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绿色邮报网编辑陈雪霏：笔者多次想采访陈芃芃，因为她端庄漂亮，性格开朗，又严格要求自己，她功底深厚，教学有方，她曾是我的舞蹈老师。我觉得她肯定有故事，但到底是怎样的故事，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迷。今天，非常感谢她允许我发布她去年写的回忆录。笔触细腻，就象她本人。以下是经过她授权发布的文章。
前言
其实，很早我就在想写写我的父亲、讲讲童年的一些记忆，聊聊淡忘了的那些事情。也许是过了知天命的年龄，才想起该是说这些的时候了。那忽远忽近的过去，在淡淡的回忆中，有的模糊、有的清晰。虽说不上哪些是温馨，哪些是伤痛，但总也是岁月留在我心底里，看不见摸不着的印痕。尘封已久的记忆，渐渐地浮现在脑中，不完整的片段串联起下面的一些回忆。这里面肯定会有一些误差，难免还是会有不少疏漏。但我还是认为值得一写，因为，这不仅是我个人对那段时光的回忆，也不只是我一家的故事，它囊括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几个大时代、几代人的风风雨雨。不为其他，只为记住曾经与我们有关的点点滴滴。
我想还是先从父亲参加革命讲起吧。自从我懂事以来，爸爸就断断续续地给我讲过一些他的经历。现在悔恨自己当年不够成熟，没有认真的仔细去听，加之当时总认为有的是时间慢慢去听，没想到时间说过就过去了，后悔自己没有好好珍惜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光，父亲讲了那么许多，自己却没有留下半个字的笔记，真好比常说的那句“书到用时方恨少”，现在写起来难免有些支离破碎。
记得父亲说那是在1938年5月，他和我的姑姑，也就是比他大三岁的姐姐，与冯牧（生前任文联党组书记）、黄铁、吴莉母女二人（吴莉后为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国家体委副主任黄忠的夫人）等一行七人。从北平出发沿着河北一路出走，先是到了保定、之后来到了张家口、然后路过怀安、进入山西省到大同市、过了太原到达吕梁地区，再入陕西进渭南，最后到达延安。父亲他们一行人徒步走了三个多月，于1938年8月底抵达延安。
父亲在离开家时，随身携带了三件衬衫。他们一路走下来，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基本上都是住在老乡的家里。爸爸有个广东人的胃口，从小他都是吃着奶奶拿手烹饪出的地道广东菜长大的。这三个月走下来，父亲的胃得到了彻底的〝洗礼”。以至于后来初次与父亲相识的人，从饮食上都不大能看出他是个纯正的广东人。但是最难熬的不是这个，而是他们所有人的身上都沾上了虱子。父亲告诉我，那白色小点点的虱子，一排排的都藏匿在衣服的缝隙里。白天行军走路，顾不上那许多还好忍受，可是一到了晚上，他们就有事情做了，脱下身上的衣服拼命挤也挤不干净。虱子顽强的生命力，让这些当时在城里，还略带有点少爷小姐气息的他们，无能为力、恼怒不得，最后只好把所有的衣服脱光，都挂在屋子中间。
当时，听得我浑身奇痒，好像虱子已经爬在了我的身上。爸爸他们原本以为到达延安后，就会马上有衣服可以换了，但还是没有想象的那么及时。他们只好用开水煮了又煮，再继续穿在身上，一直坚持到有衣服发下来。这一年我父亲十九岁，他的革命新生活，就是这样从和虱子斗争开始的。
02 家族往事
说起父亲为什么会走上革命的道路，就不能不讲讲他的家族，因为只有解读了我的爷爷、奶奶他们是怎样的人家，才能明白父亲是怎么走上的这条道路。父亲家里是个大家族，祖先中有个举人。举人是有功名的人，有当官的资格。举人即便做不了官吏，也有一定的经济补贴。举人并没有官衔和品级，不过是享受一些特殊待遇罢了。最起码是见了县官，可以免下跪。
家族祖先里的这个举人，他有二个儿子，一个习文、一个习武。这兴趣爱好截然不同，一文一武的兄弟二人，在广东惠阳分开二个大宅子，紧邻在城中心安家落户。两家宅院的门楣上都有一个大匾，厚重黑漆木的匾上，刻着三个鎏金镶嵌的大字：一个是“文林地”，一个是“武林地”。我的父亲就是那一支“文林地”的后代。
改革开放初期的八十年代，我回过老家广东惠州市（以前叫惠阳）。惠州可称之为岭南的“半城山色半城湖”之地。城中有个西湖，湖面平滑如镜，湖水澄明见底，与杭州西湖、颍州西湖齐名，是中国三大西湖之一。
北宋大文学家苏东坡，当年被朝廷贬至此地。不料他乡的孤山湖水，竟然成为他爱妾——王朝云的长眠之地，埋葬在西湖后山。苏东坡日日思念爱妾，夜夜梦见爱妾朝云渡湖回家，然而她总是衣衫尽湿。苏东坡醒来后决定，将皇帝所赏赐的犀带和黄金捐出，修建了一条横贯平湖和丰湖，连接两湖之间的林荫“苏堤”，以便自己的爱妾归来入梦时，不再被那湖水湿侵衣衫。此堤也被后人称作为“苏公桥”，惠州的西湖也由此而更加出名，正是一代风流才子与佳人的居留之地。
我家的这个老宅院，就在西湖对面不远的地方建成。这两个院落的结构设计是一模一样的，都是那种三进三出的老式院落。有正房、厢房、下屋、雨廊，院内还有一口水井。是那种露空天井式，高门立柱的套院。后来我家的老宅院，一直由父亲的堂弟一家人留守居住。
一九八二年我结婚时，爸爸说：“你是广东人的后代，可至今你都没有去过自己的老家，都不知道祖先的家是个什么样子，你们还是旅行去惠州老家一趟吧。”就这样，我们决定回老家惠州旅行结婚。我的堂叔堂婶一家人，得到这个消息后特别的高兴。那时，还没有直达的火车可以到达惠州。我们是坐火车先到达广州之后，来到珠江渡口再换坐一夜的渡船。当时的渡船好像是木制的，条件非常的简陋，船舱就是一个大大的通铺，所有的乘客只是对号入铺而已。
傍晚时分汽笛拉响，木制的渡轮开始启航了。这是我有生第一次坐渡船，还记得当时自己很是兴奋，看着滔滔江水流过，渡船缓缓驶出了珠江码头，沿着珠江三角洲的东北端而下游，驶向东江流域前往惠州。
我的船舱铺位与机舱只隔着一道木墙，根本谈不上有什么隔音可言，发动机的轰轰鸣响声，就如同在我的头顶上工作，兴奋过后就剩下无奈的噪音了，那一夜我躺在船舱里，被机舱里传来的发动机工作声音，吵得我根本无法合眼，眼睁睁的挨到天亮靠岸。直到下了渡船许久，我的头还在嗡嗡作响，耳朵里好似还有发动机的声音在响。
翌日清晨，我堂叔一家人，在惠州的码头上接到我们，直接安排我们在老宅院里住下。初到老宅院，只觉得空闲的房屋很多，因为事先告诉了堂叔，我们要来这里旅行结婚。他们特意给我们布置好了一个房间。我作为一个广东人的后代，这是第一次回到自己的老家，所见所闻对于我来说，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也倍感亲切。
十月的惠州，白天温暖而舒适。可奇怪的是老宅院里多数的窗户，只有窗框却没有玻璃。也不像北方人那样，会糊上窗户纸。偶尔遇上个风高雨骤的黑夜，冷飕飕的小风穿过无遮挡的窗框，不时还会听到奇怪的响动。我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院子里，对于我这个初来乍到的，广东人后代的北京妹子来说，还真有些不习惯，偶有让人瘆的慌的感觉。不小心还会碰到比猫大的老鼠，大摇大摆的在你眼前走过。时至今日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广东的猫瘦小枯干，老鼠却肥大壮硕。
鳞次栉比的老宅院，早已在风霜雨水的侵蚀下，褪却了往日的灵气与色彩。斑驳的墙面上，刻画着岁月的痕迹。裂缝爬满了老式雕花的门窗，斑驳惝恍的灰砖青瓦的老房，院内砖头铺成的地面，有的砖块破损，有的已经被岁月磨砺发着幽幽的光亮。临街的大门，是一扇沉重对开的黑漆大木门，门闩是二个狮子头，下面挂有大铜环的拉手。前院的一侧墙面，依稀还存有松散稀疏的一小片竹林，屋顶上的灰瓦片上长满了青苔，唯有一些杂草野花还在上面努力开放着。我透过这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依稀还能嗅到，往昔岁月里一些书香墨香的味道。并努力通过眼前残存的老宅院，近距离地去感受它、触摸它，品味着、遥感那过往旧日里岁月的风华。
八十年代开始城市改造，我家的老宅院被迫拆迁了。改革的浪潮最先席卷的就是这里。今日的深圳特区，曾经就是惠阳地区的一个宝安县。当年，我们去深圳的时候，那里也就只有一条繁华的大街，周边还都是过去县城的老城区街道。再后来经过不断的建设与发展。才有了现在的时尚之都——深圳市。
随着岁月的变迁，昔日的“书香门第”，被淹没在钢筋水泥盖起的高楼大厦下面了，失去的却是我们心灵的归依。这以后，我再也没有回去过惠州老家，因为，那里再也找不到，我那灵魂深处的故乡了。
我的爷爷是个严肃刻板、知书明理的旧文人。当时与康有为等一些人，有着较比密切的交往。爷爷也属于赞同维新变革的进步人士，家中尚存有康有为送的字画。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抄家时，其中就抄到当年爷爷奶奶结婚时，康有为、梁启超赠送的恭喜贺词条幅。
我只记得在奶奶的房间里，有一个大大的樟木箱子，里面收藏着家里的字画，还有整卷金黄色上面带金丝的绢纸，上面还有龙凤图案，就像裱画用的那种棱子，一看就知道这些不是普通人家会用的纸张。奶奶说这些绢纸与字画，很多都是当年爷爷收藏的，有些是康有为和梁启超送的。奶奶也很少拿出来给我们看，一直珍藏在箱子里。文化大革命一来，妈妈看到报上和广播上说要破“四旧”，就开始自己吓唬自己，急忙告诉奶奶，家里这一箱子的字画，就是最大的“四旧”，不除掉会有杀身之祸的。奶奶被妈妈说的吓坏了，她们急忙开箱倒柜，把这些“四旧”拿出来，准备统统一把火给焚烧了。结果，刚刚开始没烧多少东西，麻烦就来了。
像裱画棱子般的绢纸，烧的满院子都是焦糊的味道。这下麻烦可就来了，引来了红卫兵的抄家之祸，真可谓是引火烧身。在这几天之前，爸爸就已经被歌剧院的造反派勒令审查，关进了牛棚。随后红卫兵小将，就把我家抄了个底朝天。当时我家住在前门大街，鲜鱼口内长巷头条15号。
那是在1966年8月的某一天，那时天气依然还是很炽热，先是传来我家住的这条胡同里3号院，被红卫兵给抄了家，听胡同里的人们，吵嚷着说这是一家大地主。我马上跑去看热闹。我只记得以前见面，我还叫过爷爷奶奶的二个人，现在被撅在那里挨斗，成了地主和地主婆。烈日下的红卫兵小将，斗志昂扬的对着地主和地主婆，你踹一脚我抽一皮带，院子里满地是抄出的东西，乱七八糟的丢了一地，被看热闹的人用脚踢来踩去的。闻讯而来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院子里被人群围了三四层。空气中散发的全是浓浓的酸臭汗味。
我还没太明白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又听说与我家隔壁一个门的11号也被抄家了，理由是大资本家。我只知道他们家是开诊所的，也是一个不错的小四合院。他家里有八个孩子，小八最小是女娃，比我大两岁。我家搬到这里以后，她是和我玩的第一个小朋友。我俩还常常在她家的小院里玩捉迷藏，有时还爬到她家屋里的大衣柜上。小八的爸爸妈妈都是医生，平时待人和蔼可亲。还有小八的那些哥哥姐姐，都特别喜欢我。我对她家的一切都还记忆犹新，可怎么也想不到，他们家一下子就变成了资本家了。
我远远地看着红卫兵小将，在小八的家里抄出了很多东西，全都给扔在了她家门外的一辆卡车上，几乎连衣柜、床都给拉走了。当时，我就站在几米以外的地方，看着眼前发生的那一切，我那时只是个八岁出头的孩子，感觉自己就是在旁边看热闹的一个小姑娘。
这条胡同里第三家被抄的就是我家了，那天，依然晴朗烈日炎炎，下午的时候妈妈正在院子里，偷偷焚烧我家箱底里的“四旧”字画，不料烧东西的异味，从我家的丁香小院飞出，热心的居民先是来关心，看我家是不是着火了。结果引来红卫兵的关注，一群人率先冲了进来现场捉拿。刹那间，我家的小院被红卫兵小将们，还有看热闹的人群围了个水泄不通。
当时，我家满院子里都是人，有站着的，也有坐在房檐上的，还有把凳子搬在葡萄架下，站在凳子上伸着脑袋踮着脚，直接用嘴巴勾着我家葡萄架上吊挂串串熟透了的葡萄，连手都不用就送到自己的嘴巴里。没想到，几天后我就从一个看热闹的旁观者，变成了被抄家的小女孩。
我还来不及反应自己家里到底是出了什么情况，妈妈就已经被围在了院子中央，红卫兵正在给她剃着阴阳头，之后又被他们拉到了胡同里去游斗。那时，我的弟弟才满周岁还没有断奶，妈妈由于这一惊吓，奶水马上就断了。当时家里也没有准备什么奶粉，后来，我也只好熬煮些稀饭，去喂弟弟。已故的爷爷是个认真细致而且对待工作极其负责的人，结果抄家就抄出了我爷爷在盐务局工作时，存留下的一堆盐务局的旧账本。红卫兵由此马上认定，我家是大地主，认为问题有些严重了，有必要隔离审查一下我的奶奶。
当时，我的奶奶已经是八十多岁了，早年就有严重的类风湿，已经不能自由行走很久了。红卫兵只好找来了一辆平板三轮车，把奶奶拉去了红卫兵三司总部，进行单独的审查。当时的“三司”总部，是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内，我们都不知道奶奶这一去，什么时候能回来。也不敢去问，如去问，连你自己回得来回不来也不知道。
有文化的老太太，还是比没有文化的人有点头脑，应变能力也比较强，红卫兵讯问我的奶奶，问她到底是什么出身，奶奶就说不懂什么是出身，只知道自己家里，有个小买卖的店铺生意而已，盘问了许久别的什么也没有问出来。红卫兵审来审去，奶奶就是这么几句话，小将们听来听去，这算什么大地主，最多也就是个小业主嘛？
奶奶回来和我们叙述着，她如何被审问，又如何回答。她和红卫兵小将斗智斗勇，镇静谨慎的说着每一句话，周旋了几天的结果就是无果。奶奶被关在红卫兵三司总部，单独审查了几天之后，红卫兵没有能从奶奶嘴里，诈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他们看到这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也没什么用了，留着也还是个麻烦。就在拉走的第五天，红卫兵小将又用平板三轮车把我的奶奶，送回了我家的小院。
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一家人和奶奶，一直是住在广东会馆。当时广东会馆是在鲜鱼口内草场七条5号。后来广东会馆的房院，被当地的房管局看上了，要占用做办公地的场所。他们给我们特地找来这么个独院，把独院里原来的旧房子全部拆了，翻新改造了所有的房间。也就是说我们要搬进一个全新的家了。
1963年的初春，我家搬进了这个翻新的，红砖红瓦独门独院。小院里种上了两棵很大的紫丁香树。这两棵丁香树，是我们搬家时从广东会馆老房院子里，整棵移植过来的。紫色的丁香树，是当年奶奶亲手买来小树苗栽种的。本来奶奶就不同意搬家，她根本就不想离开，住了几十年的会馆老房子。1950年爸爸回到北京的时候，爷爷奶奶就已经住在了那里，后来爸爸带着妈妈，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在那里，这一过就是几十年。小时候和奶奶住的广东会馆，也是院中院、独立一体的四合院。而且，那里住的全是广东老乡，奶奶每天都可以用家乡话和他们聊天，奶奶自然舍不得离开那里。房管局的人既然相中了我家的那个院中院，自然是要再三劝说做奶奶的工作。
最后，奶奶同意搬家的唯一条件就是，要把这两棵紫色丁香树带走。否则，她绝不搬家。房管局的人听了后马上满口答应。因为，这两棵丁香树已经很老了，树根很深移植不好是很难存活的。所以，房管局的负责人找来了专业的人员，帮助移植了这两棵紫丁香树。功夫不负有心人，移植后的第二年，紫色的丁香树照常开出花朵，串串的花朵缀满枝头，清雅的紫色，依旧散发着淡淡的幽香。奶奶也总算得到了一些慰藉，了却了她那份恋旧的心愿。
后来妈妈又在院子里，种了一棵玫瑰紫葡萄，还为葡萄树搭建了一个大大的葡萄架。后来几年每逢中秋时节，我家熟透了的紫色葡萄带着白霜，一串串地爬满藤架。又紫又甜的葡萄，个个丰满圆润，吃在嘴里甜的你嗓子眼都发齁。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吃到过这么甜的葡萄。赶上葡萄丰收的大年，我们全家人吃不掉，妈妈就会拿去送给左邻右里。也就有了后来抄家那天，院子里围观的人随便的摘吃葡萄的一幕。
七十年代末我家的小院，在离水池不远的地方，自己长出了一棵泡桐树小苗，很快这棵小苗越长越大，没有两年就长得有水桶那么粗了，别人都说家有梧桐树，一定是要招来凤凰的……
每年春夏我家的丁香小院，绿荫成林、花香果甜。大家都知道前门地区是热闹非凡的地段，我家是在这闹中取静的一个世外小桃源。当时，我家在这一带是很让人羡慕的一家人。平时我们与街坊邻里，往来虽然不是很多，但自我家搬到这里没多久，整条街道的人都知道了，我的爸爸是个大作曲家。
抄家之后，我家的丁香小院里，只给留下了一间屋子，给我们祖孙三代人一起居住。其他的几间屋子都被贴上了封条。红卫兵告诉我们，以后妈妈和奶奶不许随便出去，有什么需要必须提前请示他们。后来的日子造反派会不定期的差人给我们家，送来一些粮食和蔬菜。就这样我家院里的其它几间屋子，一直被封条十字交叉的封着。
抄家的时候是夏末，那时我们全家人穿的还是单衣。没多久天就转凉了，所有的厚衣、棉衣都在上了封条的房间里。为了给全家人申请拿出几件厚衣服来避寒，妈妈给红卫兵三司总部，写了无数封请示报告，迟迟不给答复，就这样天越来越凉。
北京的十一月，是最难熬的时段，无论是供暖，还是生炉子，都还没到时候。初冬来临，在造反派红卫兵的监督看管下，终于给我们打开了封条，允许我们进到屋子里，找出了一家人的寒衣好过冬。随后他们又再次原封的把那几间屋子贴上了封条。
那一年我八岁，开始当起了这个家。皮鞋、高跟鞋在那个时候，已经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物品了。妈妈被揪斗的当天，穿的还是夏天的塑料拖鞋。这之后她发现家里没有可以穿的鞋，皮鞋和高跟鞋是不可以再穿了。妈妈只好和我说，快去给她买一双布鞋回来。她给了我几块钱，让我去大栅栏的内联陞鞋店，给她买一双布鞋回来。
我手里紧握着妈妈给的那几块钱，生怕自己手中的那几块钱会被人偷去抢走似得。我一路快步小跑着，来到了内联陞鞋店，按照妈妈说的买了一双37码的布鞋。这就是我人生中，购买的第一个大物件，一双黑色大绒的平底方口布鞋。
没多久家里接到通知，家属可以去探望父亲了。这时家里只有我一人被允许可以进进出出。爸爸被带走时也是热天，穿的衣服都很单薄。妈妈拆了奶奶的一件旧棉袍，拿出里面的驼毛，给爸爸改做了一件棉背心。还拿出一个小瓶子，里面装着盐、味精、胡椒粉混合物，让我把这些带去给爸爸。妈妈说：“你爸爸是广东人嘴刁，有了这瓶调料，就可以改善一下他的伙食了。”妈妈看我的个子小，索性让我穿上她给爸爸做的棉背心，这样我在路上会方便许多。结果棉背心穿在我的身上，我就像穿上了一件棉大衣。
我带上妈妈写的信，和那张写好地址的纸条，自己一个人走到前门大街坐上了5路公共汽车。妈妈再三叮嘱我在“北纬路”这一站一定要下车。下车后我拿出攥在手里皱皱巴巴的纸条，上面写着爸爸所在的中国歌剧舞剧院地址。歌剧院坐落在宣武区南华东街2号。这个南华东街并不在大马路上，是在大街边上的一条小街里，很不明显，不知道的人是不容易找的。在这之前我从没有自己来过这里。我一路走着问了不少人，才找到了爸爸的单位。进了歌剧院的大院，我又问了好几个人，转来转去终于找到了所谓的“牛棚”。原来这个的“牛棚”是用剧院里的一个自行车棚围起来改造的。这个自行车棚在剧院传达室旁边，文革初期就变成了临时关押走资派的“牛棚”了。
我在一间屋子里等了一会，爸爸出来了。当着造反派的面，清点着我带来的东西。妈妈写的信他们过目之后，才递给爸爸。我脱下穿在身上的棉背心，又拿出那个调味瓶。造反派看了看说：“棉背心可以留下，这瓶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我回答说是调料，他们说：“这里伙食好着呢！你爸爸不需要这个，带回去吧。”
我和爸爸说了几句话，最后我告诉爸爸：“家里有我呢，奶奶、妈妈和弟弟你就放心吧！”就在那一刻，我真的感觉好像自己长大了，已经真真正正是个大人了。
不多一会，探望的时间到了，爸爸要被带回去了。我揣着调料瓶，恋恋不舍地告别了父亲。就在那一刹那间，让我想起在我七岁以前，爸爸也不是天天在家的，因为他搞创作是要经常外出的，不是去体验生活，就是集中在外面写东西。我记得那时候只要爸爸一回家，就是我最快乐的日子。当爸爸要离开家时，肯定是我吵吵嚷嚷着要去送他。与其说是去送爸爸，还不如说是赖着爸爸不让他走。
爸爸个子不高偏瘦小，高高的眉骨、深凹的眼窝、四方大嘴、梳着三七式的分头。他平时最喜欢穿的是一件长款风衣，最经常戴的是一顶鸭舌帽。他是个典型的广东人，身材不够高大，可是在我的眼里，他依然那样的伟岸，那样的玉树临风。我每次送爸爸时，最后总是赖着要靠在他的肩膀上，让爸爸驮着我，走到胡同口才肯罢休。然后，我看着爸爸渐行渐远的背影走去……
有时我还要缠着爸爸再三问，下次回家是哪一天。让我永远忘不掉的一次，是有某一天该是爸爸回家的日子，我等待爸爸回家的心切，就一个人跑去胡同路口等，想接上爸爸一起回家。结果我等半天不见爸爸的人影，我就顺着胡同的小路往前走，结果七拐八拐、走着走着，我就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了，只见来到了一条有公共汽车的大马路上，后来，我也找不到回去的那条胡同了。
我迷路了也走累了，就索性坐在马路牙子上，看着街上来来往往跑着的汽车，还在给汽车的数数，一点害怕着急的感觉也没有。后来天色已经很晚了，巡逻的警察叔叔发现了我，就把我带到了附近的派出所。到了那里，警察阿姨给我端来了一碗大白米饭，还有一盘炒大白菜。也许是我真的饿了，我吃着米饭和炒白菜，那叫一个香啊！ 在我的记忆里，这是我吃的一顿最香的饭菜，现在想起来，好像唇齿还有余香。
在警察叔叔的帮助下，很快爸爸和妈妈一起，来到派出所接我回家了。当时，我还不到五岁，为了接爸爸回家把自己给弄丢了。从那以后，妈妈和家里奶奶身边的佣人的老张妈，总是紧张的盯着我，怕我再自己把自己搞丢了。但当时的我，却一点害怕之感都没有，也没掉下过一滴的眼泪。我在派出所里面一边吃饭，一边和警察叔叔、阿姨聊着我家是什么样子。也许我天生就是一个“女汉子”的坯子，从小到大就不知道字典里，还有“害怕”二个字的存在。我除了记得在街上数汽车，再就是那顿香喷喷的免费饭菜了。
每个女孩儿心中都会有个洋娃娃的梦想。我更是爸爸心中的小公主，经常向爸爸提一些要求。记得有一次，我和爸爸约定他再回家时，一定给我买个洋娃娃。后来爸爸兑现了诺言，他在王府井百货大楼花了十块钱，给我买了一个会哭的，还可以换衣服的洋娃娃。在当时的这十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一个普通工人的一个月工资的收入，也就二三十块钱，就这二三十块钱是可以养活一家老小好几口人的。
可遗憾的是，那时候的技术质量还不够好，洋娃娃的头是泥胎做的。我激动的抱着洋娃娃，在其他小朋友们面前显摆。大家玩的高兴，你争我夺的要抱抱她，结果一不小心娃娃从小朋友的手里掉在了地上，娃娃的头被摔裂了。我急的直哭，抱着娃娃去找爸爸，他看我这么伤心，就又跑去了一趟百货大楼玩具部，花了五块钱，重新配了一个一模一样娃娃头。这才算是安抚了我这颗受伤的小公主心灵。在我童年的时光里，所有快乐的回忆，都是与爸爸联想在一起的。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成了样板戏《红灯记》里所说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当时没有一点委屈，也不知道害怕，相反我觉得自己很伟大、好能干，家里家外，只要有我在就不怕，我已经是里里外外的一把好手了。
妈妈自从文革以来被红卫兵小将，剃了个阴阳头，又拉到街上游斗了一圈之后，只有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要不停的每天给红卫兵组织写交代材料。慢慢地我发现妈妈的神情开始有些恍惚，经常语无伦次的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
从此，妈妈留下了个后遗症，经常会在正常的情况下，大家一起说话好好的，她会忽然间说一些我们根本听不懂，而且都是些不搭嘎的话语，经常会搞得大家莫名其妙不知所云。我想是被红卫兵突如其来的抄家、剃头、游斗，这些举动在妈妈心里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造成的吧。此时，我家里上有八十多岁的老奶奶，下有不满一岁小弟弟，还有一个在潜意识里，寻求自我保护，神经兮兮的妈妈。
06 大脚女人前面提到了我的奶奶，她是我印象中非同寻常的老太太。奶奶是个大家闺秀的大脚女人。那时家里能允许不裹小脚，说明也是个开明的家庭。我的奶奶姓李，全名李树桃，她的娘家是个乡绅之类的家庭。她从小读私塾，识文断字，养成了良好的看书习惯。这也造就了爸爸从小喜爱读书的习惯
奶奶嫁给爷爷的时候，随身带着〝春、夏、秋、冬〞四个贴身的陪嫁丫鬟来到了陈家。奶奶性情温和、情感细腻，说起话来也是轻声细语。在我小的时候，奶奶就开始经常给我读《西游记》、讲《三国演义》的故事。我为了方便去听这些故事，后来索性就搬去和奶奶一个房间里住了。印象中的奶奶清秀、瘦小，满头银丝永远梳理齐整，盘髻于脑后。她有着一手相当不错的女红手艺，一直穿着斜襟的中式衣服，而且，这些衣服都是她自己做的。我亲眼看着奶奶一针一线，早早的给自己做好了一身寿衣。寿衣分几层的，最里面的是一件丝质白色单衣，外面是阴丹士林兰绸缎面料的衣裤。一身寿衣连衣服上的扣也是她自己盘做的。
奶奶和爸爸在一起的时候，从来是说广东家乡话（惠州话），虽然，我听不大懂他们说什么，但听着奶奶拖着长音的尾音说话时，感觉像是在听唱歌一样。可奶奶在和妈妈还有我一起时，只好是说着乡音很重的“半夹生”普通话。
从小到大我就没见过奶奶大声说话或发脾气。就是在她最不满意的时候，奶奶也只是自言自语，唠叨一通我听不大懂的广东惠州话。是个极罕见的、旧式的、有文化的家庭妇女。正是奶奶的这种通情达理，为她的一双儿女大开绿灯，爸爸和姑姑才走上了参加革命的道路。爷爷则是个很严厉的父亲，据我父亲和亲戚们回忆说：“几乎就没见老爷子笑过！”但奶奶则是个开明、和蔼、温和的母亲。
爸爸在家中最小，排行老三。中间是姑姑，上边还有一个大伯比爸爸大六岁。那时爸爸是个活跃的文艺青年，他和姑姑经常出现在各种剧社、诗社的场合，是活跃分子。那时候爷爷工作比较忙，经常不在，只有奶奶和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最多。当时，国家局势处于动荡不安之中，正值抗日战争初期。爸爸他们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积极参与了一些学运活动。爸爸和姑姑的这些动态，奶奶是看在眼里心中明白。但她从不去过问太多，直到爸爸和姑姑他们离家出走。
此后，家里就只剩下父亲的哥哥一个人。其实，我的这个大伯，也是琴、棋、书、画都通晓。吹箫、打扬琴、拉二胡样样都拿手。长大后，我们叔伯两家人每逢佳节，都是要聚在一起过节过年的。记得大伯家里还存有扬琴、箫。每当这时大伯都会高兴的拿出乐器，给大家献上一曲。
我大伯早年间去过日本读书。他在弟弟妹妹同时一起出走之后，只好放弃了自己所有的理想与爱好，找了一份教师工作，早早的成家生子，本本份份地守候在奶奶的身边，做着一个长子踏实尽职该做的一切。再后来，我的这个大伯，成为了北方交通大学的数学教授。
爸爸和姑姑偷偷地离家出走，事先是不可能和家人打招呼的。就在爸爸他们离开家的那一天，奶奶再也没有撕过家里的日历，并且一直保存到一九四九年解放以后。奶奶将日历定格在爸爸和姑姑出走的那一天，朦胧中奶奶好像已经知道他们是干什么去了。但那个时候谁也不敢说，更不敢提起此事。奶奶只有在心里默默的守候着，就这样渺无音讯的等着，一等就是十几年。直到1950年父亲他们平安的回到北京。
其实，爸爸应该算是个大孝子，在他的内心深处，一直觉得对奶奶是有所歉疚的。当爸爸十几年之后第一次踏进家门时，奶奶还是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拿出了当年保存的旧日历。爸爸看着奶奶手里的日历，还是他们离开家时那一天的日历。那一刻爸爸什么也没说，当下就给奶奶跪下了，以示表达这么多年来，他没有尽到儿子孝道的歉意。
自那以后，父亲对奶奶是言听计从，他每次回家第一件事，一定是先去奶奶的房间里，和奶奶说上一阵话，然后才能轮上我和妈妈。爸爸的举止让我们晚辈，懂得尊老爱幼是我们的家风，再一次验证了身教远大于言传。自从解放以后爸爸回到北京，我的奶奶就再也没有与爸爸、我们一家人分开过。我们一直生活在一起，直到1970年10月我的奶奶离开这个世界。
1919年3月爸爸出生在广东惠阳（现在的惠州市），当时我的爷爷在盐务局上班。由于各种原因，爷爷经常会调换到不同的城市去工作。爸爸三岁那年，举家来到了当时的北平。居住在西城区赵登禹路大街上，一个叫“大不留题巷”的胡同里。记得有一年在我五、六岁的时候，爸爸带着我坐上7路公共汽车，路过那里，还专门去走过一趟。后来城市变迁，这条街道早就没有了踪影。
爸爸在北平读完了小学之后，全家搬迁到了上海。来到上海以后，他在一所教会中学读书，受到了一些西方式的教育，并开始学习英语。年轻时的父亲，歌喉的音色非常好，属于抒情式男高音的那种。当时听过他唱歌的人，都说他的音色，有着意大利抒情男高音（Beniamino Gigli）吉利音质的美称。后来一个盲人声乐老师，听了爸爸的歌声后，他主动提出来，免费教父亲声乐。这个盲人声乐老师，是和意大利人学的美声发音法，从那时起，爸爸开始和他学声乐，还有一些乐理知识。我想在某种意义上讲，爸爸的音乐启蒙老师，应该就是这个声乐盲人老师了。这对父亲日后从事音乐工作，还是起到了帮助作用，为之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爸爸在上海度过了中时期，毕业后全家先是迁到了天津，没过多久又都迁回了北平。此后，他就读于辅仁大学，也就是后来的北师大。这时爸爸和他的发小、冯牧等一批进步同学，一起参加了“民先”青年进步组织。我想就是现在的共青团组织吧。这一切都为日后投奔延安，做着准备工作。
记得有一次，爸爸指着家中相册的一张老照片告诉我，照片上那个身着长衫梳着中分头的人，他姓叶，和爸爸是同学。他们也是不错的好朋友。当时，他曾劝说爸爸，和他一起出国去留洋，但父亲还是拒绝了。可能是对当时国内的局势动荡不安，看不到希望。爸爸作为一个进步青年，有着一腔的热血。他认为只有去投奔共产党，才是最理想的选择。
听爸爸和我讲过，当时他的家和冯牧叔叔的家，好像都是住在西城区，两家人离的不太远。而且，他们俩人从小就有较多的往来。长大之后又一起参加了“民先”进步组织。所以，后来也就成了一起结伴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战友。
最终，我的父亲、我的姑姑，和冯牧叔叔他们这些进步青年，一起投奔到了延安。
初到延安对于父亲来说，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到处蕴藏着活力与朝气。最开始他们是在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学习。和爸爸一起来到延安的姑姑，一直在抗大学习，直到后来终身从军服务于部队。我的姑父也是个军人，是新中国最早的骑兵团团长。可对于我爸爸来说，当时的他，是个百分百的文艺青年，骨子里骚动的文艺细胞，对未来还充满着浪漫的情怀。不久爸爸听说延安鲁艺开始招生了，这对于一个文艺青年来说，是个难得的大好机会，也是更好的选择。本来父亲是想报考文学系的，因为他一直喜爱的是文学，早在辅仁大学上学期间，就发表过一些散文、诗歌。当他来到鲁艺报名时，看到报考文学系的人比较多，而报考音乐系的人数则较少。他想自己既然学过声乐，还掌握一些乐理知识，不如先报考音乐系，进了鲁艺以后再说。以后有可能再想办法，转到文学系去。
就这样爸爸顺利的考进了鲁艺音乐系，阴差阳错地开始了他的音乐人生道路。就是在鲁艺这里，他结识了老师冼星海先生，开启了父亲一生对音乐的挚爱与追求。音乐成为了父亲日后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文学爱好，则成了父亲后来业余的文化生活。
爸爸来到延安鲁艺的时候，也就是个二十岁出头的青年小伙子。讲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爸爸在鲁艺的第一个恋人，文学系的才女姚文（解放后一直在各大报社任主编）。
记得，那是在我懵懂的少女时期，开始阅读一些爱情小说了，但是对男女之情的理解，我还只是停留在书本上。爸爸就经常指点我，应该看什么书，先看什么后看什么。我15岁的时候，有一天爸爸和我说，你可以开始看《红楼梦》了。经历过抄家之后，我家还能幸免，漏网之余留下一套《红楼梦》，纸都有些脆了，而且泛黄了，竖版的。爸爸和我说《红楼梦》这部书里面人物太多，怕我一时搞不清楚，看起来会很费劲。他就拿出一张纸，帮我列了一张图表，让我一边看，一边把书里面的人物，一个个对号入座的填上去。我就这样似懂非懂的看完了《红楼梦》。
这期间爸爸还经常带着我，骑上自行车去探望他的一些老 朋友。顺便借上几本我家没有的书，拿回去让我看。印象较深常去的有，住在灯市西口附近，一个四合院里的冯牧叔叔家。还有就是住在友谊医院对面郭小川叔叔的家。每次去我都是一边听着他们聊天，一边挑选着我家没有的，还是我想看的书。
虽然，当时我不能全都明白他们聊天的内容，记忆中的只言片语，但对我人生后来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现在想想他们聊的一些内容，其实是书本上找不到的东西。我就这样每次去时挑几本，下次去时再换上几本。在爸爸的推荐下，我读了不少中外文学名著（当然是以小说为主）。
爸爸还认真的告诉我，读书也是要讲究方法的，最好是做读书笔记。他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培养我的读书习惯。我遇到书里看不懂的地方，或不认识的字就去问爸爸。父亲就是我的活字典，我的老师。有一次我和爸爸从小说里的人物，聊着聊着就聊到了他的这段爱情经历。
姚文在爸爸的眼里，不能说是倾国倾城的绝代佳人，但也是苏州人里的文化淑女，端庄秀丽、人淡如菊。她比爸爸大二岁，并早于爸爸到达延安参加革命。而且，她到了延安没多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可是我的爸爸来到延安后，一头钻进了音乐里，对于入党的事并不积极，还说自己是个无神论者。他回味说当时自己身上，还带有着浓厚的“小布尔乔亚”气息。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相识了并相爱了。他们同样有着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的背景，文人谈恋爱的方式，必然是以文为主。他们轰轰烈烈的爱情，其实主要就是以书信传情。爸爸说他后来大概保存了，有上百封他们之间的往来书信。
“文革”过后有一次，我和爸爸去贺敬之伯伯家，见到了这个姚文阿姨。此时，她已经是年过半百，可还是风采依旧，吸引我的眼球。她文雅温婉的问我多大了？不时的还上下打量我一番。姚文阿姨走了之后，贺敬之伯伯和我说：“你知道她是谁吧！”我点点头。他接着说：“遗憾啊！要不是文化大革命，她和你爸爸往来的书信都不会被毁了。那些情书真应该发表、出版成“书信集”。贺敬之伯伯还说：“那可不是一般的你情我爱那么简单的情书，应该发表出册，让后人看看学习一下，情书应该怎么写的。”
好景不长，1942年开始了延安整风。由于父亲在北平参加“民先”组织的介绍人断了线，无法证明他们的组织是党的地下进步组织。爸爸被怀疑是“特嫌”，被进行了隔离审查。组织上马上找到了姚文进行谈话，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你必须要和“特嫌”人员划清界限。就这样组织出面，干涉阻止了他们的爱情。无奈之下，爸爸和姚文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分手。姚文则在组织的安排下，被调换了学习单位。就这样隔断了他们的所有往来，爸爸和姚文也就不能经常见面了。
那时候，父亲一边被审查，一边被强制与恋人分手。他昏昏沉沉地躺在小黑屋里，三天三夜不吃不喝。说到这里父亲问我：“你知道什么是天塌了的感觉吗？”他说当时他的感觉，就是天真的塌了！他开始彷徨、开始思索，自己走的这条路到底对不对？他继续说：“我们那个时代，对‘爱人’和‘老婆’这二个词的理解，与你们现在人的理解，是有区别的。”他补充说：当时的姚文就是他真正爱的人。
爸爸在和我讲这些时，就像在和一个朋友说着藏在心底里的秘密。从爸爸的爱情故事里，我不难感受到，他的初恋是那么的刻骨铭心，而又是那么的脆弱不堪。在革命的面前，再浓烈的情感也是一文不值。爸爸和姚文的爱情故事，那才是在不恰当的时机，遇见了适合自己的人。一心向往投奔到革命圣地之后，自己的初恋爱情却葬送在了这里。
1945年整风暂时告一段落。在延安大礼堂，毛主席脱帽向大家鞠躬赔礼。这一刻父亲说：“毛主席的这一举动，我们真的被感动了。从此，我们放下所有的得与失，继续革命。”而父亲的这段历史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澄清，组织上也没有明确告诉父亲，他的问题最后是怎么定案的。
他哪里知道在自己的档案里，却一直背着“特嫌”二字。更有不可思议的是，后来父亲居然还入了党，并成为歌剧界重要的艺术栋梁。一直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他的这段历史问题，才得以彻底澄清平反。文革之后，他常常调侃式地对我们说：“文化大革命至少对我来说，还是做了一件好事。”
在延安鲁艺，父亲就这样以一个奇怪的“特嫌”身份，一直在革命队伍里，和冼星海先生学习作曲。听爸爸说，冼星海先生其实并没有用传统的教学方法，教他们怎么写曲子，更多的是让他们自己去听、去欣赏世界著名的一些音乐作品，在欣赏别人的作品过程中，去感受去学习。当时，鲁艺音乐系，有个音乐图书部。里面珍藏了一些国际友人送的黑胶木唱片。其中有歌剧：比才的《卡门》、威尔第的《茶花女》、《阿依达》，普契尼的《蝴蝶夫人》。也有交响曲；德沃夏克的《新大陆》、贝多芬的《命运》、柴可夫斯基的《悲怆》、斯美塔那的《伏尔塔瓦河》等等。里面还有一些专业的音乐书籍。爸爸正好被分配去管理这个部门。加上父亲学过一些英语，所以他就利用这个工作之便，有机会大量聆听欣赏了不少世界著名歌剧及交响乐曲。可以说他的西方音乐史知识，基本上就是在这样的欣赏自学式中完成的。
与此同时，在毛主席号召“走出小鲁艺，走到大鲁艺”后。父亲和鲁艺音乐系的师生们，不断地走访当地的老乡，一边听老乡唱民歌，一边用笔记本逐字逐句把歌词、曲谱笔录下来。他这一习惯一直保持到后来，他每次下去采风，都会带回记录的一些民歌。日积月累他搜集了大量的民歌，积攒了写满民歌、曲调的笔记本无数。我在爸爸的书柜里，看到过许多这样不同颜色、大大小小的笔记本。只可惜文化大革命抄家后，再加上几次搬家，已经所剩无几了。
爸爸说他当时就是这样，“中西结合”消化之后，写出曲子再拿去给冼星海先生看。冼星海先生会当场逐句哼唱解释，或告诉你如何改得更好。延安的条件有限，一切都不可能正规化。冼星海先生的教学风格，就是这样的与众不同。然而，就是在延安的这片黄土地上，在那些土窑洞里，却成就了新中国第一批“草根泥腿子”的音乐家。
总之，父亲在延安鲁艺音乐系的整个学习过程，其实，就是自己初期创作实践的开始。也就是在这样的学习日子里，没多久，他在延安就开始参与了大型民族歌剧《白毛女》的创作。
《白毛女》歌剧可以说是新中国歌剧史上，最完整的第一部作品。也经得起时代历练，就是今天来看她依然是一部相当完整的佳作。因为在那个年代，没有“我”只有“我们”，不注重个性发展，不推崇个人成就，崇尚集体主义精神。是时代固有的群体意识，是当时延安特有的一种文化心理现象。然而《白毛女》就是集体创作的一个成功的典范。《白毛女》的音乐部分，分别由马可、张鲁、瞿维、焕之、陈紫、向隅 、刘炽等几个人创作。他们分工写不同段落的音乐。爸爸说他在写喜儿躲在大庙里，那一大段唱“雷暴雨来了”的唱段时，无论是从曲调上的变化，还是在整部歌剧的剧情上，从音乐的角度力求体现出“喜儿”这个人物的转折，更要具备歌剧的戏剧性要求，可以说是全剧中难度较大的一段唱腔，既要保证全剧的音乐统一完整性，也是将《白毛女》整部歌剧推向了一个渐渐进入高潮之处。
郭兰英在中央歌剧院的演出剧照
倚门望郭兰英 – 演唱全集③歌剧《窦娥冤》选曲
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郭兰英 – 一人一首成名曲8
父亲在经过欣赏大量的西洋歌剧之后，他认为中国歌剧的发展道路，还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能只是停留在“说加唱”的一种模式上。因为，它既不是京剧，也不应该是话剧加唱，更不应该是“歌儿剧”。他说歌剧要有其“歌剧性”，这在剧本诞生之时就决定了。他还常比喻：“人吃狗肉，可不长狗肉，是要长人肉的”。言外之意，就是你吸取别人的东西，要把他转换成自己的东西拿出来才对。其实，这也是爸爸在对西洋歌剧研究之后，对中国歌剧最通俗的诠释。正是父亲的文学底子比较扎实，在后来的一些歌剧创作中，爸爸都是从剧本结构就开始介入的，而非只是等剧本写好了，才开始音乐的谱写。而这也正是父亲强调的，歌剧创作不同于其他剧种的创作。他着重说搞歌剧音乐创作的人，要懂得歌剧剧本的结构，而写歌剧剧本的人，也应该懂音乐。
记得后来有一次，我女儿参加来华的歌剧《魔笛》演出，饰演那个贝壳小公主。那天我陪女儿去彩排走台，当时看到人家舞美的灯光师，手里都是拿着总谱、听着音乐来变幻舞台上的灯光与布景。这时候才更加让我明白，爸爸对歌剧的那些诠释，所强调的歌剧整体效果，人家早就在做到了。
自我懂事以后，就经常会看到叔叔、阿姨们来到家里，和爸爸一起讨论剧本。他们只要一开始谈起某个剧本的总体构思，就会连续几天不停的讨论。而且，他们每次都是写音乐的、写剧本的，所有创作人员在一起探讨，直到把人物和情节都确定之后，再分头去创作。这其中父亲的一些代表作品例如：《刘胡兰》、《窦娥冤》、《春雷》、《韦拔群》、《矿工的女儿》等等，几乎每一部歌剧的创作过程，都是这样完成的。
父亲的理想是要将中国歌剧的探索进行到底。他一生几乎没写过几首单曲的流行歌，也从不羡慕他人“一曲成名天下知”。因为歌剧在唱功上要求的难度也比较大，也不会像单首歌曲那样容易演唱，而更便于流传。但他执拗的性格，对於从不改变自己初衷的追求，也从不后悔。他一生都不在乎功名利禄，志在理想与追求。他潜心的研究，如何将西洋歌剧的种子，有效的移植在中国歌剧的土壤里。
我曾问过爸爸，你为什么不写一些单首的流行歌曲呢？他站在音乐的角度讲：一部歌剧的完成，首先是以音乐为戏剧构成的主体，是以音乐写成的戏剧，用唱段来帮助发挥人物的个性及情感。音乐在歌剧里面的每一个人物身上，都是有他自己的生命线，也就是这个人物的主旋律。
主旋律是一句音乐的句子，拿这个句子来代表剧中的主要人物或主要情感。甚至，在此人物不在场的情节下，只要音乐中出现了他的主旋律音乐句子，就会让听众联想到这个人物。这就是歌剧的音乐本质，也是西洋歌剧的一种模式。他说：写一部歌剧的音乐，相当于创作出几十首曲子。同时，他强调既要具备歌剧的“歌剧性”，还要保留中国传统的民族特色，使西洋歌剧走出一条民族化的道路。爸爸一直是在这条道路上摸索进行创作的，这在他的一些作品中充分体现出来。
为此，爸爸说他每创作一部歌剧，都是从零开始，甚至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但同时也是一个酣畅淋漓、非常过瘾的过程。当然他也表示，单首的流行歌曲写好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这二者之间的感觉是不尽相同的。
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文化艺术也在开始复苏。文艺舞台上不再仅仅只是八个样板戏了。这期间无论是京剧、话剧，还是歌剧、舞剧，有复排的、也有新编的。各种演出纷繁地呈现在舞台上，我们的文化生活终于丰富了起来。
有一次爸爸带着我，一起去北京人艺剧场看话剧《蔡文姬》。在休息厅里，我遇见了很多熟悉的叔叔阿姨，后来看到爸爸和戏剧家曹禺谈笑风生，这之间就听到曹禺伯伯和爸爸说：“如果说我是话剧的泰斗，那你就是歌剧的鼻祖啦。”我想这也许只是他们之间的一些玩笑话而已。
然而，我的爸爸就是这样一个痴迷于歌剧的“痴情汉”。他一生的风骨，就是坚守着为歌剧“一条道走到黑”的原则。他想以自己独立的思维方式，和手中的笔去推动着中国歌剧事业向前发展，宁愿孤独一生，也要寻求到灵魂的冲撞所迸发出的歌剧之光。在物质日益昌盛的日子里，坚守一颗宁静的心，他将自己毕生的精力，全部奉献给了歌剧事业。正如他晚年写的长文题目中所表白的：《我毕生的追求——中国歌剧》。
认识我爸爸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倔强而又不问世事的人。但他心胸豁达、性格开朗、喜好结交朋友。爸爸在文艺界交往的圈子里，有个自称“废话协会”的自发组织。爸爸就是这个“废协”的主席。他在圈子里有个雅号叫“把你聊死”，取音自俄罗斯的名字“Barrilious帕尼辽兹” 。
当然，所有的前提是你一定要会聊，还得是有得聊的人，才有资格成为这个“废话协会”的人选。他们只要聚在一起就会谈天说地，囊括音乐、艺术、文学、美术、哲学、政治……。爸爸除了外号之外，大家都称他为“杂家”。一个称之为“杂家”的人，肚子里要有天文、地理、社会、人文。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他们都特别愿意和爸爸探讨与聊天。从我懵懵懂懂似懂非懂开始起，我就是混在他们中间最小的一分子，也是最忠实的听众，更有人说我是爸爸的小尾巴。爸爸有句名言就是：“有话则短，无话则长”。就在爸爸做歌剧院副院长期间，凡是他主持的工作会议，一定也是本着这个原则，绝不啰嗦把会开的冗长，让人不耐烦。可是他一说起闲话就没完没了。从这一点上看，爸爸天生就不是个当官的材料，还是做他的“废协”主席比较合适。
爸爸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即便是在隔离审查、挨批、挨斗期间，也还是保持着一种乐观的心态。当时全国正处在一个早请示、晚汇报的年代。每个单位、甚至每个家庭，都是要每天早晚两次，对着墙上的毛主席画像，做思想汇报。像爸爸这些被关在牛棚里的走资派，更是逃不过这一个程序的，按照规定爸爸每天要上交一份思想检查。
可时间一长，哪有那么多检查可写啊？爸爸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每天不是写一个故事，就是写一个段子，或者是写一个笑话交上去。后来监管他的造反派，几天看不到爸爸写的检查交上来，就会催促爸爸说，你怎么还不交检查啊？
就这样没多久，他们都成了专门看爸爸检查的忠实读者，用现在的话讲就是粉丝。文革后这些年轻的造反派，都成了爸爸的铁杆朋友。其中就有年轻的编剧惠延虹、舞美设计刘弼源、也有作曲家舒铁民等人，他们还是桥牌的最佳搭档，一有空闲就会聚在一起，谈笑中分不清他们之间的年龄与辈分。
爸爸在“牛棚”关了一段日子，情况有所缓解之后，每个月可以允许回来探家一次。他每次回来时，依旧高高兴兴地和我们有说有笑，从不和我们讲他在外面戴高帽、挨批斗甚至挨打的那些经历。一次晚上爸爸洗脚，拉起裤腿，我和妈妈都看到，爸爸腿上有被打的伤痕。妈妈问爸爸：“这个伤疤，是不是被人打的？”爸爸急忙放下裤腿说：“不是，不是。”
那时，家里房子还没有被解封，我们一家人挤在一个屋子里，一个双人床外面加了一排凳子，全家人横躺在一张大床上。爸爸照样给我讲故事、说笑话，有一次爸爸为了逗我们开心，就站在我们唯一的一间屋子里的大床边上，自己嘴里哼着小曲，为我们跳了一段苗族的芦笙舞，这是我看过的最动人、最令我难忘的一个芦笙舞。现在想起来那一幕，留在心里的不是辛酸，依然是一份温馨。
其实，我也经常在想，为什么在爸爸的眼睛里，我们永远看不到忧愁和烦恼呢？我更是一直都没有搞懂，爸爸的这份坚强源自何处？爸爸是那种可以将快乐无限放大，燃烧掉所有的痛苦之后，再转换成能量去感染他人的人。爸爸常常强调说人要活得洒脱，尤其是如何看待一个男人。也许就是他这种洒脱的人生态度，爸爸一直有点像个老顽童。
1976.12 黄安伦和妻欧阳瑞丽与恩师陈紫在北京丰泽园饭店门口
“文革”后期，我家的独门独院，被封条封上的几间屋子全部拆封了。爸爸也审查告一段落，可以回家住了。我们家的丁香小院，终于可以恢复正常生活了。1976年“四人帮”倒台了，大家终究看到了曙光，文艺的春天也在悄然来临。这时期老爸也已经结束了下放劳动改造，从部队农场回到了北京，但还是赋闲在家。这时候爸爸已经是我现在的这个年龄五十多岁，是“知天命”的人了。可他却结交了一批忘年交的朋友，其中有水墨画家——张志忠、“四月影会”创始人摄影家——王志平、年轻的才女——赵介轩、青年作曲家——黄安伦。
这些初露头角的年轻艺术家朋友，那时也只是三十几岁的年轻人，隔三差五来我家，成了常客。爸爸的这些忘年交朋友，有搞音乐的，搞美术的，搞摄影的，搞写作的，还有不少是演员，他们其中有男的也有女的。
当时，这些年轻的艺术家也都是经历了文革，下放劳动刚刚从农场或干校回来，返回北京处于不安稳时期，也都没有成家更没机会立业，有的甚至是等政策、在待业。记得那时大家都没有电话，也没有手机，更没有电脑，联系的方式只有书信往来。大家都在一个城市居住，就是不写信通知，也会经常能见面。
这期间我家的独院，频繁出现他们的身影。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位，都会经常来来往往穿梭于我家，赶上饭就吃，从不分你我也不挑好坏，赶上什么就吃什么。我家的小院里，经常是三日一来客，五日一来访，半月一小聚、一月一大餐。无论是正餐还是小炒，是炸酱面还是煮水饺。大家都会吃得兴高采烈。其实妈妈的厨艺还是不错的，有点奶奶广东菜的真传。时不时妈妈会露上一小手，做出一大桌的佳肴，请大家美美的吃上一顿。看着他们吃的很高兴，妈妈也乐此不疲的沉浸其中。
我家的小院离天安门比较近，周总理逝世的那期间，就成了大家聚集的场所，也是他们从这里出发和歇歇脚的地方。当时真好比一个大家庭，爸爸不是次次都和他们一起去天安门，但是每每都会等他们回来而聊的很晚。那时，爸爸的书房里，总是烟雾缭绕，他们可以从午饭聊到宵夜，有时甚至还会通宵达旦。当然茶也是必备不可少的，因为爸爸是个老茶道，还是个老烟民。他们对着抽对着喝。
老爸除了热爱自己的歌剧事业，还写得一手好书法。然而他是一个性情中人，一切都是那么的随性，不刻意去追求什么。他曾信誓旦旦的给自己写了一首打油诗：“戒烟便戒粮，架上多金梁”（金庸、梁羽生）。但没想到七十岁以后，爸爸居然把抽了一辈子的烟给戒了，终于摘掉了老烟鬼的帽子。
爸爸和他的那些忘年交，聊天的范围很广泛。时间一久这些跨界的朋友，在我家小院里相识也都成了好朋友。他们和爸爸相处得好似父子。后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大家对父亲开始叫起“老头”了。记得那时的爸爸好像也就是我现在的这个年龄吧。他们只要一进我家院门，第一句话就是：老头在家吗？从此，大家都开始老头、老头的称呼起我爸爸了。最后就连我和弟弟也受了他们的影响和感染，开始称呼爸爸“老头”了。
他们从开始称呼陈公、陈叔叔、陈老师，到后来演变成“老头”，再后来无论是家人还是至亲好友，全部是这样称呼父亲“老头”。乍一听起来是有点不太敬的感觉，其实恰恰相反，我们都觉得很亲切。这表面上称呼上的转变，其实蕴藏着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情感。爸爸的这些忘年交朋友，时隔多年他们都成家立业。出国的出国，成名的成名。他们之中有的是作曲家、画家、艺术家、作家，还有摄影家。
也就是在爸爸闲置的那段日子，他经常带着我骑上自行车，不是去看画展，就是去看摄影展。五十多岁的爸爸精力旺盛，依旧和那些三十多岁的忘年交朋友们，骑着自行车去郊游去拍照，大多时候都是在我家集合之后，一起从前门出发到颐和园、香山、还有圆明园等等，来回几十公里从不含糊。爸爸喜欢摄影，很早他就用自己的稿费，买了一架莱卡照相机。他算不上专业的摄影人，但一直是摄影的发烧友，交往的人群中自然少不了摄影人士。我也自然而然的成了爸爸和这些摄影人的第一模特。
每当这个时候，爸爸总会利用和我看展览的机会，一边给我讲什么是构图，什么叫黄金分割线。他常说：你可以不是画家、摄影家、艺术家，但你一定要知道什么是好的艺术作品，做个鉴赏家也是要学习的。无形中他的喜好与偏爱，也在点点滴滴的影响着我。以至于后来我对摄影的热衷，还报了个摄影班，去专门学习过一段时间。现在摄影已经普及到家家户户，是每个人生活中的一部分，摄影更是我不可缺少的一种生活状态。
人们常说父爱如山，这话不假，但在我看来，父爱留给我更多的是温柔而深沉的爱。在我成长的整个过程中，我一直不认为爸爸是个严父，他给予我们的大多是温暖与宽厚。爸爸赋闲在家的那段日子，是我们全家最温馨、最愉快的日子，也是我成长中永远难忘的一段时光。
青春时期留给我的烙印，是我一生的财富，也是成人路上的指路明灯。时至今日古典音乐依然是我的最爱，每到一个国家去旅行，必去当地的博物馆参观，或去听歌剧、看音乐剧。更是相机不离手随时拍照。我虽然什么名家都不是，我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可我的内心却容纳下了这所有的爱好，让我拥有着一颗博美的心。
后来爸爸不在了，我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他那些忘年交的忘年交，他们都比我大十几岁，在我眼里都是大哥哥大姐姐。我以前在他们群里即是小妹妹，也是一个小屁孩。几十年过去了，我和他们之间的这种距离，也在慢慢的缩短了，时至今日我和他们的每次相逢，大多数时间还是会在一起聊我的爸爸，大家心目中那个永远忘不掉的那个“老头”。
【图为陈紫、汤铭、乔宜、黄安伦、欧阳瑞丽、朱晓梅、李鹿、张立科、付晓红、王立和刘晓庆等同学合影】
前面提到的黄安伦，就不能不重点的讲讲爸爸这个唯一的大弟子。记得当时还有一些其他人，专门来我家找爸爸走访拜师。（其中有的后来都成为了当今大作曲家之一），但都被我老爸谢绝了，有的甚至干脆拒之於门外，唯独对黄安伦，爸爸像对自己的儿子那样，情有独钟和殷殷期望。这话要从爸爸下放到张家口六十五军部队干校说起。当时文化部的许多单位，都下放在张家口地区附近不同的地方。巧的是张志忠所在的中央美院、黄安伦所在的中央音乐学院，也都是下放在这一带的部队干校。爸爸就下放在河北省张家口地区蔚县西合营军队农场。这时正好赶上张家口市文工团，想要排一部歌剧，而苦于没有创作人员。张家口市文工团的前身，只是一个地方梆子剧团，别说演歌剧了，估计连歌剧都没看过。
当他们得知不少文艺团体下放在张家口地区，便通过市领导找到了军区负责人。正好赶上一个比较喜爱文艺的首长，就特别批准了我父亲、乔羽，还有导演侶倗（现代作家 海岩的父亲）他们三人组成了一个创作班子。由于时间很紧迫，父亲就提出要找一个人来搞音乐配器。不知是上天的旨意，还是缘分的安排，黄安伦则成为了不二的人选，来到了爸爸的身边。从这一刻起，命中注定了这俩人亦师、亦徒、亦友的关系。
从1971年的下半年开始，这个创作班子就在张家口市，一个招待所里组建成立了。爸爸他们几个人，经过了半年多将近一年的时间，于1972年一部名为《矿工的女儿》的歌剧，诞生在了那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团体、特殊的城市——张家口。
这一年我14岁，也随着父亲的步伐，来到了张家口市文工团，成为了一名舞蹈学员。我目睹了爸爸和黄安伦的初次合作，整部歌剧由爸爸作曲、黄安伦配器，乔羽、侣倗编剧。导演侣倗，排练指挥黄安伦，演出指挥王方亮，舞美设计黄振亚。
爸爸他们临时组成的这个创作班子，一扫在那个灰暗的年代、贫乏的文化环境、下放劳动改造的岁月，给他们心灵上带来的所有阴霾。因为那个时期全国还处在学演样板戏的阶段。然而这部歌剧《矿工的女儿》诞生在那个年代，实属一件十分奇特的稀罕事儿，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件稀有产物。
从那以后，黄安伦在音乐创作的道路上，越走越宽、越走越好，然而，他每走一步都还是会来和老爸商讨的。就像儿子和父亲在一起，更像无话不说的密友。黄安伦来我家是无需提前打招呼的，他经常是骑着自行车说来就来，就想回到自己家里一样的自如。
黄安伦和父亲在爸爸的书房里，每次都会彻夜长谈。时而从老爸的书房里传出高声的郎朗大笑，时而听到他们哼鸣着小曲儿，时而他俩人还会说上几句广东白话。他们谈话的内容从音乐聊到文学，从当今又转到远古。中国的、外国的没有他们不聊的话题，当然聊得最多的还是歌剧，尤其是在一起探讨着中国歌剧的发展方向。
黄安伦是音乐世家、学院派出身。在这方面是无需我老爸多说什么。而老爸更多的是和他一起研究中国歌剧民族化的发展方向。老爸把他积攒多年的中国民间曲调、传统民歌，以口口相传的方式，全部告诉了安伦。这对当时的黄安伦来说，恰恰是最最缺少和不太了解的一部分，也是对他日后创作中国歌剧，起到至关重要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我眼里爸爸和黄安伦，就像是两个纯爷们之间的惺惺相惜。亦或是他们相见恨晚，亦或是老爸看到曾经的自己。这二人一个是歌剧痴情汉，一个是音乐疯子，真可谓难得的一对师徒。
在性格和做人上，他们也有着很多相同之处，都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傻子”。无论时代怎么变迁，即便在文化艺术被商业化贴上标签的时代，他们也不被外界这些俗事所改变，一直走着“曲高和寡”的创作道路。
冼星海、我的父亲还有黄安伦，这师徒三代人，同时入选了二十世纪杰出的音乐家之列（曾有过此项评比活动）。这不只是中国音乐界的美谈，还应该是艺坛的奇缘和奇迹。而且，巧合的是他们这师徒三代人，又均为广东人。真不知道这是一种巧合，还是太有缘分了！
黄安伦也真不愧是音乐奇才，无论是他的天分，还是艺术成就，还是为人始终都在坚守着一个严肃艺术家的艺术道路。而且，这么多年过去了，黄安伦对父亲“滴水之恩”的师情，永远记挂在心上，唇齿之间也念念不忘他们之间的友情、共同的歌剧梦想。他始终保存着那难得的一份真情。
我老爸在六十六岁那年，荣升为外公。隔代溺爱的普遍现象，就连我这个音乐家的老爸也未能免俗。女儿四岁那年，开始学习钢琴。陪女儿练琴的光荣任务，就顺理成章的落在了我老爸身上。女儿小的时候很是调皮捣蛋的，她每次练琴，一首曲子弹下来，起码要在琴凳上，躺下来休息耍赖几次。这时候对于老爸来说，他绝对是束手无策的。他只会对着我女儿说：“这四小节再练一遍，就一遍，弹好了，咱们就去小卖部”。这是他陪外孙女练琴时惯用的一句话，也是最奏效的一句话。
那时候，我家已经搬到歌剧院新宿舍区，在这个宿舍院的大门口，有个便民小卖部。这爷孙二人是这里常客“贵宾”：夏天买冰棍，冬天买糖块。有一次我回来，正好赶上是该他们练琴的时间，一走进宿舍大院门口，我迎面看到这爷、孙二人从小卖部出来。当时，他俩看到我不约而同马上把双手藏到了背后，生怕我看见他们手里买的东西。顿时，我失望之极，呆呆的看着这爷孙二人，瞬间让我明白了一个真理，音乐家可不是培养出来的，所有的音乐家都是音乐人自身追求的成果。本来自己的音乐梦想就耽误在整个文革中了，只好跑去文工团当了舞蹈学员。这就是我那个音乐家的父亲，亲手毁掉了我对我的下一代人的音乐梦想。
但在老爸临终前，他还是特意叫来了当时中央歌剧院的首席双簧管演奏家——汤铭。他也是黄安伦的同班同学。因为黄安伦的关系，他一大半以上的同学，都成为了爸爸的忘年交。我家就是他们经常聚集的一个场所。那天，老爸把他的外孙女托嘱给了汤铭。从那以后，女儿就开始和汤铭学习双簧管，直到后来也算是做了一份与音乐有关的工作。这也算是我这个音乐家老爸，对音乐的最后一个期许，以及对音乐热爱的延续吧。
爸爸的溺爱不仅体现在对外孙女身上，还包括在对我家的小动物身上，记得那是我家还在丁香小院居住的时候。有一天，爸爸出门回来，抱着一只白底黑花的小猫。爸爸说它是躲在我家门口的出水口里，它很瘦小毛发也脏乱，长得也不好看，但却是楚楚可怜。爸爸说让他遇见它这也是缘分，他说留下它吧，给它起名叫“路遇”。没多久爸爸说“路遇”一个人在家里太孤单了，给他找个伴吧。
歌剧院里一个名弹钢琴伴奏叫柯大协，他家里生下了一窝的小猫崽子，爸爸听说了，马上带着我去他家挑了一只。“路遇”娶上了个“小老婆”，后来他们还生了几只小猫崽子。“路遇”一家猫咪在我家生活得快乐无忧。爸爸像是疼爱孙子一样的，对“路遇”一家更是倍加爱护。他一个从来没有买过菜的人，每次下班总是会带回来一些小虾小鱼。我记得妈妈最常说我老爸的一句就是：“油瓶子倒了，你都不扶一把。”我们也从来没有见过爸爸走进厨房，做一顿我们全家人吃的饭，但是他却每天不厌其烦的在厨房里，给“路遇”一家煮鱼饭。
有一天，我问家里人：你们有没有听见，每天夜里都有冰箱开关的声音。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人得到答案。直到有一天夜里，谜底终于被我揭穿了。那天，夜里我起来上厕所，无意中看到爸爸正在打开冰箱，从里面拿肉出来给“路遇”他们一家当夜宵，偷偷地给猫咪们加餐。爸爸看到我，还不好意思的和我说，这只是偶尔的一次。
都说猫是奸臣，可我家的猫咪绝不辜负爸爸的厚爱。记得当时大家吃肉，还是需要肉票供给的日子，是个馋肉之食的年代。一个夏天的午后，我家“路遇”从外面回来，嘴里叼了一大块猪肉，它一到家就使劲的嗷嗷叫，那叫声与平时不一样有点奇怪，我们出去一看“路遇”马上松开嘴巴，一大块肉乖乖地放在我家厨房门口，它头也不回骄傲地走去。
后来妈妈仔细检查了半天“路遇”的战利品，是一块尚好的五花肉，妈妈就把它红烧了。我们全家无意中添加了一顿美味的硬菜。这顿大餐就是我家的“路遇”挣回来的。我想这是“路遇”它在用这种方式，感恩爸爸把牠从街上捡回来吧。这彻底粉碎了猫是奸臣的说法。
“路遇”不仅知道感恩，而且还很是仁义，它经常捕捉一些麻雀、耗子回来给它自己的老婆吃，老婆吃过之后，它自己再过去吃点残渣余饭。可惜最终“路遇”叼回来一只有毒的耗子，它老婆吃了后中毒身亡了。
后来，我们家从丁香小院，搬到了歌剧院新宿舍区，这时家里就只剩下“路遇”一个猫咪了，它也和我们一起搬来了新家。对于一个猫咪来说，住楼房当然没有平房方便，但“路遇”不同，我们打开门让它出去玩，它也不怎么出去，只愿意待在家里。而且，民间有个谚语的说法，猫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是不会死在自己家中的。但是我家的“路遇”和其他的猫不一样，牠在我家里生活了十三年，最后“路遇”老死在我家的沙发上，就是不肯离开我家一步。
生老病死是每一个人都在所难免的。老爸七十岁那年大病缠身，开刀住院都是我签的字。疾病的到来并没有让他沮丧，他依然积极乐观配合治疗。出院后爸爸又坚持了十年，这期间也不难看出他那求生的欲望。甚至，他看到一些小报上的偏方野药广告，都会让我去给他买回来。为了让爸爸安心，我还开着车跑到香山附近，一个犄角旮旯的小诊所，买回了好几大包，不知叫什么名字，像树叶子和杂草一样的东西。其实，我知道那些即便是骗人的庸医，不治病的野药，但为了满足爸爸的心愿，再不情愿我也还是要去买回来，其实，花钱只为给他买回个心安。爸爸在晚年的一两年里，几乎是在医院里度过的。在最后的这段日子里，爸爸不停的想见所有的朋友和熟人，一会说想见这个人，一会又会提起那个人。每次他们与爸爸见面，在病房里，他依旧风趣幽默、谈笑风生。要是见到志同道合的同仁们，还是会继续谈论着他那些未完成的歌剧理想。
1999年6月11日，我们早早的来到了友谊医院。这天父亲一如往日的清醒，和我们聊了很多话题。当天，我们围坐在他的病床边，听着他断断续续的嘱托，也叙说到当年他们的风华岁月，还有他那无悔的青春日子。我看爸爸精神状态这么好，说了一整天的话，没想到这就是所谓回光返照的时刻了。
傍晚看爸爸说了一天也累了，就让他休息睡下了，我们才离开医院回家。刚刚踏进家门，家中的电话铃声再次响起，医院来电话说爸爸不行了。我们马上又赶回到医院，医护人员问我们，还需要切开喉管吗？我和弟弟一致商定，既然抢救无望，希望爸爸完整的走，不想搞得乱七八糟的。这也是爸爸生前的意愿。就这样医护人员，把所有的仪器撤走了。
午夜时分，爸爸静静的长眠不醒，再也不用忍受病痛的折磨，带着很多的遗憾，很多未完成的遗愿，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在1993年10月母亲就早于父亲之前离开了我们走了。当时，也是我亲手给妈妈换穿的衣服。这次爸爸走时，我要比妈妈走的时候镇定了许多。我还记得寿衣是在一年前，王昆阿姨来看爸爸时，悄悄递到我手上的，说这是她的心意。之后我们也为爸爸准备了其他的衣物，此时，我和弟弟开始忙着给爸爸擦洗之后，更换上准备好的这些衣物。
爸爸走了！……此刻夜幕降临，忽然我感觉到有什么在头顶上飞。开始我还以为是蛾子，仔细一看是一只鹅黄色的、身上带有细细黑色条纹的蝴蝶。它萦绕在爸爸的病床上飞着。当时，我正在给爸爸换衣服，等我把衣服换好之后，它又在病房里飞转了几圈，才慢慢地飞出了病房……
当时的这一切，虽然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忙着爸爸的后事也没想太多。但还是不太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是觉得有些奇怪而已。为什么在一个大夜里能有蝴蝶在飞，没有阳光没有花朵是什么引来了蝴蝶在飞？
从医院回来的第二天，乔羽叔叔就来到家中慰问。我就把昨夜在医院里看到的，这一神奇怪现象讲给了他听。乔羽叔叔仔细听了我的描述之后，感慨的说：“那是你的爸爸化蝶了。”乔羽叔叔接着还说：“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出现的状况，传说中只有真正的文人达到一定境界精神升华之后，才会出现的这种化蝶现象。”最后乔羽叔叔还说：“你爸爸他留恋人世间啊，舍不得离开你们。所以才在病房里飞来飞去，那是在和你们告别呐！”有关化蝶的故事，我们都曾经听说过不少，但这一次却让我亲眼所见，还是看着自己的父亲化作蝴蝶飞走了，永远的离我而去了。
每当想起这些，我就不再伤悲、不再难过了，想着爸爸不知现在已经飞去了何方，是不是还做着他自己喜欢的事情？不！爸爸在天上，一定还是继续搞他的歌剧事业。
爸爸走后，我和弟弟决定，让爸爸和妈妈合葬。他们一起住进了——八宝山革命公墓。
爸爸生前的又一“忘年交”、剧作家黄奇石（《爱的奉献》词作者）也是爸爸生前最后一部歌剧的合作者。因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他们一起合作创作了歌剧《韦拔群》。当时他也是曾是丁香小院的常客。从那以后，黄奇石就成了我老爸无话不谈的好友。
再后来，迁入新居，我们两家还是上下楼的邻居。我家住一楼，他家住在四楼。他每天下楼路过我家时，必定是要进来坐坐，和老爸聊上一会才肯走的。我记得他也说过：要是每天不来和陈公聊上一会，就好像少了点什么。爸爸晚年也一样，要是几天没有见他一面，老爸就会若有所失的说，是不是几天没见到黄奇石了，他有几天没来了吧。
爸爸走后，黄奇石写了“陈公千秋、歌剧万岁”的挽联，敬献在爸爸的灵前，并怀着深切的情感与怀念撰写了在爸爸追悼会上的散发的“陈紫同志生平”一文 。后来我们姐弟二人一起商定，要在爸爸的墓碑上刻上他挽联上写的那八个大字。
最后我们考虑到，爸爸和妈妈是要合葬一起的，由于有这个因素，我们最终在墓碑上，改动了二个字刻上了“父母千秋，歌剧万岁”这八个大字。这八个大字浓缩了我们对父母的爱，和对爸爸一生事业与追求的理解与推崇。
感谢上苍的安排，使我成为了他们的女儿、亲人与朋友。父亲既是我心中的偶像，也是我人生的启蒙老师，更是我们大家心中敬爱的一个歌剧大师，一个值得我们终生怀念、永远爱戴的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