍尔瓦特和他手下的医学专家依沙恩斯基。起初，他们并不相信伍连德这位华侨医生，但伍连德张口就是流利的英语，让俄国人收起了藐视之心，并出于保护俄侨的考虑，很快就将 1300 节火车车皮批给了伍连德，使其有了一个较宽裕的临时疫病隔离所。
伍连德通过解剖死者和老鼠发现，病毒无需通过动物媒介，而是和今天猖狂爆发的新型肺炎病毒一样，可以通过人与人之间的飞沫传染，他因此将这场瘟疫命名为“肺鼠疫”。
伍连德在哈尔滨第一个鼠疫实验室工作的照片。
为了阻断飞沫传播，伍连德设计了一种成本低廉的口罩，即用两层纱布，内置吸水药棉，戴上它就可以隔离病毒。这就是如今全世界大部分人为预防新冠病毒，还在使用的“伍氏口罩”的由来。
图为1910年，医务人员佩戴的伍连德专为防止鼠疫病毒感染发明的“伍氏口罩”。
哈尔滨瘟疫爆发之际，日本也派来一名医生，日本人看不起中国医生，给伍连德的工作带来很大困扰。清政府又请来一位在北洋医学堂当首席教授的法国人梅斯尼。与日本人一样，傲慢的法国人也不相信伍连德的“人人传染”的说法，认为灭鼠才是唯一可行的防疫方法。
就在伍连德推行隔离举步维艰之时，对他无比信任的那位“防疫大臣”施肇基先生上报清廷，直接任命任伍连德为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并免去梅斯尼职务，使伍氏的防疫举措顺利开展。
不甘束手的梅斯尼去了俄方医院，现场查看病人。为防止感染鼠疫，他戴上了白袍、白帽、胶皮手套来隔绝一切可能的与老鼠接触的部位。但是很遗憾，他仍不相信中国医官伍连德所说的鼠疫会通过呼吸和唾液传染，而且没有戴口罩。正是这种固执，使梅斯尼被疫情传染，9天之后不幸去世，成为悲剧人物。
在施肇基和政府支持下，温文尔雅的白面书生伍连德，扮演了铁腕抗疫总司令的角色，开始对哈尔滨进行全面布控。
1911年初，哈尔滨停业的客栈、学校等被用来当做防疫的办公室、消毒室和病房。
在当地老乡带领下，伍连德（手臂扶墙者）深入居民集居区查访鼠疫患者。
他下令对所有公共设施，旅馆、饭店、商店全面消毒，对病人和家属实行严格的隔离，对疑似接触者，要求在家里自行隔离，并着手紧急训练大量医务人员取代警察进行疫情监测。
与此同时，打破殡葬传统，对大量病疫尸体强行实施火化，用烈火消灭鼠疫病毒。
1911年春节，哈尔滨傅家甸坟场焚尸现场，大火烧了三天，一次火化1400具尸体。与此同时，为消灭病毒，鼠疫感染者曾经居住的房子也被下令烧掉。图为伍连德亲自指挥衙役进行焚烧。
如今看到这些珍贵的历史照片，带给我的震憾和崇敬还是无以复加。
想想看吧！伍连德这位勇挑防疫总指挥重任的华侨大医，当年只有32岁，不仅深入疫区医治活人，还要亲临焚尸现场监督火化死人。
换做平凡胆小的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即使有这样的本事，也断然没有如此崇高敢于担当的精神。
每个人都可扪心自问，换做是你，能做到吗！
行文至此，凡俗如笔者，也情不自禁熬上一碗平时不喜欢喝的心灵鸡汤。
在我看来，英雄从来都不是高高在上的神坛人物。英雄——就是普通人拥有一颗强大又无私奉献的心。危难时刻，是事不关己选择逃避，还是冲锋在前燃烧自己——这就是吾等吃瓜群众与千秋英烈的区别。
伍连德还要求官方大量发放传单，鼓励百姓在新年多放鞭炮。爆竹声声，消灾辟邪，而鞭炮散发出的硫磺散布在空气里，也有一定灭菌消毒的效果。
尤为重要的是，有了人事大权之后，伍连德还果断撤职了一些无能的医官和隔离区官员。一系列动作一气呵成，杀伐决断之下，渐渐稳住了人心。
1911年3月1日，距离伍连德到达哈尔滨67天。随着零点钟声的敲响，人群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在过去的24小时，哈尔滨首次出现零死亡，零感染。之后数日，均无感染及死亡病例出现。
伍连德宣布，解除隔离。并亲率防疫人员走进居民区看望市民。百姓走上街头欢庆，喜极而泣，劫后余生，恍若隔世。
至四月，这场震惊世界的东北大鼠疫，终于彻底消灭了。此次鼠疫，共吞噬6万余条生命，参与工作人员2943名，297人殉职，其中包括梅斯尼医生。是他们用血肉之躯抵挡住了鼠疫，为后来者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和研究资料。
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以自己的力量，以自己的睿智勇敢，担当起一个国家的责任，拯救一场险些波及全球的灭顶之灾。
此时已是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得益于朝中有识之士重用了伍连德这位南洋回来报效祖国的华侨，总算在其只剩下最后一口气时吐出一抹亮丽的光芒。
英国《医学周刊》如此评价伍连德：“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无以为报，我们永远感激他。”
战胜鼠疫后的1911年7月，伍连德（右一）与俄国柴布洛尼博士率中俄联合考察队到中国满洲里和俄国博尔贾考察。四
此后，伍连德又领导战胜了中国其他地方爆发的各种疫情，并主持修建了多家医院。1937年日本攻占上海，伍连德因夫人过世伤心欲绝，携家人返回出生地马来亚，同时开业悬壶济世，其后在吉隆坡创办了吉隆坡医学研究中心。
1920年代，伍连德先生与家人在中国的合影。
1947年，他最后一次访问中国。1951年，伍连德将其位于北京的住宅捐给中华医学会。
1959年，伍连德在其自传《鼠疫斗士》的序言中写道：
我曾将大半生奉献给古老的中国，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建立，直到国民党统治崩溃，往事在我脑海里记忆犹新。新中国政府的成立，使这个伟大的国家永远幸福繁荣……
1960年，伍连德在马来西亚逝世，享年82岁。
晚年的伍连德先生。
2008年，伍连德纪念馆在中国哈尔滨医科大学正式开馆，并在图书馆前树立了伍连德铜像。
此后，伍连德先生的多尊铜像又被树立在北京中华医学会和马来西亚槟城研究院。其中，伍连德立于故乡槟城的铜像，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的敬赠，而这所大学正是伍连德博士当年在东北创办的。
2014年3月，哈尔滨医科大学代表团在马来西亚槟城参加学术活动。该校附属第一医院特制作一尊伍连德博士铜像，安放在槟城医学院，2016年7月，铜像由当地政府决定移至槟城研究院，“使之安放地点更加突出”。（图片来源：哈医大新闻网）
本文最后，请让我引用一段社会人文学者陈雪薇女士在其著作《伍连德研究：经验、认同、书写》中的理性论述：
伍连德先生的如此贡献，在他重新被当代社会发现之后，再次予以铭刻。
1999年3月10日，伍连德诞辰的120周年纪念日。中国方面的中华预防医学科学院、北京哈医大校友会、吉林和四川等地的29位专家学者联名建议筹建伍连德博士纪念馆。结果获哈尔滨市政府高度重视。当时的市长曹广亮评选此建议为人民建议特别奖。批示市文化局办理筹建。纪念馆落址于东三省防疫处的旧址，该处两栋大楼已获当地市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建筑。这些跨时代的实践，都表述了对伍连德的认同肯定，是对伍连德认同的认同。
由于时势、地域和环境等条件使然，伍连德的改革运动启于自动自发。体现出相当的群体与时间地域特色。而且，改革结果也是跨越多重疆域的。在时代方面：正值帝国殖民主义与亚洲民族主义抗衡交替的历史时刻；在地域方面：其改革涉及马来西亚和中国；在内容方面：则涵盖了社会、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兼及人文，社会及应用医学之范畴。而所面向的对象则小至族群大致国族。在这样的位置中，伍连德的政治文化等身份认同都是复杂而多层次，并随经验而阶段性变化的。
政治之于伍连德，仅是其所处位置的外部环境。它固然彰显了伍连德所处位置与所屡践经验的重要性，但政治本身毕竟并非伍连德关怀与志向所在。因此。他才能在英殖民统治与清末以来的复杂嬗变政局中，保持不变的占据了一个相对安静的位置。实现其漫长的改良人生。这个生长于政治局势虽然诡谲多变，但总体方向尚算开明的时局之中的华裔知识分子。心兹念慈的，是如何校正社会弊端，提升人民素质，改善地方医疗体系，力保共同体中人的权益。因此尽管其经验与实践不免存在着局限性，唯其所彰显的革新理念与精神，就其位置与身份而言，仍不乏历史与现实意义。
位于北京中华医学会（由伍连德生前捐赠的故居改建）的伍连德博士铜像。笔者整理发表这篇文章，从中感受到的不仅是海外华侨的光荣，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人类抗疫史上的奇迹。在新冠疫情蔓延肆虐的今天，世界呼唤伍连德这样伟大而英勇的医学家。任时空变幻，星月轮转，我们应当相信，最终的胜利——必将以不同的方式重现人间。
疫情之下一股清流，古中醫太極音樂放鬆身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