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 记者陈雪霏

中国政府日前公布了2022年人口增长情况，中国出现了61年来首次负增长。

2022年中国人口正式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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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每年出生了多少人，增长率如何？

2022年的出生率是千分之6.77，是1949年以来历史最低.

1949年：1275万
1950年：1419万
1951年：1349万
1952年：1622万
1953年：1637万
1954年：2232万（二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婴儿潮，中国第一波婴儿潮）
1955年：1965万
1956年：1961万
1957年：2138万
1958年：1889万
1959年：1635万 （”自然灾害”）
1960年：1402万 （”自然灾害”）
1961年：949万 （”自然灾害”）
1962年：2451万（”自然灾害”结束后，中国第二波婴儿潮）
1963年：2934万
1964年：2721万
1965年：2679万
1966年：2554万
1967年：2543万
1968年：2731万
1969年：2690万
1970年：2710万
1971年：2551万（1971年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
1972年：2550万
1973年：2447万
1974年：2226万
1975年：2102万
1976年：1849万
1977年：1783万
1978年：1733万
1979年：1715万
1980年：1776万（1980年中国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
1981年：2064万（50.60后进入结婚生育期，中国第三波婴儿潮）
1982年：2230万（1982年9月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
1983年：2052万
1984年：2050万
1985年：2196万
1986年：2374万
1987年：2508万
1988年：2445万
1989年：2396万
1990年：2374万
1991年：2250万
1992年：2113万
1993年：2120万
1994年：2098万 （经济不景气）
1995年：2052万
1996年：2057万
1997年：2028万
1998年：1934万 （金融危机）
1999年：1827万
2000年：1765万
2001年：1696万
2002年：1641万（2002实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2003年：1594万（2003年开始，中国每年人口出生数开始基本稳定）
2004年：1588万
2005年：1612万
2006年：1581万
2007年：1591万
2008年：1604万
2009年：1587万
2010年：1588万（80后进入结婚生育期，高成本导致多数人生一个或者晚生，平均近少生一个）
2011年：1600万（2011年11月，中国各地全面实施双独二孩政策）
2012年：1635万
2013年：1640万（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2014年：1687万
2015年：1655万
2016年：1786万（2016年1月1日我国正式施行“全面二孩政策”）
2017年：1723万
2018年：1523万（减少200万）
2019年：1465万（持续减少）
2020年: 1200万（断崖式下跌 ）
2021年：1062万( 持续续6年下跌，生育率仅1.15,世界倒数第二名,生育率比日本还低，仅高于韩国）
2022年：956万人（历史倒数第二，仅略高于三年“自然灾害”中的最严重的那年，出生率已是历史最低）

2016年，放开二胎，有显著效果，但是2021年放开三胎，但在二胎都很难普遍达到的情况下，未达到预期效果。
最近五年出生人口的趋势：
2017年出生人口是1723万，2022年是956万，最近5年，持续下降，累计下降了44.5%，有点偏快。
远超日本的出生人口的下降速度，日本最近5年，出生人口才下降了22%（从94.6万到36.7*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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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看这些数据，现实中问了一下身边的亲朋好友的得到的信息是

1）极少数，超有钱又有闲的生娃最多,达到3个;（根据网友反映：娶了东南亚如佤邦女生的家庭生娃平均在3个以上）
2）有钱的但是没有足够时间，生2个就停;
3）中产工薪，本来可以生两个，但是没有照顾小孩的精力，选择一个就好;
4）经济不够或生娃观念变化，选择不生;
5）还有单下来的男女。

总结：“因为育儿成本高，个人收入预期有限或不稳，加上生娃观念的变化，想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对自己好一点,每个家庭平均少生0.5－1个”。

从经济学上，生娃的投入产出比，下降严重：上一代人，普遍有一个自建窝，前有庭后有院，

到了晚上，大人们也没有啥娱乐活动，工作或生意的上升的空间也有限，或没有，不用额外去思考去挣扎，大部分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基本就达到天花板的顶了，于是造娃成了大人们晚上最大的娱乐活动，

生了娃，也没有教育压力，因为孩子普遍都可以超越上一代的教育水平；也可以随便放养，10几年后就多了一个确定的劳动力，多生就多个。付出低，得到多。

现在就难了，因为起点高了，即使只要求超越自己，这期望也不低；生娃付出的成本就更高的，尤其对于都市女性来说，好不容易起色的职业/事业，一去生娃，很可能之前积累的努力就白费了，生的娃之后，想要培养到比自己更优秀，也贵也不一定，孩子还可能还啃老（会和少生，甚至不生对比，结果绝大部选择少生）

二：每年死亡人口总数的情况？

2022年:1041万人

1949年出生人口：1275万(按平均寿命75周岁计算，那么这数字将对应2024年的死亡人口,即”死亡潮”将从2024年开始)
1950年：1419万(即2025年的死亡人口约是1419万)
1951年：1349万(即2026年的死亡人口约是1349万,以下以引类推)
1952年：1622万
1953年：1637万
1954年：2232万(2029的死亡人口约高达2232万)
…（再后面的数字,请参考最上面写的出生人口列表）

统计局公开的近年的死亡人口:
2015年死亡人口: 978万
2016年: 980万
2017年: 988万
2018年: 995万
2019年: 999万
2020年: 998万(根据国家统计局计算得出 2020年总人口是1.41212亿*2020年死亡率7.07%)
2021年:1014万
2022年:1041万人

死亡人口差不多连续6年上升，根据75年前(平均寿命)的出生人口的推算，死亡人口将继续上升，2024年迎来“死亡潮”

三：整体人口如何变化？男女比例如何？城镇和乡村人口分别多少？以及它们的变化如何？

2022年底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77‰；死亡人口1041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3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总人口是141175万人，比2021年末减少85万人。中国正式进入人口负增长。

其中男性人口72206万人，女性人口68969万人，性别比为104.69：100， 男性多了3237万。

城镇常住人口92071万人，比上年末增加646万人（这是新增进城购房潜力者）；乡村常住人口49104万人，减少731万人；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65.22%，比上年末提高0.50个百分点。

黄奇帆认为2021年底已完成约64%城市化，相当国外75%，城市之间已开始进入存量人口抢夺大战。

是因为2020年疫情，大家收入减少而更不敢生，以后会反弹？
并不是，因为2016，2017，2018年和2019年的出生人口每年都在持续下降。

每年的出生人口正在较快持续减少，死亡人数却从2016年正在持续上升，
2024年起每年总人口300万-1300万的速度减少。

五：16-64岁的劳动年龄的人口如何变化？(购房的主力人员)

从年龄构成看，16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8755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62.0%；
60岁及以上人口28004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9.8%，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0978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4.9%。

2021年:国家数据 更新的

每年劳动人口都在持续减少，
2021年比2020年，劳动人口再减少410万（0-14减少更多一点，减少444万人，而老年人增长了近1000人）


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2019年称:“
80年 2亿2800万
90后 1亿7400万(1983年开始独生子女政策)
00年 1亿2600万

这意味着，30年时间内，我们年轻人口减少1个亿。
最新数据显示，去年(2018年)全国新出生婴儿比前年(2017年)减少约200万，而60岁以上的老人数量增加约859万。

“就算放开二胎，这都不生了啊。”姚景源表示，在经济学概念里，16岁到60岁叫做劳动年龄人口，也即劳动力。这个区间的人口，大前年(2016年)比前年(2017年)减少约378万，去年(2018年)比前年(2017年)又减少约470万。反映到经济层面就是劳动力成本的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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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近年结婚数量如何变化？

图中可见：先是少生不生孩子的家庭在增加，接着现在是不结婚的人数也在增加。

2019年登记结婚947万对，登记离婚415.4万对。

2020年登记结婚813万对，登记离婚433.9万对。

2021年登记结婚764万对（历史最低），登记离婚213.9万对（推出离婚冷静期1个月）

2022年登记结婚数未发布，不过2022年第二季度公开的数据显示同比下降了20%之大。

微信公众号:经济砖家 表明，近年登记的结婚数量也正在稳步下降，离婚数量正在稳步上升，估计2024年两者数量接近一致。

5）存量人口流向哪些城市？

人口增量十强城市：深圳、广州、成都、西安、郑州、杭州、重庆、长沙、武汉、佛山。

珠三角、中部和西部各有3城入围，它们更能吸收人,也吸收走了大部分进城人员珠三角是一直制造业的强中心,继续吸青年人,中西部房价性比高+交通升级之后争取到了一些产业，
而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只有杭州一城进入前十.
京津冀城市群,全部10名开外,特一线北京12名之后,天津更是29名之远

城市二手房成交数据（资金的流向），也表明主要人口流向房价性价比高的中西部新一线城市，如西安，成都，南京,合肥,长沙.

城市之间激烈争夺不断下降的存量劳动人口的战争，其实早已开始了，争夺失败的城市的周边房子必然先被抛弃。（如北京北边的昌平区出现批量断供）

总结：

1)

新生人口连续6年较大幅度下跌,出生率跌到历史最低，出生人数历史倒数第二，仅略高于三年“自然灾害”中的最严重的那年。
结婚率持续9年下降,
死亡人口差不多连续6年上升(2021年微略下降，2024年或将迎来“死亡潮”)
2022年总人口正式负增长，减少85万。
劳动人口持续10年下降到较大幅度下跌.
农村进城人数不断下降并接近尾声.

2)2024年将开始”死亡潮”，每年总人口将以300万-1300万的速度减少。
2024年起,每年”购房人口”,可能约以1000-3000万/年减少.
2022年起,总人口可能约以100万/年,不断上升,2024年起,可能约以400万/年,然后不断上升到1300万/年下降.

3)2021起劳动人口（16岁～60岁）以500-1500万速度减少，老人占比迅速增加。

2017年比前年减少约378万，2018年又减少约470万，2019年又少了447万。2020年估计又少了500万，2021也保守估计再减少500万。劳动人口是买房主力，最近5年已累计减少2000多万，

4)继续城市化,城市化接近尾声：2022年底是已完成约65.5%城市化，仍有农村人口4.9亿左右，估计其中最后的9000万人将以每年约650万递减的速度进城.

5)存量人口继续流向5大城市群。

不过最近10年，大部分人主要流向珠三角和房价性价比高的中西部新一线城市，西安，成都，南京,合肥,长沙等

人口增量十强排名：深圳、广州、成都、西安、郑州、杭州、重庆、长沙、武汉、佛山。

北京排名第12名，城市之间激烈争夺不断下降的存量劳动人口的战争，其实早已开始了，争夺失败的城市的周边的房子必然先被抛弃，即向核心区域收缩。如北京的周边偏远的昌平区,房价腰折以上,出现批量弃供的现象,估计在其它城市也有正在发生类似的断供.

6)发展城市群,既是由于产业链为了提升工作效率而自发形成,也是当下的政策引导.期望形成一个国际级别的城市圈(暂时估计珠三角概率最高)

以上是根据公开的统计数据得出的结论。
根据线下信息，感觉出生人口数更低一些，总人口负增长可能比上面的数据早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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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负增长将有哪些影响?
一块土地上，总人口不会一直上升，会有一个临界点，如果只是小幅的人口下降（暂时下降幅度偏大），对未来未必都是坏事。
无论对待普通工人还是程序员,老板们的旧思路都是:“拉一车,极限地用,不死人就行,用废后,再去拉一车，反正有的是人干”,

“由于人性本身的傲慢,所以当人们不能或不敢采用坏的统治方法时,才会勉强采用更有人情味的统治方法”-亚当斯密

现在因为劳动人口下降,招工用时变长,为了不影响工期,
将被迫善待工人,食宿,工资,态度都将变更好.(犹其是复杂的产品,技能需要更长的培训时间.)
也将被迫发展更智能机器人替代人力,提升生产力（每次产业的升级，会造成一些失业，同时也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无需过份担忧）

对房子的影响
仅是粗略的推算，仅供参考，但是趋势是肯定的。

买房的主力是劳动人口（64岁以下）+有需求+有购买能力的这批人，那么这批人的数量变化如何？

这批人口=进城的人口数*劳动人口数占比-减少的劳动人口-净减的总人口。
2022年底是已完成约65.5%城市化，仍有农村人口4.9亿左右，估计其中最后的9000万人将以每年约650万递减的速度进城.
假设进城的人口中劳动人口占80%（扣除一起进城的小孩和老人），假设这批人80%都买房了（这个比例暂时没有依据，取一个大概数），那么新增购房人口是416万人（=650*0.8*0.8），

国家统计局的公开数据：
2017年的劳动人口比2016年减少415万，
2018年比2017年再减少463万，
2019年比上一年再减少了443万。
2020年比上一年再减少了2846万!(这个变化数据有点太大,是否待纠正，后续跟踪观察，暂时先假设是500万）
2021年：数据未公开，暂时取个中位值550万，

2021年净减总人口116万=死亡人口（约1100万）-出生人口（984万）

那么2021年购房人口=进城的人口数*劳动人口数占比-减少的劳动人口-净减的总人口。

那么2021年还可以新增购房人口约34万。

近年珠三角和中西部吸收的大量人口，仍在净增长，那么可见其它城市在2021年时就以开始负增长，在收缩。

不过，肯定的是，为了人口的形势更严峻。
接下来的5年，进城人口逐渐减少为零，同时劳动人口却以更大数量地下降（500万-1500万/年），总人口净减少2024年起就将以更大数量低下降（300-1300万/年），
在那时候，
购房人口将每年800-2800万/年地减少。

城市间的存量人口之争将空前激烈，成功吸收人口的城市将可以保持目前的城市范围，不能吸收人口的城市将不断收缩它们的城市范围。边缘房子将必然被抛弃，甚至断供。

以上是根据公开的数据，线下的有可能更残酷，更快发生，因为发现批量断供的现象在北京的昌平区已经发生了。

不过，
当产业升级成功，大众的收入预期稳定且上升，税收上升，出现补贴育娃的政策,或者降低生活必需品的支出，如住房，教育，医疗，养老，都将有助于出生率的回升。

最后引用欧洲经济学家代表萨伊的一句话：“一个国家的人口总是与该国各种产品的总和成比例，什么都不能永久地增加人口，除非鼓励和推动生产；什么都不能永久地减少人口，除非生产来源受损。”

来源：知乎。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 记者陈雪霏

2023年1月8日，驻瑞典大使崔爱民出席“中国美食节”开幕式，瑞典旅游局局长苏珊娜·安德松、瑞典政、商、学、侨等各界人士及部分国家驻瑞使节共200余人出席。

红红火火的灯笼年味十足，吉祥如意的中国结欢快喜庆，为活动现场带来浓郁的“中国风”。活动以中国传统舞狮表演拉开序幕。吉祥威风的红狮子伴随着欢乐的锣鼓舞动出场，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狮子威武雄壮，憨态可掬，时而精神抖擞，时而如梦方醒，惟妙惟肖，吸引嘉宾掌声如潮，喝彩连连。

崔大使在热烈欢庆的气氛中祝贺“中国美食节”开幕，他表示，中国美食品种丰富，反映了中国人绚丽多彩的生活面貌，体现了“以人为本、顺应自然、崇尚和谐”的文化内涵。作为国际文化交流的使者，中国美食开放包容，增进着中外人民了解和友谊，联结着中国与世界、历史和未来，成为全人类文化的共有瑰宝。瑞典中餐业不断发展，日益兴盛，给当地人民带来美食享受，也传递着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崔大使指出，中国美食离不开中国发展。如今，中国人民已经踏上国家发展新征程，将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更加美好未来，中国美食也必将大放异彩。中方愿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努力，不断追求幸福美好的生活。崔大使并向各位来宾致以中国春节的祝福，邀请大家到中国访问，实地感受和领略中国各地丰富多彩的美食文化。

安德松局长在致辞中表示，美食不仅是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同时关乎我们的生活状态，关乎自然和文化。美食旅游业既可以在很多方面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也能提高当地对游客和居民的吸引力。中国美食以其丰富的风味和品类而闻名，令人印象深刻。疫情前，到瑞典旅游的中国游客在十年间翻了两番。相信随着中方进一步优化防疫政策，不久的将来会有越来越多中国游客再次来到瑞典旅游，并享受瑞典的美食文化。

开幕式上，余音绕梁的中国昆曲，弦韵悠扬的中国民乐，含蓄柔韧的中国舞蹈，音律优美的瑞典学生爵士乐奏唱等文艺节目精彩纷呈，将美食节活动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嘉宾们沉醉其中，掌声不断，赞不绝口。

崔大使夫妇陪同嘉宾现场观看了预示着吉庆有余、福星高照的“东龙出海”“踏雪寻熊”主题食雕。鲤鱼、胡萝卜、木瓜、南瓜等寻常食材通过厨师的巧手，被塑造成祥龙、云彩、百花等生动传神的精美造型，引得嘉宾连声称奇，纷纷拍照留念。

崔大使夫妇还带领嘉宾们观看了中国茶艺表演，品尝了清新怡人的香茗，欣赏了中国书法。面对展台上的笔墨纸砚，安德松局长跃跃欲试，也起笔点墨，体验书写毛笔字，书法成品颇有三分笔走龙蛇的意味。

嘉宾们“以食会友”，现场了解了中国美食和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先后品尝了金黄香酥的菊花鱼、红亮软糯的东坡肉等“八大菜系”招牌菜，汤圆、麻花、油条、包子、煎饼果子等中国传统小吃，意犹未尽，赞不绝口。

嘉宾们表示，“中国美食节”丰富多彩、魅力十足，让大家不仅有机会品尝地道精美的中国菜肴，也对其中蕴含的中国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对去过中国的人来说，勾起了许多美好回忆。没去过中国的人，都开始有了美好期待。大家纷纷表示，今后要更多光临瑞典的中餐厅，更希望很快有机会到中国去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舌尖上的中国”。

本次活动由斯德哥尔摩中国文化中心主办，瑞典华人餐饮协会协办，场地选在上世纪40年代瑞典第一家提供中餐的Berns大酒店。开幕式活动后，美食节对公众开放。短短3小时内，便有逾千名当地民众踊跃参加，在新年氛围中品尝了中国美食，在寒冷的冬季感受到了暖暖的春意。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 记者陈雪霏

前中共领导人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追悼大会于12月6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江泽民同志于11月30日逝世，享年96岁。

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

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极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通告：我们敬爱的江泽民同志患白血病合并多脏器功能衰竭，抢救无效，于2022年11月30日12时13分在上海逝世，享年96岁。

江泽民同志是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江泽民同志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勤奋学习，追求真理，受到爱国主义思想和民主革命思想的启蒙。在大学学习期间，经过积极参加抗日爱国活动洗礼，江泽民同志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完成了人生道路的选择，最终确立了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而奋斗的人生理想和信仰。一九四七年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江泽民同志到工厂工作，在工人群众中并在青年会夜校职业青年中从事革命宣传工作，一九四九年组织工人群众开展护厂活动，迎接上海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江泽民同志先后担任上海益民食品一厂第一副厂长、上海制皂厂第一副厂长、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第二设计分局电器专业科科长等职。一九五四年，国家在长春兴建第一汽车制造厂，需要大批专业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江泽民同志应调前往，一九五五年赴苏联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制造厂实习。一九五六年回国后，江泽民同志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动力处副处长、副总动力师、动力分厂厂长。一九六二年，江泽民同志调任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负责该所科研领导工作。一九六六年，江泽民同志调任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代理党委书记，后任党委书记，组织原子能发电设备设计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泽民同志受到冲击。一九七〇年，江泽民同志调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一九七一年任中国第一机械工业部派驻罗马尼亚专家组总组长，一九七三年回国先后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外事局副局长、局长。一九八〇年，江泽民同志担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成员，主管实施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经济特区等开创性工作。一九八二年，江泽民同志任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一九八三年任部长、党组书记，为我国电子工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一九八二年九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一九八五年，江泽民同志任上海市市长、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一九八七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担任上海市长、市委书记期间，江泽民同志带领上海广大干部群众振奋精神、勇于探索，推动上海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突破，浦东开发开放蓄势谋篇，推动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步。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江泽民同志拥护和执行党中央关于旗帜鲜明反对动乱、捍卫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决策，紧紧依靠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有力维护上海稳定。

一九八九年，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同年，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决定江泽民同志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一九九〇年，在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江泽民同志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际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面临空前巨大的困难和压力。在这个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江泽民同志带领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紧紧依靠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旗帜鲜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国家独立、尊严、安全、稳定，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打开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的十三年中，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波澜壮阔。在国际国内十分复杂的形势下，江泽民同志带领党的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制定和实施了促进改革发展稳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重大战略，锐意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和其他各方面改革，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打开外交工作崭新局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我们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战胜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航船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十三年我们党和国家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江泽民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高超政治领导艺术是分不开的。

江泽民同志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期间，深刻洞察和把握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和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趋势，对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举措，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创立了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领导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江泽民同志强调，要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加强人民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按照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紧紧围绕打得赢、不变质两个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人民军队建设；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我军各项建设的首位，永葆人民军队性质、本色、作风；贯彻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按照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目标，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实现我军现代化跨越式发展；实施科技强军战略，坚持从严治军、依法治军、勤俭建军，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军的特点和规律，与时俱进推进我军各项建设；深化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走出一条投入较少、效益较高的军队现代化建设路子；按照平战结合、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方针，提高国防动员能力，发展高技术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这一切，对于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具有长远指导意义。

江泽民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尊重实践，尊重群众，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方面都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坚持和发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作出了杰出贡献。特别是他集中全党智慧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体现了一位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巨大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突出强调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遵循了人类历史发展进步的普遍规律，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社会发展进步要求，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利益和愿望，抓住了新形势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的根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鲜明的特点和最突出的贡献，在于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深化了我们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加强党的建设的规律的认识。

江泽民同志高度重视事关党和人民事业的重大战略问题。在筹备党的十六大期间，江泽民同志主动提出，为了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为了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他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并从中央委员会退下来，以利于促进党和国家高层领导新老交替。党中央同意了江泽民同志的请求。从当时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防和军队建设任务繁重考虑，党的十六届一中全会决定江泽民同志留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党的十六届一中全会后，江泽民同志全力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工作，尽心尽力履行党中央交付他的职责。二〇〇四年，江泽民同志从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大局出发，又主动提出辞去他担任的党和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充分体现了他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深谋远虑。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江泽民同志坚决拥护和支持党中央工作，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二〇〇六年，江泽民同志亲自主持编辑和逐篇审定《江泽民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江泽民文选》主要收入了江泽民同志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具有代表性和独创性的重要著作，为我们更深入地学习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重要教材。

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总是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其他各方面创新。江泽民同志信念坚定、处事果断，总是把党和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始终不渝坚持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在关键时刻具有作出果敢决策的非凡胆略和进行理论创新的巨大勇气。江泽民同志尊重实践、与时俱进，总是紧紧把握时代发展脉搏和契机，坚持从党和人民活生生的实践出发总结经验、寻找路子，脚踏实地而又开拓进取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江泽民同志尊重群众、关心群众，总是高度关注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依据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来检验和推动工作。江泽民同志的优秀品格和高尚风范将永远教育和激励我们前进。

江泽民同志的逝世，对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是不可估量的损失。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江泽民同志的遗志，以实际行动表达我们的悼念。

我们一定要更加自觉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使我们党坚守初心使命，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团结一心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我们一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树牢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江泽民同志的革命精神和革命风范，学习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科学态度和创造精神，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团结奋斗。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凝结了包括江泽民同志在内的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心血和奋斗。前进道路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信心、同心同德，埋头苦干、奋勇前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如果说江泽民在位有什么过失，那么，他确定的单位一把手签字的一支笔政策是直接系统性体制性地导致腐败的根源。因为单靠上级的检查是不够的。同级单位的互相监督十分重要。当然，当时也是因为党政分开政策削弱了党的领导，因此，一支笔，一把手，党支部书记说了算是加强党的领导的举措。这个举措加强了共产党的地位和权力，同时，也滋生了腐败，而且是严重的党内腐败，让红二代，富二代利用权力和裙带关系走上了致富的捷径和快车道。有人说，这是共产党故意这么搞的，也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一种办法。

那么，当腐败让人难以忍受，老百姓怨声载道的时候，习近平扛起了反腐败大旗，共产党自己刮骨疗毒，还是那个共产党，但是，任务不一样了。因此，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实际上就是有利于大资本家，民族资本家民营企业老板的思想，以前，这些人是不让入党的，在江时代，让这些人入党，中国出现了很多红色资本家，让中国的生产力大大提高。

因此说，江泽民执政期间还是功大于过。他的很多政策都是安定团结，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无论估计形势如何风云变幻，他都运筹帷幄，左右逢源，他的朋友圈包括美国总统克林顿，俄罗斯总统普京，法国总统希拉克，英国首相布莱尔，他可以用英语和克林顿，布莱尔对话，俄语和普京对话，法语和希拉克说两句，都会让人感觉愉快。对美国的多次挑衅，他都隐忍了。尽管很多中国人并不认同，感觉很窝囊，但是，小不忍而乱大谋。中国在这种情况下，顺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举办奥运会，举办世博会都为中国融入世界做出了贡献。

西方人觉得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西方给中国的一次机会。是他们赠予的。其实，也是中国严于自律，挣来的。这就看双边关系了，如果好，就都客客气气。如果不好，就各自表功。

另外，江泽民在执政10年之后，还是退居二线了，让中国政权实现了和平交接，这在全世界都受到了好评。不得不说，江泽民也非常重视外宣。他的外交能力也是有目共睹的。

总之，江泽民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功大于过。但是，也是从那时起，弱势群体受到忽视，老少边穷都感觉被忽视了。但也是那时起，中国的脱贫攻坚走上正轨。只有国家富了，才能解决这些问题，集体贫穷，平均主义都不利于发展，总体上也不是很好。但贫富悬殊也会出问题。如何平衡这个问题，就成了习近平的任务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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