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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纪念:纪念帮助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荷兰人马林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驻荷兰记者张卓辉)

“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现在五千多万海内外华人扬眉吐气 ,挺起腰杆的时代!普天同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生活在欧洲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荷兰华侨华人饮水思源地自然联想到搭起共产国际与中共建党桥梁的先驱:“在所有同志们的心中,已经竖起了你的丰碑。没有花岗岩,没有大的支柱,你的丰碑应该是不加虚饰的存在,你的形象会留在同志们的心中,尤其是你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马林,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诗歌颂者 –马林的妻子

回首当初红色征程起步   揭示开天辟地大事史记

帮助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荷兰人马林

荷兰  张卓辉    (文 /  图)

    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23日―31日,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毛泽东说过:“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她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今年7月1日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1921-2021)。一部描述荷兰人Henk Maring(马林)长达一个小时的文献纪录片不久前在荷兰电视第二台播放。凸显当年这位共产国际代表的他参与协助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背景与活动,见证中共一大召开唯一的西方人,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外国人之一。 

见证中共建党唯一西方人            

   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文物陈列”展厅,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市人民政府对外友好协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市委员会、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与荷兰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联合举办的《马林与中国》文献图片展,曾经于2009年6月29日至8月10日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改建一新的专题展厅展出。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杨晓渡,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东,以及荷兰驻上海领事馆、荷兰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马林亲属代表和有关博物馆、纪念馆及大学、社区代表等近200人出席了展览开幕式。

  中共一大在上海于1921年7月23日召开。会上马林首先致词,对中共成立表示祝贺,代表共产国际作了题为《第三国际的历史使命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他对马克思、列宁的学说有精深的素养”,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时下忆述,“他声若洪钟,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我们在他的词锋下开了眼界。”

   “1921年7月23日,在如今一大会址的建筑里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荷兰社会历史国际研究所的Marien van der Heiden女士介绍说。“当时有13名中国人和2名外国顾问与会,这两名外国人中,一名是俄罗斯人,另一名就是马林。马林作为顾问暨列宁和莫斯科的代言人,亲历了这一转折性时刻。 马林的意见在那次会议上非常有份量。 毛泽东当时也在场。他那时候还籍籍无名,不过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年轻人,可当时没有人料到他日后的伟大作为。”

    马林生于1883年荷兰鹿特丹市一个职员家(原名亨克•斯内夫利特 HenkSneevliet)在政治领域非常活跃,他从一名铁路员工成长为工会领导人。“他一开始是荷兰社会民主党(SDAP)的党员,后来变得越来越革命”, Van der Heiden女士继续详尽介绍道,“1913年,他前往当时的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开展反对殖民主义斗争。” 马林还是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后来变成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马林的左倾思想和对十月革命的热情很快就被注意上了。他随后被荷兰当局驱逐出境。“列宁亲自安排人接他前往莫斯科。在那里,他被告知世界革命将在像印尼和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继续展开。马林之后启程前往中国。当时的中国,人们对共产党还所知不多。马林帮助他们创立中国共产党、给他们提供政治建议并选择正确的战略路线。 他还在很大程度上负责国共两党间的合作。为了不让人知道他来中国干什么,(否则他就会立即被驱逐出境。)他和中国共产党员在秘密的地点碰头,并使用化名‘马林’开展工作。”在大家都熟知的7月30日晚上召开的中共一大第六次会议时,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敲门闯了进来,后又推说找错了人。马林凭借他在东印度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果断地作出停止会议,立即撤退的决定。代表们疏散后不过十几分钟,法国巡捕便包围了会场进行搜查。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后来忆述说:“假如没有马林的机警,我们就会被一网打尽。”是啊,当时只要稍一犹豫,中共一大代表的命运就难以预料,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可能要受挫折。将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红游船上继续进行。有诗为证:1964年4月5日,“一大”代表董必武同志视察南湖。董老仔细察看了纪念船的内外,非常激动地说:这条船仿制得很象,很成功。随后又欣然题诗:“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庆工农。重来正值清明节,烟雨迷濛访旧踪。”

    这是首次通过国际合作的形式在中共一大会址紀念館內举办展览,荷兰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為筹备此次展览,提供了118件展品,其中46件为珍贵的档案文献原件。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也提供了一部分珍贵档案。为此,2008年4月,由该馆馆长倪兴祥、民革上海市委马铭德、李玉贞老师和该馆陈列部信洪林组成代表团赴荷兰访问,此期间他们拜访了马林亲属,并与荷兰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就共同办展签订了意向书。  

   荷兰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IISG是荷兰皇家科学院KNAW的下属机构。研究所IISG的一名专家說,从来没有提供如此之多珍贵文物給一個在亚洲地区举办的展览,而這次的展览让观众更多看到马林日常生活的一面。在展览现场,吸引中国专家关注的有:印在马林衬衣上的1922年7月18日共产国际致中共中央的指令原件;1921年6月6日,马林在上海筹备中共一大前夕邮寄给儿子的明信片。

在广州促成了国共第一次合作

   毛泽东在延安于1936年同《西行漫记》作者,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嘉.斯诺谈话中曾经谈到马林,说他是一个“精力旺盛和富于说服力的”人。他有着宗教般狂热的革命热情,在国共合作这件事上充分体现了他的这个特点:不屈不挠,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是个注定要对他所处的时代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

    受国民党的邀请马林于1921年12月中旬由张太雷(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翻译,广州起义的主要策划者和领导人)陪同去桂林拜访孙中山途经湖南长沙,当时毛泽东正在长沙开展革命工作,他在文化书社接待了马林。再次见面后,毛泽东介绍了革命青年黄爱、庞人铨等和马林见面,并请他“花了一个晚上给他们讲阶级斗争、俄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情况,包括华盛顿会议和共产国际将要在苏俄召开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情况。长沙之行给马林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随后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他曾这样谈到沿途的观感:“这次南方旅行我觉得是我在中国逗留期间最重要的时期……在若干省城里我发现,中国青年对社会主义问题十分感兴趣。我在长沙、桂林、广州和海丰都参加了青年的集会。那里有青年学生的各种地区性俱乐部,研究关于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这些青年组织总的说来实际上并没有对工人运动的发展作出什么贡献。只有长沙的青年组织举行了反对华盛顿会议的示威游行并建立了一个纺织工人联合会,这个工会组织于1921年12月底举行了罢工。”可见,马林对毛泽东领导的湖南革命运动是十分赞赏的。

   到达桂林,马林拜访孙中山,就承认并联合苏俄问题的可能性与孙中山进行了3次长谈,他向孙中山介绍了苏俄革命情况及其政策。孙中山赞同马林提出的改组国民党、创办军官学校和谋求国共两党合作等3点建议,并希望得到苏俄的经济和军事援助。随后他又去了广州、汕头、长沙和海丰等地考察,调查青年运动和工人运动,并在广州亲历香港海员大罢工,同孙中山和国民党领导人建立了联系。通过调查,认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必须以党内合作的方式,才能推动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国民革命,同时使弱小的中国共产党迅速壮大起来。马林的战略构想被共产国际所接受,并在中共三大会议上作为决议通过,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局面逐步形成。在表决中,毛泽东等10名湖南代表,武汉的6名代表,加上陈独秀、瞿秋白等以21票赞成,16票反对获得通过国共合作,形成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等文件,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执行共产国际与马林的国共合作政策,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局面逐步形成。也标志着马林的目标得以实现。

    在这些档案资料中特别珍贵的还有:1922年12月马林与苏俄全权特使越飞联合向共产国际与苏俄领导机关提出的《关于我们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尤其是在中国的工作问题》报告原件;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任命马林为出席中共三大的共产国际代表的任命书;1923年3月马林在广州进出孙中山大本营的特别出入证等原件。在荷兰的马林后代也提供了部分与马林相关的书籍物品,如荷兰阿姆斯特丹市马林街的路牌;马林读过的书籍《列宁与甘地》、《逆流而上》以及1942年,马林在欧洲参加反法西斯斗争时不幸被捕牺牲后1945年在马林葬礼上,马林妻子用马林生前穿过的衬衣做的挽带和胸签。这些展品都丰富了展览内容。此外,俄国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也提供了一部分珍贵的历史档案。所有这些档案文件,几乎都是第一次在中国公开展出。

    其中还有一段美妙的插曲:马林后代提供了1922年马林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时使用过的砚台(其个人收藏)—-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有一菊花砚台,马林、罗章龙(书记部副主任)、高君宇、包惠僧等都使用过,是劳动组合书记部极少见的存世文物,非常珍贵。上世纪90年代,马林的女儿西玛到北京拜访她父亲的昔日战友罗章龙,罗章龙把她父亲曾使用过的这个砚台赠送给西玛,表达对马林的纪念。“亲爱的西玛:菊花砚不仅是稀世珍品,还具有纪念意义,”罗章龙还专门为菊花砚写了说明,“因此,这个菊花砚对我们来说有特殊意义。我们把菊花砚作为纪念品赠送给你以表达我对马林同志深深地怀念。”这次展览,马林后代把菊花砚从荷兰拿来展出。2009年6月29日马林外孙巴特尔还亲赴上海,将砚台等9件实物史料正式捐赠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在当天开幕式上,他代表全家宣布将砚台捐赠给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做永久保存,这一慷慨之举引来全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目前根据最权威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200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认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就有可能使国民党实际上成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组织,为革命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因此,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马林的建议并作出党内合作的决定是正确的。实行国共合作,既是国共两党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共同需要,也是两党各自发展的需要。

马林立交桥纪念中荷友谊先驱 

    现在马林的出生地鹿特丹港是逾世纪前华人最早登陆荷兰的地方, 2021年是荷兰华人来荷110周年纪念,鹿特丹先拔头筹。1947年在该港口城市成立的瓯海同乡会(因浙江温州地处瓯江侧畔,东海之滨,乃依此取名),尔後定名为旅荷华侨总会(1977年),是欧洲最早最老资格最大的侨团之一。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在该会址升起了欧洲第一面五星红旗,代表日益崛起的欧洲华侨华人向祖国祝贺致敬!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该会成立50周年时,题词墨宝:“爱我中华,兴我中华”。这是该会和全荷华侨华人的骄傲和荣耀,也是欧洲乃至世界华侨华人的座右铭。今天该港与上海港东西犄角相对均成欧亚第一大港。但上海港前年已超越鹿特丹港,晋升世界第一大港。明年将为中荷(1972-2022)建交50周年,同时今年也是中国上海市与荷兰鹿特丹市结为友好城市42周年(1979-2021),鹿特丹市长奥伯斯道顿先生(I.W.Opstelten)触景生情地说,上述的展览为增进中荷友谊提供了最好机会。

    而在现在马林的故乡荷兰东部海尔德兰省(Gelderland)省会全国最古老都市奈梅亨(Nijmegen)市到进入西德门槛的郊区车克(Cuijk)城之间50公里(级)路段,是每年7月下旬旷周持久一度(届)被欧洲称誉荷兰和平盛典四日大游行“开步走运动会”(当地著名曰:VierdaagseFeest,欧洲国际行军节)最精彩热闹最壮观浩大的一段(站)。这里每年(届)都有来自荷兰、比利时、德国、英国、卢森堡、瑞士、瑞典、挪威、意大利等;还有应邀前来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50多个国家与地区的部队军(警)团与民众团体、许多志愿者参加者共数万人,1999年首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队)应邀参加该盛会。荷兰海尔德兰省省报《De  Gelderland》在报道各国军队代表团时按语音序列为“Canada、China……”首支亚洲国家部队阵营出现;2008年7月中旬,首次有中国地方政府代表团—辽宁省大连市代表团抵达奈梅亨市考察“4日开步走运动会”。于是,荷兰的“VierdaagseFeest”宣传广告(标语、影画)前额上第一次使用中文隶书特写大字“联欢聚会”,显赫“友谊第一,竞赛第二”健民体育精神……。前年7月16-22日期间为第102届欧洲国际行军节(因为疫情,该节去今两年停办),届时步行者沿途附近总会看到一座被当地政府特地册封命名令人崇敬著名Henk Sneevliet(中文名为“马林”)的立体交叉桥,她宣示了永恒的中荷友谊见证–如同马林妻子的一首诗作:

    “在所有同志们的心中, 

  已经竖起了你的丰碑。 

  没有花岗岩,没有大的支柱, 

  你的丰碑应该是不加虚饰的存在, 

  你的形象会留在同志们的心中, 

  尤其是你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马林,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桂从友大使就中瑞关系等问题接受瑞典电视台专访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 4月21日,桂从友大使接受瑞典电视台专访,就中瑞关系等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瑞典电视台记者在使馆草坪上专访桂大使

 桂大使指出,中瑞两国没有历史恩怨,没有地缘政治冲突,没有现实利益冲突。双方有超越意识形态、社会政治制度差异,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成功经验。两国在双边、地区和国际问题上有广泛共同利益。中瑞应聚焦共识,管控分歧,从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出发,推动中瑞友好合作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桂大使强调,人权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领导下,中国人权事业不断取得进展。14 亿中国人民正在为人权事业的继续进步作出不懈的努力。

驻瑞典使馆发言人就瑞典少数政客涉华错误言论发表谈话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中国驻瑞典使馆发言人日前发表评论说,中国是礼仪之邦,崇尚相互尊重,而且只有尊重他人,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将鲜花送给别人时,先闻到花香的是自己;将泥巴砸向别人时,先弄脏的是自己的手。

  “我们对与任何持不同观点和看法的瑞方人士对话、交流、沟通持开放态度。中瑞共识与合作远大于分歧。希望瑞方少数政客与我们相向而行,从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愿望和根本利益出发,聚焦合作、求同存异,共同推动中瑞友好合作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日前,瑞典民主党、基民党的少数政客就涉华和中瑞关系发表错误言论,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对此予以谴责并坚决反对。

在这些少数政客看来,所谓言论自由就是只有他们肆意就涉华问题发表谎言的自由,没有我们纠正他们谎言的自由;就是只有他们抹黑、攻击中国党和政府的自由,没有我们陈述事实和真相的自由。这哪里是新闻自由,明明就是他们的“言论专制”!

中国发展 世界获益 ——桂从友大使在瑞典中小企业“中国日”活动上的致词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4月15日,中国驻瑞典大使桂从友阁下出席瑞典中小企业中国日活动,并在网上发表致辞。

他说,尊敬的瑞典企业家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瑞典政府认为,中国对瑞典非常重要,中国市场具有巨大潜力,今天的“中国日”活动非常及时!各位企业家长期积极致力于推动中瑞务实合作和友好关系发展,我对此高度赞赏。

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现在的北京到处春意盎然,一片生机勃勃。而斯德哥尔摩也踏入初春时节,虽然偶有寒流,但挡不住春天的步伐。这就像中瑞两国关系,虽然有杂音和干扰,但是我相信中瑞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是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的。

朋友们,我愿与大家分享几个关键词:

一是增长。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2020年世界经济出现深度衰退,贸易投资大幅萎缩,全球供应链循环受阻。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迅速控制住疫情,率先实现复工复产、复业复市。2020年,中国GDP首次突破100万亿元人民币大关,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同比增长2.3%,是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成为全球唯一实现货物贸易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强劲表现,中瑞双边贸易额逆势增长,达到178.43亿美元,同比增长0.91%。瑞典对华出口94.78亿美元,上升3.65%,连续多年保持对华顺差。

二是100周年。中国能够取得这些成就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在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10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新中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人类经济增长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高速增长奇迹。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提前10年完成《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事实一再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解决中国发展问题关键。

三是机遇。中国的发展带给世界机遇。今年3月初,全国两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擘画了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发展宏伟蓝图。在“十四五”期间,中国将继续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务实合作。中方将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与各方携手共建“一带一路”;将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将加快数字领域国际合作,突出创新对全球发展的引领作用;将支持发展中国家提高自主发展能力,推动解决全球发展失衡问题。上述举措将为疫后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强大正能量和稳定性,为包括欧盟国家在内的广大国际社会提供新一轮合作机遇和发展空间。

四是互补。中瑞经济高度互补,合作潜力巨大。根据《瑞典日报》的最新统计,2020年,进入中国市场的16家瑞典大型企业,在华获利超3200亿克朗(约373亿美元)。中国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而瑞典是最早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国家。中瑞在绿色低碳、智慧城市、环境保护、健康医疗等领域合作前景广阔。中国致力于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14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十四五”期间,中国4亿以上中等收入群体构成的超大规模市场和内需潜力将进一步释放,为瑞典商界提供更大的潜在市场。

下面,我请使馆经商参赞韩晓东和大家交流。

预祝“中国日”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桂大使总结的非常到位,用八个字总结中瑞关系,增长,100年,机遇和互补,充分说明了中瑞之间有巨大的合作潜力。中瑞合作越来越深入。

探访“进京赶考”出发地西柏坡:“赶考”永远在路上

北欧绿色邮报网援引中新网石家庄4月6日电 题:探访“进京赶考”出发地西柏坡:“赶考”永远在路上

图为党员干部在西柏坡纪念馆前合影。 陈林 摄

  中新社记者 鲁达 陈林

  在中国革命圣地西柏坡,28米高的西柏坡纪念碑,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艰苦奋斗,最终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纪念碑下,依山设计的三组浮雕,再现了三大战役的战争场面。通往纪念碑的台阶上,“赶考”两个大字格外醒目。

  此时的西柏坡,山坡郁葱,春意盎然,迎来红色旅游旺季。中共中央旧址小院内,梨树吐绿,杏花绽放,一批批游客在这里参观学习,重温“赶考精神”。

  毛泽东旧居内,桌上翻开的日历,定格在1949年3月23日。这一天,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出发进京“赶考”,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历史征程。

  西柏坡纪念馆讲解员赵迪说,每次在这里讲解时,都会特意强调这一天是“赶考”纪念日。从今年3月初开始,全国各地来西柏坡进行党史教育学习的人非常多,特别是3月23日前后,迎来了小高潮。

  一墙之隔的中央军委作战室旧址内,“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四间平房”是当时艰苦作战条件的写照。距此约百米,是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旧址。

  70多年前,作为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地处太行山东麓鲜为人知的西柏坡,一度成为整个中国的“心脏”。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指挥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并向全党提出了牢记“两个务必”的著名论述。

  西柏坡纪念馆研究部主任康彦新说,在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筹建新中国的重大任务。今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政权、如何加强党的建设等重大问题都摆在了面前。在离开西柏坡前后一个月,毛泽东多次提到“不做李自成”。离开西柏坡进京建立新中国时,他用中国古代读书人进京赶考改变命运的历史来比喻这次赴京建立新中国,提出了“赶考”命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面对中国革命发展的新情况、新形势下,经过长时间思考而提出的。

  纪念“赶考“,传承精神,是为了更好地迎接考试。70多年来,“赶考“的红色基因在这里赓续传承,并走向全国。

  与西柏坡隔湖相望的曹火星纪念馆,也迎来了一批批游客。馆内,曹火星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创作的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遍遍循环播发。传唱至今,依旧经久不衰。

  中共河北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赵亦彭说,“赶考”命题其实是对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一种实践与延续。“赶考”命题正是将这一精神直接转化为对现实工作的具体指导,是对“两个务必”精神的现实结合与形象演绎。

  他表示,当年提出“赶考”并践行“赶考”的中国共产党,其实也是在面对着属于自己的新时代。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立于中共百年华诞的历史坐标之上,正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赶考”永远在路上。(完)

编辑 陈雪霏

侨说一带一路|挪威侨商曹侃

来源:清华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

北欧绿色邮报网

2021年4月6日晚八点,“侨说一带一路”大型线上系列演讲活动的第九场成功举办。本次讲座嘉宾是北欧集团董事长、挪威华商会会长、2018欧洲华人十大科技领军人才、挪威卑尔根孔子学院联合创始人曹侃先生。我院全体研究人员、丝路规划研究中心、西安国际港务区组织人事局、沐盟集团丝路国际家族办公室等几十位专家和领导在线上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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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挪威拼搏40年

曹侃先生从1981年16岁到挪威自费留学(工科、理科双硕士),至今在挪威居住、工作40年。曹先生从1993年就开始在挪威做地产项目,边工作还边学习当地法律。如今年他领导北欧集团发展到了70多个员工,30家子公司,做了多个智慧城市项目建设,曹先生的地产建筑理念是“为民众而建造”。如今他的项目价值15亿欧元,其中包含Cicignon Park(欧盟地平线2020)智慧城市项目1000 套住房。Eidsvoll项目有1500套住房。欧盟地平线2020项目还获得欧盟审批7百万欧元作为科研经费。曹侃先生被评为Fredrikstad市第14位最有影响力人物,最有影响力的非本市人。40年的拼搏为他赢得众多殊荣,除了公司和社团职务,他还荣获“第十届华人榜·企业家精神奖”,被选为全国政协海外列席委员、挪威卑尔根工商联合会智囊团委员、挪威Østfold工程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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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集团品牌建设

曹先生的地产建筑理念秉承“我们为民众而建造高水平规划建筑设计、高标准低碳要求、高度幸福社区建设”,这种智慧城市的设计方案和实践也受到了其他国家事务所的认同和称赞。公司为了做到高标准低碳,和大学合作,创造了挪威“欧盟地平线2020”标志性建筑。曹先生对品牌建设的要求是“内在品质美与外观美相结合的形象美;我行我素,有自己的独特性;做少数人、少数机构才能做到的事情;有许多的成功案列;解决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工作的某方面需求。”

公司同时也通过访问其他国家的项目来增加国际视野,利用资本运作来为公司提供血液,加上宏观、微观并重,保证公司发展又见森林,又见树木。在北欧国家强契约精神的环境下,坚持执行高的法规、技术和行业标准。曹总也谈到雇佣最优秀的法律、经济、技术顾问团队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品牌战略合作上,公司和挪威、欧洲大学、NGO合作、和建筑名师合作,这是把品牌做出名做出品质的一个重要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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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的子女教育曹侃先生除了事业成功,也培养了三个非常优秀的子女。曹先生说“家和万事兴”,再忙碌也尽量晚上一起在家里和孩子们吃饭,一起交流当天的学习和感悟。曹先生要求孩子们进入家族企业之前要至少有在三个国家的学习经历和至少三年的工作经验。

曹先生的女儿是管理学硕士毕业,曾到上海复旦大学留学一年。也帮助父亲做地产运营。两个儿子在学术上也取得了优秀的成绩,大儿子博士毕业,且建立了曹氏方程式、小儿子是挪威的高考状元。三个子女除了学习和工作,还是学校乐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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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建设的建议

曹侃先生提出了很多关于“一带一路”的政策建议:资金支持方面,在“一带一路” (“五通三同”) 框架下,建议由中国政策性银行和四大银行在其内部设立海外华人“一带一路”专款专用的投资基金。海外华人华商是建设“一带一路” 的忠实拥护者和一支重要力量。这样的投资基金可以为华侨、华人企业创造积极参与的条件,并促成华人企业、居住国、祖籍国三方共赢的局面。投资基金可以按地区划分,比如北欧、欧洲、北美、非洲等。华侨企业方面,涉侨部门/侨界进一步鼓励、推动海外华人企业创新、转型升级。以创新引领企业转型升级,不断提高全面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是海外华人企业生存发展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和难题。华人企业在这方面的经验,对国内企业的海外拓展也有一定的相互参考和借鉴价值。文化交流方面,他建议涉侨部门/侨界与外国留学生、新生代华人华侨建立交流联谊机制。外国留学生、华侨后代们是促进中国和各国合作共赢的最好大使。外国留学生包含在华和已回国的留学生。交流机制应包含涉侨部门、外国留学生和侨领。也要加强汉学家的学术交流,要更加包容和理解汉学家的研究。同时,曹先生也提出了“一带一路”国家智囊顾问短缺、技术标准、碳中和、影视拍摄等的实际问题。

编辑 陈雪霏

贫穷不是命中注定!中国减贫成绩单,亮眼!

北欧绿色邮报网援引中新网客户端北京4月6日电 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3万余字的白皮书全景式反映了中国减贫事业的发展。

  “贫穷不是命中注定,贫困并非不可战胜。”白皮书中列举了中国脱贫攻坚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中国向世界交出一份亮眼的减贫成绩单。

资料图:福建华安县仙都镇进入繁忙的采茶季。 黄建和 摄

  ——贫穷不是命中注定 贫困并非不可战胜

  到2020年底,中国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

  贫穷不是命中注定,贫困并非不可战胜。中国减贫的实践表明,与贫困作斗争,最重要的是勇气、远见、责任和担当。只要有坚定意志和决心并付诸实际行动,就能够向着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美好前景不断迈进。

  ——中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

  改革开放以来,按照现行贫困标准计算,中国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贫困标准,中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

  在全球贫困状况依然严峻、一些国家贫富分化加剧的背景下,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显著缩小了世界贫困人口的版图。

资料图:山东农行加大农户信贷投放力度,助力特色种养专业户发展香菇、平菇等菌类大棚。 陈鹏 摄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588元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3的6079元增长到2020年的12588元,年均增长11.6%,增长持续快于全国农村,增速比全国农村高2.3个百分点。贫困人口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占比逐年上升,转移性收入占比逐年下降,自主增收脱贫能力稳步提高。

  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成效显著,2016年至2020年,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贵州、云南、青海三个多民族省份贫困人口累计减少1560万人。28个人口较少民族全部实现整族脱贫。

  ——贫困地区适龄儿童都能在所在村上幼儿园

  2013年以来,累计改造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10.8万所,实现贫困地区适龄儿童都能在所在村上幼儿园和小学。

  贫困人口受教育的机会显著增多、水平持续提高,农村贫困家庭子女义务教育阶段辍学问题实现动态清零,2020年贫困县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4.8%。

  实施定向招生、学生就业、职教脱贫等倾斜政策,帮助800多万贫困家庭初高中毕业生接受职业教育培训、514万名贫困家庭学生接受高等教育,重点高校定向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70多万人,拓宽贫困学生纵向流动渠道。

资料图:青海乡村医生开展诊疗。 张添福 摄

  ——99.9%以上的贫困人口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贫困人口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制度保障范围,实施大病集中救治、慢病签约管理、重病兜底保障等措施,99.9%以上的贫困人口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全面实现贫困人口看病有地方、有医生、有医疗保险制度保障,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有效解决。

  贫困地区医疗条件显著改善,消除了乡村两级医疗卫生机构和人员“空白点”,98%的贫困县至少有一所二级以上医院,贫困地区县级医院收治病种中位数达到全国县级医院整体水平的90%,贫困人口的常见病、慢性病基本能够就近获得及时诊治,越来越多的大病在县域内就可以得到有效救治。

  ——贫困村通光纤和4G比例均超过98%

  截至2020年底,全国贫困地区新改建公路110万公里、新增铁路里程3.5万公里,贫困地区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通客车、通邮路,贫困地区因路而兴、因路而富。

  加强贫困地区通信设施建设,贫困村通光纤和4G比例均超过98%,远程教育加快向贫困地区学校推进,远程医疗、电子商务覆盖所有贫困县,贫困地区信息化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

资料图:扶贫干部(左)和蜂农研究冬蜜优质高产的方法。 祝桂峰 摄

  ——超300万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奋战扶贫一线

  中国从2013年开始向贫困村选派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到2015年,实现每个贫困村都有驻村工作队、每个贫困户都有帮扶责任人。

  截至2020年底,全国累计选派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同近200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一道奋战在扶贫一线。

  脱贫攻坚以来,1800多名党员、干部为减贫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为人民牺牲一切的誓言。

  ——5年间超24万人因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被处分

  中共十八大以来,对498件扶贫领域典型问题线索进行督办,查实率87%,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追责问责,通报曝光69起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例。2016年1月至2020年11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33.77万个,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46.45万人,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24.13万人。

新疆披露一起官员勾结恐怖组织“东伊运”分裂国家、投敌叛变犯罪事实

 北欧绿色邮报网援引新华社乌鲁木齐4月6日电(记者潘莹、路一凡)6日,新疆举行涉疆问题新闻发布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首次公开披露新疆在反恐、去极端化斗争中,查处长期隐藏在重点职位上的“两面人”希尔扎提·巴吾东的犯罪事实。

  希尔扎提·巴吾东1966年6月25日出生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洛浦县,1988年毕业后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警校任教,不久后申请调回和田。从一名基层公安民警干起,曾历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厅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副书记,并官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副秘书长,希尔扎提·巴吾东以党员领导干部身份为掩护,长期策划实施分裂国家活动,投靠“东伊运”组织,出卖国家和人民利益,并向境外人员非法提供情报。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东伊运”在新疆境内策划实施了一系列暴力恐怖犯罪,造成大量无辜群众和警察伤亡。2002年,联合国将“东伊运”列为恐怖主义组织。2004年,该组织更名为“突厥斯坦伊斯兰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王浪涛介绍,希尔扎提·巴吾东为达到分裂国家目的,以宗教为幌子,采取政治拉拢、宗教扶持、经济帮助、法律庇护等方式,唆使、支持、纵容分裂分子、宗教极端分子,公开宣扬宗教极端和民族分裂思想,促使宗教极端思想急速升温,为实施分裂国家、暴恐活动培植思想土壤、提供行动环境;其长期在和田地区墨玉县充当“三股势力”保护伞,为“独立建国”保留“火种”;在经济上扶持分裂分子,积极储备分裂资金,并主动或者通过境内分裂分子勾结境外分裂势力,以达到分裂新疆的目的。

  2003年5月,希尔扎提·巴吾东任和田地区墨玉县公安局局长期间,与从境外回到墨玉县的恐怖组织“东伊运”骨干成员塔伊尔·阿巴斯会面,共同谋划“民族独立”,希尔扎提·巴吾东承诺会尽己所能提供帮助。2006年,希尔扎提·巴吾东安排墨玉县大清真寺原哈提普阿布拉江·巴克尔(已判刑)出国朝觐,与塔伊尔·阿巴斯会面,互通信息。2015年,因希尔扎提·巴吾东的“突出贡献”,被“东伊运”组织确定为新疆“独立建国”后的领导人选。2015年9月,希尔扎提·巴吾东在前往境外考察时,向境外人员提供情报。

  此外,经法院审理查明,希尔扎提·巴吾东还教唆他人参加“东伊运”组织;将其受贿所得的120万元和一套房产提供给“东伊运”组织使用;唆使、支持墨玉县大清真寺原哈提普阿布拉江·巴克尔干预司法行政事务;邀请宗教人士在其女儿婚礼上进行非法讲经活动;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1112.2429万元;徇私舞弊,违规为服刑人员提供庇护,故意隐瞒服刑人员脱逃事实;身为司法工作人员,故意包庇违法犯罪嫌疑人。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法院对被告人希尔扎提·巴吾东以分裂国家罪、投敌叛变罪、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参加恐怖组织罪、帮助恐怖活动罪、利用极端主义破坏法律实施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徇私枉法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庭庭审中,依法保障其各项诉讼权利。宣判后,希尔扎提·巴吾东认罪悔罪,未提出上诉。

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

北欧绿色邮报网援引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日发布《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全文如下:

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

(2021年4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目录

  前言

  一、中国共产党的庄严承诺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开启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崭新历程

  (二)改革开放极大促进了中国发展,中国减贫进程快速推进

  (三)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减贫进入脱贫攻坚历史新阶段

  二、新时代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

  (一)贫困人口生活水平显著提升

  (二)贫困地区落后面貌根本改变

  (三)脱贫群众精神风貌焕然一新

  (四)特殊困难群体生存发展权利有效保障

  (五)贫困地区基层治理能力显著提升

  三、实施精准扶贫方略

  (一)精准识别、建档立卡,解决“扶持谁”的问题

  (二)加强领导、建强队伍,解决“谁来扶”的问题

  (三)区分类别、靶向施策,解决“怎么扶”的问题

  (四)严格标准、有序退出,解决“如何退”的问题

  (五)跟踪监测、防止返贫,解决“如何稳”的问题

  四、为人类减贫探索新的路径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二)把减贫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

  (三)用发展的办法消除贫困

  (四)立足实际推进减贫进程

  (五)发挥贫困群众主体作用

  (六)汇聚各方力量形成强大合力

  五、携手共建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中国的减贫和发展加快全球减贫进程

  (二)国际社会对中国减贫提供支持和援助

  (三)中国积极开展国际减贫交流合作

  结束语

  附录:中国扶贫标准的变化和调整

前言

  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贫困及其伴生的饥饿、疾病、社会冲突等一系列难题,严重阻碍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消除贫困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人类发展史就是与贫困不懈斗争的历史。

  中国是拥有14亿人口、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基础差、底子薄,发展不平衡,长期饱受贫困问题困扰。中国的贫困规模之大、贫困分布之广、贫困程度之深世所罕见,贫困治理难度超乎想象。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以坚定不移、顽强不屈的信念和意志与贫困作斗争。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中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占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中国全面消除绝对贫困,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不仅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也是人类减贫史乃至人类发展史上的大事件,为全球减贫事业发展和人类发展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贫穷不是命中注定,贫困并非不可战胜。中国减贫的实践表明,与贫困作斗争,最重要的是勇气、远见、责任和担当。只要有坚定意志和决心并付诸实际行动,就能够向着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美好前景不断迈进。

  为记录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伟大历程,介绍人类减贫的中国探索和实践,分享中国扶贫脱贫的经验做法,特发布本白皮书。

一、中国共产党的庄严承诺

  中华民族是历史悠久、勤劳智慧的民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又是饱经苦难的民族,广大劳动人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始终为摆脱贫困艰难求索。近代以后,在封建腐朽统治和西方列强侵略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亿万民众处于贫困甚至赤贫状态。中国人民始终不屈不挠、奋力抗争,始终梦想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始终梦想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开启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崭新历程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团结带领人民为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进行了长期艰辛奋斗。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农民翻身解放作为革命的基本问题,领导人民进行土地革命、实行“耕者有其田”,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结束了中国人民长期以来遭受压迫与剥削的历史,结束了国家战乱频仍、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中国摆脱贫穷落后、实现繁荣富强扫清了障碍、创造了根本政治条件。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当家做主,真正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面对一穷二白、百业凋敝的困难局面,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奋图强、重整山河。在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被废除,消除了造成农民贫困的主要制度因素。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最基本制度保证。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大兴农田水利。大办农村教育和合作医疗,探索建立以集体经济为基础、以“五保”制度和特困群体救济为主体的农村初级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向前推进,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平逐步提高,占世界近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初步满足。

  (二)改革开放极大促进了中国发展,中国减贫进程加快推进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又一次伟大革命,为中国注入了创新和发展的强大动力。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国减贫进程加快推进,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

  改革开放初期,面对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基数大、贫困发生率高的严峻形势,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的重要论断,提出到20世纪末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目标,制定“三步走”发展战略,提出“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实施一系列农业农村重大改革,从国家层面开展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扶贫开发。在农村实施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生产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理顺了农村最基本的生产关系,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迅速扭转了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实施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促进了农村整体收入水平提高。成立专门扶贫机构,确定了扶贫标准、重点片区和贫困县,启动实施“三西”农业建设。通过一系列重大举措,解放了农村生产力,释放了农村活力,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促进了农民收入增加和观念更新,中国扶贫开发进入历史新时期。

  上世纪90年代初,在农村贫困问题大大缓解的同时,贫困问题由普遍性分布呈现分层、分块、分化等新特征,区域间发展不均衡问题凸显。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制定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继续推进大规模扶贫开发国家行动。1994年,中国国务院印发《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目标、明确对象、明确措施和明确期限的全国扶贫开发工作纲领。“八七计划”提出,从1994年到2000年,力争用7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当时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1996年,中共中央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到20世纪末基本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目标绝不动摇,确定了由救济式扶贫转向开发式扶贫的基本方针。1999年,中共中央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对夺取“八七计划”的胜利作出部署。2001年,中共中央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中国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国的扶贫开发在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基础上,继续向纵深推进。按照当时的扶贫标准,2000年底,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3209万人,贫困发生率降低到3.5%。

  进入21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制定实施一系列扶贫开发新政策新举措。对扶贫工作重点与瞄准对象作出重大调整,把中西部地区作为扶贫工作重点区域,在592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的基础上,选定15万个贫困村作为扶贫对象,实施参与式“整村推进”扶贫。大力推进产业扶贫和劳动力培训转移,积极开展易地搬迁扶贫和生态移民。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等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促进区域、城乡协调发展。取消农业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一系列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农民负担重的状况得到根本性改变。2011年,中共中央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国的扶贫开发,从以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按照当时的扶贫标准,2010年底,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2688万人,贫困发生率降为2.8%;2011年,中国将扶贫标准提高到2300元,在新的扶贫标准下,中国贫困人口为1.22亿。

  (三)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减贫进入脱贫攻坚历史新阶段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入关键阶段。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明显增强,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为减贫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力、财力、物力基础,提供了有力制度支撑。同时,中国仍然面临严峻的贫困形势,面对的都是贫中之贫、坚中之坚,减贫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采用常规思路和办法、按部就班推进难以完成任务,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思路、更精准的举措、超常规的力度,众志成城实现脱贫攻坚目标。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进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把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将脱贫攻坚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明确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目标任务,汇聚全党全国全社会之力打响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时刻挂念贫困地区和困难群众,把扶贫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花的精力最多,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重要论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十八大召开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关键在贫困的老乡能不能脱贫”,强调“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拉开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序幕。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赴湖南省花垣县十八洞村考察时,首次提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理念。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贵州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时指出,“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吹响了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聚力攻克深度贫困堡垒、决战决胜脱贫攻坚。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进行再部署再动员,指出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必须如期实现,没有任何退路和弹性。这是一场硬仗,越到最后越要紧绷这根弦,不能停顿、不能大意、不能放松”,要求全党全国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做好“加试题”、打好收官战,信心百倍向着脱贫攻坚的最后胜利进军。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亲自督战,出席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7次主持召开中央扶贫工作座谈会,50多次调研扶贫工作,连续5年审定脱贫攻坚成效考核结果,连续7年在全国扶贫日期间出席重要活动或作出重要指示,连续7年在新年贺词中强调脱贫攻坚,每年在全国两会期间下团组同代表委员共商脱贫攻坚大计,多次回信勉励基层干部群众投身减贫事业。习近平总书记走遍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考察了20多个贫困村,深入贫困家庭访贫问苦,倾听贫困群众意见建议,了解扶贫脱贫需求,极大鼓舞了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信心和决心。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消除绝对贫困的艰辛历程,极不平凡,极不容易。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初心使命,担当起对人民的责任,践行对人民的承诺,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接续奋斗,付出巨大牺牲,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信赖。10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自强不息、艰苦奋斗,依靠自己的双手,付出难以想象的辛劳和汗水,摆脱了绝对贫困,走上了全面小康、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10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充分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有力彰显,为更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新时代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

  中共十八大以来,经过8年持续奋斗,到2020年底,中国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图1),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图2),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脱贫攻坚战对中国农村的改变是历史性的、全方位的,是中国农村的又一次伟大革命,深刻改变了贫困地区落后面貌,有力推动了中国农村整体发展,补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突出短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发展历史上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实现了中国人民的千年梦想、百年夙愿。

  (一)贫困人口生活水平显著提升

  经过脱贫攻坚战,贫困人口的收入和福利水平大幅提高,“两不愁三保障”全面实现,教育、医疗、住房、饮水等条件明显改善,既满足了基本生存需要,也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到每一个角落,贫困群众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贫困人口收入水平持续提升(图3)。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3的6079元增长到2020年的12588元,年均增长11.6%,增长持续快于全国农村,增速比全国农村高2.3个百分点。贫困人口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占比逐年上升,转移性收入占比逐年下降,自主增收脱贫能力稳步提高。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成效显著,2016年至2020年,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贵州、云南、青海三个多民族省份贫困人口累计减少1560万人。28个人口较少民族全部实现整族脱贫,一些新中国成立后“一步跨千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直过民族”,又实现了从贫穷落后到全面小康的第二次历史性跨越。

  “两不愁三保障”全面实现。脱贫攻坚普查显示,贫困户全面实现不愁吃、不愁穿,平时吃得饱且能适当吃好,一年四季都有应季的换洗衣物和御寒被褥。贫困人口受教育的机会显著增多、水平持续提高,农村贫困家庭子女义务教育阶段辍学问题实现动态清零,2020年贫困县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4.8%。持续完善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把贫困人口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制度保障范围,实施大病集中救治、慢病签约管理、重病兜底保障等措施,99.9%以上的贫困人口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全面实现贫困人口看病有地方、有医生、有医疗保险制度保障,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有效解决。实施农村危房改造,贫困人口全面实现住房安全有保障(专栏1)。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和巩固提升工程,累计解决2889万贫困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饮用水量和水质全部达标,3.82亿农村人口受益;贫困地区自来水普及率从2015年的70%提高到2020年的83%。

  (二)贫困地区落后面貌根本改变

  长期以来,贫困地区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匮乏,经济社会发展滞后。脱贫攻坚战不仅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而且使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大踏步赶上来,整体面貌发生历史性巨变。

  基础设施显著改善。出行难、用电难、用水难、通信难,是长期以来制约贫困地区发展的瓶颈。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脱贫攻坚基础工程,集中力量,加大投入,全力推进,补齐了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短板,推动了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以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农村公路(简称“四好农村路”,专栏2)为牵引,积极推进贫困地区建设外通内联、通村畅乡、客车到村、安全便捷的交通运输网络。截至2020年底,全国贫困地区新改建公路110万公里、新增铁路里程3.5万公里,贫困地区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通客车、通邮路,贫困地区因路而兴、因路而富。努力改善贫困地区水利基础设施条件,2016年以来,新增和改善农田有效灌溉面积8029万亩,新增供水能力181亿立方米,水利支撑贫困地区发展的能力显著增强。大幅提升贫困地区用电条件,实施无电地区电力建设、农村电网改造升级、骨干电网和输电通道建设等电网专项工程,把电网延伸到更多偏远地区,农村地区基本实现稳定可靠的供电服务全覆盖,供电能力和服务水平明显提升(专栏3)。加强贫困地区通信设施建设,贫困村通光纤和4G比例均超过98%,远程教育加快向贫困地区学校推进,远程医疗、电子商务覆盖所有贫困县,贫困地区信息化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基础设施的极大改善,从根本上破解了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难题,畅通了贫困地区与外界的人流、物流、知识流、信息流,为贫困地区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硬件支撑。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升。在解决好贫困人口吃饭、穿衣、居住等温饱问题基础上,大力提升贫困地区教育、医疗、文化、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实现贫困人口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弱有所扶,为贫困地区发展夯实基础、积蓄后劲。2013年以来,累计改造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10.8万所,实现贫困地区适龄儿童都能在所在村上幼儿园和小学。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截至2020年底,中西部22个省份基层文化中心建设完成比例达到99.48%,基本实现村级文化设施全覆盖;持续推进文化下乡,贫困群众也有了丰富多彩的业余文化生活。贫困地区医疗条件显著改善,消除了乡村两级医疗卫生机构和人员“空白点”,98%的贫困县至少有一所二级以上医院,贫困地区县级医院收治病种中位数达到全国县级医院整体水平的90%,贫困人口的常见病、慢性病基本能够就近获得及时诊治,越来越多的大病在县域内就可以得到有效救治。综合保障体系逐步健全,贫困县农村低保标准全部超过国家扶贫标准,1936万贫困人口纳入农村低保或特困救助供养政策;6098万贫困人口参加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实现应保尽保。

  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脱贫攻坚极大释放了贫困地区蕴含的潜力,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产业结构显著改善,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发展,电子商务、光伏、旅游等新业态新产业蓬勃兴起,推动了贫困地区经济多元化发展,扩大了市场有效供给,厚植了经济发展基础。贫困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持续保持较快增长,2015年以来,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均增幅高出同期全国平均水平约7个百分点。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激发了贫困群众提升生活品质、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拉动了庞大的农村消费,为促进国内大循环提供了支撑。

  优秀文化传承弘扬。加强贫困地区传统文化、特色文化、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弘扬,贫困地区优秀文化繁荣发展。实施国家传统工艺振兴工程,引导和推动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保护好、发展好当地优秀传统技艺。支持贫困地区深入挖掘民族文化、红色文化、乡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资源,加强保护研究、人才培养、展示推广,打造特色文化旅游产业。开展留存扶贫印记活动,建立贫困村扶贫档案,鼓励支持扶贫题材影视文艺作品创作,生动记录脱贫致富历程。贫困地区优秀文化的保护传承,既促进了贫困群众增收致富,也延续了文脉、留住了乡愁。

  生态环境更美更好。将扶贫开发与水土保持、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相结合,通过生态扶贫、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生态脆弱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等措施,贫困地区生态保护水平明显改善,守护了绿水青山、换来了金山银山。脱贫攻坚既促进了贫困人口“增收”,又促进了贫困地区“增绿”,极大改善了贫困地区生态环境,广大农村旧貌换了新颜,生态宜居水平不断提高。

  深度贫困地区是贫中之贫、坚中之坚。通过脱贫攻坚,“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突出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提升,特色主导产业加快发展,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高,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彻底解决(专栏4)。

  (三)脱贫群众精神风貌焕然一新

  脱贫攻坚既是一场深刻的物质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既取得了物质上的累累硕果,也取得了精神上的累累硕果。贫困群众的精神世界在脱贫攻坚中得到充实和升华,信心更坚、脑子更活、心气更足,发生了从内而外的深刻改变。

  脱贫致富热情高涨。脱贫攻坚不仅使贫困群众拓宽了增收渠道、增加了收入,而且唤醒了贫困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极大提振和重塑了贫困群众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勤劳致富、勤俭持家,创业干事、创优争先的精气神,增强了脱贫致富的信心和劲头。“好日子是干出来的”,贫困群众比着把日子往好里过,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摆脱贫困,形成了你追我赶奔小康的浓厚氛围。

  主人翁意识显著提升。脱贫攻坚为贫困群众参与集体事务搭建了新的平台。扶贫项目实施、资金使用等村级重大事项决策,实行“四议两公开”,建立健全村务监督机制,推广村民议事会、扶贫理事会等制度,让村民做到“大家的事大家议、大家办”,拓展了贫困群众参与脱贫攻坚的议事管事空间,提高了参与集体事务的积极性自觉性,激发了建设家乡的热情,乡村发展的凝聚力大大增强。

  现代观念不断增强。脱贫攻坚打开了贫困地区通往外部世界的大门。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打通了贫困地区与外界的联系,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丰富了贫困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网络的普及让贫困群众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贫困群众的开放意识、创新意识、科技意识、规则意识、市场意识等显著增强,脱贫致富的点子越来越多、路子越来越宽。

  文明新风广泛弘扬。深化贫困地区文明村镇和文明家庭、“五好”家庭创建,持续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发挥村规民约作用,推广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等做法,开展移风易俗行动,开展弘扬好家风、“星级文明户”评选、寻找“最美家庭”等活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传播,贫困地区文明程度显著提升。俭朴节约、绿色环保、讲究卫生等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成为贫困群众的新追求,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孝亲敬老、邻里和睦、扶危济困、扶弱助残等社会风尚广泛弘扬,既有乡土气息又有现代时尚的新时代乡村文明新风正在形成。

  (四)特殊困难群体生存发展权利有效保障

  中国高度重视妇女、儿童、老人和残疾人等群体中特殊困难人员的生存和发展,采取特殊政策,加大帮扶力度,特殊困难群体的福利水平持续提高,生存权利充分保障,发展机会明显增多。

  贫困妇女生存发展状况显著改善。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将妇女作为重点扶贫对象,实现脱贫的近1亿贫困人口中妇女约占一半。实施《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把缓解妇女贫困程度、减少贫困妇女数量放在优先位置,扶贫政策、资金、措施优先向贫困妇女倾斜,帮助贫困妇女解决最困难最忧虑最急迫的问题。累计对1021万名贫困妇女和妇女骨干进行各类技能培训,500多万名贫困妇女通过手工、种植养殖、家政、电商等增收脱贫。累计发放妇女小额担保贷款和扶贫小额信贷4500多亿元,870万名妇女通过小额担保贷款和扶贫小额信贷实现创业增收。19.2万名贫困患病妇女获得救助,妇女宫颈癌、乳腺癌免费检查项目在贫困地区实现全覆盖。通过“母亲水窖”“母亲健康快车”“母亲邮包”等公益项目,投入公益资金41.7亿元,惠及贫困妇女5000余万人次。

  困境儿童关爱水平明显提高。实施《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2014-2020年)》,对儿童教育和健康实施全过程保障和干预。开展儿童营养知识宣传和健康教育,实施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提高贫困地区儿童健康水平,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6-24月龄婴幼儿每天免费提供1包辅食营养补充品,截至2020年底,累计1120万儿童受益。实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项目,为先天性结构畸形、部分遗传代谢病和地中海贫血贫困患病儿童提供医疗费用补助,累计救助患儿4.1万名,拨付救助金4.7亿元。组织各类志愿者与孤儿、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结对,开展关爱帮扶,覆盖儿童和家长2519.2万人次。建立儿童之家28万余所、儿童快乐家园1200余个,为留守、困境儿童提供文体娱乐、心理疏导、生活照顾、家教指导等关爱服务。大幅提高孤儿保障水平,机构集中养育孤儿和社会散居孤儿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1611.3元和1184.3元。实施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项目,累计投入17亿元、惠及22.3万名病残孤儿。实施福彩梦圆孤儿助学工程,累计投入5.4亿元、惠及在校就读孤儿5.4万人次。建立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制度,25.3万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参照当地孤儿保障标准纳入保障范围。

  贫困老年人生活和服务保障显著改善。持续提高农村养老金待遇和贫困老年人口医疗保障水平,农村老年人口贫困问题进一步解决。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等老年人补贴制度全面建立,惠及3689万老年人。实施老年健康西部行项目,在西部贫困地区开展老年健康宣传教育,组织医务人员、志愿者开展义诊和健康指导服务,促进西部老年人健康素养和健康水平提高。建立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制度,推动贫困老年人医疗保障从救治为主向健康服务为主转变。加强失能贫困老年人关爱照护,全面开展核查,确认62.7万失能贫困老年人,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59万人,失能贫困老年人健康状况明显改善。

  贫困残疾人保障水平全面提升。700多万贫困残疾人如期脱贫,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残疾人特殊困难群体消除贫困的奇迹。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惠及2400多万残疾人。1066.7万残疾人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贫困残疾人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54.7万贫困残疾人得到医疗救助。178.5万户贫困残疾人家庭住房安全问题得到解决。贫困残疾人的特殊需求得到更好保障,8万余名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儿童接受普惠性学前教育。65.3万户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完成无障碍改造,贫困重度残疾人照护服务创新实践取得显著成效。

  (五)贫困地区基层治理能力显著提升

  脱贫攻坚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贫困治理领域的成功实践。打赢脱贫攻坚战,促进了国家贫困治理体系的完善,贫困地区基层治理体系进一步健全、治理能力显著提升。

  农村基层党组织更加坚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贯彻落实扶贫工作决策部署的战斗堡垒。坚持抓党建促脱贫攻坚、抓扶贫先强班子,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精准选派贫困村党组织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把农村致富能手、退役军人、外出务工经商返乡人员、农民合作社负责人、大学生村官等群体中具有奉献精神、吃苦耐劳、勇于创新的优秀党员选配到村党组织书记岗位上,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不断增强,凝聚力战斗力号召力明显提高,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贫困地区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赖、信任、信心进一步增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

  基层群众自治更加有效。脱贫攻坚有力推动了贫困地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基层治理更具活力。村委会(居委会)作用更好发挥,贫困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不断加强。认真落实村(居)务公开,坚持重大问题民主决策。坚持群众的事由群众商量着办,群众的事由群众定,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进一步增强。脱贫攻坚之初,很多贫困村几乎没有集体经济收入,到2020年底全国贫困村的村均集体经济收入超过12万元。稳定的集体经济收入改变了很多村级组织过去没钱办事的困境,增强了村级组织自我保障和服务群众的能力。

  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不断壮大。2013年以来,全国累计选派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开展精准帮扶。广大基层干部和扶贫干部心系贫困群众、甘愿牺牲奉献,满腔热情地为贫困群众办实事、解难题,赢得了贫困群众发自内心的认可。在脱贫攻坚的艰苦磨砺中,广大基层干部和扶贫干部坚韧、乐观、充满奋斗精神,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信心更加坚定、本领进一步增强。大批教育、科技、医疗卫生、文化等领域的专业人才支援贫困地区建设,大批企业家到贫困地区投资兴业,很多高校毕业生放弃城市的优厚待遇回到农村建设家乡。变富变美的农村吸引力不断增强,大批热爱农村、扎根农村、建设农村的人才留下来,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继续贡献力量。

  社会治理水平明显提升。脱贫攻坚为贫困地区带来了先进发展理念、现代科技手段、科学管理模式,显著提升了贫困地区的社会治理水平。脱贫攻坚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和方法手段,为基层社会治理探索了新路径,促进了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开放共享的基层管理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基层社会矛盾预防和化解能力显著增强,贫困地区社会更加和谐、稳定、有序。

  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创造了中国减贫史乃至人类减贫史上的伟大奇迹,极大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向心力,极大增强了中国人民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极大增强了中国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生活的信心和底气。这一伟大胜利,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的初心使命和强大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彰显了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彰显了中国人民为实现梦想拼搏奋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意志品质,彰显了中华民族无所畏惧、不屈不挠、敢于斗争、坚决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困难和挑战的精神品格。脱贫攻坚伟大实践锻造形成“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赓续传承了伟大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将激励中国人民为创造美好未来继续奋斗。

三、实施精准扶贫方略

  对于贫困人口规模庞大的国家,找准贫困人口、实施扶真贫是普遍性难题。脱贫攻坚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中国在脱贫攻坚实践中,积极借鉴国际经验,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提出并实施精准扶贫方略,做到扶持对象、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到户、因村派人、脱贫成效“六个精准”,实施发展生产、易地搬迁、生态补偿、发展教育、社会保障兜底“五个一批”,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如何稳“五个问题”,增强了脱贫攻坚的目标针对性,提升了脱贫攻坚的整体效能。

  (一)精准识别、建档立卡,解决“扶持谁”的问题

  扶贫必先识贫。中国贫困人口规模大、结构复杂,实现精准扶贫首先要精准识贫。科学制定贫困识别的标准和程序,组织基层干部进村入户,摸清贫困人口分布、致贫原因、帮扶需求等情况。贫困户识别以农户收入为基本依据,综合考虑住房、教育、健康等情况,通过农户申请、民主评议、公示公告、逐级审核的方式,进行整户识别;贫困村识别综合考虑行政村贫困发生率、村民人均纯收入和村集体经济收入等情况,按照村委会申请、乡政府审核公示、县级审定公告等程序确定。对识别出的贫困村和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建立起全国统一的扶贫信息系统。组织开展“回头看”,实行动态管理,及时剔除识别不准人口、补录新识别人口,提高识别准确率。建档立卡在中国扶贫史上第一次实现贫困信息精准到村到户到人,精确瞄准了脱贫攻坚的对象,第一次逐户分析致贫原因和脱贫需求,第一次构建起国家扶贫信息平台,为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

  (二)加强领导、建强队伍,解决“谁来扶”的问题

  脱贫攻坚涉及面广、要素繁多、极其复杂,需要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和贯彻执行。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建立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脱贫攻坚管理体制和片为重点、工作到村、扶贫到户的工作机制,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工作体系。各级党委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执行脱贫攻坚一把手负责制,中西部22个省份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向中央签署责任书、立下军令状,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脱贫攻坚期内,贫困县党委政府正职保持稳定。有脱贫任务的地区,倒排工期、落实责任,抓紧施工、强力推进。脱贫攻坚任务重的地区,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实行最严格的考核评估和监督检查,组织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专栏5),加强脱贫攻坚督导和监察(专栏6),确保扶贫工作务实、脱贫过程扎实、脱贫结果真实,使脱贫攻坚成果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建立健全干部担当作为的激励和保护机制,加大关心关爱干部力度,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引导广大干部在决胜脱贫攻坚中奋发有为、履职尽责。加强基层扶贫队伍建设,普遍建立干部驻村帮扶工作队制度,按照因村派人、精准选派的原则,选派政治素质好、工作能力强、作风实的干部驻村扶贫。广大驻村干部牢记使命、不负重托,心系贫困群众,扎根基层扶贫一线,倾心倾力帮助贫困群众找出路、谋发展、早脱贫。从2013年开始向贫困村选派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到2015年,实现每个贫困村都有驻村工作队、每个贫困户都有帮扶责任人。截至2020年底,全国累计选派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同近200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一道奋战在扶贫一线。

  (三)区分类别、靶向施策,解决“怎么扶”的问题

  贫困的类型和原因千差万别,开对“药方子”才能拔掉“穷根子”。中国在减贫实践中,针对不同情况分类施策、对症下药,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通过实施“五个一批”实现精准扶贫。

  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发展产业是脱贫致富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也是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帮助贫困群众就地就业的长远之计。支持和引导贫困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鼓励支持电商扶贫、光伏扶贫、旅游扶贫等新业态新产业发展(专栏7),依托东西部扶贫协作推进食品加工、服装制造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梯度转移,一大批特色优势产业初具规模,增强了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动能。累计建成各类产业基地超过30万个,形成了特色鲜明、带贫面广的扶贫主导产业,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1.2万个。发展市级以上龙头企业1.44万家、农民合作社71.9万家,72.6%的贫困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了紧密型的利益联结关系。产业帮扶政策覆盖98.9%的贫困户,有劳动能力和意愿的贫困群众基本都参与到产业扶贫之中。扎实推进科技扶贫,建立科技帮扶结对7.7万个,选派科技特派员28.98万名,投入资金200多亿元,实施各级各类科技项目3.76万个,推广应用先进实用技术、新品种5万余项,支持贫困地区建成创新创业平台1290个。为贫困户提供扶贫小额信贷支持(专栏8),培育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建立完善带贫机制,鼓励和带领贫困群众发展产业增收致富。

  易地搬迁脱贫一批。对生活在自然环境恶劣、生存条件极差、自然灾害频发地区,很难实现就地脱贫的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专栏9)。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坚持符合条件和群众自愿原则,加强思想引导,不搞强迫命令。全面摸排搬迁对象,精心制定搬迁规划,合理确定搬迁规模,有计划有步骤稳妥实施。960多万生活在“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地区的贫困人口通过易地搬迁实现脱贫。对搬迁后的旧宅基地实行复垦复绿,改善迁出区生态环境。加强安置点配套设施和产业园区、扶贫车间等建设,积极为搬迁人口创造就业机会,保障他们有稳定的收入,同当地群众享受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确保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

  生态补偿脱贫一批。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脱贫攻坚与生态保护并重,在加大贫困地区生态保护修复力度的同时,增加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不断扩大政策实施范围,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就地转为护林员等生态保护人员。2013年以来,贫困地区实施退耕还林还草7450万亩,选聘110多万贫困群众担任生态护林员,建立2.3万个扶贫造林(种草)专业合作社(队)。贫困群众积极参与国土绿化、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工程建设和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工作,发展木本油料等经济林种植及森林旅游,不仅拓宽了增收渠道,也明显改善了贫困地区生态环境,实现了“双赢”。

  发展教育脱贫一批。坚持再穷不能穷教育、再穷不能穷孩子,加强教育扶贫,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努力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专栏10)。持续提升贫困地区学校、学位、师资、资助等保障能力,20多万名义务教育阶段的贫困家庭辍学学生全部返校就读,全面实现适龄少年儿童义务教育有保障。实施定向招生、学生就业、职教脱贫等倾斜政策,帮助800多万贫困家庭初高中毕业生接受职业教育培训、514万名贫困家庭学生接受高等教育,重点高校定向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70多万人,拓宽贫困学生纵向流动渠道。开展民族地区农村教师和青壮年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累计培训350万余人次,提升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就业能力。“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先后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和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峨边彝族自治县、金口河区开展试点,覆盖43万学龄前儿童,帮助他们学会普通话。

  社会保障兜底一批。聚焦特殊贫困群体,落实兜底保障政策。实施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改造提升工程,集中供养能力显著增强。农村低保制度与扶贫政策有效衔接,全国农村低保标准从2012年每人每年2068元提高到2020年5962元,提高188.3%。扶贫部门与民政部门定期开展数据比对、摸排核实,实现贫困人口“应保尽保”。

  中国还结合实际、因地制宜,采取其他多渠道多元化扶贫措施。大力推进就业扶贫,通过免费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东西部扶贫协作劳务输出、扶贫车间和扶贫龙头企业吸纳、返乡创业带动、扶贫公益性岗位安置等形式,支持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在本地或外出务工、创业,贫困劳动力务工规模从2015年的1227万人增加到2020年的3243万人。开展健康扶贫工程,把健康扶贫作为脱贫攻坚重要举措,防止因病致贫返贫(专栏11)。深入实施网络扶贫工程,支持贫困地区特别是“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完善网络覆盖,推进“互联网+”扶贫模式。实施资产收益扶贫,把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其他涉农资金投入设施农业、光伏、乡村旅游等项目形成的资产,折股量化到贫困村,推动产业发展,增加群众收入,破解村集体经济收入难题。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采取一系列应对疫情的帮扶举措,加大就业稳岗力度,开展消费扶贫行动,有效克服了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四)严格标准、有序退出,解决“如何退”的问题

  建立贫困退出机制,明确贫困县、贫困村、贫困人口退出的标准和程序,既防止数字脱贫、虚假脱贫等“被脱贫”,也防止达到标准不愿退出等“该退不退”。制定脱贫摘帽规划和年度减贫计划,确保规范合理有序退出。严格执行退出标准,严格规范工作流程,贫困人口退出实行民主评议,贫困村、贫困县退出进行审核审查,退出结果公示公告,让群众参与评价,做到程序公开、数据准确、档案完整、结果公正。强化监督检查,每年委托第三方对摘帽县和脱贫人口进行专项评估,重点抽选条件较差、基础薄弱的偏远地区,重点评估脱贫人口退出准确率、摘帽县贫困发生率、群众帮扶满意度,确保退出结果真实。2020年至2021年初,开展国家脱贫攻坚普查,全面准确摸清贫困人口脱贫实现情况。贫困人口、贫困村、贫困县退出后,在一定时期内原有扶持政策保持不变,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监管,留出缓冲期,确保稳定脱贫。

  (五)跟踪监测、防止返贫,解决“如何稳”的问题

  稳定脱贫不返贫才是真脱贫。对脱贫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过渡期内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对现有帮扶政策逐项分类优化调整,逐步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以及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户,开展定期检查、动态管理,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防止返贫和产生新的贫困。继续支持脱贫地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壮大,持续促进脱贫人口稳定就业。做好易地搬迁后续扶持,多渠道促进就业,强化社会管理,促进社会融入,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坚持和完善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社会帮扶等制度。继续加强扶志扶智,激励和引导脱贫群众靠自己努力过上更好生活。开展巩固脱贫成果后评估工作,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和政府责任,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精准扶贫方略,是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制胜法宝,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切从实际出发、遵循事物发展规律的科学态度,面对新矛盾新问题大胆闯、大胆试的创新勇气,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不懈探索,对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远大追求。精准扶贫方略,不仅确保了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而且有力提升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丰富和发展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

四、为人类减贫探索新的路径

  消除贫困是全球性难题。各国国情不同、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减贫标准、方式方法、路径手段也不同。中国减贫立足本国国情,深刻把握中国贫困特点和贫困治理规律,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挥中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坚持精准扶贫方略,坚持调动广大贫困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持弘扬和衷共济、团结互助美德,坚持求真务实、较真碰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中国在减贫实践中探索形成的宝贵经验,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拓展了人类反贫困思路,为人类减贫探索了新的路径。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中国共产党是有远大抱负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既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结底是让全体人民过上好日子。100年来,不管国际国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坚守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意志,团结带领人民与贫困作斗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采取一系列超常规政策举措推进脱贫攻坚,努力让贫困群众有更好的收入、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医疗卫生服务、更好的居住条件。把群众满意度作为衡量脱贫成效的重要尺度,集中力量解决贫困群众基本民生需求,宁可少上几个大项目,也要优先保障脱贫攻坚资金投入;宁可牺牲一些当前利益、局部利益,也要服从和服务于减贫工作大局;宁可经济增速慢一些,也要确保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在脱贫攻坚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广大党员、干部以热血赴使命、以行动践诺言,用自己的辛劳换来贫困群众的幸福。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扎根一线、任劳任怨,基层党员干部呕心沥血、苦干实干,广大志愿者真情投入、倾力奉献。他们有的长期奋战在扶贫一线,舍小家为大家,付出很大牺牲;有的为群众脱贫四处奔波,爬山涉险,不辞劳苦;有的常年加班加点,积劳成疾;有的为扶贫工作负伤,仍然带病坚持工作。脱贫攻坚以来,1800多名党员、干部为减贫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为人民牺牲一切的誓言。新时代脱贫攻坚实践,深刻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新时代最集中、最充分、最生动的体现。

  中国减贫实践表明,贫困问题本质上是对人民的根本态度问题,以人民为中心是扶贫减贫的根本动力。真正把人民放在心上,真正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才能真正识贫、扶贫、脱贫,减贫才会有不竭动力、明确方向和好的办法。

  (二)把减贫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

  贫困地区发展条件差,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弱,消除贫困仅仅依靠个体、区域、民间等力量远远不够,必须作为执政党和国家的责任,上升为国家意志、国家战略、国家行动。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消除贫困作为定国安邦的重要任务,制定实施一个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出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建议,都把减贫作为重要内容,从国家层面部署,运用国家力量推进。几代中国共产党人,锚定一个目标,一茬接着一茬干。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统筹谋划、强力推进。从党的领袖到广大党员干部,情系贫困群众、心怀减贫大业,全党目标一致、上下同心。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制定印发《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明确目标、路径和具体措施并一以贯之抓下去。各级财政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图4),构建多元资金投入体系(专栏12),为减贫事业发展提供资金保障。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广泛动员各方力量积极参与。建立脱贫攻坚责任体系、政策体系、组织体系、投入体系、动员体系、监督体系、考核评估体系等制度体系,为脱贫攻坚顺利推进提供了有力支撑。

  中国减贫实践表明,治国之道,富民为始;民之贫富,国之责任。减贫是一项具有开拓性的艰巨工作,实现减贫目标,领导人的情怀、意志和决心至关重要,执政党和国家担负起对人民的责任、发挥主导作用、汇聚各方力量至关重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至关重要。

  (三)用发展的办法消除贫困

  贫困问题说到底是发展问题。作为拥有14亿人口、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是解决包括贫困问题在内的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集中精力搞建设、谋发展,通过发展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把改革作为消除贫困的重要推动力,从新中国成立后进行土地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到改革开放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免除农业税,再到中共十八大以来实行农村承包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和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不断消除导致贫困的制度性、结构性因素,不断促进农村发展、农民增收。积极顺应全球化潮流,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增长,为广大农村劳动力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拓宽了增收渠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经济总量不断跃升,综合实力显著提升,既对减贫形成了强大的带动效应,也为大规模扶贫开发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有力保障。

  中国减贫实践表明,发展是消除贫困最有效的办法、创造幸福生活最稳定的途径。唯有发展,才能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提供科学路径和持久动力;唯有发展,才能更好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唯有发展,才能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

  (四)立足实际推进减贫进程

  贫困问题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致贫原因也呈现差异性和多元性。中国立足本国国情,根据不同发展阶段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根据贫困人口规模、分布、结构等的变化,科学制定减贫标准、目标、方略,不断创新减贫理念、方法、手段,循序渐进、持续用力、滴水穿石。新中国成立后,主要是通过社会制度变革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减缓贫困。改革开放以来,主要是通过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带动减贫,重点采取开发式扶贫方针,引导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以市场为导向,调整经济结构,开发当地资源,发展商品生产,提高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进入新时代,在继续坚持开发式扶贫的同时,实施精准扶贫方略,扶贫路径由“大水漫灌”转为“精准滴灌”,资源使用方式由多头分散转为统筹集中,扶贫模式由偏重“输血”转为注重“造血”,考评体系由侧重考核地区生产总值转为主要考核脱贫成效。中国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减贫事业推进的实际,逐步调整提高扶贫标准,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人民群众。

  中国减贫实践表明,贫困的发生演变有其自身特点和规律,贫困治理必须从实际出发,科学研判制约减贫和发展的瓶颈因素,找准释放减贫动力的突破口,因时因势因地制宜,不断调整创新减贫的策略方略和政策工具,提高贫困治理效能。

  (五)发挥贫困群众主体作用

  贫困群众是脱贫致富的主体。扶贫减贫既要借助外力,更要激发内力,才能形成合力。中国充分尊重、积极发挥贫困群众主体作用,激发培育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增强参与发展、共享发展、自主发展的能力,使贫困群众不仅成为减贫的受益者,也成为发展的贡献者。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既富口袋,更富脑袋,让贫困群众既有脱贫致富的想法,又有脱贫致富的办法。依托农民夜校、新时代讲习所等,加强教育培训,提升贫困群众发展生产和务工经商的基本技能。改进扶贫方式,建立正向激励、比学赶超的有效机制,更多采用生产奖补、劳务补助、以工代赈等方式,激励贫困群众依靠劳动创造幸福。大力宣传自强不息、奋斗脱贫的先进典型,广泛开展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引导贫困群众树立“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观念,用双手改变贫困落后面貌。

  中国减贫实践表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推动者,是顶天立地的真正英雄。只要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激励贫困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内生动力,就一定能够战胜贫困。

  (六)汇聚各方力量形成强大合力

  扶贫减贫是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调动各方积极参与。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国共产党依托严密组织体系和高效运行机制,广泛有效动员和凝聚各方力量,构建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推进,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互为补充的大扶贫格局,形成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的社会扶贫体系。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专栏13),推动省市县各层面帮扶,促进人才、资金、技术向贫困地区流动,实现优势互补,缩小区域差距。积极开展定点扶贫,组织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军队帮扶贫困县或贫困村(专栏14)。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献智献力。积极推动各行各业发挥专业优势,开展产业扶贫、科技扶贫、教育扶贫、文化扶贫、健康扶贫、消费扶贫。广泛动员民营企业参与扶贫开发,引导市场开发能力强的主体进入资源开发潜力大的地区,实现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专栏15)。广泛动员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积极参与脱贫攻坚,开展扶贫公益活动。设立国家扶贫日,建立脱贫攻坚国家荣誉制度,表彰脱贫攻坚先进典型,营造了人人愿为、人人可为、人人能为的社会帮扶氛围。

  中国减贫实践表明,只有动员和凝聚各方力量,引导全社会关爱贫困群众、关心减贫事业、投身脱贫行动,形成共同意志、共同行动,聚力攻坚克难,才能最终战胜贫困顽疾。

  中国特色减贫道路,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辛探索开创出来的一条成功道路。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成功实践和宝贵经验,深化了对人类减贫规律的认识,丰富发展了人类反贫困理论,提振了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消除绝对贫困的信心,为其他国家选择适合自己的减贫发展道路提供了参考和借鉴,为破解现代国家治理难题、开辟人类社会发展更加光明的前景提供了中国方案。

五、携手共建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中国始终把自身命运与世界各国人民命运紧密相连,在致力于消除自身贫困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减贫合作,做国际减贫事业的倡导者、推动者和贡献者,与各国携手共建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中国的减贫和发展加快全球减贫进程

  10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从翻身解放到解决温饱、从基本小康到全面小康,中国以自己的发展为人类反贫困作出重大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按照现行贫困标准计算,中国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贫困标准,中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在全球贫困状况依然严峻、一些国家贫富分化加剧的背景下,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显著缩小了世界贫困人口的版图,“为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描绘的更加美好和繁荣的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实现了快速发展与大规模减贫同步、经济转型与消除绝对贫困同步,如期全面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大大加快了全球减贫进程,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历史新篇章。

  (二)国际社会对中国减贫提供支持和援助

  新中国成立后,努力打破外部封锁,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合作,争取国际社会支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联合国发展系统和世界银行在扶贫领域开展广泛合作,同时接受部分发达国家提供的援助、实施减贫合作项目,不仅在资金投入、知识转移、技术援助等方面获得支持,而且学习借鉴国际社会先进的扶贫理念与方式方法,推动了中国减贫事业发展。中国先后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和组织合作,在部分贫困县实施外资扶贫项目,引进各种优惠贷款和无偿援助。国际减贫交流合作项目缓解了项目区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推动了中国减贫的制度创新和管理水平提升,为项目区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对国际社会给予的宝贵支持和帮助,中国人民永远铭记在心。中华民族是懂得感恩、投桃报李的民族,中国始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其他国家减贫和发展提供支持。

  (三)中国积极开展国际减贫交流合作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贫困治理,不断深化减贫领域交流合作,推动建立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减贫交流合作关系,携手增进各国人民福祉。

  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减贫发展。新中国成立伊始,在国家百废待兴、财力紧张的情况下,即向有关国家提供援助,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支持。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援助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促进了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担负大国责任,推动对外援助向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升级,为破解全球发展难题、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注入中国力量。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国际重大场合宣布中国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一系列务实举措,已按期落实或正在按照进度有序推进(专栏16)。中国发起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合作,支持帮助相关国家更好实现减贫发展。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共建“一带一路”将使相关国家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大洋洲和欧洲等地区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多种形式的援助,减免有关国家债务,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落实千年发展目标提供帮助。

  实施惠及民生的国际减贫合作项目。在亚洲地区,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开展乡村减贫推进计划,在老挝、柬埔寨、缅甸三国乡村基层社区实施“东亚减贫示范合作技术援助项目”(专栏17)。在非洲地区,中国为非洲国家援建水利基础设施、职业技术学校、社会保障住房等设施,打造农业合作示范区,推进实施中非菌草技术合作、中非友好医院建设、非洲疾控中心总部建设等项目(专栏18)。在南太平洋地区,中国推动落实对太平洋岛国无偿援助、优惠贷款等举措,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医疗等技术合作援助项目。在拉美地区,援建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帮助受援国当地民众摆脱贫困。中国还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设立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等机构,面向非洲、东南亚等国家实施农村教育转型、教师培训等项目。

  分享交流减贫经验。通过搭建平台、组织培训、智库交流等多种形式,开展减贫交流,分享减贫经验。在国际消除贫困日,中国与联合国驻华机构联合举办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活动。中国发起中国-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人类减贫经验国际论坛,举办中非减贫与发展会议、“摆脱贫困与政党的责任”国际理论研讨会、改革开放与中国扶贫国际论坛等一系列研讨交流活动。与东盟秘书处和东盟有关国家合作,面向基层村官(社区官员)实施“东盟+中日韩村官交流项目”。与有关国家和地区组织合作开展国际减贫培训,2012年以来,共举办130余期国际减贫培训班,来自116个国家(组织)的官员参加培训。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贫穷、饥饿、疾病侵蚀着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希望和信心。建设什么样的世界、人类文明走向何方,攸关每个国家、每个人的前途和命运。每个人都有过上好日子的权利。各国应担负起对人民的责任,积极推进减贫发展,让公平正义的阳光冲破贫困落后的阴霾,照亮繁荣发展的美好未来。中国愿同各国加强减贫交流合作,携手推进国际减贫进程,为构建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结束语

  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中国人民在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同时,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面临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中国共产党将始终坚守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始终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驰而不息、接续奋斗,不断增进人民福祉,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让全体人民过上好日子。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中国将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实现“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中国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到2035年,中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那时的中国乡村,农业结构得到根本性改善,农民就业质量显著提高,相对贫困进一步缓解,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乡风文明达到新高度,乡村治理体系更加完善;农村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宜居乡村基本实现。

  到205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乡村全面振兴。那时的中国乡村,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各项事业繁荣发展。那时的中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中国人民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国向着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更高目标继续迈进。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始终将自身发展与人类发展紧密相连,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繁荣发展的未来中国,是更加开放包容的中国,是与世界形成更加良性互动的中国,是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作出更大贡献的中国。

附录 中国扶贫标准的变化和调整

  根据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贫困人口基本生活需求确定扶贫标准,是中国实施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扶贫以来一直的做法。

  中国第一次制定扶贫标准是1986年,为206元,对应的贫困人口数量为1.25亿,主要解决温饱问题。2001年制定第一个十年农村扶贫开发纲要时,将扶贫标准提高到865元,对应的贫困人口数量为9422.8万。2011年制定第二个十年农村扶贫开发纲要时,将扶贫标准提高到2300元(2010年不变价),对应的贫困人口数量为1.22亿。

  脱贫攻坚以来,中国的贫困人口识别和退出以户为单位,主要衡量标准是“一收入”“两不愁三保障”。“一收入”就是该户年人均纯收入稳定超过现行国家扶贫标准,“两不愁三保障”就是稳定实现不愁吃、不愁穿和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中国的贫困人口退出标准是综合性多维标准,不仅衡量收入水平,还考量贫困人口生存权发展权的实现程度,体现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要求。

  ①《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明确提出,农业合作社对于社内缺乏劳动力、生活没有依靠的鳏寡孤独的社员,在生活上给予适当照顾,做到保吃、保穿、保烧(燃料)、保教(儿童和少年)、保葬,使他们的生养死葬都有指靠。

  ②中共十三大提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③1988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来源:《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④“三西”指甘肃省河西地区、定西地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西海固地区,是改革开放初期全国集中连片最困难的地区之一。1982年12月,中国启动实施“三西”农业建设,共涉及47个县(市、区)(1992年扩大到57个)。“三西”农业建设在中国扶贫开发历程中具有开创性、先导性、示范性意义,在改革单纯救济式扶贫为开发式扶贫、集中力量实施片区开发、易地搬迁扶贫、扶贫开发与生态建设相结合等方面进行了成功探索,对于从1986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开展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扶贫开发产生了深远影响。

  ⑤中共十五大提出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即:新世纪第一个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10年的努力,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下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⑥“两不愁三保障”是指稳定实现不愁吃、不愁穿和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

  ⑦“直过民族”是云南省对部分民族的特定称谓,源于这些民族在民主改革时期,跨越一个或几个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⑧脱贫攻坚普查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是对脱贫攻坚成效的全面检验。2020年至2021年,中国在中西部22个省份开展了国家脱贫攻坚普查,重点围绕脱贫结果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全面了解国家贫困县脱贫实现情况。普查内容包括建档立卡基本情况、“两不愁三保障”实现情况、获得帮扶和参与脱贫攻坚项目情况,以及县和行政村基本公共服务情况等。

  ⑨“三区”是指: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疆四地州和四川省、云南省、甘肃省、青海省涉藏州县。“三州”是指: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和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

  ⑩“四议两公开”,是指在村党组织领导下对村级事务进行民主决策的基本工作程序。“四议”指党支部会提议、村“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两公开”指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

  ⑪2021年2月,中国宣布消除绝对贫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致信习近平主席,表示“这一重大成就为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描绘的更加美好和繁荣的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取得的非凡成就为整个国际社会带来了希望,提供了激励”。

中欧班列是如何跑出新速度的

来源 经济日报

  本报记者 耿丹丹

北欧绿色邮报网:手握操纵杆,眼观信号里程,不到20分钟,调车司机吉冠旗便将一列入境中欧班列牵引至室内集装箱换装库,班列将在这里完成宽、准轨车辆间货物换装作业。

  在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阿拉山口站宽轨场,调车司机是接手入境中欧班列的“第一棒”,12位调车司机担负着返程中欧班列站内牵引任务。“我们的职责就是用最快的速度、最安全的方法把班列牵引到位,保证作业效率。”吉冠旗介绍。

  位于中哈交界的阿拉山口口岸是我国过货量最大、最为繁忙的陆上口岸之一。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经由阿拉山口口岸进出境的中欧班列逐年增多。去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海运和空运遇阻,凭借时效快、全天候、分段运输的独特优势,经阿拉山口口岸进出境的班列数量多次刷新纪录。2020年经阿拉山口口岸进出境的中欧(中亚)班列达5027列,同比增长40.1%。今年,截至3月21日,阿拉山口口岸进出境中欧班列数量达1192列。

  为提升效率,让班列“快”起来,阿拉山口站采取“优先编组,优先挂运,优先发车”的措施,保证不间断接发中欧班列。今年以来,经由阿拉山口站入境中欧班列日均达11列。

  在阿拉山口站的室内集装箱换装库内,桥式吊车正在货运员的指挥下加紧作业。阿拉山口是我国著名的风口之一,常年刮八级以上大风。为解决受大风影响不能进行集装箱换装的问题,提高口岸过货效率,室内集装箱换装库于2008年建成,建筑面积2.26万平方米,设40吨桥式吊车4台,在库内实现了车对车直接换装。

  货装车间货运值班员谢伟说,如今,换装库已实现高度机械化,货运员的工作也基本实现电子化,班列虽然多了,工作反而更轻松,“一列班列的换装作业平均只需1个小时”。

  为了更好地服务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阿拉山口海关、铁路为中欧班列设立专门窗口、开辟绿色通道,实现班列业务24小时随到随办、全程优先。去年,阿拉山口海关还与铁路部门联合推广“数字口岸”系统,实现中欧班列进口转关数据系统自动审核“秒级放行”,出口班列转关核销手续20分钟即可办结。

  新疆阿拉山口捷安物流有限公司是一家外贸进出口代理公司,公司关务负责人王伟介绍,阿拉山口海关、铁路部门高效通关作业,铁路运输成了外贸企业性价比更高的选择,“一个月代理业务车数7000辆到8000辆,最多达到10000辆,中欧班列占公司业务量的一半以上”。

  阿拉山口海关监管二科科长李宏峰告诉记者,中欧班列搭载货物品类从最初的电子产品扩展到汽车及配件、矿产、棉纱等商品。中欧班列线路越来越成熟,海关办理程序也越来越便捷。“今年我们将实行出口转关自动核销,秒级放行,同时推广铁路快通模式,进一步简化企业在海关的手续办理。”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中欧班列还带动了口岸跨境电商新业态蓬勃发展。自2020年1月阿拉山口口岸首次开展跨境电商以来,跨境电商包裹呈现爆发式增长,单月数量最高突破1000万件。据阿拉山口海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2月底,海关累计监管出口包裹超4542万件,货值逾1.33亿美元,包括电子产品、服饰、日用百货等跨境电商包裹出口至欧洲多国。

  本报记者 耿丹丹

走近冬奥丨花滑世锦赛中国队收获一银 奥运门票暂拿5张

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记者李嘉、肖亚卓)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办的2021年花样滑冰世锦赛当地时间27日结束了最后一个比赛项目冰舞自由舞的争夺,中国选手王诗玥/柳鑫宇以总成绩182.90分排名第13。随着这场冬奥抢票大战落幕,中国队共拿到双人滑2个(对)名额,男单、女单和冰舞各1个。

  根据规则,在冬奥会时,每个代表队每个项目最多有三个(对)选手参赛。除了世锦赛外,今年下半年的雾迪杯将作为落选赛决定余下的资格。

  中国队的平昌冬奥会亚军组合隋文静/韩聪在世锦赛双人滑收获一枚银牌,彭程/金杨名列第五,根据规则,如果一个代表队在世锦赛某一单项中成绩最好的两个(对)选手积分之和不大于13,则获得3个(对)奥运名额,积分在14-28,则获得2个(对)奥运名额。但有一个新的规定,拿到2名额或者3名额的代表队,必须要分别有2组或3组选手进入到自由滑/自由舞,才能拿到对应数量的奥运资格。不然只能通过落选赛去争夺这个资格。

  由于中国双人滑只有2对选手进入了自由滑,因此目前只锁定了2对北京冬奥会的席位,还需要通过下半年的落选赛去争取满额参赛。

  男单方面,中国名将金博洋发挥不佳,仅获得第22名,闫涵名列第13,两人仅拿到一张冬奥门票。

  金博洋赛后十分自责:“我没有受伤,今天就是不在状态。明年对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重要,我真希望我能为中国取得(奥运)名额,真希望我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女单方面中国队只有陈虹伊一人参赛,最终排在第21位,拿到一个北京冬奥会女单名额;冰舞比赛王诗玥/柳鑫宇刷新了自己世锦赛的最好成绩,确保中国队拿到一张北京冬奥会冰舞门票。

  俄罗斯队在世锦赛上展示了强劲的实力,女单包揽了奖牌,双人滑夺得了一金一铜,冰舞夺金。拿满了女单、双人和冰舞的冬奥门票,男单锁定2个名额,还可以通过落选赛拿满3个。

  日本队羽生结弦虽然在男单比赛输给了美国选手陈巍,只获得铜牌,但小将键山优真、名将宇野昌磨分别获得银牌和第四名,锁定了男单冬奥3个席位。女单虽然无缘奖牌,但日本女将具有相当的实力,也拿满了3个席位。

独家调查丨白棉花为何上了“黑名单”?

北欧绿色邮报网援引央视独家调查:近期,H&M、耐克等一些国外品牌公司声称新疆存在“强迫劳动”问题,拒绝使用新疆棉花产品的声明引起了全球舆论关注。而前段时间,记者也接到一些新疆棉企负责人的反映,说去年以来,已经签好的棉产品出口订单突然间全部被取消,企业经营出现了一定问题。除了工人们担心自己会失去工作,就连棉农也开始担心,自己种植的棉花会不会受到影响。那么,好好运营的企业为什么会突然面临如此的困境?总台央视记者前往新疆进行了调查。

  今年55岁的艾尔肯·艾则孜是新疆尉犁县的一名棉农,依靠家里的150多亩棉田,现在每年的纯收入就有10万元左右。

  尉犁县棉花种植户 艾尔肯·艾则孜:现在一亩地(产量)400公斤到450公斤,多劳动多挣钱就是,现在(养了)七八十个羊,二十个牛,现在羊圈里面,生活好得很现在。

  种棉、养牛、放羊,艾尔肯一家的生活越来越富裕。除了棉田附近的这套平房,2018年,艾尔肯又在尉犁县城里买了一套将近100平方的房子。然而今后,艾尔肯一家的幸福生活,很有可能因为附近工厂不再收购他的棉花而发生变化。

  听说今年棉花卖不出去,老板要是亏的话,我们怎么办?老板要好得很,我们也好干,老板有钱赚,我们也有钱赚。如果棉花老板卖不出去,我们咋办老百姓?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记者来到了尉犁县众望工贸有限公司了解情况,负责人张彪介绍,他已经连续两年从艾尔肯的棉田收购棉花,这些棉花在张彪的工厂加工后销往国内外。2020年,张彪却失去了出口的机会,品牌商不再从张彪的工厂购买棉产品。

  尉犁县众望工贸有限公司负责人 张彪:很多(品牌)就是终止了新疆方面的原料的供应,包括供应商的选择上,有的是放弃了新疆的,有的甚至放弃了中国的供应商。

  已经签好的订单为何会突然取消?这中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起因都是2020年8月,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宣布对所有新疆棉企无限期取消担保认证。许多新疆的棉企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新疆国欣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卢春建:具体原因我也不清楚,也不明白他们有什么目的。

  总台央视记者 王莉:看到这大家不禁要问,这个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组织?为什么得到这个协会的担保认证会如此重要?甚至直接影响着新疆棉企生产的棉制品是否能够进入国际市场?而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又为何会突然取消了对新疆棉企的担保认证呢?

  记者了解到,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是一家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的国际性棉花供应链标准审核机构,为棉花生产加工企业提供“良好棉花”担保认证。只有经过协会认证的棉花和棉织品,在全球供应链市场才具有竞争力。如果得不到认证,相当于新疆棉产品进入了国际贸易的“黑名单”。

  张彪说,因为他的企业处于产业链上游,所以预期损失不算太大,但一些主要依靠出口的棉企,销售渠道已经被彻底切断,有的企业损失达到几个亿。

  按照“良好棉花”项目的认证标准,要同时符合植物保护、体面劳动、农场系统化管理、水资源管理、棉花纤维品质、生物多样性和土壤健康这7项标准,才能拿到“良好棉花”的认证。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取消认证的说辞,就是“体面劳动”出了问题,也就是协会认为,新疆棉企存在“强迫劳动”的问题。

  新疆国欣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卢春建:纯属都胡说八道,有强迫劳动吗?民族同志在我们这干得非常好,一个月有五千块钱的工资,而且我们这提供食宿,提供吃住,每天工作八个小时。我不知道他说这个话的目的是看到了还是听到了,还是胡言乱语,说这个话是不是有什么目的。今年招聘的时候,本来应该是八十多个人,来了将近一百六七十个人。我们要是强迫劳动,会来这么多人吗,会这么积极吗?

  新疆国欣种业有限公司员工 穆太力普:我们平时上八个小时班,休息十六个小时,中间有两个小时午休时间,我们夫妻俩一个月的工资是九千元左右,我们的公司没有所谓的“强迫劳动”,我来公司后也没听过没见过这样的事。

  新疆阿克苏金田农场有限责任公司员工 买买提依明·阿巴斯: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我们自愿来这里工作,没人强迫我们到这里来。我的家人都知道我来这里工作,因为这里收入稳定待遇好。我们每个月领三千五到四千的工资,家里缺什么就会买什么,家里生活条件也很好。

  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还要从近几年一些西方媒体炮制的谎言说起。

  2019年以来,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英国广播公司、《华尔街日报》等一些西方媒体和非政府组织,持续指责新疆存在“强迫劳动”问题。在连篇累牍的报道中,他们把新疆棉纺织行业定义为“强迫劳动的重灾区”,甚至聘用当地少数民族工人这些正常的生产经营行为,都成了他们眼中的“罪状”。而这些充斥着谎言和偏见的指责,已经被中国政府多次澄清,大批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也予以了驳斥。

  但是,在西方强大的舆论攻势下,耐克、CK、汤米、Gap等品牌商纷纷停用新疆棉织品。而作为关键角色的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也采取了行动,启动新疆“强迫劳动”调查。那调查又是如何进行的呢?记者找到了在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上海代表处供职的吴艳。

  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 吴艳:瑞士良好棉花上海代表处在2012年正式设立,我担任首席代表8年多的时间内,其实一直都是带领团队兢兢业业严格地来执行“良好棉花”标准。

  吴艳说,对于新疆棉花是否符合“良好棉花”的生产标准,上海代表处在审核过程中一直遵循的是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的“三重认证机制”。

  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 吴艳:首先是生产者单位进行一个自我评估,然后由我们上海的团队,他们进行第二方的可信度审核。那么最后是由第三方的审核机构出具一个单独的验证报告。为了回应境外有关“强迫劳动”的舆论,我们上海代表处对新疆的项目进行了严格的复查。

  位于库尔勒市的新疆泰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经营棉花种植与加工的企业,从2012年起,每年都会通过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的评估并得到“良好棉花”认证。2020年5月,是协会来企业进行现场评审的日子。

  新疆泰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杨珑佩:重点是在土地里面看了一下我们种植的情况,另外跟我们农场的员工进行了沟通,了解了一下他们吃饭住宿的情况,劳动时间的情况。因为现在我们农场已经全部采取了百分之百的机采棉模式,(员工)每天(工作)8个小时,很多时候是干不到那么长时间的。

  新疆巴州泰昌农场员工 塔依尔·艾合买提:平时我们住在厂里,我们统一宿舍住宿,环境也挺好的。逢年过节、节假日,就是按国家劳动法的规定走。年底棉花收拾完,我们就回来,在家里休息休息,工资待遇还是一样的。

  新疆巴州泰昌农场负责人 李成俊:我们是各民族平等的,在用工薪酬上,是按劳动市场用人双向选择、多劳多得的原则。不管任何民族的,如果他有能力,那我们就给他合适的岗位。

  经过严格复查,吴艳的团队证实新疆并没有所谓“强迫劳动”问题。

  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 吴艳:向总部提交了两份我们的调查报告,另外我们还汇总了由瑞士通标公司等第三方检测机构历年以来的检测报告上交到总部。同时我们还跟国际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相关利益方一再重申,在中国地区我们没有发现过任何一例有关“强迫劳动”的案例。

  吴艳提到的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是国际公认的检验、认证机构,对新疆棉纺织行业生产经营情况十分了解。但是,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总部却无视其上海代表处和通标公司提交的评估报告,声称新疆棉企存在所谓“强迫劳动”,并且没有任何理由的无限期取消新疆棉企“良好棉花”认证。

  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 吴艳:那么我们总部作出暂停认证这样的一个决定,实际上会导致近50万吨的新疆棉花无法进入国际棉纺织生产供应链。

  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为何会执意地不顾事实?这个“强迫劳动”结论又是如何出笼的呢?记者了解到,参加良好棉花调查工作组的一些所谓的“人权组织”,在调查工作中向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总部频频施压,他们也是所谓新疆“强迫劳动”问题的始作俑者。

  “维吾尔人权项目”是一家总部设在美国的非政府组织,长期接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开展涉及新疆的负面宣传活动,发布了大量与新疆人权保障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不符的报告,甚至积极鼓吹极端和分裂思想。该组织负责人路易莎·格雷乌,曾经担任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副总裁。

  “人权观察”号称全世界最大的人权非政府组织。英国《泰晤士报》曾批评该组织只关心美国认定的敌对国家,选择性的报道这些国家所谓迫害人权的案例,奉行双重标准。在涉及中国的人权问题上,该组织罔顾事实、极力抹黑。值得注意的是,“人权观察”和资助“维吾尔人权项目”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因在香港“修例风波”中表现恶劣,被我国宣布制裁。

  “公平劳工协会”“国际劳工权利论坛”针对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展劳工项目,他们发布的报告,也常常对这些国家的人权保障攻击抹黑。其中,“公平劳工协会”在涉疆问题上表现十分活跃,曾于2020年3月发布“关于中国采购和强迫劳动风险的声明”,施压各国企业放弃采购新疆出产的原材料。

  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上海代表处项目经理 刘皓然:人权组织要求良好棉花协会暂停在新疆地区的良好棉花认证,还要求良好棉花协会作出的任何决定,对外都要宣称与人权组织无关。

  记者了解到,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总部会作出这种毫无道理的决定,除了人权组织从中干涉外,也与良好棉花理事会的影响有很大关系。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的决策机构是良好棉花理事会,其主要收入来源是理事会成员中的玛莎百货、李维斯、苏皮马等品牌商代表,这些品牌商代表大部分来自欧美国家。另外,美国国际开发署是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的重要赞助方,这家美国政府机构,左右良好棉花理事会的内部决策,不断授意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总部对新疆棉企采取不正当行动。

  整个2020年,美国政府对新疆棉产业也是频频出手打压。从美国财政部要求美国公司完成与新疆52家棉企的清算撤资,到国土安全部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针对新疆棉企发布进口禁令,几项措施几乎封堵了新疆棉产品的出口渠道。

  尉犁县众望工贸有限公司负责人 张彪:如果说长期的对于新疆棉的禁令也好,或者是停止采购新疆棉来讲,那可能对于新疆棉花的中间加工企业来讲会有比较大的风险,工人的就业机会,农户的种植可能都会受到影响,他们的收入也会降低。

  新疆巴州泰昌农场员工 塔依尔·艾合买提:劳动是为我们自己好的,根本就不存在“强迫劳动”的事情,我愿意劳动,劳动对我来说是很光荣的事。

  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 许建英:美西方打着人权的幌子,炮制所谓的新疆“强制劳动”问题,不顾事实真相,制造各种谎言,恶意炒作,其根本目的是想破坏新疆的棉产业基础,破坏中国的棉纺产业链,破坏新疆就业和社会稳定,破坏新疆的民族关系。美国所谓的要保护新疆的人权完全是一派谎言,根本目的实际是破坏新疆各族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这也是对新疆各族人民的人权的最大的破坏。

  国际零售品牌在中国地区采购的“良好棉花”,占全球采购量的百分之三十三。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总部作出的无理决定,实际是美国政府涉疆制裁的延伸,导致了供应链脱钩的恶果。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和一些非政府组织、零售品牌商的所做所为,让白棉花上了“黑名单”。因为霸凌思维的驱使、政治因素的存在,还有许多本应正常交易流通的商品,不能进入到供应链;还有许多互利共赢的经贸、科技、人文合作,不能顺利开展。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梅新育:西方一些反华势力拿新疆(涉疆)问题来炒作,企图制裁我们新疆相关的企业,相关的产业,但是他们采取的这种措施是达不到他们所希望的效果的。这些海外的品牌希望他们能够认清,中国是最可靠的全球生产中心,是正在迅速增长的可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了。海外的品牌商希望他们能够平心静气地冷静、理智地思考一下,怎样做才是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编后

  事实证明,所谓新疆“强迫劳动”的说法是彻头彻尾的世纪谎言,是美西方个别政客、非政府组织、媒体沆瀣一气炮制的丑恶闹剧。他们表面上关心的是人权问题,实际却是打着人权的幌子反人权,企图剥夺新疆棉农和最普通劳动者的利益。他们以“强迫劳动”为由限制新疆产品出口,打压中国企业、破坏新疆稳定、抹黑中国治疆政策,甚至对中国内政粗暴干涉。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也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举措,维护中国企业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新华全媒+丨苦难和新生——西藏翻身农奴影像档案(第一集)

  1959年3月28日,国务院颁布命令,在西藏施行民主改革,彻底废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从此,西藏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将命运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历史,滚滚向前。

  新华社记者深入广袤高原,走近那些翻身农奴,感受他们如今的幸福生活。

  在旧西藏,达娃是克松庄园的一名“差巴”(领种份地,向农奴主支差役的人),吃不饱饭,没有任何权利。

  ↓请点击图片,感受她的故事↓

  在旧西藏,冲多老人是日喀则白鲁庄园的农奴,老人的祖辈也是庄园的农奴。因为他们一家擅长酿青稞酒,庄园主强迫他们酿青稞酒,抵交青稞酒的税,一家人一年到头酿着甘甜的青稞酒,自己却只能用鼻子闻闻,一直喝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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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旧西藏,“卓舞”带给老人的是无尽的痛苦。“那时候学‘卓舞’是为了向日吾德庆寺纳税。为了表演需要,‘卓舞’演员都要留长头发,而有些年轻人为了不再遭受这种痛苦,会偷偷把自己的头发剪掉,‘卓舞’老师便把这些人抓起来鞭打。”尼玛老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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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旦增措姆小时候,他们一家一边给农奴主放羊,一边靠乞讨维持生活。实在活不下去的旦增措姆一家,偷了农奴主的羊,翻山越岭,一路逃跑。农奴主很快把他们抓了回来,旦增措姆的父亲被打成残疾,遮风挡雨的氆氇帐篷也被抢走,一家人只好住在山洞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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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藏民主改革前,巴桑一直给当地农奴主放羊

  “农奴主吃大山吃不饱,喝大海喝不饱”

  “旧西藏,冬天是最难熬的季节,全家8口人,没有一双鞋”

  “光脚放羊,光脚干农活,真羡慕牲口还有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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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旧西藏,次旦一家四口没有土地,一直乞讨为生,食不果腹,有时只能吃死去牲畜的肉充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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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旧西藏片多是当地庄园的农奴。她回忆,那时的生活太艰苦,农奴的衣服破旧不堪,满是补丁,有时候连打补丁的布料也没有。到了冬天,没有被褥,只能靠生火御寒,要等白天出太阳才稍微暖和一点。  ↓请点击图片,感受她的故事↓  在旧西藏,卓嘎的日子与眼泪交织在一起。为了支差,她要到拉萨搬运盖房用的石料。“每一次搬运,农奴主就会在我的额头和手臂上盖章,以此作为支差凭据,一天下来,有时候额头和手臂盖满章子。‘打阿嘎’(藏族一种修筑屋顶或屋内地面的传统建筑工艺)时叫我们唱歌,肚子饿得实在唱不出来,农奴主就用棍子打我们。”  ↓请点击图片,感受她的故事↓  西藏民主改革前,巴桑一家要给农奴主上交各种各样的税:人头税、粮食税、羊毛税、羊肉税、柴火税、饲料税……名目繁多的税种让他们苦不堪言。巴桑说:“赋税比水中的波纹和天上的星星还多。”↓请点击图片,感受他的故事↓  次仁拉姆回忆道:“我6岁就被卖给了另外一个领主,那时候我照顾管家的孩子,我当时特别瘦小。我照顾的孩子特别胖,我要背着他,经常会摔倒,他一哭我就会被打。”↓请点击图片,感受她的故事↓  只有经历寒冬的人  才知道春天的温暖  如今  西藏的翻身农奴  早已过上了  祖辈们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  策划:沈虹冰、罗布次仁、兰红光  统筹:曹健、普布扎西、陈铎  摄影:普布扎西、觉果、张汝锋、晋美多吉、孙瑞博、孙非、王泽昊、阿伦、贡觉群培、车刚  海报制作:旦增努布  编辑:邓坚 王南 周大庆

今日头条:从制度的新生到发展的跨越——写在西藏百万农奴解放62周年之际 附1997年图片

昌都市芒康县盐井纳西民族乡的家中,85岁的昂旺尼玛享受着四代同堂的天伦之乐(2月18日摄)。新华社记者 孙非 摄 对比1997年,如今的西藏人生活水平又提高了一大截。新房子,新衣服。满脸的幸福感。

北欧绿色邮报网援引新华社拉萨3月28日电 题:从制度的新生到发展的跨越——写在西藏百万农奴解放62周年之际

  新华社记者

  春到拉萨,小昭寺附近的吉崩岗社区里桃花盛开。这里曾经是旧西藏贵族的庄园领地,如今已成为900多户普通居民的家园。

  86岁的仁增老人在这里已生活了62年。62年前的3月28日,党中央领导西藏各族人民进行民主改革,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人奴役人的历史就此在高原终结。

85岁的昂旺尼玛(2月18日摄)。新华社记者 孙非 摄

  62年前,年轻的仁增摆脱了农奴身份。她用劳动换来的,不再是填不饱肚子的一小捧糌粑,而是属于自己的劳动报酬,以及用勤劳双手创造光明未来的可能。

  62年间,挣脱了腐朽制度羁绊的西藏,已站上了新的历史起点,向着新征程启航。

  71岁的昌都市左贡县旺达镇列达村老人洛松朗加(2月19日摄)。新华社记者 孙非 摄

  拥抱自由

  ——废除封建农奴制,进行民主改革,实现了西藏社会制度的伟大变革。

  79岁的山南市克松社区居民洛桑卓玛,经常会驻足仰望刻在社区门楼上的那行字——“西藏民主改革第一村·克松”。触景生情,老人的思绪常常被拉回至60多年前。

  那时,同样位置悬挂着的不是社区的名字,而是一根冰冷的法杖。

  “在旧西藏,克松是农奴主管辖的庄园,法杖就是农奴主司法特权的象征。”洛桑卓玛哽咽道,那时,农奴主“公堂”上的刑具,曾是无数农奴的噩梦。

洛松朗加和他的家人(2月19日摄)。新华社记者 孙非 摄

  据统计,民主改革前,占总人口不足5%的三大领主(官家、贵族、寺院及上层僧侣)及其代理人,占有了西藏99.7%的土地。而占人口95%的农奴却没有生产资料和人身自由。

  “小时候最深刻的记忆就是饿,从没吃饱过。”71岁的昌都市左贡县旺达镇列达村老人洛松朗加说,民主改革前,他的爷爷负责给农奴主家打猎。一次,因为收获不好,农奴主当着家人的面把爷爷吊起来打了100大板,当场把爷爷打昏了过去。

  “直到解放军来了,才把爷爷身上的伤治好。”洛松朗加说。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考虑到特殊的历史情况,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对西藏的政治制度暂时不予变更。1959年3月,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和西藏人民的愿望平定叛乱,并领导各族人民开始民主改革。

  在我国海拔最高的行政乡——西藏山南市浪卡子县普玛江塘乡,小朋友们在新建成的幼儿园前玩耍(2020年4月16日摄)。新华社记者 晋美多吉 摄

  “12亩地、一匹马和5头牛,我记得清清楚楚!”洛松朗加至今记得一家七口人第一次分到土地时的喜悦,“自己的牛,自己的地,收成都是自己的。”

  而在克松庄园,法杖被取下,不公平的地契被烧毁,这一场面被当时的记者拍下。照片中,获得解放的农奴们群情激昂,宛若庆祝节日。

  这是世代生活在枷锁下的人们,第一次尝到拥抱自由的滋味。

  “长期被当作‘会说话的牛马’的农奴和奴隶,从此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人’。”西藏社科院原党委书记孙勇在《西藏:思考的维度》中写道,“民主改革的胜利,实现了西藏社会历史进程的伟大跨越。”

  黑颈鹤在拉萨市林周县黑颈鹤自然保护区上空飞翔(2019年1月1日摄)。新华社记者 张汝锋 摄

  跨越贫困

  ——历史性消除绝对贫困,发展成果惠及西藏各族群众,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又一历史跨越。

  “这样的生活,以前的贵族也过不上吧!”坐在位于昌都市芒康县盐井纳西民族乡的家中,84岁的昂旺尼玛享受着四代同堂的天伦之乐。他家的三层小楼坐落在一片油菜花田旁。

  在旧西藏,昂旺尼玛住的是用木头搭起来的简易棚子。“以前,我真羡慕贵族家的大房子。”他说,“但他们的生活,连我现在日子的十分之一都比不上!”

  随着西藏民主改革基本完成,人的解放,让发展生产的活力前所未有地迸发。

  从1980年起,中央先后召开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为西藏注入强劲动力。2015年,西藏全区地区生产总值首破千亿元大关,达1026亿元。

  然而,受制于自然、历史等因素,西藏的发展步伐仍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脱贫攻坚战打响时,西藏成为全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民主改革以来又一场划时代的战役,在世界屋脊上打响。

  3月16日,西藏山南市乃东区克松社区居民在参加春耕仪式。新华社记者 孙瑞博 摄

  海拔5373米的山南市浪卡子县普玛江塘乡是我国海拔最高的乡。曾经,这里没有电、没有路,群众连蔬菜水果都没见过。如今,得益于“边境小康村”建设,乡里家家户户住进了带院子的新房,水电路讯畅通。当地还打造高原绿色畜产品特色品牌,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隆子县玉麦乡位于喜马拉雅山深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乡里只有桑杰曲巴和他的两个女儿卓嘎、央宗一户人家,曾是中国人口最少的乡。得益于脱贫攻坚,如今的玉麦通了路、电、网,走出大山更加便捷,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我们距离北京超过5000公里,但国家的发展没有落下任何一个角落和任何一个人。”脱贫摘帽后,阿里地区楚鲁松杰乡党委书记罗绍勇说。

  据统计,2016年以来,西藏实施产业扶贫项目2984个,建成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点)965个;推进15年公费教育,累计资助在校贫困大学生4.68万人次;11万建档立卡贫困对象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兜底;落地援藏扶贫项目313个,到位援藏资金达195.2亿元……

  2019年底,西藏实现62.8万贫困人口脱贫,消除绝对贫困取得胜利。

  坐望家乡林芝四周的雪山,80岁的藏族老人其加感慨万千:“从翻身农奴做主人,到脱贫致富奔小康,是我这辈子经历的最美的事!”

  一个甲子,高原已换了人间。

  位于山南市贡嘎县的森布日搬迁安置点(2020年9月24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孙非 摄

  冀望未来

  ——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上,西藏将与全国一道,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如今的西藏,正迎来高质量发展,各项民生事业持续改善。2020年,西藏全年经济增长7.8%,全区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900亿元;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45.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18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全区人均预期寿命由民主改革之初的35.5岁增加到71.1岁。

  如今的西藏,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旗帜鲜明反对分裂,已成为深植于西藏各族群众内心的共识。2020年1月,《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例》获表决通过,填补了西藏自治区立法体系的一项空白。

  阿里地区楚鲁松杰乡干部群众在牧场例行巡逻(2019年1月8日摄)。新华社记者 陈尚才 摄

  如今的西藏,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5年来,西藏建设各类生态功能保护区22个,落实各类生态补偿资金296.3亿元,“无树村”“无树户”全面消除。2021年1月通过的《西藏自治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进一步完善了西藏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体系。

  “我们赶上了最好的时代。”全国政协委员、西藏大学教授图登克珠说,“从人的解放到社会结构性的进步,经历过这一历史巨变,才能体会到今日发展局面的不易。”

  今年57岁的图登克珠告诉记者,民主改革后,他的父母才得以摆脱奴役,随军参加工作。而他自己也不再重复祖辈们放牧的命运,走进大学,成长为新一代西藏知识分子。

  “十四五”新开局,在拉萨老城的街头巷尾,在广袤高原的农田牧区,在喜马拉雅山脚下,在高原建设的各个岗位,新时代的西藏建设者正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

  这是藏北草原上的藏羚羊(2020年7月17日摄)。新华社记者 觉果 摄

  “实践充分证明,西藏的前途和命运与伟大祖国紧密相连,西藏的发展和进步与祖国的稳定繁荣密不可分。”27日晚,西藏自治区主席齐扎拉在拉萨发表“纪念西藏百万农奴解放62周年”电视讲话时说,西藏正和全国一道,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从制度的新生,到发展的跨越。回望历史,方知来时之艰辛。冀望未来,一个更加美好的西藏,正在路上。(记者王沁鸥、陈尚才、王泽昊、张兆基)

编辑 陈雪霏

以下是记者1997年8月14-9月2日到西藏采访时的照片:

陈雪霏和同事拍摄。以上这些照片是1997年香港回归后,记者到西藏采访时拍摄的。那时,拉萨已经通了国际长途电话。生活有很大改善。但如果看现在,那真是更上一层楼。从人们的音容笑貌可以看出来,生活又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得越来越好。人权得到了充分保障。

第一报道丨从习主席这些话里,感知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中国力量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重要演讲,站在世界和谐和人类进步的高度,提出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主张,深刻阐述中国的和平发展理念——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恃强凌弱、冷战思维和单边主义行径对世界和平稳定、可持续发展带来冲击,“和平森林”正在遭遇“丛林法则”的新威胁。

  “让和平理念的种子在世界人民心中生根发芽。”这些年,从巴黎到纽约,从日内瓦到北京,从现场演讲到视频对话,习近平主席总是把中国主张和平的理念播撒到世界各地,中国行动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不断作出贡献。

以和平理念驱散战争阴霾

  2021,一个再次促人深省战争与和平的年份:阿富汗战争20周年、叙利亚危机10周年、利比亚内战10周年……

  仅在叙利亚已有35万人死于战火;利比亚境内仍有40万人流离失所,超过100万人亟待救助;联合国统计数据显示,从2005年到2019年,仅在阿富汗就至少有2.6万多名儿童因战争死亡或致残。

  听听阿富汗喀布尔市民法伊兹·艾哈迈德的心声:“我这辈子基本没见过一天和平。希望我们国家能实现持久和平稳定,我一直在为这一天的到来而祈祷。”

  7年前的演讲中,习近平主席特意引用这一警句,强调和平理念的重大意义,讲述深植于中华民族精神血脉中的“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等理念,倡导“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7年来,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合组织、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等重要多边平台,在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万隆精神、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等重要活动中,习近平主席全面阐述中国的和平发展主张,强调和平对中国和世界发展的重大意义,宣示“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和维护者”,阐述“多彩、平等、包容”的文明观、“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共商共建共享、正确义利观等重要主张,不断丰富中国和平理念的内涵。

  中国的“和平观”如阳光,如雨露,催发浇灌着和平理念的种子,为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星球生长出“一片又一片和平的森林”持续贡献正能量。

  叙利亚中国事务专家穆罕默德·扎赫拉表示,中国一向在国际关系中寻求和平共处,不干涉他国内政,倡导以和平方式解决矛盾冲突。

  肯尼亚国际关系专家卡文斯·阿德希尔说,习近平主席在不同场合指出中国需要和平、爱好和平,也愿意尽最大努力维护世界和平,真诚帮助仍然遭受战争和贫困煎熬的人们,“中国的和平理念一直体现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

以和平实践推动世界发展

  绝对贫穷、分配不公、粮食危机、极端思想、单边主义、冷战思维……这些都是引发冲突乃至战乱的祸根。消弭这些威胁和平的因素,各国责无旁贷。

  7年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讲坛上,习近平主席发出真挚呼吁,作出坚定宣示——

  言必行,行必果。这些年来,从支持联合国事业到推动多边合作,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到助力可持续发展,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到促进全球减贫事业,从开展国际人道主义行动到合作抗击新冠疫情……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国以实际行动携手世界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成为促进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的关键力量。

  ——中国已成为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和维和摊款国,也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第一大维和人员出兵国,持续提供国际维和等公共安全产品,为维护世界和平不断作出贡献。

  ——中国是气候行动的积极推动者和坚定践行者,致力于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设定达成碳排放峰值和实现碳中和的时间目标,向世界宣示了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

  ——中国提出了践行多边主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持续为维护世界公平正义与和平安全发出强音。

  ——中国积极参与和推动国际抗疫合作。在全球新冠疫苗短缺背景下,从亚洲到欧洲,从非洲到拉美,中国疫苗跨越山海、雪中送炭,中方已经并正在提供疫苗援助的国家达到80个,同时还向47个国家出口疫苗,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和衷共济的道义担当。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重要基础。以发展促和平,是中国和平理念与实践的重要内核。

  ——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创造了全球减贫史上的奇迹;在脱贫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为摆脱贫困这一困扰全球发展和治理的突出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内涵不断丰富。“健康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绿色丝绸之路”……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合作机制日臻完善,合作理念持续丰富,合作伙伴更加多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各国抗击疫情、恢复经济、增进人民福祉发挥了重要作用。

  埃及社会主义党总书记沙班表示,中国始终愿意提供发展经验和知识,推动建设一个没有战争和冲突的人类社会。

以文明对话促进世界和谐

  当下,世纪大疫情叠加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格局加速震荡,“文明冲突论”“脱钩论”以及形形色色的“陷阱论”甚嚣尘上。少数国家和一些政客无视国际社会对和平、稳定、发展、繁荣的共同渴望,蓄意搞“小圈子”“新冷战”,给世界和平前景蒙上阴云。

  不同文明之间是冲突还是对话、是对抗还是合作,已经成为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时代课题。“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习近平主席在2019年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的论述拨云见日。

  推动人文交流和文明对话是中国元首外交的一道靓丽风景。无论是在出访中深入了解五大洲文明,还是讲述中外文化交流故事;无论是在上合组织拉紧人文交流合作的共同纽带,还是将人文交流纳入金砖合作的“三轮驱动”;无论是提出将“一带一路”建设成“文明之路”,还是以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的文明观润物无声,深入人心。

  2019年5月15日,习近平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开幕式前,中外领导人同出席开幕式的重要嘉宾代表合影留念。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和平与外交研究所所长费尔哈特·阿西夫说,中国发起了重要的文明对话,并分享不同文明和平共处方法,“这是中国在全球范围内享有和平声誉的精髓”。

  肯尼亚专家阿德希尔说,中国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纽带,在国际交流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坚持多元文明交流互鉴,各国相互包容合作,而不是冲突对抗,只有这样人类才能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50年前,中国重返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伟大事业增添了一支重要力量。“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习近平主席的庄严宣示掷地有声。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必将为各国人民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执笔:柳丝、于荣;视频:于荣;记者:唐霁、史先涛、汪健、郑一晗、朱婉君、禹丽贞、黎华玲、杨翼、刘畅、吴丹妮、李碧念、陈威华、赵焱、张远、刘天、蒋超、张淼;编辑:陈杉、刘健、王雅晨、王申、徐晓蕾、金正;摄影:姚大伟、王晔、张迺杰、王新庆;视效:陈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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