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 （记者陈雪霏）－－瑞典世界文化博物馆馆长9月30日递交瑞典文化部一个报告。该提案内容包含了一个长远的计划：关闭瑞典东亚博物馆、瑞典民族博物馆、瑞典地中海博物馆，并把它们合并成一个新的世界文化博物馆。该报告立即引发汉学家纷纷发表文章阐述东亚博物馆的重要性。

报告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解决世界文化博物馆的经济困难，主要是房地产机构租金大幅提高，博物馆除了付房租和給职工开工资，就没有其他资金搞活动了。那么解决方法有五个选择，第一是在2017年就开始腾出一层来对外出租，第二，在2018年对外招租一个客户和东亚博物馆一起合用场地，分摊租金。第三，就是搬离船坞岛。到耶迪特大草坪地段，那里有民俗博物馆，或者新建，或者挨着扩建。第五种就是完全建新的。就是要把东亚博物馆搬到郊区去。

该报告一出来立即引发媒体的大讨论。首当其冲的是著名汉学家诺奖评委马悦然教授撰文，讲瑞典东亚博物馆的历史，国王将毕生中国收藏捐给博物馆。

文章说，“新上任的斯德哥尔摩世界文化博物馆（由东亚博物馆，地中海博物馆和民族博物馆组成）馆长最近提议将三个本来在不同建筑里的博物馆并到一栋建筑里，文物也一同并入。这意味着东亚博物馆（即远东古物博物馆）的丰富馆藏文物将不再对外开放。这一提议遭到瑞典多方严厉批评，尤其是那些珍视该博物馆中国文化的人。”

文章说，1939年7月20日，瑞典政府任命哥德堡大学副校长，远东语言教授高本汉为东亚博物馆馆长。这些馆藏在当时就被认为是最珍贵的。她们有一段短暂但激荡的历史。其中王储古斯塔夫-阿道夫（即日后的国王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铁路工程师卡尔贝克以及地理学家安特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王储和安特生的故事

本报援引马悦然的文章说，瑞典王储是学习考古的。1908年的一次伦敦之行中，他对中国瓷器发生了兴趣，后来这个兴趣又扩展到了中国陶器，青铜器，玉器和漆器。

1914年，由王储发起，斯德哥尔摩有了第一个中国艺术展。许多展品都来自王储的私人珍藏，其它展品则来自瑞典、德国和英国博物馆。1921年，王储当选为中国委员会的主席，这一委员会是几年前由热衷中国文化的瑞典社团的一些重要人物发起成立的。中国委员会旨在资助安特生（Johan Gunna Andersson）在中国的考古和古生物学研究。

1906年，安特生当选为瑞典地质学教授、主任。1914年，他辞去这一职位，接受中国政府的采矿事务顾问一职，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待到1924年。在1921年的地质勘探中，他发现了河南仰韶文化遗址，发掘出许多彩陶。在这一重要发现后，中国委员会开始资助安特生的考古发掘，他的足迹进而扩展到了河南和甘肃的其它新石器时代遗址。1923-1924年在甘肃进行地理勘探时，安特生和他的中国合作者成功发现了五十多处史前时代遗址。当安特生于1925年返回瑞典时，带走了大量史前时代的人工艺品。根据和中国政府的协议，大部分文物日后需归还中国，后来它们确实回到了中国。但不幸的是，由于1930年代日军侵华，有相当一部分归还的文物遗失途中。

1925年，安特生被任命为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地质学教授。同年，中国委员会主动将安特生从中国带回的珍贵文物移交给一家瑞典博物馆，条件是他们的科学研究可以继续，并将文物妥善保管。1926年，瑞典政府下令皇家文学、历史与文物学院妥善保管藏品，同时任命安特生为东亚博物馆首任馆长。

1928到1935年间，奥瓦尔·卡尔贝克（1879-1967）代表中国委员会收购中国文物，藏品显著增加。作为一名年轻的铁路工程师，卡尔贝克于1906年来到中国，参与修建京沪铁路。在工作中，卡尔贝克得以收集大量考古材料，主要是青铜和陶器。

1939年，安特生从东亚博物馆馆长一职上卸任，由高本汉继任。在离开哥德堡大学之前，高本汉就发表了数篇对早期中国青铜时代研究具有奠基意义的论文。受过文字学和语言学训练的读者会对高本汉运用严格的语言学/文字学方法研究青铜花瓶装饰的手法印象深刻。在高本汉担任东亚博物馆（1929-1958）馆长期间，得益于捐赠和购买，馆藏大量增加，主要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作品。

东亚博物馆并不是唯一一个对中国艺术和考古感兴趣的瑞典机构。瑞典国家美术馆中的中国艺术、考古文物可以追溯到17世纪，受惠于瑞典东印度公司，其馆藏日益丰富。自20世纪初，国家美术馆开始大规模收藏中国艺术品。1930年，喜仁龙（Osvald Siren）教授自东亚回到瑞典，带回了大量绘画和雕塑作品。他带来的中国佛像、早期中国绘画是当时欧洲数一数二的。国家美术馆还藏有重要的手工艺品，如陶器、金器、家具以及玻璃、玉、漆制品。

1959年，东亚博物馆和国家美术馆的东亚藏品合并。两大馆藏互相补充，共同展现了中国艺术和手工艺品从史前时代到当代的发展。1963年，博物馆搬迁至一座18世纪的漂亮的大楼。新址位于船岛，比邻国家美术馆和皇宫。

自1959年起，东亚博物馆接受了许多重要的捐赠，捐助主要来自收藏家以及两个资助机构，即中国委员会和博物馆友好协会。最重要的捐赠人是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他把毕生的中国艺术收藏共计2000件文物倾囊相赠。

在东亚博物馆的藏品都是被捐赠的，只有5%是属于瑞典政府提供的资金获得。

随即马教授发起签名活动希望通过签署一份请愿书，要求东亚博物馆维持现状，与其独特的馆藏和图书馆共生，而不是成为斯德哥尔摩世界文化博物馆的一部分。

请愿书还要求东亚博物馆再次考虑任命一位富有经验，对博物馆馆藏有广泛且深刻认知的馆长。

瑞典知名记者王瑞来从9月8日以来陆续发布10多篇文章，严厉批评安福林馆长的报告，认为该报告不值一提，应该被扔进废纸篓。他认为，建议建立多元文化博物馆比较肤浅，会让文化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他还揭露福林从外面雇顾问写报告花了23万克朗，而内部工作却要极度节省。

王瑞来在回答记者书面采访时说，世界文化博物馆的领导人不了解中国，不是汉学家，似乎也根本不了解瑞典东亚博物馆的重要性。他认为，在中国和东亚日益崛起的今天，政府应该更加重视中国文化，而不应该这样做。

瑞典东亚博物馆研究员司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我看来，这对东亚博物馆的历史传承是一种毁灭。三家博物馆合在一起，就像把一瓶意大利红酒、一瓶可口可乐和一杯豆浆混在一起，然后称它为世界饮料。那么三家博物馆尤其是东亚博物馆近百年来塑造的品牌和传统就没有了。“

他说，根据9月30日公布的几个提议方案，无论是三家合并还是将东亚博物馆搬至民俗博物馆，都将面临各个博物馆展览面积缩小的命运。

另据记者观察，这是市场观念与文化的冲突。即房地产的价格根据地理位置的变化而变化，市中心的价格不断攀升，导致很多机构在那里呆不住，最后只好搬到离市中心远一些的地方。同时，瑞典也有人喜欢建地标性建筑，希望盖一个像大戏院一样的建筑，然后，把各种文化，各国的标志性建筑迷你模型都放到里边，各个博物馆愿意租用他们的地方也可以合作，达到促进旅游，教育和文化融合的作用。这个主意也得到文化部长的口头赞赏（但这都在探讨之中，计划是2022年建成一座这样的建筑，具体在哪个位置也还没有定）。另外，可能有美国投资者，同时，他们也想让中国参与进来，一起投资建设。

目前的情况是在进行讨论之中。文化部是应该最后有决定权批准哪种方案，还是全部推翻。同时，文化部长否认干预博物馆的事情。 他在昨天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文化部官员到美国访问回来以后产生了一系列想法，其实也包括历史博物馆和其他博物馆。

目前，马教授发起的请愿签名已经达到2500多人，而且签名活动在继续。瑞典华人华侨也纷纷发表言论和文章支持拯救东亚博物馆。瑞典华人总会号召华人华侨签名支持拯救东亚博物馆。北欧绿色邮报网和中欧文化协会联合发表声明呼吁瑞典东亚博物馆应该保持原貌。

20日，瑞典民族博物馆的南亚，亚洲和非洲研究员联合发表文章称政府的行为意味着文化自绝，也呼吁要保持东亚博物馆的现状。

瑞典华人刚刚发布了将提交瑞典文化部的请愿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