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绿色邮报网主编陈雪霏
人生几何，岁月苦多。人到中年，本该是为国努力奋斗的时候，或者说，正是派上大用场的时候，而我却在这个时候选择了隐退。我佩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为了中国人民的事业努力奋斗一生，毛泽东，周恩来，朱镕基，吴仪，王岐山，都是把个人私利置之度外，一心为国家，为民族的利益而奋斗的榜样。
我也曾经为我的理想，为国际广播事业进行了我的奋斗。我也曾经上大夜班，在别人熟睡的时候，我在工作，经历过亚运会，巴塞罗那奥运会，雅典奥运会等等。曾随李鹏委员长访问南非时作为驻南部非洲记者跟随采访，在津巴布韦呆过两年，报道整个南部非洲的新闻。采访过曼德拉，努乔马，穆加贝和希萨诺。
中国奥运申办成功，加入世贸组织等重大历史时刻，美国袭击阿富汗，攻打伊拉克等时刻，都进行过报道。国家领导人访美，需要人半夜等报道，等候的人是我。当然，这是作为媒体人，新闻人的职责。
但40岁那年，我选择来到瑞典。这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作出的重大决定。我的初衷就是希望能结婚，能生个孩子，就这么简单。我当时想，工作以后可以再做，但孩子如果错过了这几年，恐怕就没有机会了。
2003年，美国第二次打击伊拉克。这也让我对国际政治失去了信心，因为什么公平正义，国际法，联合国宪章等等都不复存在了。我决定离开新闻前线。
从那时开始了慢节奏的生活。我不再整天提心吊胆或者是承担太大压力了。为了孩子，我学习瑞典语，开始新的生活。
很多年，我依然坚持年年看望父母。只有在去非洲时，两年没回，在北京时有一年因为身体原因也没回。否则，几乎年年回，因为我父亲非常强调家庭。春节如果我们不回，他会不高兴。
很多年，来去匆匆，回去了，也没有看望老师。因为我们一方面有点儿害羞，不知道说什么好，另一方面也确实时间短暂。 可能最主要的还是我们没想到应该去看看老师。因为我们没有觉得自己取得什么惊天动地的成就，因为我们还在一路挣扎，例如我本人就是到40岁才结婚，这个人生重大的任务完成得太晚，我也不愿意见到熟人，让人再一次关心。
但是，现在，八年又过去了，我的女儿快八岁了。有人说，雪霏到瑞典的唯一成就就是有了孩子。确实，就这么一点儿成就让我给放大了，我感到很自豪。40岁之前，我一直忙工作，我感觉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偏偏在婚姻问题上，我就是一个人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时，我也还是有一点儿所谓的自尊，所谓的虚荣心，对我喜欢的人，也依然不想死去白咧的。况且，他已经是unavailable. 我仿佛在堵一口气一样。我的要求真的不高，只要有地方住，有碗粥喝就行。确实，就这么简单的要求，其实都很难达到。
新的环境，新的人生观开始了。过去，我只关注宏观的问题，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的是国际大事，仿佛那和我关系很密切。确实，说起宏观的东西也有一种快感，因为它与我的私生活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所以，我反而很快乐。
现在，我更关注微观的问题。我更关注周围人的想法。他们的一言一行对我来说，显得比较重要。我更关心个人，关心朋友，关心人的感情，健康和是否幸福快乐。
最近的一件事情也触发我要写一些我的真实想法，就是淘心窝子说一些话。我的中学初二班主任，王玉书老师居然看到我的微博和我的瑞中桥网站上我写的文章《我的小传》。其中提到中学时我特爱上课说话，老师就向我砸粉笔头。他说他就是那个老师。其实，我对我的老师都没有忘记。我可以一个一个地数他们对我的教育。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他们对我的关心让我一辈子忘不了。确实，这么多年，我却从来没有去看过老师，真的感到很惭愧。
这些年，我一边带孩子，一边写一些力所能及的东西。我梦想着能当作家，因为我有时间呆在家里，自然作家是个很合适的职业。但我该写什么呢？我写的东西有人看吗？我的文笔并不是很好。光有一颗心够用吗？一说到心，我经常会流泪，因为我深深地感到有时一颗心是不够用的，有时光有好心是苍白无力的。但我想，我能给予我所有的，就是全部，即使是上帝，耶稣基督的要求也不过如此。他也说过，只给你的剩余不如给你的全部，即使是很少。而我所有的就只有一颗真心，赤条条的。由于小时候家贫，由于父母为人处事的坦诚，我甚至从来不懂得送礼，当然，这也影响了我的感恩之心和行动。有时我也在想，我现在就谈这些是否是我已经老了，没用了呢？
但我还是只能坦诚我的真实想法。这一辈子，我最值得欣慰的可能就是我依然不会撒谎，我依然很诚实，我依然太老实，我依然还是没有太多的东西给予人。但是，我想说，这些都是你们教我的，都是你们对我的影响，因此，即使我没有荣华富贵，你们也不要怪我，因为我这辈子并没有完全追求这些东西，而是依然坚守我的诚实，我的老实，我的守信用，我的不敢承诺太多，因为怕实现不了。因此，如果我还达不到你们的要求和理想，也只能寄希望于将来。因为我记得我读过一位波斯哲人的话，原文记不清了，但他说，人应该活120岁，前40岁就是学习，中间40岁成家立业，写书工作，后四十年才开始享受生活。我不知道我是否是已经享受了生活，我想我的周游世界也还是属于学习。这当然要感谢党和人民，感谢国家和政府给我的机会。但我也是比较早地宁肯花自己的钱去周游，去游学的人。
人一辈子总要撒一次慌，或做几次错事的，否则，无所谓学习。而我第一次撒谎是在刚上小学一年级不久。当时，我的老师叫张玉坤（根据发音），外号叫“张大帅”。她身材高大魁梧，大脸盘，浓眉大眼，大嘴巴。作为一个8岁的小孩儿，我觉得她既和蔼又威严。她一直对我很好，但也很威严。刚一上学，她就安排我带着王立柱同学上学。就是上学时和他一起来，放学时送他回家，然后我再回家。现在想来，这也是老师对我的无比信任吧。这位同学先天有一点儿残疾，说话不是很清楚。但他喜欢画小人儿，画得很好。老师把他安排和我一座儿。我就这样天天风雨无阻。但是有一天不知为什么就忘了接他了，到了校门口才想起来，于是，我也就只好到教室了。上课时老师发现我没带他来，问我为什么，我说我忘了。老师说，那你现在就回去接他。于是，我一个人又跑了二里地把他接来，晚上照常把他送回家。
张老师当然也很器重我。她让我当班长，喊排。那时，早上都出早操。她和我周六说了，但是，我有点儿害羞，不知道是否自己能承担这项工作。于是，周一的时候故意迟到了。等大家做完操了，我才到。但老师没有批评我。她说，因为你晚了，所以，这周让周红伟喊，你要等到下周再喊排。于是，到下一周，我就不那么害羞了，也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和勇气。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初一都是班长。
到学期末了，张老师给我们上珠算课，让我们打算盘。她念，贫农王大爷种玉米，横着多少株，竖着多少株，前院子多少，后院子多少等等，最后加起来是多少。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就得了40。后边座位的李桂秋经常抄我的。所以也写了40。老师说完后，立即挨个座位看，50多个学生，她到我那里说，错。李桂秋一听说错，立即向旁边的何广东看，于是抄了一个正确的。我想我也改吧，于是，也向何广东抄了正确的数字。结果老师再检查时发现我改正了。于是，她问我，你这个数字哪儿来的？我答不上来。就羞愧地哭了。老师把我叫到前面，当着同学的面儿，再次从头给我念了一遍，而且让我拿算盘再打一遍。这回，我打对了。因此，我们也压堂了。二班同学都趴在我们班门口看为什么还不下课。 我泪流不止。张老师说，以后再不要撒谎了，要自己做对才对。回去吧。
这件事让我一辈子忘不了。后来我学习了鲁迅的《一件小事》，他说，这件小事让我悔过自新等等。我在初三考小师范的时候就想到了这件小事，于是也在我的作文中写了这件事。确实，这件事让我一辈子不敢再作弊，不敢再撒谎。 因此，我的诚实也是老师的提醒和教育下才加深印象，永远不敢再犯这样的错误。因此，张老师的教诲可以说让我受益终生。我在这里要深深地感谢她。
二年级的时候，我们从班吉塔搬回地藏寺，校园就是四队队部。冬天把地夯平就是运动场。夏天就没有运动场了，我们就到户外，到树林里或青年点儿等地方学习和玩耍。二年级的班主任是刘忠孝。他会唱歌，教我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教我们二步轮唱法，他打拍子，我们在他的命令下，就像民兵训练一样。二年级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被老师批评。那年夏天，学校房顶抹泥。北方的房子房顶是平的，而且每年夏天都必须抹泥。这泥是用草和土加水和的。农民用大叉子把泥扬到房顶，房顶有人把泥抹匀，然后，放盐。这样就可以保持一年不漏雨。下一年再重复做。但扬泥的过程中，很多泥点子，或泥巴团子就扬到窗户的玻璃上。那天下午，我们发现玻璃上很脏都是泥巴团子，但是，我们并没有理会，而是继续玩儿球。我们一般是两个人或四个人分伙玩儿，一个皮球，四个羊子儿，或八个或12个羊子儿。就是羊后腿蹄子踝骨地方的一个链接骨头，有四面，很好看。一个人玩儿的时候，其他人在旁边看，等待，等她不能继续了，下一个人再来。我们玩儿的上瘾。也没想别的。三点多钟，突然老师推门进来，他立即要求大家停止，同时说，陈雪霏，你是班长，应该带头打扫卫生，你倒好，带头玩儿了。带着球和羊子儿到我办公室来！我乖乖地去了办公室。他把球和子儿都放到了他的抽屉里。然后，让我带领同学们擦玻璃。我照着做了。第二天，他也把球儿和子儿都还给我了。并没有再说什么。
那时候，学校里有个顺口溜，说：大班长，假积极，黑天半夜擦玻璃，玻璃擦打了，把大班长吓傻了。打了，就是碎了。有这样的顺口溜，我自然不敢多做，怕人说我假积极。
我这个人虽然年纪不大，但我很有正义感。自以为很仗义，也许这是随我父亲的性格吧。我不会打架，但我绝不会和欺负人的人站在一起。我都是和被欺负的人站在一起，支持她，或者至少我是中立。我绝不会助纣为虐。我也对欺负人的人不感冒。反正我是学习第一好，你能拿我怎么样呢？
那时，我们班也是16个女生，只有6个男生，总共22人。和大学时男女比例一样。而且，男生普遍都是学习不好。尤其是二白眼和小龙两个人不知道为什么还给我起个外号。就是人喝水喝多了呛着的时候发出的声音。我大为恼火，于是到小龙家告状。他父亲倒很讲道理，没有护孩子。他说，等他回来，我会教训他。
那时的学习真的都是玩儿，一点儿也不费劲儿。在家里也不用学习。只是我自己很早就喜欢看书，所以，已能认字了，我就开始找能看的书看。例如，我二哥的语文书，我就早早看过了。
三年级的时候，锦州来的下乡知识青年王丽华是我的班主任。她高高的个子，长发，一笑一个酒窝，白白的。一看就是城里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上数学课有一个数学题是关于如何计算运动场的周长的。运动场包括中间的长方形和两边的半圆形，怎样加减乘除也是有规律的。所有人除了我之外都是用长乘宽来计算周长，结果老师给算对了。只有我按长加宽乘以二来算，结果算错了。我抗议。于是王老师去问校长崔风云。崔风云是我三嫂子。她最后研究了半天，发现我们没有一个做对的。我的思路是对的，公式也对，但我没有减掉两边的宽度。第二天老师重新讲解。虽然没有表扬我，但我暗暗自豪自己是接近正确。
四年级的时候，我的老师是李景山。他可是个有资历的私塾老师一样，带个眼镜，非常像任何一本书上关于老师的画像。高高的个子，脸上有些皱纹，但那皱纹正好显示他的知识渊博，而不是沧桑。他上课给我们讲西游记的故事，孙悟空吃仙桃的故事。我们都很爱听。后来他让我和陈红光一起去参加数学竞赛。那是1979年了吧，我们也才第一次经历真正的考试。结果，惨败而归。我回来把考题告诉老师，老师说，没想到他们考得这么多。这个题我们还没讲过呢。
当然，后来，我同学王清元说过一句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说不是我们笨，而是我们的智力没有被开发出来。所以，我们上高中的时候考试成功的比例很低，不如县城的孩子。
我觉得我的童年时光真的还是玩儿的多，学得少。傻傻的，但也觉得很快乐。放学的时候，就到附近的班吉塔中学捡煤渣。夏天和身为赤脚医生的陈检超三哥学习挖药材。冬天杀猪攒猪毛猪骨头去卖零花钱。衣服从来都是破的，冬天膝盖黑黑的，以为是天然的，因为一个冬天几乎不洗一次澡。等到洗掉的时候，才发现那是积攒的垃圾和脏物。即使上小学了，生虱子长虮子似乎都是司空见惯。我妈妈天天洗，也还是觉得脏兮兮。
那时我还有个老师叫何明远。何明远老师值得一提不仅因为他课讲的好，而且因为他还输送了两位老师，他的儿子何广大和女儿何娟。何明远老师讲的课我记不清楚了，但是他给我们讲的《五十一个侦查员》的故事却在各个年级经久不衰。我对他的印象也是他滔滔不绝地惟妙惟肖地讲这个故事，就好像他在说评书一样，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儿子何广大后来在初中教历史，何娟教过我们音乐和唱歌。
到五年级的时候，我们又回到了阔别三年的班吉塔小学。一年级时我们是西地，班吉塔，地藏寺合并为班吉塔小学。一年级时到张玉坤老师的家乡西地拾过羊粪蛋儿。生产队羊粪蛋儿堆积如山。都是有机肥。我们也拾过棉花。
到五年级了，似乎我们开始重视学习了。我的班主任老师是班吉塔大户人家老王家的老六，王喜山，外号也叫王老六，因为他五哥后来是我初三的物理老师，叫王俊山。王喜山老师也是高高的大个子，长的非常英俊。他浓眉大眼不说，一说话的时候，自然能漏出牙齿，感觉他总是在微笑着，所以特别能感觉他平易近人。他的大腿很长。迈步很大。他的胳膊也长，经常看到他能把胳膊背到背后，还能把手伸到衣袖里。仿佛有一种特殊功夫。 双手背后，走起路来更显得他的腿长。总之，王老师在我的印象中形象高大。当然，他们兄弟俩说话都能喷涂抹星子，也就是都很能说。
王老师对我也很好，经常会让我读课文。这也培养了我爱高声朗读的习惯。那时，我们也进行朗读比赛。是否这一点也成就了我后来居然也搞电台播音了呢？当时当然是不敢想象。我当时只觉得我们从台阶下面的一年级搬到了台阶上面的五年级教室。这样我们可以在台阶边上的台子上滑滑梯。我们还是拼命地跳绳，踢口袋。那时，我还不敢使劲跑，因为每年冬天都要犯气管炎，都会有一个多月时间不上学。
王老师住在后街，上学放学也都经过他家门口。改革开放以后，在集市上有时看到他卖布。而我这个不懂事的学生只是简单打个招呼就过去了。后来，一直没有去看他。
小升初的时候，我第一次因为考试泪流满面。考完试，我回到家，就以为自己答得非常糟糕，所以就不停地哭。我妈妈看不过去了，居然也在安慰我。但是，一个夏天过去了，开学时，我居然是全公社第三名。女生第一名。 第一名是鸽子洞的王清元和郭大屯的一个小伙子。我从来也不记得他。因为好像没见过面似的。 我五年级的同学李玉良不知道被我甩到哪里了。我以为他肯定比我考的好。
初一我的班主任是谭广民老师。他外号叫数轴，可能因为数学课第一堂课就讲这个题目，而且他也是属于那种特别死心眼的非常认真的老师。他爱抽烟，一口牙齿都是黄色的了。他是清瘦的小圆脸。个子不高。但谭老师很看重我。他让我当班长，而且还把我找到办公室，让我写入团申请书。
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有点儿害羞，不好意思写入团申请书。所以，一直拖着没写。等到下半学期，宣布贾安平已经入团了，我这才明白，我早该写。但是为时已晚。我写完了，也只能是下一学年再批准。于是我的入团时间也就从初一变成了初二了。
那时，我还是很能玩儿，我们只是上午有课，下午没课。但我和周英杰，安丽华依然在教室里打扑克。我们家里不许打扑克，我好不容易学会了，所以很爱打。但上大学时我发现，我打扑克的技巧还是很差的。
那一年，我们也进行了全公社数学竞赛。谭广民老师对我抱有很高的希望。成绩下来以后，他非常失望，来找我，问我怎么才答36分儿。我说不可能。我除了忘写一个（零除外），我觉得我全答对了。于是，他去找人复查卷子，结果发现记分的人只给我算了一张卷纸的分数，另两张的60分没有算进去。因此，我才36分儿，实际上，正如我说的应该是96分。于是，我的数学竞赛成绩是全公社第一名。那一年，我除了得两个奖状，还得了两支钢笔。我很高兴，全家人也都为我高兴，因为我每年两张奖状，已经贴满了我们家那洁白无瑕的墙壁。我是说，从我记事起，我们家墙壁上从来没有画儿。
我童年时候，也和莫言一样特别爱听评书，刘兰芳的《岳飞传》我几乎天天拉。听完了，绘声绘色地给我大哥讲一遍。没电，我家直流电收音机没法听，我就只好去老王家听。他们是新买的用电池的收音机。其实那时听收音机也让我对广播充满了神秘感和想象力。
初一时我的语文老师是张玉凤。张玉凤找了个黑龙江的军人结婚了。她的儿子很小就血有病，后来不知道怎么样了。张玉凤老师给我的印象是她很严肃，也很有学问。口齿非常清楚。
但我印象更深的还是谭老师。多年以前，我听说他已经去世了。我觉得这可能和他长期吸烟还是有关系。另外，老师的耿直，为人不圆滑，肯定也会心声郁闷。总之，我还是为老师的早逝感到很悲伤。我希望他能多活几年，能够很好地安度晚年。但是，他好像没有了学生，生命就停止了。
初二的时候，我们班开始有降级生了。两个班吉塔的公社干部的女儿在我们班，都很漂亮，个子也比我高。也许因为如此吧，她们一个是班长，一个是团支部书记，而我就成了学习委员，因为我的唯一优势是我学习还好。我的班主任老师是王玉书。王老师是我见到过的皮肤最白（相对来多），最文质彬彬的老师。和谭广民老师，王喜山老师形成鲜明对比。也许我不应该这样来对比老师，但我还是情不自禁地要这样比，为什么？因为这里就是有城乡差别。我初三的时候，第一次到锦县参加考试，回来时住了锦州旅馆，我发现那里的服务员就是和我们农村人不一样。她们的脸是白白的，而我们农村人的脸是黑红的。差别很大。
王玉书老师说话也非常标准，即使现在我也记得当时的音容笑貌，他经常带一个蓝色的帽子。每天骑自行车到学校。他个子不是那么高，但他的身材是那样的标准的中等身材。不胖不瘦。说话从来没有大声喊过，也从来没有让你听不清，就是那么标准的风格。
现在想来，我就仿佛是法国作家都德写的最后一课那样，依然是调皮的。我没有逃课，但我上课时已经坐在了最后一座，因为我的个子长高了许多。我和周英杰和张同学一起坐在一条长板凳上，有时嗑瓜子，说话，讲故事。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时候也特别能说。看过或听过一个故事，我会马上讲出来。 有一次，王老师看我讲的欢，不听讲，就向我扔粉笔头，提问我。从那以后，我收敛了许多。也是从那以后，我其实开始了认真学习的旅程。我对降级生受到优待是有点儿意见，但我和王立君和刘宝娟的关系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们都一起在初二入了团。
那时，我们依然生炉子取暖，我的脚依然有冻疮。我们有时会感到非常冷。同学们经常把脚跺得得非常响。我们已经开始有了升县高中的希望和盼望，我也听说了有考大学这一说。初一那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天好像阴不拉叽的要下雨。我和周英杰一起放学回家。到周英杰家门口时，她妈妈说，你还不快点儿回家，你奶奶死了。
我赶紧加快脚步。我知道奶奶卧床20多天了。我经常给她做饺子活着馄饨。有一次，她说想吃烧麦，但我不会做。她身体已经很重了，走不动了，可能此时她也很轻了，奶奶去世了。亲戚朋友都来了。在锦州的我表姐吴艳秋到我家来了。她小时候在我家呆好几年，上小学都是在我们这边小学上的。所以，我俩挺好。她在窝果架下对我说，雪霏，你一定要考上县高中，你只要考上县高中，你就一只脚踏进大学的门槛了。那时，她是锦州市人，却到锦县高中去补习。从那里她知道了锦县一高中的厉害。她也是个非常能说的人，她特别会讲故事，而且都是好故事，那时她给我讲过童第周的故事，我都记在心里。我心想，我一定要考上高中。
尽管我在中学捡煤糊，但我还是恍惚听说了，初三的刘大山考上县高中了。而刘大山不是别人，正是我一年级的班主任张玉坤的二儿子。这个消息也让我暗下决心，我一定要考上县高中。初二就好像家中的老二，一切平安，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我们都平安地升入高三。但那时也进行了考试。我考了第三还是第四。但正如金学胜老师说的，我是女生里边的第一。
那时候，我已经有点儿力不从心了，已经发现天外有天，山外有山，学习好的人还是很多的。我必须努力才行。金学胜老师第一天上课就说我们班有个女生全年部第一名。但他并没有点我的名。他是鼓励大家要努力学习。从第一堂课，我也为有这样的老师感到自豪。因为他当时已经很有名气。他也是我大哥二哥的老师。我在家里听过我二哥说起过王俊山老师金学胜老师，张志老师，李海山老师，董右廷老师等。这些名字都听过。
自然，我们班还是有好几个降级生。我自然不能骄傲，而是要使劲儿地追赶。毕竟他们都先学一年了。金学胜老师教代数，他每天早早地来，晚晚地走，真的非常敬业。我们自习时他会在教室里来回走动，看我们有没有问题。有一次，我问他一个问题，然后，他就拿过笔，在我的练习本上写了答案。看了他那俊秀的小字，再看我那龙飞凤舞的草书，我真感到无地自容。后来还真买字帖，练写了一阵子。但是，即使到了高中，杨五魁老师也说，陈雪霏的字龙飞凤舞。我当时却不知道这是在表扬我还是在讽刺我，因为那时，杨老师对我也非常宽容，经常表扬我。
我上大学以后，金老师说他家有一幅郑板桥的竹子画，不知道是否能重新表一下。我这个呆学生也没明白什么意思，也不知道能不能表，所以，一直也没再理会这个茬儿。只是我还真的在沈阳去看了很多字画店，欣赏了一番。对于金老师，我真的后悔，以后再没有去看望过他，我家弟弟妹妹也都是他的学生，也都上了县高中，也都服务于国家级单位，但是，我们都没有在他生前去看望他，给予他应有的尊重。现在想来，真的是对不起。只能含泪表示遗憾。但是，以后，我想如果有机会我们姐弟姐妹一定会去看望老师们的。
我初三的语文老师是董右廷。他因为是右派而没能上大学。但是，他实际上是有大学水平的。他长得有点儿像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中等身材，讲课时惟妙惟肖。我们女生经常听得入神。有时，我在想，如果我长大了能当一名这样的老师，也是很不错的。但我始终感觉自愧不如。因为我好像还是不太敢在大多数人面前说话。
我的物理老师就是前面说的王俊山，他对我没有直接表扬，但也是非常积极肯定的。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物理很差，第一学期末只答了55分。没及格。第二学期，我开始入门了，而且我发现很多东西还是死记硬背的，所以就花功夫背。什么是电流，什么是电压等等。结果到期末考试答了90分。所以老师表扬了我。但我并没有太大的成就感，因为整个学习都是在努力爬坡的过程中进行的。好像乐趣不多。
我的化学老师是张丙彦。他对我的进步持怀疑态度。我第一学期56分，也是没及格，到第二学期居然答了80分。他感觉不可思议。在放学的路上，我们俩碰到一起，他问我，雪霏，你化学考试都是自己答的吗？我说那当然了。后来，我总结了经验，其实学习就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尤其是物理化学，对我来说一开始很难懂，但慢慢学习，反复复习，最后，就一通百通，对于考试的应付还是比较容易了。
初三我们要考小中专和小师范。同学们有的报考了，而我却没报考。我心想，我要上高中，上大学。后来，临近考试了，我又去问张老师，我到底报不报小师范，因为他的侄女报了。他说，你还是报吧，你如果考上了，就会有红本儿了。以后就不是农村户口了，吃商品粮了，那你如果考不上大学，还会有这个机会，不会后悔。如果不报，将来大学也考不上，那就会后悔的。
于是我报考了。我的政治老师张数学带我们去参加考试的。张玉书同学考完哭的泪人一般，结果就她考上了。我很高兴自己没考上。但就是那回，我把一年级老师教我诚实的故事写在了作文里。没考上，我还可以考高中吧。
考上高中，我就有希望离开这个小山村，到大城市去，变成城里人，皮肤也变得白白的，不用天天晒太阳，在地里汗珠掉地下摔八半儿。总之，我要离开这个小山村，我要到更远的地方去，我不知道要到哪里，但我只想到更远的地方去。也许是因为我吃饭的时候筷子拿的远吧，或者这一切就该命中注定。
1982年我以403分的成绩，考入了我梦寐以求的锦县高中。只超过分数线不到10分。尽管我的智力没有完全开发，我还是感谢我的小学和中学的老师们。因为你们让我感觉很自如，感觉学习很美好，我还想继续不断地学习。你们也教会了我要谦虚诚实，不断努力，为我以后的人生道路至少在道德方面打下了十分牢固的基础。只有不断学习，才能进步，只有不断学习，才能经得住各种诱惑，只有不断学习，才能为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
2015-5-22， 修改于2015-1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