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 今天，3月2日，斯德哥尔摩天气晴朗，笔者到门前的德雷亚花园跑步，本想进到里边打打太极，却发现一位老人在那里点亮蜡烛，然后，放到地上，沙坑里，或者是水泥墩子上，蜡烛的火苗一闪一闪的，点燃了人们心中的那盏明灯。

我兴奋地走进他问到，原来是您每天在这里放蜡烛吗？是的。因为以前，尤其是在感觉心里一片黑暗的时候，隔着窗户，看到那蜡烛，就好像欧亨利小说里那个得了肺炎的姑娘看到那一片绿叶一样。夜里，看到蜡烛一闪一闪的，感觉真的很奇妙。是的，瑞典人都习惯点蜡烛，很多商店或者是饭店门口都会在晚上有蜡烛点亮。

原来，这位老人是我们旁边楼里的居民。他叫悦然.桑德斯特伦。他说，他都这样做了12年了。每年一到冬天，11月下旬，天黑的时候，他就开始每天晚上点上蜡烛。然后，早上，再把装蜡烛的盒子拿回去。

我问他，你是为瓦萨小区工作的，还是你自己买的蜡烛？他说是他自己出钱买的，跟小区没有半毛钱关系。我还以为他是为政府部门做事呢。

说起德雷亚公园还是有故事的。很久以前，这里开发，因为有火车站，汽车站，交通枢纽，所以，就要把公园关掉，把近百年的老树砍掉。结果当地居民手拉手抱住大树，不许砍。这么一抗议，果然，树就留下来了。

不但树留下来了，10年前，政府负责人也真的很负责任。本来，我们以为公园挺不错的了，有点儿空地，有点儿长椅，人们中午吃附近最好吃的冰激凌的时候，可以在这里晒晒太阳。但是，政府觉得还不够，于是把我们这里的居民都召集起来，民调，对话，问我们有什么意见。他们已经想好啦，要好好改造这个小公园，要给孩子们建一个可以玩耍的沙坑，再种植一些绿色植物，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大家对此纷纷赞扬，说没啥意见，政府做得很好。等开完会了，我问一位来自日本的邻居，也是我学瑞典语时的同学，她说，政府就是有钱想花一下，随便吧。

果然，到了夏天，这里真的出来个儿童可以玩耍的沙坑。你别说，我和女儿还真是经常在这里玩儿沙子，跳绳，吃冰激凌，甚至野餐。公园虽小，但感觉象是我们自己的一样。在暴热的天气里，我甚至可以拿个枕头出来躺在长椅上晒太阳。

但是，到了冬天，天气阴冷。经常无聊。所以，看到有蜡烛的火光时异常兴奋。尤其是从去年开始，我们这里的火车站关掉了，站点挪到Odenplan去了。没了火车站，也就没有人流了，没有人流了，汽车站也就关掉了。所以这里现在是静悄悄。

悦然看到我的样子，问我是哪里来的。我手指我们的大楼说，我也是住这个楼的。不过我是中国人，来自北京。他立即说，“我到过远东很多国家，中国，日本，韩国，也到过香港和台湾，那里的人们非常热情，那里的氛围非常热闹，让人感到温暖。我受到那里的文化影响，就想到要让我们瑞典的黑夜变亮，所以，从12年前开始，我就每年冬天都这样自觉自愿地点亮蜡烛，就是为了能让人感觉到一点儿温暖。我们这里的冬天太黑暗难受了。”

我说，其实，斯德哥尔摩市政府也是想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决定每年在市中心点亮很多灯，从11月20日起，一直持续到3月下旬。这确实是个好主意。

悦然说，我只关心这里，这在我家附近。因为明天是我夫人的生日，所以，我要多留一些为她点亮。然后，他又不停地说起了在亚洲，尤其是东亚的感受。他说，他喜欢亚洲的食品，他学会了拿筷子，他到中国餐馆，都是拿筷子，而不拿刀叉。他说，斯德哥尔摩的中餐馆他都尝遍了。我说，近的有长城饭店，市中心有唐，苏尔纳有贵，斯堪的纳维亚购物中心里有佛汉铁板烧，这些都是比较好的中餐饭店。他说他都去过了。但他还是想念在国内吃的正宗的中餐。他还带他妻子去中国几次。可惜孩子们去的少。他的儿女都在马尔默工作，成家立业，他也当爷爷了。

我本着中国人的习惯，还是忍不住猜了一下他的年龄，他说他65岁了，已经退休了。因为以前他旅行的太多了，每年几乎来回往返瑞典和东亚之间一百多次。他说他是从1982年就开始到中国到亚洲其他国家去旅游了。有时来回带游客，有时还来回带东西。比如，带一些中国的古玩。不过一开始的时候，他刚来中国的时候，感觉处处都好像有人监视他。带的东西，钱多少，都得查个遍。

我说，是啊！那时候，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到了1987年了，我大三的时候，我的美国老师要回国了，握着我的手说，Betty, write to me about your happiness and sorrows. 请给我写信，写你的快乐与哀愁。我说OK。但是，我心里想，我才不会给你写信呢。假如让人抓住，人家不得说我是叛徒或者是里通外国嘛，我怎么敢跟你交往呢？

不过我说，那时候，中国还很穷，我们90年毕业的时候，工资才67元一个月。但是到了2000年就到了3000元了。尤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随着房地产和汽车行业的突飞猛进井喷式的发展，中国人也没有里通外国的警惕了，非常开放了，腰包也鼓了，很多人思维也变了许多。

他说，他经常去香港，也非常喜欢香港。我说，是啊，香港确实不错，但是，去年下半年却闹腾了半年，经济社会都受到很大影响，甚至发生青年向警察扔汽油弹的情况，这可怎么办呢？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

他说，他们不懂得历史，不了解历史，我理解他们的诉求，但是，他们的做法是不对的。他们的诉求靠他们那样的做法是无法实现的。他们必须找到其他的方式。

老人家吃的咸盐多，自然了解的情况多，也知道症结所在。当然，香港的问题也是有一些人在背后支持，直接跟政府和警察对着干。悦然.桑德斯特伦说，跟警察对着干，在哪里都是说不过去的。

不过，他也说，他觉得又要办香港签证，中国签证，台湾签证太麻烦。我说，是不是来个大中国签证一个签证就比较方便了。他笑了笑。

他说，他以前旅行的太多了，所以现在想休息休息。但他确实喜欢东亚文化。我说，你觉得瑞典文化和东亚文化真的有很大不同吗？他说是有很大不同。东亚人比较热情温暖。他喜欢那种温暖。

看着他那情不自禁的微笑和自觉自愿地点亮蜡烛的行为，我突然有一种感动油然而生。他说，如果你看Vasastan区级报纸的话，你可以看到他们采访我，我都成了这里的名人了。说完笑了起来。这也是为人民服务啊！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 2月3日，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举办著名汉学家前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纪念讲座。马悦然教授是唯一一位瑞典学院、瑞典皇家科学院和瑞典皇家人文科学院（社会人文历史考古学院）三院院士。这三个学院也是古斯塔夫三世国王在十八世纪建立的三个学院。讲座主讲人是马教授的学生也是瑞典皇家人文科学院的院士罗多弼教授。

罗多弼教授说，去年10月17日，95岁高龄的马悦然辞世，标志着一位杰出的教育家，研究员，翻译家和文化传播者离开了我们。

罗多弼说，他是马悦然的学生，后来，他们也是同事，也是朋友，互相都直呼其名。因为他对马悦然比较了解，所以，愿意为大家做介绍。

出席讲座的有马悦然的妻子陈文芬，马悦然的长子马宁骥、次子马宁骐和孙女马惠蘭，还有马悦然的另一个学生翻译《红楼梦》的白山人（Pär Bergman）, 斯大的老师和学生们。大教室坐满了人。

罗多弼介绍说，马悦然于1924年6月6日出生在延雪平。父亲是一位艺术家，母亲是钢琴家。因此，马悦然也可以说是一位有艺术家气质的文人。

马悦然于1944年秋天报考乌普萨拉大学法律系。到1945年春天他离开了法律系，决定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但同时，他读到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开始对道家思想感兴趣。他想阅读《道德经》。

于是，他去找著名汉学家高本汉，问他谁的《道德经》译本比较好。高本汉说，有好多个版本，但都很一般，只有一个版本比较好，那就是他自己的版本最好，但还没出版呢，你可以把手稿借去看看。一个星期以后，马悦然回来还稿子。高本汉问他为什么去学那垂死的希腊和拉丁文呢，为什么不学习这个永远活着的语言中文呢？马悦然说，我正想学习汉语呢。高本汉说，那你秋季来学吧。于是，马悦然决定和高本汉学习汉语。

高本汉搞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要培养一批汉学家。高本汉希望通过研究语音来了解古代汉语，解决一些翻译上的难题。

1948年，24岁的马悦然被高本汉派往四川学习方言。通过地方音来研究中国文化，不得不说是独创。而马悦然可能就是一个语言天才。他真的研究了四川话的特点。学习期间，他认识了陈可行教授一家。陈教授曾经在美国留过学。他有三个女儿。二女儿陈宁祖很受他青睐，因为当时他教她英语。

1950年，新中国解放，他去了香港。在那里，他得知未婚妻已经去了美国。他突然觉得自己可以和深爱的宁祖结婚。于是给老岳父写信，希望能够与其爱女成婚。结果，陈教授表示同意。经过长途跋涉，他们在香港的教堂举办了婚礼。

婚后，他们有三个儿子，现已都有了各自的家庭。

回到瑞典以后，马悦然写了四篇文章。随后，他在乌普萨拉大学任教。1953年到1955年，他们到英国伦敦大学的东方和非洲学院当老师，并见到了著名汉学家格拉汉姆。

1956-1958年，马悦然在瑞典驻华大使馆当文化专员。此间，有机会与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联系。一次，他正好得到机会陪刚到任不久的克拉斯.伯克大使一起去递交国书，并得到毛主席的接见。毛主席听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看法之后说，你虽然说的很热闹，但实际上，我们最引以为傲的就是三样瑰宝，一个是小说《红楼梦》，一个是中医，一个是麻将。他们不明白为什么麻将也是那么宝贵，因为在那个时候，好像麻将正式被禁止。那段时间也正好是中国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随后又进入了反右斗争和大跃进。

反右时期，马悦然的岳父也成了右派。因此，这种影响导致他不能进入大陆。但他又喜欢中国文化，因此，他就去了台湾。后来又娶了台湾的妻子，自然就是去台湾多了。不过，马悦然的两任妻子，一个来自大陆，一个来自台湾，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中国的女婿。他也早就把中国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他的中文那股老北京的京腔或者说是标准的普通话，让人不得不佩服他对中华文化的执着精神和不断传播的精神。

罗多弼介绍说，从中国回到瑞典之后，他开始从事教学工作。而后，他翻译了四大名著中的两部，《西游记》和《水浒传》。他还翻译过《诗经》，《春秋繁露》，《辛弃疾词》和《道德经》。他就是从学习《道德经》开始对中国古典文化开始热爱，到和老师高本汉探讨，一直到终生从事中华文化的传播。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文化传播使者。

据妻子陈文芬讲，前年夏天他还在用中文写作。翻译《庄子》。直到生命的前三天，他还在伏案写作。

1959年在北京结束使馆工作后，他应邀来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语系在首都堪培拉教汉语。头两年是讲师，后来成为教授。

在外讲学期间，他一直在钻研中国语言学和古典哲学。他在四川和北京的经历，让他认识了佛教界的朋友，也认识了老舍等一批作家。他对中国文学也十分感兴趣。与其他杰出汉学家不一样的是，他研究的领域既有古代汉语，也有现代汉语。所以，他能很快地阅读各种著作。

他除了学习四川方言外，还学习了《左传》里的《公羊传》和《谷梁传》。

1965年，马悦然被斯德哥尔摩大学聘为现代汉语教授，成为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的第一把交椅。这里提的现代汉语标志着现代汉语开始得到重视，是新的研究方向。以前都是学习古代汉语的。

即使是高本汉本人，1939年也是在东方博物馆研究汉语，并没有到斯德哥尔摩大学任教。他曾经在哥德堡大学任教。

罗多弼说，可以说是高本汉钦点马悦然来承担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现代汉语和现代文学的重任。因为高本汉本人研究的都是先秦文学。那也是中国的诸子百家哲学。高本汉和大多数世界著名汉学家都认为古典文学几乎是神圣的。因为其内容都是关于人类和世界的重要真理，因此，理解中国古典文学非常重要。可以说，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堪比西方世界的《圣经》。而现代汉语的学习主要目的是实用，同时也要翻译古代汉语和古代文学。

马悦然深信高本汉的研究方向，但同时，他也开始研究现代汉语，因为现代汉语和文学也是汉学的一部分。因此汉学家的定义也是那些研究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人，其信息来源都是中国文字。对他来说，被称为汉学家，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的知识都至关重要。他称那些号称是研究中国文化但却不会阅读中文的人是“语言的矮子”。

当他担任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时，他设计了以现代汉语研究为中心的现代教学大纲，并编写了现代汉语语音、语法和句子模式纲要，这些纲要长期以来一直是初学者教学中最重要的教具。他不赞同很多人说汉语非常难学的说法。他写了一本广受欢迎的教课书，题目就叫《汉语不难》。

马悦然为初学者写一些教科书，但是，他最终是希望学生们能很快就进入真正的中文课文阅读。

罗多弼说他在1968年成为马悦然的学生。第二学期，马教授就要求学生读现代小说。例如，那时候，他们就读老舍的小说《黑白李》。要读小说，就必须掌握词汇量，所以学生们也要写汉字。同时，在第二学期，马教授也开始教学生们古代汉语。主要课文有《孟子》的片段。当时，他看到了中国发展的大趋势，中国将在世界上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国家。因此，需要那些了解中国，熟悉中国文化与社会的人才。因此，他是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一起教。

罗多弼说，马悦然非常重视文化交流。在大家不能去中国大陆的时候，他们也想办法到香港或台湾去学习交流。等到1973年他们可以到大陆去学习的时候，他们又被鼓励去大陆交流学习。

除了教学，马悦然还从事写作和翻译。他不但翻译短篇作品，也翻译了长篇小说《西游记》和《水浒传》。他翻译速度非常快，几乎是每天十页。而且翻译完了需要改动的并不多，说明他的翻译质量很高。他的翻译著作不仅在瑞典受到欢迎，在整个北欧都有影响，丹麦，挪威都有很多读者。

到八十年代，马悦然翻译了北岛的诗。他也翻译了高行健，李锐，莫言，曹乃谦等人的作品，他对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的传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正是在他的带动下，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纷纷被翻译成西方国家的语言。

马悦然去世的消息一出，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媒体纷纷发表文章纪念马教授，高度评价他对中国文学的推广和传播作出的伟大贡献。高行健和莫言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与马悦然教授的推荐是分不开的。他曾经极力推荐作家沈从文获诺贝尔文学奖。但是，等到消息传出的时候，沈从文已经不在人世了。

罗多弼还讲了马悦然的翻译经验。马悦然谈到他的翻译经验时说，如果他要翻译一部作品，他必须首先通读几遍，感受其中的语气和韵律，而且，对不懂的生词，也已经顺手查了字典。等他坐下来开始翻译的时候，他觉得作者就站在他身后，给他听写一样，他能做的就是做文本的“奴隶”，他不会有一丝一毫的篡改，而是要忠实原文。

一开始，他都是从中文翻译成瑞典文，但有时也是从中文或瑞典文翻译成英文，或者从英文翻译成瑞典文。最近几年，他甚至把瑞典文翻译成中文。他曾经把英国作家威廉.布莱克的《月亮岛》翻译成瑞典文，于1979年出版。

他也把瑞典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的诗翻译成英文和中文。

马悦然不仅向瑞典介绍中国文学，而且，也是文化使者。改革开放以后，在文化领域激起了极大的中外交流兴趣。中国电影，文学和哲学在瑞典乃至其他欧洲国家都激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而中国人因为以前的封闭也对外国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瑞典也有很长一段时间被中国人看作是中立的福利国家。瑞典作家纷纷把自己的作品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发表。例如古典作家斯特文堡，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拉格洛夫和儿童作家林德格林的作品都成了对中国出口的文化产品。

马悦然不但亲自翻译很多文学作品，发表各类文章，而且还找赞助直接邀请中国作家来瑞典访问，这都让人感受到他作为文化交流使者的当之无愧。

他在向瑞典读者传播中国文化的同时，也在中国传播瑞典文化。

马悦然自己也是中国文化生活的观察家。他不但翻译，有时他直接用中文写作，反映了他在中文方面的造诣和能力。

通过马悦然的翻译使得中国作家很早就引起瑞典乃至西方其他国家的注意。早期作家何其芳，刘再复等等都是马悦然熟悉的作家和诗人。当代的还有曹乃谦和李锐等。

1985年，马悦然被选为瑞典文学院18个常委中的第五位。是这18个人决定谁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此备受世界关注。这个位置连他的老师高本汉都没有得到过。

到目前为止两位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奖。马悦然功不可没。

马悦然也是香港中文大学、布拉克的卡尔大学和斯德哥尔摩大学的荣誉博士。他不但是瑞典文学院院士，他还是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丹麦文学院外籍院士。

罗多弼说，在马悦然的一生中，他阅读了道教经典，而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是他最喜欢的作家之一。通常，他会引用庄子的著名语录：梦见自己是蝴蝶后醒来，然后想到自己实际上可能是梦想成为人类的蝴蝶。马悦然认为世界可能与现在看起来不一样。但是他似乎对死亡并没有太多的考虑，至少不是他自己的死亡。直到去年5月，在一次有记录的采访中，他的妻子文芬让我听听他是否曾考虑过死亡的问题。他说：“不，我没有，我没有。学习生活就足够了。 …我对死亡没有丝毫的恐惧，对知道会发生什么也没有丝毫的兴趣。我知道发生了某些事情，但是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时间会证明一切。”

“文芬告诉我，他反复说过，他希望“活着死”。他也是这样做的。在经历了漫长的生活之后，他于10月17日下午坐在家里的椅子上安详的象一个老和尚圆寂一样走了”。罗多弼说。

讲座完毕，罗多弼提议大家默哀一分钟。

图文 陈雪霏

北欧绿色邮报网主编社长陈雪霏于四川阿坝报道：10月8日下午，2019海外华媒感知中国（四川藏区）行代表团访问了松潘县象藏艺术暨唐卡艺术传习基地。

校长赤增绕旦介绍说，象藏艺术学校暨唐卡艺术传习基地于2018年9月17日在松潘县山巴乡麻依村挂牌成立，该传习基地的成立标志着松潘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唐卡绘画艺术”以象藏艺术学校为载体，包括象藏美术馆、象雄文化研究基地、象藏文化产业园等文化产业项目全面落地。

赤增绕旦从2012年开始着手规划建设该非赢利慈善公益学校，其初衷是让唐卡艺术成为家乡的文化产业，造福百姓。该项目花去他整整6年时间和所有积蓄1500万元。

从2007年开始在拉萨，他跟从唐卡画师次丹朗杰和西藏大学教授丹巴绕旦，学习唐卡的绘画理论与技艺。2012年，他在拉萨创办了“象藏唐卡艺术中心”，截至2017年，培养了近百名技艺精湛的优秀唐卡画师。

记者们走进传习基地，看到很多学生正在潜心绘画自己心中的唐卡。他们有的要花两三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一部作品，但这部作品是用心完成的。它不但凝聚绘画艺术，而且凝聚学生的文化理论水平。校长解释说，一部作品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学生们首先要读经据典找到其历史原型，然后，根据唐卡艺术的规范比例设计绘制唐卡。

赤增绕旦说，其实这也是一种修行。为了心中的梦想，我愿拼尽全力。如今，象藏艺术学校有30余名唐卡画师，他们有学习了14年的，也有只学了3、4年的。他们大多数都是可以教学的水平了。除了这些师资力量，他们还与西藏大学、阿坝师范学院等高等院校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为学校的发展与传承提供了师资保障。

这里是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招生目标为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后的青少年，唐卡艺术爱好者，也积极招收孤儿和残疾人士。课程有唐卡绘画、美术、书法、雕刻、版画、壁画、矿物和植物颜料制作等。

赤增绕旦说，学制为7年，前三年学习绘画理论及度量经，后三年学习时间传统制唐卡等技艺，最后一年绘制毕业作品及论文写作。

赤增绕旦于1979年11月出生，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民协会员。他精通藏语和汉语。他为松潘县以文兴产作出了贡献。

在这里，人们感受到的是孜孜不倦的敬业精神和心平静气的修行。一幅幅美丽的作品挂在墙上，很多作品已经很优美了，但他们还在雕龙绣凤一样在精心绘制。

在这样的环境里，人们感受到的是心灵的宁静，心灵的纯洁和意志的修行与磨练。美丽的文化传承铸就了美丽的文化中心。

图文 陈雪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