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 在7月14日在斯德哥尔摩和新疆乌鲁木齐联合举行的“新疆是个好地方-丝绸之路门户”视频交流会上，白俄罗斯驻瑞典大使Mironchik在介绍中欧班列在白俄罗斯过境给白俄罗斯带来的好处之后，他特意提到，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他特意表示祝贺，祝愿中国的百年大党越来越好。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中国驻瑞典大使桂从友7月8日出席第二次瑞典中小企业“中国日”线上研讨会并致辞。他在致辞中说，中国已庄严承诺将全面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国愿意借鉴瑞典绿色低碳发展经验。

桂大使说，绿色经济已成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潮流，许多国家都把发展绿色产业作为推动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抢抓未来发展先机。中国正大力践行新发展理念。习近平主席强调，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是高质量发展。2015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去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进一步突出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作用，强调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

桂大使说，中国也正积极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中国已庄严承诺，将全面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国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倡导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习近平主席已经郑重宣布，中国力争于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并呼吁各国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推动疫情后世界经济“绿色复苏”，汇聚起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合力。

在中瑞合作方面，桂大使说，在实现绿色发展方面，中瑞双方理念高度契合。中国在绿色技术领域研究成果丰硕；在太阳能、风电、水电等绿色技术领域的技术成本优势明显，为全球新能源利用作出了重要贡献；市场规模巨大，水、风、光、生物质发电都是世界第一；发展前景广阔，14亿人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是绿色低碳技术发展和应用的巨大优势。瑞典在绿色发展方面有丰富经验，拥有一大批创新型公司和成熟企业，特别是在环境技术创新、新能源利用、生态城市规划、环境工程咨询、垃圾能源化、工业与建筑节能、生物燃料、风力发电，以及太阳能、海洋能利用等领域拥有全球领先的技术和系统解决方案。

　　中瑞绿色合作前景广阔。中方愿积极借鉴瑞典绿色低碳发展经验、促进中瑞绿色产业合作，对接中国绿色革命和无化石燃料瑞典，造福两国和全世界。

　　朋友们，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中国人民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中国如今已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希望各位瑞典企业家抓住机遇，积极拓展中瑞在应对气候变化、绿色低碳、智慧城市、环境保护及相关科技创新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共同为中瑞可持续发展、为全人类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我们期待听取各位企业家关于加强中瑞绿色合作的看法和建议。

愿中瑞合作就如同这些在斯德哥尔摩市图书馆旁边的红黄色的郁金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光荣绽放！

　　日前，桂从友大使在瑞典《每日新闻报》发表署名文章《新闻自由不是违法犯罪的免罪牌》，全文如下： 

　　7月1日，《每日新闻报》刊登沃罗达斯基等四名主编的联名文章，在不问《苹果日报》是否违法的情况下，直接得出该报停刊是“压迫新闻自由”的结论，这有违客观、严谨的媒体责任。我愿就此阐明中方有关原则立场。 

　　新闻自由不是免罪牌。香港是法治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任何机构都没有法外特权，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任何权利自由都不能突破国家安全的底线。香港警方对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极少数个人和机构采取行动，是依法打击犯罪、维护法治。 

　　香港国安法明确保障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权利自由，包括言论和新闻自由，打击的只是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一小部分反中乱港分子。 

　　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社会重回安定，法治正义得到伸张，香港居民和外国在港公民的各项合法权利和自由在更加安全的环境中得到更好保障，香港经济得到振兴，民生得到改善，这是不争的事实。 

　　文章作者“希望中国真正成为人民的共和国”，我们愿与几位作者分享几组数据：建国之初，中国国内人均生产总值不到20美元，现在该数字已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77.3岁，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铁路里程比1949年末增长5倍，其中高速铁路从0公里增长到约3万公里，占世界高铁总量60%以上；99%的农村通公路、通电；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达96.8%；贫困人口100%脱贫；用较短时间控制住疫情，最大限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实现复工复产。 

　　上述数据体现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拥有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对中国年长一些的人来说，中国共产党意味着从愁吃、愁穿的困难生活到进入小康社会。对年轻一代来说，中国共产党意味着国家稳定发展，让他们对未来充满乐观和希望，实现自己的梦想。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满意度高达93.1%。我们认为，媒体有确保报道和评论客观性的责任，上述几位主编应真正了解中国人民心中所想，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凭空捏造想象。 

　　几位主编在文末写到，“真相可能被推迟，却终将到来。”在涉华报道包括涉港报道方面，我们希望贵报客观、公正，拿出面对中国真相的勇气来。

　　日前，桂从友大使在瑞典媒体《哥德堡邮报》发表署名文章《谎言掩盖不了新疆的事实》，全文如下： 

　　6月16日，《哥德堡邮报》发表了欧洲议会瑞典基民党议员列伽（David Lega）的涉疆文章。列伽议员所写内容与事实完全不符，我们愿就此阐明真相。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充分保障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新疆各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等各项合法权利。新疆拥有约2.4万座清真寺，平均每530位穆斯林民众就拥有1座清真寺，新疆清真寺总数是美国的十倍还要多，穆斯林民众拥有的清真寺比例也比很多穆斯林国家都要高。 

　　所谓新疆存在“强制绝育”是少数反华分子和机构蓄意编造和散布谎言，其目的是抹黑中国形象，破坏新疆安全稳定，阻碍中国发展。2010年至2020年，新疆维吾尔族人口从1017.15万人上升至1162.42万人。维吾尔族人口占新疆总人口的44.96%，占少数民族人口的77.85%。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新疆少数民族人口增加1865061人，增长14.27%，增长率比全国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率10.26%高4.01个百分点。有这样的“强制绝育”吗？过去60多年来，新疆经济总量增长了200多倍，人均预期寿命从30岁提高到72岁，这难道是“种族灭绝”吗？恰恰相反，这是维吾尔族人民大发展。 

　　列伽议员文中提到，有几个西方国家已经“认定”新疆存在“种族灭绝”。事实上，中方已反复介绍过新疆有关事实和真相。所谓新疆“种族灭绝”完全是个别势力别有用心的造谣和谎言，真正目的是破坏新疆社会稳定，遏制中国发展。中方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维护新疆发展、稳定、民族团结的决心坚定不移。 

　　列伽议员质问“如果大屠杀发生在当今世界，应当怎么做？”事实上，美国在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阿富汗等国以“反恐”之名发动战争，造成了上百万穆斯林民众死亡、几千万穆斯林民众流离失所。美国及其帮凶口口声声关心穆斯林人权，但杀害穆斯林的恰恰正是他们。列伽议员应该质问，面对美国的暴行，应当怎么做？

北欧绿色邮报网援引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28日举行视频会议，发表联合声明表示继续延期《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的联合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以下称“双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001年7月16日签署）缔结20周年之际，为进一步弘扬条约精神，落实条约内容，推动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声明如下：

　　一

　　条约将中俄关系发展的历史经验与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有机结合，成为21世纪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长期稳定发展的纲领性和基础性文件。

　　在条约指导下，中俄构建起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和两国人民愿望，在推进多极化国际秩序、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新型国际关系模式。20年来，中俄合作快速全面发展表明，条约成功经受住了国际形势空前演变的考验。

　　当前，世纪疫情加剧全球性博弈。条约内容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增添了新的内涵，继续为中俄关系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中俄元首高度评价条约的历史和现实价值，并同意根据条约第二十五条对其予以延期。

　　二

　　中俄关系业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其特质是成熟、富有建设性与可持续性，以促进两国发展繁荣和人民福祉为宗旨，树立了国与国和谐共处与互利合作的典范。

　　俄罗斯需要繁荣稳定的中国，中国需要强大成功的俄罗斯。中俄视彼此为优先合作伙伴，将根据条约进一步深化在政治、安全、军事、经贸、人文、国际等各个领域的协调与合作。两国以守望相助、深度融通、开拓创新、普惠共赢为方向，继续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中俄关系建立在平等相待、高度互信、恪守国际法、维护彼此核心利益、支持彼此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基础之上。中俄关系不是类似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而是超越该种国家关系模式、不谋求权宜之计、不带意识形态色彩、全面考虑彼此利益、互不干涉内政、具有独立价值、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国际关系。

　　中俄彻底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互不存在领土要求。双方决心将共同边界打造成永久和平和世代友好的纽带，并将此作为两国关系的基石。

　　三

　　根据条约第十条，双方将继续保持密切高层交往，这是推动两国关系全面向前发展的最重要途径。

　　元首外交对推动双边战略协作发挥着核心引领作用，双方将继续开展元首互访、在多边场合会晤以及其他形式交往。双方将继续完善两国总理定期会晤、各副总理级政府间合作委员会和各类地方合作机制对扩大双边务实和人文合作的重要协调作用。继续开展两国最高立法机构领导人交往，议会合作委员会交流对话以及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友好小组之间的对口交流。继续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办公厅直接对话，围绕两国元首交往、元首商定事项落实中的相关问题进行协调、对接。继续通过战略安全磋商和执法安全合作机制会议，在保障全球、地区、国家安全和应对传统与非传统威胁挑战方面保持积极协调配合。

　　四

　　中俄基于条约第七条所述原则，秉持全面战略协作伙伴精神，开展不针对第三国的军事及军技合作。双方恪守就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达成的共识，并在上海合作组织和东盟防长扩大会等多边框架下开展富有成效的合作，维护地区和全球安全。

　　双方愿进一步深化两军合作，开展两军领导定期会晤，扩大联合演训数量和规模，加强两国战区和军兵种交流，完善军事合作的法律基础，拓展军事教育领域合作。

　　五

　　中俄经济合作符合两国根本利益，有助于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双方积极评价近年来两国务实合作成果，愿根据条约第十六条和第十七条稳步扩大合作规模，确保合作真正具有战略性，愿本着互利原则优先考虑彼此利益，根据本国法律和各自承担的国际义务有针对性地创造良好合作环境。

　　为此，双方商定落实以下任务：

　　——提高双边贸易额，包括开展长期投资合作并为经营主体实施投资项目提供支持、营造稳定营商环境、强化反垄断和竞争政策领域合作、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

　　——增强具有战略性和综合性的能源合作。履行现有合作协议并就碳氢化合物供应和加工、和平利用核能以及能源领域其他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

　　——深化财金领域互信协作，支持在双边贸易、投资和信贷等领域扩大本币计价结算，促进经营主体间结算渠道畅通，鼓励两国投资者和发行机构进入对方资本市场。

　　——加强工业、信息通信、航天航空领域合作。

　　——加强科技创新领域合作。支持双方在基础科学、高新技术领域互利合作，促进人才双向流动，拓展创新合作。

　　——有效保护知识产权。

　　——推动两国农业领域合作迈上新台阶，推动相互农产品市场准入，推进农业生产领域的投资合作。

　　——在后疫情时期加快恢复交通运输，深化该领域合作。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解决跨境和过境运输问题，推动中俄运输便利化发展。新建和改造两国边境口岸和跨境交通基础设施，深化包括通关便利化在内的海关合作，保障国际贸易透明和安全。加强界河领域合作。

　　——在互利和尊重沿线国家利益基础上就利用北方海航道加强协作，推动北极可持续发展。

　　——深化两国地方交往。

　　六

　　双方重申落实中俄两国元首关于并行不悖、协调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和“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共识。双方指出，“一带一路”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对于确保整个欧亚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七

　　人文交流对加深两国人民相互了解、传承睦邻友好传统发挥着重要作用，双方将继续对人文领域的广泛交流给予高度重视。

　　为此，双方商定落实以下任务：

　　——拓展两国教育、高校间和学术交流，鼓励在华俄文教学和在俄中文教学。

　　——深化文化交流合作，提升文化中心、友好协会及社会组织作用。加强两国艺术团体、剧院、博物馆及其他文化机构间合作。就宗教古建筑等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修复与利用开展对话。高度重视军事纪念设施问题，巩固该领域合作的法律基础。

　　——视疫情形势发展，推动两国旅游业安全、健康、有序恢复和协调发展，提升旅游服务水平。

　　——深化两国档案领域合作。

　　——在互信互利基础上推进医药卫生领域合作。拓展为两国人民建立防疫保障方面的合作，尤其是传染病预警与应对、药物、诊断试剂和疫苗研发等领域合作。

　　——加强体育运动领域互利合作。在国际上反对将体育问题政治化。支持中国举办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推动生态环境各领域合作，就污染防治、跨界环境灾害应急联络、合理利用和保护跨界水体水质、保护生物多样性、建立跨界保护区、固废管理等问题开展合作。在联合国、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等框架内扩大环保和应对气候变化交流与合作。

　　——加强媒体政策沟通，推动电视节目互播，扩大纸质媒体、电子媒体和新媒体合作。

　　——继续落实两国古典及现代文学作品互译、发行等出版领域合作项目。

　　——推动两国智库机构开展广泛、深入交流对话和合作研究。

　　——加强中俄青少年友好交流，支持开展青年企业家交流。

　　八

　　世界正经历动荡变革期，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上升。人类在国际事务中面临的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有增无减，实现普遍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依然任重道远。个别国家鼓吹大国竞争对抗，信奉零和博弈，国际关系中的强权因素抬头。一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粗暴干涉主权国家内政，动辄实施单边制裁，动摇包括军控领域在内的国际关系体系法律基础，带来种种消极影响。国际冲突和问题的解决进程更趋复杂。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威胁上升，在中俄邻国和周边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

　　中俄两国均认为必须构建更加公正民主的国际秩序，为此双方需加强对外政策协调，在国际舞台捍卫共同利益，维护国际和地区力量平衡。世界越是动荡，中俄就越有必要加强战略协作。

　　双方将继续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坚持平等互利、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及和平解决争端原则，反对与国际法原则及联合国宪章背道而驰的单边强制性措施。双方反对通过“搞小圈子”偷换普遍认同的、符合国际法的安排和机制，反对以未达成共识的替代方案解决国际问题，反对在多边机构中搞政治对抗。

　　双方指出，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给世界经济、社会政治进程和整个国际关系体系带来深远影响。双方建议各国搁置分歧，展现真正的人道主义，同舟共济，加强协作，反对利用疫情问题谋求地缘政治利益。双方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在抗疫斗争中发挥中心协调作用。

　　两国元首一致认为，俄方最先提出的联合国安理会五常峰会倡议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应借此推动对维护国际和平安全负有特殊责任的联合国五个创始成员国领导人开展重要的直接对话，讨论多边协作原则和全人类面临最严峻问题的解决之道。

　　俄方积极评价中方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该理念有助于加强国际社会团结，合力应对共同挑战。中方积极评价俄方关于推动构建公正的多极化国际关系体系的努力。双方认为，上述思想理念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实现全人类进步与繁荣。

　　双方坚决呼吁各国及有关多边机制放弃使用阻碍别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全面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对平民造成人道主义后果的“长臂管辖”等单边强制性措施。

　　双方愿继续共同推动联合国人权机制平等对待、系统推进各类人权，反对将国际人权议程政治化，反对“双重标准”政策，反对把人权问题作为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的工具。

　　双方认为，核武器国家对维护国际安全和全球战略稳定负有特殊责任，应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现存关切，提升互信水平，巩固共同安全，规避可能激化矛盾、引发军事对抗的误解和战略误判。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永远不应该发动。考虑到核升级的风险，应全力避免任何核武器国家间发生任何军事冲突。

　　中俄重申恪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将继续协力维持并强化条约，以维护国际和平安全。

　　双方指出，美国退出军控领域一系列重要国际协定，对国际和地区安全稳定产生巨大负面影响。双方对美国推进全球反导计划并在世界各地部署反导系统、强化具备执行战略任务能力的高精尖非核武器力量表示关切。美方上述行为损害国际和地区安全及全球战略稳定。

　　双方强调，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后，加快研发陆基中程和中短程导弹，并寻求在亚太和欧洲地区部署，加剧紧张和不信任，增加国际和地区安全风险，削弱国际军控和防扩散体系，破坏全球战略稳定。中俄敦促美国及有关国家保持克制，积极回应俄方提出的暂停部署陆基中程和中短程导弹倡议。双方将就此保持密切对话，协调立场。

　　双方反对个别西方国家采取将外空演变成军事冲突疆域的行为，重申尽一切努力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和外空武器化，避免外空沦为军事角斗场，保障航天活动安全开展，和平利用外空。双方重申应在中俄“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条约”草案基础上，谈判缔结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文书，为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和在外空放置武器提供可靠保障。呼吁所有国家特别是航天国家作出“不首先在外空部署武器”的政治承诺。双方将继续携手努力，推动和平利用外空事业更好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双方重申坚持《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的目标和任务，呼吁各缔约国本着协商一致精神且仅在《公约》规定的机制框架内通过定期磋商和合作解决《公约》实施过程中遇到的任何问题。

　　双方强调，《禁止发展、生产及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公约》作为国际安全体系的支柱之一具有重要意义，支持遵守和巩固此《公约》，包括通过达成具有法律效力和有效核查机制的《公约》议定书，呼吁各缔约国不要阻挡上述议定书谈判，增加其国内外生物军事化活动透明度，呼吁各方通过积极磋商和相互合作解决《公约》实施过程中遇到的任何问题。

　　双方强调应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等框架内就《制止生化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开展多边谈判，以应对生化恐怖主义带来的威胁。

　　双方一致同意，多边防扩散与出口管制合作不应针对个别国家，阻碍合法的国际经济和科技合作。双方将坚决反对在该领域采取歧视政策或利用出口管制工具进行政治施压或制裁。

　　双方重申将巩固国际信息安全领域的双、多边合作，继续推动构建以防止信息空间冲突、鼓励和平使用信息技术为原则的全球国际信息安全体系。鉴此，双方强调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适用于信息空间，但各方还应就如何结合信息技术特性适用国际法达成共识。支持联合国制定新的网络空间国家行为准则，重申联合国在应对国际信息安全威胁领域所起的关键作用。

　　双方强调，由俄方倡议建立、中方积极支持的新的联合国2021年至2025年信息安全开放式工作组应在联合国指导下不间断开展富有政策连续性的谈判。

　　中俄将坚定支持根据联合国大会74/247号和75/282号决议设立的特设政府间专家委员会的工作，推动在联合国框架下，早日谈成一项关于打击为犯罪目的而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为的全面公约，倡导各方建设性参与谈判。

　　双方强调在国际互联网治理，包括保障各国平等参与治理、增强各国在该进程中的作用、国家保有国内互联网治理主权等问题上持相同立场，一致认为应加强国际电信联盟作用，以及该组织领导机构中应有两国派遣的代表。

　　俄方支持中方提出的《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双方愿继续推动在前述开放式工作组框架内联手制定反制国际信息安全（包括数据安全）领域威胁的可行措施。

　　双方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协作推进信息网络空间发展的联合声明》（2016年6月25日签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在保障国际信息安全领域合作协定》（2015年5月8日签署）为基础，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

　　双方将继续相互支持对方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反对反恐“双重标准”政策，在打击传播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思想、人员招募及外国恐怖作战分子转移渗透、切断恐怖组织物资和资金来源、打击煽动恐怖主义行径、恐怖主义犯罪侦破领域加强合作。

　　双方将继续共同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并协调行动确保世贸组织高效通畅运转。

　　双方将继续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全球性挑战。

　　双方呼吁，凝聚区域力量，以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和平解决争端、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原则为基础，构建平等、不可分割的亚太地区安全体系，开展真正具有建设性、非对抗性合作，寻求区域发展的有效路径。

　　双方将继续深化合作，加强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中俄印、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的作用，推动其在构建更具代表性、更加公正国际秩序的进程中担当责任、发挥影响，以维护平等、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和稳定的经济发展。

　　双方将恪守条约精神和原则，遵循世代友好、合作共赢理念发展彼此关系。双方倡导国际社会维护并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共同价值观，共同进步。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 6月2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表彰全国9000多万党员中的29名党员，他们首次获得“七一勋章”。前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刘贵今是这29位党员中的一员，是外交界的骄傲。

刘贵今是在1995年到1998年在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馆担任大使。后来，解决苏丹问题，他是中国首位非洲事务特别代表，曾经和瑞典的第60届联大主席杨.埃利亚松一起共事。2006年，笔者采访埃利亚松时提起刘贵今大使，埃利亚松说他们是好朋友，对刘贵今高度称赞。因为在埃利亚松的光辉履历中也是当时解决苏丹问题的联合国特使。苏丹问题一直是他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重要案例，经常提起。

刘贵今大使在津巴布韦期间，中国国家主席实现了对津巴布韦的访问，给予津巴布韦两个亿的建筑工程援助项目，但都是以项目为基础的。刘贵今大使现在70多岁了，依然在为非洲问题献计献策，获此殊荣，真是实至名归。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立100周年。七一勋章也是首次颁授。这29人代表着各个行业和领域的党员模范。他们分别是：

他们都是各行各业的佼佼者！

　各位亲爱的侨胞：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自2013年4月担任中国驻美大使，转眼我在美国工作已八年有余，将于近日离任回国。这是我外交生涯中最长的一次驻外任期，让我经历了很多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结识了很多热情友好的朋友，也给我留下了很多终身难忘的记忆。

　　在临别之际，我要特别向广大在美华侨华人对我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谢！我清晰地记得，2013年4月我履新后不久，数十家侨社为我共同举办了盛大的欢迎宴会，是我抵达华盛顿后参加的首场大型活动。我清晰地记得，逢年过节，我与侨领们围坐长谈，聆听你们分享对美国的深入观察，为发展中美关系献计献策。我清晰地记得，每次中国领导人访美之际，所到之处受到侨胞们夹道欢迎，中美两国国旗迎风招展，欢呼声不绝于耳。我清晰地记得，每逢祖（籍）国遭受灾害、危难当头，侨胞们义无反顾，慷慨捐助。我尤其清晰地记得，多少年来，侨胞们身居海外，情系桑梓，为促进中美互利合作和民心相通不懈努力，为促进祖国统一、捍卫民族尊严坚定发声。

　　再过几天，我们将迎来中国共产党建立100周年。回望历史，中华儿女无不为伟大祖国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成就倍感欢欣鼓舞。而一代代海外侨胞始终秉承爱国传统，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每个时期都从未缺席，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为中国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展望未来，中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这为广大侨胞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更加美好的前景，同时也需要广大侨胞竭力发挥侨智，贡献侨力，以每个人的努力奋斗汇聚成磅礴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独特贡献。希望广大在美侨胞继续心怀赤子之心，和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共同开创中华民族更加美好的未来！

　　中美建交42年来，两国关系取得历史性成就，两国利益早已紧密交融。在美侨胞一直以融贯中西的优势，成为中美友好交往的民间使者。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关键十字路口，美国对华政策正经历新一轮重构，面临在对话合作和对抗冲突之间作出选择。此时此刻，在美侨胞肩负着更加重大的责任和使命，希望你们从捍卫自身在美生存和发展权益出发，从维护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出发，继续做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坚定促进者和积极贡献者。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将永远珍惜出使美国期间与各位侨胞结下的深厚友谊。最后，衷心祝愿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万事如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

　　特命全权大使

　　崔天凯

　　2021年6月21日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5月11日，桂从友大使在使馆接受瑞典《快报》记者布兰斯特伦专访。

　　关于中瑞建交71周年和两国关系发展前景，桂大使表示，今年5月9日是中瑞建交71周年。71年前，瑞典超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在西方国家中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这体现了当时瑞方领导人和政府的战略眼光和远见卓识。中瑞建交后，两国关系一直顺利发展。但近几年来，瑞方一些政客和媒体人士抱着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恶意发表攻击、抹黑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言论，并围绕涉华问题制造了一系列谎言、谣言，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粗暴干涉中国司法主权，严重干扰了中瑞友好合作关系健康发展。中瑞没有历史恩怨，没有地缘政治冲突，没有现实利益冲突。双方有超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成功经验，应聚焦共识，管控分歧，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发展对外关系，中方最看重的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不干涉内政、合作共赢。希望瑞方与中方相向而行。

　　关于瑞方在一些问题上与中方持不同观点，桂大使表示，双方有不同的观点、看法很正常，我们愿意与瑞方人士就不同的观点、看法开展对话、沟通、交流。一时达不成共识就先搁置分歧，聚焦共识，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我们欢迎持不同看法、观点的人士来交流。

　　关于如何看待瑞典将华为排除出5G建设之外和爱立信在华发展问题，桂大使表示，瑞典禁华为令不是基于事实，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是个政治决定，把双方正常经贸合作泛政治化、泛安全化、泛意识形态化，我们坚决反对。希望瑞方本着公开、公平、公正、透明的市场竞争和开放原则，尽快纠正错误决定，为中国企业在瑞典正常、合法经营提供应有的营商环境。爱立信在华经营状况要由中国市场和消费者来决定。

　　桂大使还就涉疆、涉台等问题阐明了中方原则立场。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在4月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青年报》记者提问：我们了解到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诺罗夫及有关国家驻华使节和外交官正在新疆参观访问。你能否介绍相关情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3月30日至4月2日，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诺罗夫及20多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和外交官一行30余人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参观访问。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陪同访问。

　　在几天的参访过程中，诺罗夫秘书长一行赴乌鲁木齐、喀什和阿克苏三地参访，参观了新疆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主题展、乌鲁木齐国际大巴扎、喀什古城、艾提尕尔清真寺、伽师县农村供水总站、柯柯牙绿化工程纪念馆等，通过实地参观考察，亲眼看到了新疆前所未有的社会稳定、民族宗教和谐、经济稳步发展的真实情况。他们参观了几家大型企业，走访了当地维吾尔族家庭，感受到了新疆在持续稳定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发展，大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保障人权的突出成就，都表示愿推动本国与中国新疆的合作，特别是在反恐、去极端化和经贸领域开展合作。

　　今天中午，代表团参加了“新疆是个好地方”交流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雪克来提和新疆各行业代表同代表团成员进行交流座谈。交流会上，诺罗夫秘书长和多国使节、外交官畅谈了他们所见所闻所感，纷纷表示“眼见为实”，他们在新疆亲眼所见证明，新疆根本不存在个别国家指责的所谓侵犯人权、宗教歧视和强迫劳动的情况，“种族灭绝”的指责更是无稽之谈。今天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还将会见代表团一行，全面介绍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正如我刚才介绍的，代表团在新疆访问期间感受到了新疆前所未有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和谐。这个局面来之不易。今天，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发布了第四部新疆反恐纪录片《暗流涌动——中国新疆反恐挑战》，完整展现了新疆反恐去极端化斗争的全貌。看了这个片子，大家就能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前些年新疆深受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之害，人民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经过不懈努力，新疆已经连续4年多未发生暴恐案件，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但一些美西方反华势力心有不甘，不择手段、毫无底线地编造谎言谣言和虚假信息，炮制了诸如“强迫劳动”、“种族灭绝”等种种谬论，真正目的是服务于他们在新疆制造动荡、牵制遏制中国发展的战略阴谋。他们甚至拿新疆棉花做文章。我注意到，昨天，中国棉花协会发表了声明，坚决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对新疆纺织服装供应链及其相关产品实施任何限制，支持邀请国外行业协会、品牌商及第三方机构赴新疆调研。这都说明新疆坦坦荡荡，光明磊落。

　　我们欢迎外国各界人士到新疆走一走、看一看，感受新疆的美丽，人民的幸福，经济的发展。我们相信谣言止于智者，公道自在人心。

这是近期第二次有驻华使节到新疆访问。此前是伊朗大使到乌鲁木齐和喀什地区去访问。

北欧绿色邮报网北欧中华网联合报道（记者陈雪霏）– 2月3日，桂从友大使应邀同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外交协会的学生们进行视频交流，详细介绍南海问题的历史经纬和现状，重点阐明中方有关政策立场。

桂大使表示，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利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并确立的，具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为历届中国政府所坚持。桂大使强调，中国是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始终奉行“六个坚持”，即坚持维护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持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坚持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争议，坚持通过规划机制管控分歧，坚持维护南海的航行自由与飞越自由，坚持通过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桂大使还回答了同学们的提问。同学们表示，同桂大使的交流有助于增进他们对南海问题及中国政府有关政策主张的认识和了解。

来源：使馆公众号

北欧绿色邮报网援引新华微博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30日晚在北京同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视频会晤。中欧领导人共同宣布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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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30日晚在北京同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视频会晤。习近平强调，中欧投资协定展现了中方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和信心，将为中欧相互投资提供更大的市场准入、更高水平的营商环境、更有力的制度保障、更光明的合作前景。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 12月18日，中国驻瑞典大使桂从友阁下就中瑞关系在使馆接受瑞典《快报》记者布兰斯特伦专访。

　　记者：大使先生好，请介绍一下作为大使的工作情况。

　　桂大使：很高兴接受《快报》采访。大使的使命是推动与驻在国的友好交流合作。中瑞在各领域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双边合作有良好的基础和发展潜力。中方奉行开放共赢的发展战略，瑞方也坚持开放发展和自由贸易，中瑞进一步发展友好合作有很多共同语言。当今世界面临一系列新挑战新威胁，比如疫情蔓延、保护主义抬头、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盛行、全球气候变暖等，这些都需要包括中瑞在内的世界各国携手应对。中方致力于发展中瑞友好合作关系，希望瑞方与中方相向而行。

　　记者：我看过一些材料，感觉大使先生是不是对《快报》的报道很生气？

　　桂大使：谈不上生气，我们希望包括《快报》在内的瑞典媒体能够客观全面地报道中国的实际情况，多做有利于促进中瑞友好合作的事，多说有利于促进中瑞友好合作的话。中国的发展同包括瑞典在内的许多国家一样，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本着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带领全国人民共同解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满足14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欢迎包括媒体在内的外方人士对中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建议甚至批评意见，中国有这个胸怀，但我们坚决反对那些违背客观事实的歪曲报道、恶意批评甚至抹黑攻击。

　　我们希望你们这些关注中国的记者多到中国实地去看一看，多采访采访中国的普通百姓，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凭想象批评中国，不是援引美澳等国反华媒体的恶意报道。中国老古话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还有百闻不如一见。我们使馆愿为赴华采访的瑞典记者提供必要协助。不知你和你的同事是否去过中国？

　　记者：我还没有去过中国。但我有一个同事申请去中国，现在还没有拿到签证。

　　桂大使：现在主要是受疫情影响，我们将根据疫情好转情况积极研究，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提供便利。中国有14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5000多年的历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中国去采访一定要舍得花时间、花精力，深入中国社会，全面客观了解中国的发展情况，不能先入为主，不能带着主观结论甚至带着放大镜去中国找问题。

　　记者：疫情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大使先生怎么看待瑞典的抗疫政策？

　　桂大使：中国党和政府始终把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措施，在两个多月时间里控制住了疫情。瑞典有自己的国情和实际情况，我们尊重瑞典政府选择的抗疫政策。中国从来不干涉别国内政，从来不对别国内部事务指手画脚。我们衷心希望瑞典疫情早日过去，早日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中方愿根据瑞方意愿为瑞方抗疫提供必要协助。

　　记者：昨天瑞典国王宣布瑞典的抗疫失败了。大使先生是否同意这个观点？

　　桂大使：首先，我们对瑞典人民遭受严重的疫情深表同情，对瑞典因疫情去世的人表示深切哀悼，对他们的家属表示深切慰问。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们不会对瑞典的内部事务指手画脚。我们支持瑞典政府和人民的抗疫努力，愿为瑞典抗疫提供必要协助。我们也希望瑞典举国上下能够团结一心，尽早战胜疫情。

　　记者：大使先生是怎么向国内报告瑞典疫情的？

　　桂大使：我怎么和你说的，就怎么向国内报告。

　　记者：大使先生能不能深入地谈谈对瑞典的看法？

　　桂大使：首先，我们对瑞典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做法和取得的成就表示赞赏。第二，我广泛接触瑞典工商、学术、科研、地方政府等各界人士特别是广大民众，我深深体会到瑞典社会各界和基层民众对中国的友好感情，他们都渴望同中国扩大友好合作。瑞典社会各界的主流民意与中方致力于发展中瑞友好合作关系的愿望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对中瑞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

　　但另一方面，我也注意到瑞典社会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我上世纪80年代上大学时了解瑞典是高工资、高福利、高消费国家，社会治安特别好，就像中国古人描绘的世外桃源那样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坦率地讲，瑞典当今的社会治安可能不如过去好。我们注意到瑞典政府、各政党和社会各界十分关注社会治安问题，正在积极采取措施打击犯罪行为，我们希望瑞典政府取得成功。

　　记者：大使先生认为瑞典社会治安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桂大使：这恰恰是我想向你了解的。你作为瑞典人，应该比我们更了解，我们应该向你请教。

　　记者：我们可以就这个问题单独再安排一次讨论。现在瑞典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人越来越多，美国皮尤民调机构数据显示，2004年瑞典对中国持负面态度的人占40%，2020年夏天这个数字达到了85%。大使先生有何评论？

　　桂大使：我刚才说了，想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最好自己去中国看看，眼见为实。要了解瑞典民众对中国的看法我们也是如此，直接向瑞典民众了解，而不是援引美国或其他国家的民调机构的说法。瑞典有1000万人，你可以深入瑞典社会，直接了解瑞典民众的看法。我通过广泛接触瑞典民众了解到，他们都主张对华友好，都对中国有着良好印象。你刚才提到美国这个民调机构，他们询问了多少瑞典民众？能否代表瑞典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的意愿？他们搞这种民调出于什么需要？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

　　记者：大使先生是说瑞典人对中国的看法比民调结果更积极、正面吗？

　　桂大使：我通过自己的接触，了解到瑞典主流民意对华友好，都主张扩大对华友好交流合作，而不是相反。我们希望瑞典政府的对华政策能够代表和反映社会主流民意，而不是依据美国某个媒体、机构出于自己的需要在特定圈子里搞的民调。比如，我现在问你和你的同事是否主张对华友好合作，我想你们的回答一定是肯定的。

　　记者：目前瑞典和中国的外交关系很冷。有报道说大使先生本人曾有40到50次被瑞典外交部召见，是目前大使被召见次数的最高纪录。为什么会这样？

　　桂大使：首先我要纠正你一个不准确的说法，是会见而不是“召见”。一开始我就说了，大使的使命就是代表国家促进与驻在国的友好交流合作，这需要广泛接触驻在国各界人士。我同瑞典外交部的同事见面、交流、沟通多，这是好事，这正是大使的使命所在。实际上，仅2018年我同瑞典外交部同事会见就有60多次。我们对话、交流和沟通，讨论的是如何聚焦共识，扩大我们两国友好交流合作，讨论的是如何管控分歧，使分歧不影响中瑞友好合作。这是大使和贵国外交部的共同使命，没有什么奇怪的。这60多次见面中有的是应贵国外交部同事邀请，有的是我主动提出的，为的都是促进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相互了解、理解，促进两国关系。昨天我还应邀赴贵国外交部会见了瑞方同事，讨论明年如何发展双边关系，双方态度都是积极的，讨论的也是有利于两国关系发展的事。我们也希望同你和你的同事、瑞典各媒体朋友多见面、对话、沟通、交流。我们希望同瑞典社会各界的交流越多越好，这对我们双方都有利。

　　记者：瑞典的5G建设排除了中国的华为和中兴，中方要求瑞典有关部门改变决定，但瑞方不会改变。大使先生怎么看？

　　桂大使：我已经多次向瑞方阐述了中方立场，中方希望瑞方为中国企业在瑞经营提供公正、公平、开放、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就像中方为瑞典企业提供公正、公平、开放、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一样。瑞典军方和安全部门以及瑞典邮政和电信管理局说华为构成了“安全威胁”，但他们没有拿出任何事实根据。华为早就提出可以签署“无后门”协议，但瑞方对此没有回应。我们敦促瑞方立即纠正这个毫无根据的错误决定，不能口口声声讲民主、公正、法治，却把矛头只对准别人、不对准自己。中方一向基于市场开放原则和法治原则，对包括瑞典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在华经营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我们也希望瑞方把开放和法治原则落到实处，而不是当作口号来喊，而且只对着别人喊。中国人自古做事就遵循一个原则，要求别人做到的事，首先自己要做到。希望瑞典也是如此。

　　记者：虽然此案已经上诉到法院，但瑞典有关机构坚持原有立场。大使先生对瑞典官方，比如首相勒文想说什么？

　　桂大使：我们和瑞典政府的沟通渠道是畅通的。我们希望瑞典政府立即纠正毫无事实根据的错误决定，不要追随特朗普对中国企业无理恶意打压。特朗普要下台了。你对特朗普有什么看法？

　　记者：我是记者，对此没有看法，但看特朗普的新闻发布会很有趣。大使先生呢？

　　桂大使：我们对特朗普本人也没有看法。他上台、下台都是美国内部事务，中国对此不感兴趣。美国这么强大，任何外国都无法决定谁当美国总统。我们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我们关心的是如何把自己国家发展好，把14亿人的生活水平搞好。

　　记者：回到华为问题，由于存在对间谍活动的担心，瑞典官方不会改变有关决定，大使先生怎么看？

　　桂大使：华为早就宣布愿意签署“无后门”协议，但瑞方并没有接受华为这个积极提议，而是采取消极的排斥华为的做法，这令人感到不可思议。我愿重申，我们希望瑞方给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开放、平等、非歧视性的营商环境，就像中方为包括瑞典在内的所有外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开放、平等、非歧视性的营商环境一样。

　　记者：如果瑞典不这样做呢？

　　桂大使：外交官不回答假设的问题，我们提希望，希望瑞典政府尽早改正这个错误的决定，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正确途径。

　　记者：我的理解是大使先生是以外交辞令在回答。

　　桂大使：外交官不回答假设的问题，因为你所提的假设是所有人都不希望发生的。我们的任务是做正确的事，纠正错误的决定。

　　记者：我不知道大使先生是否看到了瑞典媒体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员渗透宜家、爱立信和英美其他一些公司的报道。

　　桂大使：这是一派胡言，是在恶意抹黑中国，是在做损害这些国家与中国合作的事，我们坚决反对。

　　记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媒体报道？

　　桂大使：有一小撮反华人士不断恶意找问题来损害中国国家形象，来损害、阻挠他们国家与中国的合作，这样的企图决不会得逞。对于这样的人，我给他们两点建议。第一，到中国去看看，认识现实的中国。第二，停止恶意抹黑攻击中国的卑鄙做法。

　　记者：有一名中国公民去年由于从事“间谍活动”被判一年零八个月监禁，他现已出狱并要被遣送回中国，他已经回中国了吗？

　　桂大使：你可能没有关注我此前接受瑞典其他媒体采访的情况。我们的立场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不了解这个人，更不了解他在瑞典做了什么。他与中国政府无关。瑞典少数人说他是所谓的“中国间谍”是无稽之谈。

　　记者：他在瑞典被监禁，现在要被遣送回中国，逻辑上讲中国和瑞典都应该了解这件事。

　　桂大使：中国没有向瑞典派所谓的“间谍”，中方不知道这个人，这一点是很清楚的。这是瑞方某些部门单方面的行为，和中方没有关系。中国对在瑞典搞什么“间谍活动”不感兴趣。对于你提到的这个人，我不知道瑞典极少数人是怎么炮制出来这件事的，这和中国毫无关系。如果你关注中国，但只关注瑞典极少数人对中国的无端指责和攻击的话，你对中国的看法会被带偏。我们欢迎你和你的同事关注中国，但是我们真诚地建议你们到中国去看看，也许你会吓一跳，因为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恶意抹黑中国的人说的完全不一样。

　　记者：2009年到2010年间还有一个涉及一名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判决，不知道大使先生是否知道这件事。

　　桂大使：不知道。

　　记者：在采访结束之前，我们聊一个开心一点的话题。大使先生和家人在工作之余有什么爱好？

　　桂大使：瑞典朋友普遍爱好锻炼，而且每个人在锻炼方面都有自己的特长，这点我很钦佩。我看到瑞典朋友天天都在室外或室内锻炼，也在努力学习这种强身健体的好习惯。由于疫情，近一年我们到公共场所锻炼少了，希望疫情早日过去，我们能够恢复户外锻炼。作为友好国家，我们相信瑞典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疫情，祝愿瑞典各方面越来越好。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各国命运紧密相连，只有所有国家都好了，自己的国家才能好，这就是为什么中方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各国开展友好交流合作。

　　记者：我的亲友中有人因为疫情去世，大使先生认识的人中有因为疫情去世的吗？

　　桂大使：我为你的亲友因疫情去世表示深切哀悼，对你和他的家人表示深切慰问。在我认识的人当中没有因疫情去世的，这很幸运。我们也注意到瑞典政府不断提醒民众要加强防控、限制聚集和面对面接触，我们也都遵守。希望下次采访时我们能不戴口罩了。

　　记者：今天的天气很冷，就像现在的瑞中外交关系一样。

　　桂大使：天冷是暂时的，春天终将到来。就算天气冷，只要双方都做有利于中瑞友好合作的事，我们的心里也是暖和的。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2020年11月4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全部内容如下：

　　总台央视记者：据了解，第二届“一带一路”国家会计准则合作论坛于11月3日召开。请问新冠肺炎疫情是否对“一带一路”有关多边合作带来负面影响？

　　汪文斌：共建“一带一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支持多边主义。前段时间，各方合作伙伴在多个领域建立了多边合作机制。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交往活动带来影响，但今年以来我们看到，“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在多边合作层面仍举办“线上”或“线上+线下”国际会议20多场。我在这里想给大家举几个事例：

　　一是今年6月，各方举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级别视频会议，来自25个国家的部长和世卫组织总干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与会，会后发表了联合声明，各方承诺继续加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二是“一带一路”银行间常态化合作机制发布《支持中国等国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倡议》，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团结合作。“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先后举办疫情防控背景下的各类税务专题会议，为经济恢复提供服务和保障。中欧班列运输联合工作组也举行会议，推动中欧班列相关合作。

　　三是“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合作方、“一带一路”可持续城市联盟分别召开会议，共商建设绿色丝绸之路、开展绿色投融资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等相关事宜。

　　四是为落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有关成果清单，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正式成立，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基金正式建立，“一带一路”国家会计准则合作论坛举办了第二届会议。

　　五是丝路国际智库网络举行2020视频年会并发出联合倡议，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呼吁坚持全球化和多边主义。“一带一路”纪录片学术共同体、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联盟、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联盟等平台积极开展线上活动，增进民心相通。

　　我们相信，“一带一路”多边合作将继续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助力各方抗击疫情、促进经济社会恢复、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出更大贡献。

　　埃菲社记者：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美国大选的结果，中方怎么看？

　　汪文斌：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选举正在进行之中，结果尚未确定。

　　彭博社记者：周二，美国国务院批准了对台出售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产的MQ-9B无人机，总价6亿美元。这是特朗普政府今年7月取消出口军用无人机限制以来首次无人机出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中方在美售台武器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我愿再次强调，美国向台湾地区出售武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八·一七”公报规定，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立即撤销有关对台军售计划，以免对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造成进一步损害。中方将根据形势发展作出正当、必要反应。

　　巴通社记者：日前，巴基斯坦新闻部长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巴友谊的象征，所有中巴走廊框架下的合作项目都在顺利推进。一些巴方政要和官员也作出了类似评价。中巴经济走廊启动建设以来，在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和港口建设方面都取得扎实成果，对巴基斯坦国家发展作出了实质性贡献。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汪文斌：我们对巴方关于中巴经济走廊的积极表态表示高度赞赏。

　　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重要先行先试项目和中巴合作的标志性工程，建设7年多来取得重大积极进展，一大批项目已开工建设或完工，为巴方带来250多亿美元直接投资。上个月，作为中巴经济走廊早期收获项目之一，巴基斯坦拉合尔轨道交通橙线项目开通运营，标志着巴基斯坦步入了“地铁时代”。目前，已建成的项目极大改善了巴基斯坦交通基础设施和电力供应，为巴创造了7万多个直接就业岗位，每年为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贡献1到2个百分点，显著促进了巴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福祉。

　　中巴经济走廊不仅推动中巴两国经济社会发展，也致力于促进地区互联互通建设和共同繁荣。以瓜达尔港为例，港口自今年上半年开始向阿富汗转运小麦、食糖、化肥等货物，已完成货物转运近2万吨，提供近千个就业岗位。

　　中方坚定支持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愿同巴方共同努力，全面落实两国领导人共识，在建设运营好现有项目的基础上，进一步聚焦社会民生、产业和农业等领域合作，将走廊打造成“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工程，更好造福两国乃至地区各国人民。

　　印度广播公司记者：近期，中国外交部称第三国或第三方有兴趣加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你能告诉我们是哪些国家和组织吗？

　　汪文斌：我们多次介绍过，中巴经济走廊包括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有关合作项目是开放的，我们欢迎有意愿的国家一道加入到相关项目建设当中，共同为地区乃至世界的繁荣稳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印度广播公司记者：近日，巴基斯坦方面决定赋予位于巴占克什米尔的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地区“临时省级规划地位”，印度对此坚决反对，认为这是非法占领印度领土，并要求巴基斯坦立即撤销有关决定。中方在此问题上持何立场？

　　汪文斌：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中方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这一问题是印巴两国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应当根据《联合国宪章》、相关安理会决议以及双边协定，以和平方式加以妥善解决。

　　埃菲社记者：虽然我们还不知道美国大选的结果，中方对两位候选人谁当选有没有某种偏好？

　　汪文斌：美国大选是美国内政，中方在这个问题上不持立场。

　　中国日报记者：据报道，“伊斯兰国”已宣布对维也纳恐袭事件负责，称旨在报复奥地利参与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行动。1名奥籍华人在枪击事件中不治身亡，另有1名中国公民受轻伤。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中方对这一袭击事件深感震惊。暴力恐怖主义是人类公敌，中国一贯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和暴力犯罪活动。我们向事件中的遇难者表示哀悼，并向他们的家人及受伤人员表示同情和慰问。我们了解到在此次袭击事件中有华人华侨遇难或受伤，中国驻奥地利使馆正同当地有关部门保持密切沟通，及时为中国在奥公民提供帮助。

　　印度广播公司记者：当初，印度政府通过修宪取消查谟和克什米尔邦自治地位时，中方表达了强烈抗议。如今，巴基斯坦方面宣布改变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地区现状，将其表述为巴方领土。是否可以得出结论，即中方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并没有像此前宣称的那样秉持中立立场？

　　汪文斌：你的说法是不成立的。中方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

　　埃菲社记者：关于华为参与巴西5G建设的问题，巴西方面受到了来自美方的很大压力，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和包括葡萄牙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也受到美方施压，要求他们不与华为开展5Ｇ合作。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有关企业在过去30年里，已经建造了1500多个网络，没有发生一起网络安全事件，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拿出证据来证明有关企业在安全上存在隐患或威胁。我们希望各国继续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独立自主作出符合自身利益、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和人类发展进步大势的选择。以安全为借口对相关企业进行打压、限制的做法，既没有事实依据，也不符合国际经贸规则。

　　最后，我再发布一则通知：明天，也就是11月5日上午10:00，外交部将在蓝厅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将介绍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有关情况。欢迎各位记者朋友积极参加。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 瑞典著名左翼作家扬.米尔达10月30日在医院因血有病病逝，享年93岁。

米尔达是瑞典著名的左翼作家，也是一位非常有争议的作家，但是，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一生中他写了90多本书。他在瑞典的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他也是著名的介绍中国的作家。上个世纪60年代，他到中国去采访，回来后写了《来自中国一个村庄的报道》。生动描述了中国农村的情况，在瑞典产生很大影响。

他也写过越南，柬埔寨，阿尔巴尼亚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品，积极表达自己的左派观点。

他在晚年也非常活跃，他甚至参加反对瑞典参与阿富汗战争的集会。

他在90岁的时候提出与比自己小34岁的妻子离婚。

米尔达是受过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接见的。他倒是照过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照片。上图就是毛主席和周总理当时看米尔达文章的情景。

中国驻瑞典大使桂从友曾经拜访过米尔达先生。

瑞典媒体对他的逝世进行了大篇幅报道。很多同行都对他的文学造诣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他的语言犀利，给人印象深刻。笔者刚来瑞典后不久，在少数民族博物馆听过他的演讲。但是可惜当时我的瑞典语不行，几乎都没有听懂。只是模糊的记得这是一个著名记者，他到中国去过，而且报道了很多关于中国的情况，以至于在瑞典出现了很多毛泽东的粉丝，他们自称是毛的朋友，简称毛友。毛友一直搞活动，直到现在，只不过人数越来越老了，越来越少了。

以下是一段瑞典语有关周恩来和米达尔与佩尔松的文章。

GÄSTSKRIBENT, HISTORIA, IMPERIALISM, KULTUR, PERSONLIGA MINNEN

Zhou Enlai, Jan Myrdal och jag – I

Av Anders Persson • 2014-10-20 • 1 kommentar

Det här är avsnitt 1 (av 10) i Anders Perssons personliga berättelse om hur han som student engagerade sig i “vänstern”, hur han blev riktigt VÄNSTER och därvid kom på kant med både Zhou Enlai och Jan Myrdal, men efter ett besök i Norge (!) grundligt ha gjort upp med sekterismen blev den han är idag.

Kinas premiärminister Zhou Enlai (1898-1976) här med Charlie Chaplin (1889-1977) under Genevekonferensen 1954. Det var två år sedan Chaplin mer eller mindre flytt USA anklagad för att vara kommunist.

När vänstermänniskor ur min generation talar om vilken politisk personlighet som påverkat dem mest brukar svenska namn som Jan Myrdal, Olof Palme eller Sara Lidman dyka upp, eller utländska som Mao Tsetung, Vladimir Lenin eller Fidel Castro. Med all aktning för Jan Myrdal, men den som nog påverkat mitt politiska liv mest är nog Zhou Enlai, Folkrepubliken Kinas premiärminister från 1949 till 1976.

Redan 1954, när jag var tio år, gladdes jag åt hans insatser för att få vapenvila i Korea och hans framträdande vid Génevekonferensen. Under kulturrevolutionen som jag hade blandade känslor inför hade jag intrycket att Kina fortsatte att fungera tack vare Zhou Enlai. Och jag gladdes med kineserna när, mycket tack vare Zhou Enlais diplomati, USA gav upp sin Kinafientliga politik och Nixon besökte Peking.

Men min relation till Zhou Enlai skulle bli mycket personlig när jag hösten 1973 på omvägar erfor att denne utfäst sig att se till att den svenske meteorologen Anders Persson inte skulle beviljas inresetillstånd i landet!

Att ha väckt denne mäktige mans förtrytelse kan ju inte vara bra, men som det utvecklade sig så innehöll det fröet till mina senare blygsamma, men ändå framgångar som författare och politisk skribent, kanske också som meteorologisk vetenskapsman. Men bakom denna 1973-incident finns det förstås en historia och det är historien om mitt eget politiska engagemang i början av 1970-talet:

Redan våren 1964, under ett besök i USA, hade jag fått klart för mig det ökande amerikanska engagemanget i Vietnam. Genom GHT:s pariskorrespondent Richard Gustons sympatiserande reportage om FLN i Algeriet var bokstavskombinationen FNL inte främmande för mig och parallellen med Vietnam inte svår att dra. Men ändå höll jag mig lite utanför den så kallade 68-rörelsen och räknade mig som ”socialliberal” eller ”borgerligt radikal” som jag skulle ha kallat det idag (se Var “vi” någonsin kommunister?).

På min arbetsplats, Vädertjänsten, var de flesta definitivt inte ”vänster” och en del skröt med att de aldrig handlat i Konsum. Så medan många av mina jämnåriga studentradikaler tyckte jag var en ”småborgerlig” typ ansåg mina meteorologiska kollegor att jag var en farliga ”socialist”.

Men hösten 1971 började jag tänka om. Vilka reservationer jag än hade om ”socialism” och ”kommunism” så bleknade de i jämförelse med USA:s förbrytelser i Vietnam. Dessutom hade kineserna lugnat ner sig efter Lin Piaos fall och öppnat sig mot världen. Men också SÄPO hade ett finger med i spelet.

Hösten 1971 när jag fortfarande var ordförande för studentföreningen Tempus i Åkeshov (i västra Stockholm) fick jag en kväll besök av Barbro i samma korridor. Hon var övertygad moderat men var nu bekymrad eftersom hon just haft besök av en representant från säkerhetspolisen som bett henne ”hålla ett öga på” Bosse, en annan student i korridoren.

Denne var inte bara en yvigt gestikulerande vänsteraktivist, han hade också någon organisk sjukdom som gjorde hans utseende aningen vanställt och rösten gäll. Barbro tyckte, liksom alla vi andra, lite synd om Bosse som ingen av oss tilltrodde förmågan att ställa till med det minsta förtret. Mitt råd till henne var, om jag minns rätt, att neka med denna motivering.

En tid därefter tog mig Vädertjänstens ställföreträdande chef åt sidan och varnade mig för en av mina kollegor, Lars. Denne gick omkring och samlade uppgifter om SMHI-anställda utgivande sig för att agera på uppdrag av SÄPO. Men säkerhetspolisen misstrodde honom och nu skulle det göras klart för pålitliga, till vilka jag ännu räknades, att Lars agerade på eget bevåg.

Samtidigt figurerade i pressen ett uppföljande reportage om en kvinna som enligt ett tidigare reportage i en annan tidning fått besvär på sitt arbete för någon, till synes, oskyldig ”förseelse”, som att ha handlat böcker på någon av vänsterbokhandlarna eller dylikt. Poängen i det uppföljande reportaget var att allt detta var påhitt, kvinnan existerade inte. Det var en ploj från något politiskt hörn till höger för att skrämma upp vanligt folk att överhuvudtaget ha några kontakter alls ”åt vänster”.

Med allt det här omkring mig insåg jag att enda sättet att rädda demokratin var att ge åsiktsspionerna så mycket att göra att de inte skulle klara av det. Från min vetenskapliga verksamhet visste jag att det inte bara gäller att samla in en massa väderdata, de måste ju också bearbetas. Och det fanns högar av väderdata som bara växte och väntade på bearbetning och därför var helt odugliga. Så genom att ansluta mig till ”vänstern” skulle jag bidrag till att sätta käppar i hjulen för de dunkla krafterna till höger. Men vilken av de otaliga vänstergrupperna skulle jag ansluta mig t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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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kommentar for “Zhou Enlai, Jan Myrdal och jag – I”

1. Anders Persson skriver:2014-10-25 kl. 8:15De icke-vänstersinnade SMHI:arna var dock inte triviala. Han som skröt med att aldrig ha handlat på Konsum lärde mig enhetsfrontstaktiken. När jag i samband med en enklare protestskrivelse till ledningen ville ta upp flera missförhållanden, varnade han för att det skulle splittra enheten.En gammal meteorolog som hade ett jordbruk hemma i Dalarna och röstade på Centerpartiet, prenumererade på ”China Reconstructs” (”för att läsa om bönderna”) och var den förste som visade mig ”Maos Lilla Röda”, som han bar på sig.Även innan jag blev politiskt aktiv försvarade jag alltid vid fikapauserna ”gatans parlament” – och blev därför tagen för ”kommunist”. Men när mina borgerligt röstande kollegor en februarimorgon 1971 i sina morgontidningar läser att SMHI och andra statliga verk skulle utlokaliseras från Stockholm, vilka var det då som inom en vecka hade ordnat protestmöten, målat demonstrationsplakat och givit sig ut på gatorna viftande med dem?Flera år senare, vid en allvarligare konflikt som ledde till en ”vild strejk”, med bla. TV-meteorologerna, hörde jag solitt borgerliga kollegor tala om ”klasskamp”.Upplevelser som dessa satte ett dagsaktuellt sken över Mao Tsetungs klassiska rapport från 1927 om bonderörelsen i Hunan (Den lilla röda, s. 112-13; Valda verk, bd I, s.26; Skrifter i urval, s. 21). Vad Hunan var för Mao i Kina var SMHI för mig, ett litet Sverige i miniat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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