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绿色邮报网和北欧中华网联合报道（记者陈雪霏）– 10月17日是瑞典著名汉学家、瑞典学院院士马悦然教授逝世一周年祭日。也就是在这个秋冬季，马院士生前翻译最后的中国古典译著《庄子》在瑞典出版发行。

去年秋天，九十五岁高寿的马悦然在家辞世，做为瑞典当世唯一的三院院士（十八世纪古斯塔夫三世国王创办的瑞典学院、瑞典皇家科学院、瑞典皇家人文学院院士） ，马院士曾陪同国王两次出访中国，成为国王王后的私人友人，王宫发言人发布新闻稿，感谢马院士以无私的精神将他宝藏的中国文化知识奉献给王室。

如同马院士生前写下的讣闻铭句：「恩赐干活，日燃光芒。」他的一生得到高级充实的智慧旅行，在书桌上他用翻译《庄子》完成他由生至死，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的实现。

马悦然译本《庄子》以干净爽朗的黄色书封衬底，端整大气的的北魏碑体书法形象出现。瑞典有一批追随马悦然译本的高端中国文化粉丝，不难发现，这是晚年马悦然钟爱的一种中国书法字体，在他晚年的重要三本译著：《道德经》、《杨牧诗选：绿骑》、 《庄子》，即使在不同的出版社出书，马悦然启用这种字体来标识自己译本的特殊文化价值，他的粉丝很容易识别马院士译本的审美品质，而书法家就是北欧唯一的书画修缮专家、曾在远东博物馆掌管典藏中国书画修护的张琳女士。

记者第一次见到马悦然的时候是在一家中餐馆，他的学生们给他过85岁生日的时候。记者借机第一次采访马悦然。他的汉语说的真好。一口京腔。非常好听。第二次在2012年十一月斯京远东图书馆，马悦然专场演讲：「莫言的文学作品」，记者赶到现场，目睹当时马院士无惧于舆论风向对待莫言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偏见侃侃而谈，印象深刻。马悦然对于莫言得奖这件事情充满喜悦，当年的十月諾獎在瑞典学院刚揭晓。头几天，气氛美好，媒体还没有带偏，瑞典舆论对莫言都是赞不绝口，马院士当天在瑞典学院说：「莫言，是一个双脚实实在在踏着土地的农民的孩子。他真的有一种独特的力量，我相信即使得奖以后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他会一直写下去。」同样的话语也在远东图书馆说了，记者庆幸直击历史的现场。
马悦然的中文文学译本不仅屡次得到瑞典翻译奖，翻译的中文作家因此在瑞典与世界引得关注，他的中国文学译著的书封还常得到书籍装帧大奖，其中诗人闻一多与艾青的译本合辑《死水与黎明》（1983)，台湾诗人杨牧译本《绿骑》（2011）获得瑞典皇家图书馆年度最佳书籍装帧艺术奖，代表瑞典图书在欧洲各大书展展出。资深的马悦然译本粉丝、瑞典戏剧翻译家张可女士说，「你很难在珍本书店找到马老师的译本，尤其是诺奖等级的中文作家像高行健，粉丝们不愿意放手流进市场。」

这验证马悦然的学生、著名汉学家罗多弼教授所言，「无论是研究学术或者诗歌小说翻译，马悦然用艺术的手法处理严谨的核心价值，语言充满音乐性，重视细节，整体的审美感很强，最后你感觉到你读了一件艺术品。」

《庄子》的出版，得益于马悦然的夫人陈文芬女士的辛苦协助。瑞典著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斯. 特朗斯特罗姆夫人莫妮卡十月份已读到这本书，给予高度评价。她给陈文芬的邮件说，「不胜惊喜！在疫情当中居然能读到一本书，叫人欣慰：如此美好，充满智慧。」莫妮卡在信中强调，我相信世界上最好的文学书籍几乎都由很小的出版社慧眼独具，一肩扛起。

《庄子》译本的伏击出版社（bakhåll)，这家出版社在瑞典南方，由一对家族姓氏叫Bakhåll的兄弟经营，专门出版卡夫卡的文学日记、约翰蓝侬、巴布迪伦以及哲学书籍。他们是一家资深的文学哲学出版社，对于古老的中国文化严肃对待。马悦然2008年在伏击出版社出版《道德经》译本深受好评。

陈文芬记得，《道德经》在瑞典报纸的书评总是会提到「星际大战」这部电影，报纸、读书电视节目在报导马院士的译本都加上「星际大战」画面，这个经验挺新奇，极为严肃的汉学翻译读物，却能跟科幻传奇电影做对比与联想。
瑞典广播电台还有一个节目因为「道德经」的出版要求马院士专门讲一集中国古老智慧世界的「圣山」（灵山）。当时瑞典的文化氛围十分美好。译本出版不多久，伏击出版社立即邀请马悦然翻译庄子。

伏击出版社请求马悦然翻译《庄子》的过程写在出版社官网，情节感人。「在2008年《道德经》以后，我们期望马先生翻译《庄子》，可总有这样那样的事情耽搁了，在2017年《道德经》准备再次印行上市，我们很惊喜得到马先生的答覆，他愿意翻译《庄子》，可接下来却遇到瑞典学院的危机，在一次邮件通信马先生写到：『学院的危机，使我遭遇失去力量和愉悦的双重打击』。即使文字流露着失望，我们还乐观抱着生机，因为马先生又写道，「我现在九十四岁了。但我感觉到自己还停留在九十三岁的任何一天。』就这样，我们有一种殷切期待，而最终在2019年十月十七日悲伤地得知马先生去世的消息。瑞典失去最重要的中国文化专家，我们想要出版《庄子》的机会落空了。可真没想到的是，马悦然竟然已经完成《庄子》译文，甚至还交代他的夫人陈文芬处理文稿。」

一如过往，马悦然总是在译本的开头为读者撰写导读作为序言，由于马悦然的过世，伏击出版社邀请马悦然的学生、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夏谷写了一篇评论在在导读前面当作代序。马老师过世的时候，夏谷写了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发表在哥德堡日报，他回忆当年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同学们跟马老师学汉学，不只是一个课堂，还有饺子跟绍兴酒，师生同盟，老师象征着一个奇怪家庭的爸爸，这个家庭不害怕挑战古文。马悦然在一次演讲中说，他20几岁服完兵役后，就来到瑞典最古老的大学乌普萨拉大学学习他非常喜欢的拉丁文和希腊文。他想毕业以后到中学当老师，教拉丁文和希腊文。1946年他的一个伯母给他一本林语堂的书。在那本书里，他读到了老子和庄子，没想到，这本书居然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他到图书馆去借了英文，法文和德文的三种译本《道德经》，结果他们的差别很大。于是，他就鼓起勇气给著名汉学家高本汉打电话，问可不可以拜访他。当他到瑞典亚遠東博物馆见到高本汉的时候，就问他哪一种翻译最可靠。结果高本汉说，都不行，只有我的译文最可靠，还没有发表，我可以先借给你稿子看。一周以后，他还稿子的时候，高本汉问他，你为什么不学习中文呢？马悦然说，我愿意学。那我就教你。你八月份就来吧。再见。

马悦然年轻时就身材高大，身高一米八二。经历过军训。为了学习汉学，曾经睡在公园的板凳上。但这对他来说都不算事。他后来到四川调研四川方言的语音。在四川的生活见证了历史，经历中国的内战。他成为一个从民国到新世纪以来的汉学家，他对瑞典与中国的意义无与伦比，但所有见过认识马悦然的人差不多都有相同的印象，他将汉学融进他的生活，影响他所有的弟子跟汉学同行，他有十分强大的感召力量，陈文芬说，「他很善良，总是愿意极尽所能帮助他的同行。帮助他的同事，帮助中国作家，帮助朋友，他甚至帮助很多流浪的移民。他是一个很独特的好人。」

晚年受到压缩性骨折之苦，马悦然以翻译《庄子》作为止痛的良方。陈文芬说，如果不是遭遇2018年瑞典学院的危机，马悦然必须亲自坐镇处理，他会用更多的时间来写后记注解，像《道德经》、像他翻译莫言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的译本，翻译做完，在后记的部分为读者写大量的注脚，解释许多相关的文化知识，那是他如释重负以后最快乐的时光，像一个钢琴家表演主要曲目以后，给观众的安可曲。

这次虽然没有安可曲，我在心里给悦然的《庄子》无数的掌声，无数的安可。」陈文芬说，真是太好了，我多么以马悦然为傲！

听说，夏谷告诉朋友，「我的老师九十五岁了，翻译《庄子》漂亮的段子可多着呢。那脑子可清楚的。」 他的学生罗多弼教授也说，读到这本《庄子》，我真的想念马悦然。

编辑 晨曦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 2月3日，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举办著名汉学家前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纪念讲座。马悦然教授是唯一一位瑞典学院、瑞典皇家科学院和瑞典皇家人文科学院（社会人文历史考古学院）三院院士。这三个学院也是古斯塔夫三世国王在十八世纪建立的三个学院。讲座主讲人是马教授的学生也是瑞典皇家人文科学院的院士罗多弼教授。

罗多弼教授说，去年10月17日，95岁高龄的马悦然辞世，标志着一位杰出的教育家，研究员，翻译家和文化传播者离开了我们。

罗多弼说，他是马悦然的学生，后来，他们也是同事，也是朋友，互相都直呼其名。因为他对马悦然比较了解，所以，愿意为大家做介绍。

出席讲座的有马悦然的妻子陈文芬，马悦然的长子马宁骥、次子马宁骐和孙女马惠蘭，还有马悦然的另一个学生翻译《红楼梦》的白山人（Pär Bergman）, 斯大的老师和学生们。大教室坐满了人。

罗多弼介绍说，马悦然于1924年6月6日出生在延雪平。父亲是一位艺术家，母亲是钢琴家。因此，马悦然也可以说是一位有艺术家气质的文人。

马悦然于1944年秋天报考乌普萨拉大学法律系。到1945年春天他离开了法律系，决定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但同时，他读到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开始对道家思想感兴趣。他想阅读《道德经》。

于是，他去找著名汉学家高本汉，问他谁的《道德经》译本比较好。高本汉说，有好多个版本，但都很一般，只有一个版本比较好，那就是他自己的版本最好，但还没出版呢，你可以把手稿借去看看。一个星期以后，马悦然回来还稿子。高本汉问他为什么去学那垂死的希腊和拉丁文呢，为什么不学习这个永远活着的语言中文呢？马悦然说，我正想学习汉语呢。高本汉说，那你秋季来学吧。于是，马悦然决定和高本汉学习汉语。

高本汉搞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要培养一批汉学家。高本汉希望通过研究语音来了解古代汉语，解决一些翻译上的难题。

1948年，24岁的马悦然被高本汉派往四川学习方言。通过地方音来研究中国文化，不得不说是独创。而马悦然可能就是一个语言天才。他真的研究了四川话的特点。学习期间，他认识了陈可行教授一家。陈教授曾经在美国留过学。他有三个女儿。二女儿陈宁祖很受他青睐，因为当时他教她英语。

1950年，新中国解放，他去了香港。在那里，他得知未婚妻已经去了美国。他突然觉得自己可以和深爱的宁祖结婚。于是给老岳父写信，希望能够与其爱女成婚。结果，陈教授表示同意。经过长途跋涉，他们在香港的教堂举办了婚礼。

婚后，他们有三个儿子，现已都有了各自的家庭。

回到瑞典以后，马悦然写了四篇文章。随后，他在乌普萨拉大学任教。1953年到1955年，他们到英国伦敦大学的东方和非洲学院当老师，并见到了著名汉学家格拉汉姆。

1956-1958年，马悦然在瑞典驻华大使馆当文化专员。此间，有机会与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联系。一次，他正好得到机会陪刚到任不久的克拉斯.伯克大使一起去递交国书，并得到毛主席的接见。毛主席听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看法之后说，你虽然说的很热闹，但实际上，我们最引以为傲的就是三样瑰宝，一个是小说《红楼梦》，一个是中医，一个是麻将。他们不明白为什么麻将也是那么宝贵，因为在那个时候，好像麻将正式被禁止。那段时间也正好是中国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随后又进入了反右斗争和大跃进。

反右时期，马悦然的岳父也成了右派。因此，这种影响导致他不能进入大陆。但他又喜欢中国文化，因此，他就去了台湾。后来又娶了台湾的妻子，自然就是去台湾多了。不过，马悦然的两任妻子，一个来自大陆，一个来自台湾，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中国的女婿。他也早就把中国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他的中文那股老北京的京腔或者说是标准的普通话，让人不得不佩服他对中华文化的执着精神和不断传播的精神。

罗多弼介绍说，从中国回到瑞典之后，他开始从事教学工作。而后，他翻译了四大名著中的两部，《西游记》和《水浒传》。他还翻译过《诗经》，《春秋繁露》，《辛弃疾词》和《道德经》。他就是从学习《道德经》开始对中国古典文化开始热爱，到和老师高本汉探讨，一直到终生从事中华文化的传播。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文化传播使者。

据妻子陈文芬讲，前年夏天他还在用中文写作。翻译《庄子》。直到生命的前三天，他还在伏案写作。

1959年在北京结束使馆工作后，他应邀来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语系在首都堪培拉教汉语。头两年是讲师，后来成为教授。

在外讲学期间，他一直在钻研中国语言学和古典哲学。他在四川和北京的经历，让他认识了佛教界的朋友，也认识了老舍等一批作家。他对中国文学也十分感兴趣。与其他杰出汉学家不一样的是，他研究的领域既有古代汉语，也有现代汉语。所以，他能很快地阅读各种著作。

他除了学习四川方言外，还学习了《左传》里的《公羊传》和《谷梁传》。

1965年，马悦然被斯德哥尔摩大学聘为现代汉语教授，成为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的第一把交椅。这里提的现代汉语标志着现代汉语开始得到重视，是新的研究方向。以前都是学习古代汉语的。

即使是高本汉本人，1939年也是在东方博物馆研究汉语，并没有到斯德哥尔摩大学任教。他曾经在哥德堡大学任教。

罗多弼说，可以说是高本汉钦点马悦然来承担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现代汉语和现代文学的重任。因为高本汉本人研究的都是先秦文学。那也是中国的诸子百家哲学。高本汉和大多数世界著名汉学家都认为古典文学几乎是神圣的。因为其内容都是关于人类和世界的重要真理，因此，理解中国古典文学非常重要。可以说，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堪比西方世界的《圣经》。而现代汉语的学习主要目的是实用，同时也要翻译古代汉语和古代文学。

马悦然深信高本汉的研究方向，但同时，他也开始研究现代汉语，因为现代汉语和文学也是汉学的一部分。因此汉学家的定义也是那些研究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人，其信息来源都是中国文字。对他来说，被称为汉学家，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的知识都至关重要。他称那些号称是研究中国文化但却不会阅读中文的人是“语言的矮子”。

当他担任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时，他设计了以现代汉语研究为中心的现代教学大纲，并编写了现代汉语语音、语法和句子模式纲要，这些纲要长期以来一直是初学者教学中最重要的教具。他不赞同很多人说汉语非常难学的说法。他写了一本广受欢迎的教课书，题目就叫《汉语不难》。

马悦然为初学者写一些教科书，但是，他最终是希望学生们能很快就进入真正的中文课文阅读。

罗多弼说他在1968年成为马悦然的学生。第二学期，马教授就要求学生读现代小说。例如，那时候，他们就读老舍的小说《黑白李》。要读小说，就必须掌握词汇量，所以学生们也要写汉字。同时，在第二学期，马教授也开始教学生们古代汉语。主要课文有《孟子》的片段。当时，他看到了中国发展的大趋势，中国将在世界上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国家。因此，需要那些了解中国，熟悉中国文化与社会的人才。因此，他是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一起教。

罗多弼说，马悦然非常重视文化交流。在大家不能去中国大陆的时候，他们也想办法到香港或台湾去学习交流。等到1973年他们可以到大陆去学习的时候，他们又被鼓励去大陆交流学习。

除了教学，马悦然还从事写作和翻译。他不但翻译短篇作品，也翻译了长篇小说《西游记》和《水浒传》。他翻译速度非常快，几乎是每天十页。而且翻译完了需要改动的并不多，说明他的翻译质量很高。他的翻译著作不仅在瑞典受到欢迎，在整个北欧都有影响，丹麦，挪威都有很多读者。

到八十年代，马悦然翻译了北岛的诗。他也翻译了高行健，李锐，莫言，曹乃谦等人的作品，他对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的传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正是在他的带动下，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纷纷被翻译成西方国家的语言。

马悦然去世的消息一出，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媒体纷纷发表文章纪念马教授，高度评价他对中国文学的推广和传播作出的伟大贡献。高行健和莫言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与马悦然教授的推荐是分不开的。他曾经极力推荐作家沈从文获诺贝尔文学奖。但是，等到消息传出的时候，沈从文已经不在人世了。

罗多弼还讲了马悦然的翻译经验。马悦然谈到他的翻译经验时说，如果他要翻译一部作品，他必须首先通读几遍，感受其中的语气和韵律，而且，对不懂的生词，也已经顺手查了字典。等他坐下来开始翻译的时候，他觉得作者就站在他身后，给他听写一样，他能做的就是做文本的“奴隶”，他不会有一丝一毫的篡改，而是要忠实原文。

一开始，他都是从中文翻译成瑞典文，但有时也是从中文或瑞典文翻译成英文，或者从英文翻译成瑞典文。最近几年，他甚至把瑞典文翻译成中文。他曾经把英国作家威廉.布莱克的《月亮岛》翻译成瑞典文，于1979年出版。

他也把瑞典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的诗翻译成英文和中文。

马悦然不仅向瑞典介绍中国文学，而且，也是文化使者。改革开放以后，在文化领域激起了极大的中外交流兴趣。中国电影，文学和哲学在瑞典乃至其他欧洲国家都激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而中国人因为以前的封闭也对外国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瑞典也有很长一段时间被中国人看作是中立的福利国家。瑞典作家纷纷把自己的作品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发表。例如古典作家斯特文堡，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拉格洛夫和儿童作家林德格林的作品都成了对中国出口的文化产品。

马悦然不但亲自翻译很多文学作品，发表各类文章，而且还找赞助直接邀请中国作家来瑞典访问，这都让人感受到他作为文化交流使者的当之无愧。

他在向瑞典读者传播中国文化的同时，也在中国传播瑞典文化。

马悦然自己也是中国文化生活的观察家。他不但翻译，有时他直接用中文写作，反映了他在中文方面的造诣和能力。

通过马悦然的翻译使得中国作家很早就引起瑞典乃至西方其他国家的注意。早期作家何其芳，刘再复等等都是马悦然熟悉的作家和诗人。当代的还有曹乃谦和李锐等。

1985年，马悦然被选为瑞典文学院18个常委中的第五位。是这18个人决定谁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此备受世界关注。这个位置连他的老师高本汉都没有得到过。

到目前为止两位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奖。马悦然功不可没。

马悦然也是香港中文大学、布拉克的卡尔大学和斯德哥尔摩大学的荣誉博士。他不但是瑞典文学院院士，他还是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丹麦文学院外籍院士。

罗多弼说，在马悦然的一生中，他阅读了道教经典，而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是他最喜欢的作家之一。通常，他会引用庄子的著名语录：梦见自己是蝴蝶后醒来，然后想到自己实际上可能是梦想成为人类的蝴蝶。马悦然认为世界可能与现在看起来不一样。但是他似乎对死亡并没有太多的考虑，至少不是他自己的死亡。直到去年5月，在一次有记录的采访中，他的妻子文芬让我听听他是否曾考虑过死亡的问题。他说：“不，我没有，我没有。学习生活就足够了。 …我对死亡没有丝毫的恐惧，对知道会发生什么也没有丝毫的兴趣。我知道发生了某些事情，但是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时间会证明一切。”

“文芬告诉我，他反复说过，他希望“活着死”。他也是这样做的。在经历了漫长的生活之后，他于10月17日下午坐在家里的椅子上安详的象一个老和尚圆寂一样走了”。罗多弼说。

讲座完毕，罗多弼提议大家默哀一分钟。

图文 陈雪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