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绿色邮报网主编陈雪霏

编者按：人在极其恐惧的时候是不敢再看恐惧的东西的。但是，当人们克服了这种恐惧以后，希望能了解更多类似的情况，以及人们在过去是怎样应对类似情况的。因此，当老网友丁见再次把他的文章发给我的时候，我又耐心地读了一遍。而且，感觉似乎依然是那么细致入微，眼球紧紧地被吸引住，如饥似渴地读了下去。不过当我读到一半的时候，我想我不能只是自己读，这样的好东西，好文章，应该分享给更多的读者。于是，我决定在这里发布一下。此前就已经争得过作者的同意。

说实话，疫情期间，不光是我自己有过抑郁的感觉，一看到疫情两个字就有一种反感，甚至对发此类文章的人感觉到有一种想远离的感觉，而且，我发现有很多读者也反感我发类似的与疫情有关的东西。因为人们的神经已经脆弱到了只想看鲜花绿草和蓝天白云的程度。经不起一次又一次的打击。确实，整整一年半多的疫情着实让很多人伤透了心，伤透了身体。还记得去年还是上半年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我去做乳腺检查的时候，医生让我放松，她说，你的肩膀太紧张了，你放松。其实，我自己并不觉得，我的肩膀几乎都僵硬了，但是，我并不自知，因为去医院，我要带口罩，我感到异常紧张。浑身是汗。但是，当见到医生的时候，我并没有感觉紧张。而事实上，在那段时间里，几乎是几个月的时间，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肉体手其实都是非常紧张的。因此，仲夏节到来之际，我希望我们大家还是都放松一下吧。享受一下瑞典仲夏节的美丽，放松一下身心，拥抱蓝天白云，多看一看鲜花和绿草。这样就可以忘掉一切烦恼和忧愁。你如果愿意读，请继续读下去。如果不愿意读，这篇文章一直在这里，任何时候，如果你有了阅读的愿望就可以继续读下去。祝仲夏节快乐！

重温《列宁在1918》想到的

选自丁见印尼纪事公众号 2020年4月20日发表的。

新冠病毒泛滥，疫情绵延如大海汪洋，波连波，浪赶浪，无边无际，似乎永远看不到尽头。
已经四个月了，世界各国都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着，黑云压城，一个比一个猝不及防，惊心动魄。尽管如此，在日复一日，铺天盖地的疫情信息轰炸下，很多人的神经因为疲惫还是会变得麻木。比如丁叔叔这类滞留海外疫区的良民，遵纪守法，天天躲在家里，时间长了，也总得想点法子忘掉烦恼和忧虑。听说怀旧可以减轻恐惧，有益身心，我这两天便闷头上网，找电影看，重温了许多怀旧影片。其中有一部《列宁在1918》，便是丁叔叔这代人小时候十分熟悉的苏联老电影。

影片的故事，中年以上的国人都知道，我就不叙述了。此番再看一遍，片中有关伟大导师列宁同志在米黑尔索那工厂的那段演讲，引发了我的浓厚兴趣。

说起译制片《列宁在1918》，堪称经典中的经典，除了列宁扮演者史楚金炉火纯青的演技，以及中国艺术家张戈出神入化的配音，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影片的台词非常精彩。当年看这部电影时，丁叔叔正在上小学，班里同学几乎都能说上几句其中的对白，并在各种场合活学活用。比如：“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列宁的警卫员瓦西里安慰妻子的台词）；还有男刺客协助女刺客刺杀列宁前，故意挡住人群假惺惺的呼吁：“慢一点，大家不要挤，让列宁同志先走！”；还有苏联特工大掌门捷尔任斯基审问叛徒的严厉斥责：“看着我！混账的东西，看着我的眼晴。”

当然，那时像丁叔叔这般年纪的普通孩子，也只能记住上述简单台词。现如今再看这部影片，感受最深的，却是列宁遇刺前对工人师傅发表的演讲。

这里不妨摘录两段：苏维埃俄国被敌人包围了，反革命的暴动象火焰一样从这一端烧到那一端……我们在流血，我们惨痛的伤口在流着鲜血。我们正处在最困难的环境中……“人死后尸体可以抬出去，但是旧社会在灭亡了的时候，很可惜，资产阶级的这个尸首，那就不可能把他一下子钉在棺材里埋葬在坟墓里，资产阶级的尸首在我们心里头腐烂着，他把毒气传染给大家……同志们我们的回答就是这样的。必须加上三倍的警惕和小心，还要忍耐……”

罕见的列宁彩色照片，展示了革命领袖平和的一面。图片来源：中华网

重温这部电影，再次倾听列宁悲愤而激情澎湃，回肠荡气并且循循善诱的警告。一百年过去，时空转换，犹使人触景生情，丁叔叔不禁联想起如今弥漫了整个地球的新冠疫情。环顾五洲，全世界不都像列宁说的那样吗——“正处在最困难的环境中”，而且我们同样“必须加上三倍的警惕和小心，还要忍耐。”坦白说，关于1918年的世界历史，本人过去所知道的，差不多也就是《列宁在1918》反映的那一点内容。即所谓：“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新生的俄国苏维埃政权，遭到英、法、日、美等帝国主义的围攻，妄图将其扼杀在摇篮里。因而导致了列宁所说的‘我们在流血，惨痛的伤口在流着鲜血，正处在最困难的环境中’”云云。列宁未提到更为惨重的另一场灾难事实上，在列宁同志激情澎湃，滔滔不绝发表演讲的那个时候（1918年8月30日），俄国和全世界正遭受着比“反革命的暴动象火焰一样从这一端烧到那一端”更加严重的灾难！只不过列宁当时一心忙着打内战，发动军民平息叛乱，而完全没有提到这场人类浩劫。

美国国家档案馆图片资料：1918年秋，俄罗斯安葬流感疫情死者的情景。
史料记载：从1918年3月开始，一场由美国爆发，继而蔓延至各国的病毒瘟疫，接连三个波次，整整持续两年，感染了五亿人之巨，占当时全球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直接导致2500万至5000万人死亡。一个铁定的事实：不管是2500万还是5000万，那场被称为“西班牙大流感”死亡的人数，都远远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丧生人数的总和。若干年后，某些研究战争史的专家得出以下结论：二战结束于原子弹，一战结束于流感病毒。他们解释说：这种疾病喜欢攻击青壮年人群，短短数日，那些强壮的身躯便会痛苦的倒下——后来有研究者认为，大流感带来的可参战人口减少，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提前结束的原因之一。还有一个非常巧合历史细节：就在列宁在莫斯科米黑尔索那工厂发表著名演讲的前几天，西班牙流感第二波死亡率更高的传染源，已经开始在苏俄的阿什哈巴德地区扩散（1918年8月），但因俄国内战而无人顾及。而列宁在演讲结束之后马上遭到女特务刺杀，身中两枪住进了医院。电影《列宁在1918》还专门表现了这样一个情节：经医生全力抢救，列宁很快脱离了危险。克里姆林宫广场日夜站满了关注列宁病情的群众。苏共中央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派了专人每天向广场广播：“列宁已经不发烧了”，“列宁已经不咳嗽了”……随后便响起阵阵“乌拉！乌拉”的欢呼声。电影当然没有告诉大家，就在列宁不再发烧咳嗽的日子里，俄国和全世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感染了流感病毒的人们，正在发烧与咳嗽中死去。

1918年，西班牙流感病毒死神漫画。

西班牙就这样变成了“背锅侠”
根据大多数文献的记述，百年前那场远比今天新冠疫情严重的所谓“西班牙流感”，最早的起源地是美国。话说1918 年 2 月底，几个美国小伙从“重流感”正在扩散的堪萨斯州哈斯克尔县应征入伍。他们在 3 月 2 日抵达福斯顿军营，两天后，部队医院开始接收第一批流感士兵，三周内，1100 名来自福斯顿的病重者入院治疗。3 月 18 日，与福斯顿进行兵力调配的佐治亚州福瑞斯特军营有一成士兵开始请病假；4 月，全国 30 个临近军事基地的大城市因流感死亡的人数达到顶峰。不过这一切，都没有引起当局足够的重视，两大洲之间的人员流动每个月都在大幅增加。疫情迅速被传至地球的另一侧。美军登陆欧洲布雷斯特的第二天，法国海军司令部因流感忽然中断指挥。他们不知道，美国大兵带来的不仅是步枪和大炮，还有更加致命的病毒。法国港口城市布雷斯特是所有美国军舰抵达欧洲大陆的第一个港口，所以它也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病毒中转站。从那里，流感病毒像旋转的洒水车龙头里喷出的水滴，由近及远的扩散到整个法国，不过这时，病毒的致死性还比较低，它就像一个阴险的死神，在这个阶段先悄悄的将剃刀安放在每个人的喉咙下面，但却不给急着杀死他们。4 月底，疫情随法国士兵抵达意大利，继而来到英国陆军军队。5 月，英国第二陆军疫情恶化，一支炮兵旅在 48 小时内即有 1/3 士兵倒下。

1918年在堪萨斯州Funston营的西班牙流感病房的历史照片，显示了许多因美军流感而患病的患者。图片来源：华尔街日报在西欧，病毒还在马不停蹄的赶路，它在4月底到达了巴黎，几乎同一时间也抵达了意大利，同时，在索姆河和佛兰德斯的英军也发现了感染病例。病毒随着法军又来到了更遥远的地方。在亚得里亚海的科浮岛（在希腊和阿尔巴尼亚边上），驻扎在那的塞尔维亚士兵头一次见到这么猛烈的传染病。一位名叫拉多萨夫杰维克的博士写道：“18年4月初，一种突如其来的疾病开始在军营里猛烈扩散，2天内150个士兵就病倒了，95人的症状都是高热，头痛，周身疼痛，不断出汗和咳嗽。有传言说这个疾病是从萨洛尼卡来的法国面包师身上传染开来的。以上症状持续3-4天，然后病患要么康复，要么就已经死了。”

1919年3月8日，在英格兰德文郡死于流感的美军士兵的坟墓。坟墓中有100名在佩恩顿军事医院受伤的美国人的尸体，死于在英国蔓延的流感大流行。
战线对面的德国也没能幸免。到了6月份以后，德军每个步兵师平均患病人数已经达到了2000人，某些师已经有近一半的人丧失了战斗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流感比子弹和炮弹的威力还要大。5月份，流感的触手伸到了西班牙，5月的第三周，大批群众聚集在广场，参加传统的马德里年度庆典，这简直是病毒绝好的传播环境。紧接着，5月28日，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生病，一起病倒的还有部分大臣，官员。然后越来越的平民也病倒了，工厂的工人开始缺勤，农场开始缺乏人手打理。讽刺的是，因为世界大战，主要的参战国为了保持士气，都采取了新闻封锁政策，对于本国发生的疫情一概只字不提。而倒霉的西班牙，因为是中立国，所以各国均争相报道其国王和官员生病的事，所以，这场本不是在西班牙起源的流感，就这么阴错阳差的被冠以了“西班牙流感”的名字，全世界以后都跟着这么叫了，西班牙就这样变成了千古奇冤的“背锅侠”！更猛烈的第二波

一个接一个病例在世界范围内陆续出现，第二波疫情如同将要沸腾的锅中之水，终于带来了致命的一击。1918年秋天，它已遍布大洋洲外的所有大洲。

据中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1888-1985）回忆，在1918年大战即将结束之时，他不能去马上巴黎参加和会的原因，除了美国的外交奥援，让他必须停留在华盛顿外，还有一个也许是更为重要的理由，顾的妻子被大流感夺去了生命。顾维钧与死于流感疫情的夫人唐宝钥。唐的父亲唐绍仪曾做过中华民国政府首任国务总理。

顾维钧在回忆录中写道：

“1918年10月，我妻病故。当时正在流行西班牙流感，她成了牺牲品。她的去世对我不仅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也是一个可怕的打击。她患病后仅几天便死去，留下两个孩子，一个一岁、一个两岁。据我记忆，那次流感相当可怖。驻华盛顿的其他外交使团也罹此厄运。西班牙武官在为日本武官送葬后的四天之内亦死于同病。在我的使馆内，三秘夫人和二秘之子也都在十天之内死去。流感如此猖獗，以至为死者寻求棺木亦成难事。妻子的去世打乱了我小家庭的安宁。而那两位职员的悲伤则使整个使馆的气氛极为消沉。”

从上述字里行间，我们不难感受到，那时美国发生那场悲剧是多么严重。

螺旋式上升的历史，有时候简直如出一辙。

纵观今日美国野火般燃烧的新冠疫情，如同当年流感疫情的翻版。

这个貌似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就这样不可思议，让人嗟叹不已地再一次成为了全球疫情的震中。

1918年10月，在马萨诸塞州的布鲁克莱恩（Brookline）成立了一家急诊医院，以照顾流感病例。（图片来源：纽约时报网）
在费城，街上到处挂满了暗示家中有人去世的白色绸布，堆积起来的尸体无处安放，有父母只能把他们的儿子放在通心粉的盒子里埋葬。到处都是血迹——在美国军医格里斯特写给同事的信中，他描述道：这些人开始看起来像是患的普通感冒，但当他们被转入医院后，病情迅速恶化为闻所未闻的恶性肺炎，入院两个小时，他们的颧骨上出现红褐色斑点，几个小时后，病人显著出现发绀现象，他们满脸青紫，分不清是白人还是黑人。……埃尔小镇为运送尸体开了专列，棺材供不应求。”

1918年10月，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流感大流行期间，红十字汽车公司值班的成员。（图片来源：纽约时报网）

不到 2 个月，攀升过快的死亡率已经令人厌烦。在密歇根州的军营里，有死者没有完全断气就被放进裹尸袋，费城大游行的第三天，全城死亡人数为 117 人，这个数字在第四天被翻了一倍。有病重者在家中与尸体躺在一张床上，掘墓人们也得了病，他们拒绝埋葬这些流感病人的尸体。许多死者表情惊恐，耳朵和鼻子都在出血。西班牙流感的第二波疫情是整次流感大流行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也是死亡率最高的一波。第二波流感的特点是致死速度极快，在记录中，很多人早上染病，晚上就已经死亡，从症状开始到死亡不足12个小时，有的人上了公交车，直接就在公交车上毙命。仅在 1918 年 10 月，就有 20 万美国人因流感而丧生，1918 年美国人的平均寿命也因此比平常减少了 12 年。（以上参见2018 年 3 月 6 日好奇心日报 《西班牙流感 100 周年：人类遭遇过什么 》一文，作者 魏倩）

1918年11月，一个女孩站在躺在床上的姐姐旁边。这个女孩变得如此担忧，不得不打电话给红十字会，请求提供家庭服务，帮助该女子抵抗流感病毒。（图片来源：纽约时报网）
有关中国的死亡数据1919 年春，一战已经结束了两个多月，流感病毒又一次杀了个回马枪，侥幸在战乱中活下来的人们，又迎来了第三波大爆发。这一波的死亡率介于前两波之间。漫长的第三波流感一直延续到 1920 年春天方告结束。这时，全世界 18 亿人口中非常规死亡人数已超过 5% 。

西班牙大流感期间，日本女学生戴防护口罩，以防流感爆发。(图片来源：纽约时报网)那么，古老的中国，在这次疫情中的状况如何呢？据维基百科披露的资料：1918年，中国从南到北多个地区都爆发了疫情。当年5月，温州有万余人感染流感。6月，在广东学校、邮政局雇员中首先发现了流感病人，紧接着，精神病院、神学院等地方也陆续发生流感。7月，云南个旧突然暴发疫情，而且十分严重，绝大多数居民都患了病，其它地方的疫情也相继暴发。北京疫情“传染甚速”，上海死亡400多人。疫情严重时，浙江绍兴死亡人数高达10%，当时报载：“一村之中十室九家，一家之人，十人九死，贫苦之户最居多数，哭声相应，惨不忍闻。”棺木所售一空，“枕尸待装不知其数”。在中国，死亡人数的估计差异很大，有说500万的，也有说是900万。这是因为那时正处于军阀割据，公共卫生部门亦不健全，社会各方面都很落后，缺乏收集各种数据能力。最终，经各国研究者于1998年根据中国港口城市提供的有效资料，推算出中国的死亡人数在100到128万之间，仍然比美国54万人的死亡病例多了一倍左右。

一百年前中国乡村的草屋天主教堂。(图片来源：加拿大华人网)
针对那场流感之疫情，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疫情并不如西方来得严重。据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皮国立撰文分析：“对比美国疫情爆发之初，中国对罹患流感的人，其描述仍多以传统中国医学外感热病之话语，例如重伤风、寒热、时症、咳嗽或脚软、骨痛等轻微神经症状来描述；而美国在流感疫情爆发之初，许多医生即观察到病人吐血、咳血、五官出血等症状，而且很多描述身体发青、紫等缺氧，最后窒息之状态；欧美患者最后多是因并发肺炎而死，而中国呢？一般症状都较为轻微，而死亡者多为缺医少药而导致，极少资料显示是医治无效。“在皮国立看来，当时中国主要的医疗力量仍是比较占多数的中医，西医还是比较少的。在抗菌抗病毒药物出现以前，中医治疗发烧和感染的技术，不会输给西医。”但这样的推论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支持。”（参见 皮国立：1918年，中国是如何挺过疫情的？）印尼因流感病毒丧生150万虽然本文说的是有关世界性瘟疫的历史，但本号既然叫“丁见印尼纪事”，那就得多少提供点印尼当时的信息。其实一百年前，还没有印度尼西亚这个国名，当时这里是荷兰殖民地，大名“荷属东印度群岛”。根据印尼大学历史学院的研究报告：1918 年到 1920 年爆发的西班牙流感，在荷属东印度群岛的3000万居民（2020年印尼人口为2.7亿）当中，有150万人被感染，死亡人数为80万，每10万人中约有1600人不治而死。仔细一算，这些数据也都令人触目惊心。

1918年，印尼安克隆儿童乐队。（图片来源：互动百科）

出现是谜消失是谜，是病毒放过了美国和全世界

1918年始于美国的西班牙流感，席卷全球，肆虐两年，夺命无数，却在1920年春天神秘的消失了。正如它的到来不为人知，它的消逝也并非因为人定胜天的勇猛。

当时绝大多数的死者遗体为防止传染严重，都已经烧毁，因此人类对此流感病毒的知识十分有限。

直到 1933 年，英国科学家 Wilson Smith 等人才分离出第一个人类流感病毒，命名为 H1N1，此后，人类才知道流行性感冒是由流感病毒所造成。

当时就有一种说法：

美国和世界没有打败病毒，而是病毒放过了美国和人类。

那么，西班牙流感为什么会突然消失呢？

直到现在，一百年过去，也没有给出权威的论断。专家们只是根据后来的科技积累和经验，不那么确定地认为，西班牙流感的消失有三个原因：一是由于西班牙流感的特点是潜伏期短、爆发力强、致死快，大量的年轻人死亡和隔离，并且是否得病能够很快的识别出来，这样阻断了流感病毒的传播。

二是因为夏季的到来，温度升高，流感病毒传播趋于缓慢，加上有效的措施，这样流感病毒传播越来越慢，最后慢慢消失，这也是为什么西班牙流感是经历了三个阶段才慢慢消失的。

三是人体的适应和抗体的存在，不仅仅是病毒在突变，人类自身对病毒也是有适应的过程，很多痊愈的人也都产生了抗体，这就让传播进一步阻断，再加上医学治疗的帮助，也让更多的人痊愈产生抗体，从而让传播缓慢，直至消失。

时至今日，新冠疫情似乎正在重演百年前那场惨绝人寰的悲剧。

这种新生的病毒还能像它的祖先一样，肆意妄为之后，再一次悄无声息地放过美国和全世界吗？

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这场新冠疫情最后的结局，应该会与百年前的西班牙流感病毒，以及17年前的SARS病毒一样，将一波比一波更弱，直到消失。

这是自然的规律，也是我们的祈盼！

（本文封面图片：西班牙流感时期的爱情）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 诺贝尔医学奖评奖单位卡罗琳斯卡医学院的最新研究表明婴儿出生的最初几个月对免疫力的提升有重要作用。

研究表明婴儿出生后母乳喂养对婴儿的免疫力产生有重要影响。婴儿最初这几个月的成长对日后的抵抗力例如，过敏，哮喘等疾病都有重要影响。母乳喂养，有益菌和免疫系统的发展之间是有关联的。

要想防止日后的过敏或哮喘和缺乏免疫力等问题，就是要帮助免疫系统建立一个规范机制。卡罗琳斯卡妇女儿童健康部儿科医生和研究员彼得.布鲁丁说。

研究表明哮喘在发展中国家反而没有那么多。过敏哮喘可能和用抗生素太早有关。而母乳喂养的儿童容易形成很好的代谢循环系统和免疫系统。

本次研究是通过对208个母乳喂养的儿童进行研究的结果。时间是2014年到2019年。

研究人员认为该研究成果可能对哮喘等其他疾病也可能发现新的对策。

Many diseases caused by a dysregulated immune system, such as allergies, asthma and autoimmunity, can be traced back to events in the first few months after birth. To date, the mechanisms behi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mmune system have not been fully understood. Now, researchers at Karolinska Institutet show a connection between breast milk, beneficial gut bacteri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mmune system. The study is published in Cell.

“A possible application of our results is a preventative method for reducing the risk of allergies, asthma and autoimmune disease later in life by helping the immune system to establish its regulatory mechanisms,” says the paper’s last author Petter Brodin, paediatrician and researcher at the Department of Women’s and Children’s Health, Karolinska Institutet. “We also believe that certain mechanisms that the study identifies can eventually lead to other types of treatment for such diseases, not just a prophylactic.”

The incidence of autoimmune diseases such as asthma, type 1 diabetes and Crohn’s disease is increasing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parts of the world. These diseases are debilitating, but not as common in low-income countries as they are in Europe and the USA.

It has long been known that the risk of developing these diseases is largely determined by early life events; for instance, there is a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arly use of antibiotics and a higher risk of asthma. It is also known that breastfeeding protects against most of these disorders.

There is a link between specific, protective bacteria on the skin and in the airways and gut and a lower risk of immunological diseases. However, there is still much to learn about how these bacteria form the immune system.

Researchers at Karolinska Institutet, Evolve Biosystems, Inc,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University of Nebraska, Lincoln, and University of Nevada, Reno studied how the neonatal immune system adapts to and is shaped by the many bacteria, viruses, nutrients and other environmental factors to which the baby is exposed during the first few months of life.

Earlier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bifidobacteria are common in breastfed babies in countries with a low incidence of autoimmune diseases.

Breast milk is rich in HMOs (Human milk oligosaccharides), which babies are unable to metabolise on their own. The production of these complex sugars are instead associated with the evolutionary advantage of nourishing specific gut bacteria that play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ir immune system. Bifidobacteria are one such bacterial class. 

“We found that babies whose intestinal flora can break down HMOs have less inflammation in the blood and gut,” says professor Brodin. “This is probably because of the uniquely good ability of the bifidobacteria to break down HMOs, to expand in nursing babies and to have a beneficial effect on the developing immune system early in life.”

Babies who were breastfed and received additional bifidobacteria had higher intestinal levels of the molecules ILA and Galectin-1. ILA (indole-3-lactic acid) is needed to convert HMO molecules into nutrition; Galectin-1 is central to the activation of the immune response to threats and attack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ers, Galectin-1 is a newly discovered and critical mechanism for preserving bacteria with beneficial, anti-inflammatory properties in the intestinal flora.

The results are based on 208 breastfed babies born at Karolinska University Hospital between 2014 and 2019. The researchers also used novel methods to analyse the immune system even from small blood samples. Additionally, a second cohort develop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 which infants were exclusively breastfed and half were fed B. infantis supplement were analyzed for enteric inflammation.

One limitation of the study is that the researchers were unable to study the immune system direct in the gut and had to resort to blood samples. Not all aspects of the gut immune system can be seen in the blood, but it is not ethically defensible to take intestinal biopsies from healthy neonates.

The researchers now hope to follow the participant babies for a longer time to see which ones develop atopic eczema, asthma and allergies.

“We’re planning a new experiment using bacterial substitution to see if we can help all babies have a healthier immunological start in life,” says professor Brodin. “We’re also working with other researchers to compar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mmune system in Swedish babies with babies who grow up in rural sub-Saharan Africa, where the incidence of allergies is much lower.”

The study was financed by the 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 the Knut and Alice Wallenberg Foundation, Karolinska Institutet and Swedish Research Council. 

Petter Brodin, Axel Olin, Jaromir Mikes and Tadepally Lakshmikanth are the founders of Cytodelics AB, Sweden. Petter Brodin is advisor to Scailyte AG, Switzerland. Ryan D. Mitchell, Stephanie Chew, Johann Prambs, Heather K. Brown, Steven A. Frese and Bethany M. Henrick are employed by Evolve BioSystems. Jennifer T. Smilowitz has received a grant for the IMPRINT experiment and Amy M. Ehrlich received funding for assisting with the writing of the manuscript. Bruce J. German is co-founder of Evolve BioSystems. Steven A. Frese are Bethany M. Henrick are affiliated with the Department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Nebraska-Lincoln, USA.

Publication: “Bifidobacteria-mediated immune system imprinting early in life”. Bethany M. Henrick, Lucie Rodriguez, Tadepally Lakshmikanth, Christian Pou, Ewa Henckel, Aron Arzoomand, Axel Olin, Jun Wang, Jaromir Mikes, Ziyang Tan, Yang Chen, Amy M. Ehrlich, Anna Karin Bernhardsson, Constantin Habimana Mugabo, Ylva Ambrosiani, Anna Gustafsson, Stephanie Chew, Heather K. Brown, Johann Prambs, Kajsa Bohlin, Ryan D. Mitchell, Mark A. Underwood, T. Smilowitz, Bruce J. German, Steven A. Frese, Petter Brodin. Cell, 17 June 2021, doi:10.1016/j.cell.2021.05.030.

Editor Xuefei Chen Axelsson.EditFirst months decisive for immune system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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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Chinaeuropenet

Xuefei Chen Axelsson is an independent media person. She has been a journalist for 30 years. She studied English,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he has been to Zimbabwe, Mozambique, Namibia and South Africa,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America, Canada, France, Germany, Spain and all the nordic countries including Sweden, Finland, Denmark, Norway, Iceland and Britain. She is good at talking with all kinds of people and exchange ideas and serves as a brid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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