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雾霾一直困扰中国北方，从2013年初开始，已经从隔三差五，变成了新常态。那么雾霾到底从何而来，为什么这么难以消除呢？事实上，不是雾霾难除，主要是人们的思维方式一直相信人定胜天。不肯尊重自然环境有承载能力这一说。还有一种思维方式，就是为什么是我要让？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受害的不是我一个。从今天开始，我们来听听可持续发展问题著名专家李来来博士来讲讲为什么我们需要改变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这是根据道和创始人李来来在绿色创业会上的讲座整理出来的：

今天我来和道和“绿色创业汇”的创业者一起来聊聊可持续发展这个话题。我会尽可能讲得通俗易懂些，同时和大家聊一聊可持续发展与气候变化以及绿色经济的关系。

大家知不知道世界上最大的一家出租车公司，但是一辆车也没有？Uber（优步），大家都知道。正如Airbnb，全球最大的旅馆业公司，却连一间房一张床都没有。这两家企业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没有利用投资，进行新的旅馆建设，车辆购买，而是把现有资源调动起来，有序地为社会提供服务，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创新。

 

我最近读到一篇文章，是丹麦的一位专家写的，文章的中心思想是要为那些非正式经提供一个公共平台。何谓非正式经济？非正式经济是指看着不像主流经济的一种经济。它没有经济规模，投资规模，投入产出的情况完全违背我们所熟悉的经济学规律。这样的一种经济，社会对它们的需求越来越大，而它们也可以很灵活地满足社会需求，Uber和Airbnb就是很好的例子。

再举个例子，比如一家电厂，但是我不发电，我的电从哪里来呢？我省电，我到处去工厂做省电的经营活动，其实道和开展的New ventures（新经济中国项目）很早就有类似的企业，它们去把余热回收进行供应。这些非正式经济，你很难说它的规模小或大——你说它小，它满足了这么广大的社会需求，你要说它大，企业很少有固定资产，但企业经营收益幅度是很大的。

这些非正式经济都有共同的特点，就是创新和对资源的有效利用，虽然开始时会受到某种程度的非议，但由于它们如此有效地满足了市场需求，很快就能变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所以，在欧洲一些国家，就对这类经济提供公共的社会平台，鼓励它们去发展，它的英文名叫“private informal economy public platform”。

我现在不能判断网购的环境影响到底是怎么样的，但是Uber和Airbnb一定是在挖掘现有的资源，而不是开发新的资源去满足社会服务需求。那么为什么挖掘现有的社会资源会产生这么大的效益呢？这就延续到我今天想讲的这个可持续发展的专题。

我先说一下可持续发展这个命题是怎么来的。其实这个问题已经不是很新了，19世纪，马尔萨斯提出人口论，指出如果没有限制，人口是按指数增长的，也就是1变2，2变4，4变8，8变16。而我们的粮食产量是按照1+1+1，这种线性的增长。这两种增长方式完全不匹配，因此总有一天粮食增长会赶不上人口的“爆炸”，这时候就会发生危机。人口增长快于经济发展问题，实际上孕育着环境问题的提出。

1972年，罗马俱乐部推出了一本书叫《增长的极限》，和马尔萨斯一样，主要分析人口和资源，以及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计算机模拟了5个变量——人口、经济、环境、粮食生产和资源的动态关系，其中资源（包括环境承载能力）是有限的，而人口是指数增长。得出的结论是地球的支撑力将会由于人口增长、粮食短缺、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等因素在某个时期达到极限，使经济发生衰退，导致世界崩溃。他们计算出没有一种资源可以维持100年以上，他们当时的模型有些问题，但是提出的观点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马尔萨斯和罗马俱乐部的观点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可持续发展概念的诞生。最早在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在斯特哥尔摩召开，会上发布了人类环境宣言，开始警告人类环境问题必须得到重视。

1983年，世界环境发展委员会成立，当时委员会主席是挪威的女首相，她组织了一批人写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后来也很著名，叫《我们的未来》。在这个报告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定义：“既能满足我们现今的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能满足他们的需求的发展模式。”这个报告成为了可持续发展最早的一个版本。

到了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世界环境发展大会，当时李鹏总理和我国第一任环保局的局长曲格平去参加了这个大会，在那次世界环境发展大会上，通过了《地球宪章》，提出了《21世纪议程》，最重要的就是签署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当时气候变化被提出是很严重的问题，各国提出要积极进行二氧化碳的减排，紧接着就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提出各国带有共同但区别的责任。发展中国家要积极去减排，发达国家要确定自己的量化减排目标，在积极减排的情况下，还要帮助发展中国家去减排。

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最重要的理由是有限的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先说有限的自然资源，大家都知道地球是45亿年的生命，我们看看地球上的资源，比如石油，70%的石油形成于中生代，2.5亿年前至6600万年前，而煤炭的形成是4亿年。我们再看一下人类的生命，其实人类出现不到1万年的时间，从1亿增加到第一个10亿年用了2000年，但从50亿到60亿只用了12年。我们从能源消耗曲线上看到，从1802年到1960年，能源消耗的增长是加剧的，但是增加的趋势还不是那么快，但从1960年开始到2000年，能源消耗速度就非常快了，我们用这么快的速度消耗着上亿年形成的这种资源，我们再这么消耗下去，资源的殆尽是迟早的事情，而且会越来越快。

在我国，自然资源的问题尤其严峻。我国人口压力原本就比较大，水资源只占世界人均水平的25%，耕地面积只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0%，石油是世界平均水平的8.3%，天然气是4.1%，其他的资源也都很少，我们是地大人多，但是资源很匮乏。

不光资源有限，环境容量也是有限的，我们指的环境容量是污染物在大气、土壤、水里的浓度。持续性的雾霾就是一个例子，从2012年开始就已经很厉害了，像柴静讲的，早上起来就盼着刮点西北风，雾霾可以持续不散，说明浓度很高，总有一天会达到无法治理的情况。我们知道土壤也一直在污染，但是镉大米是最近几年发现的，原来不太严重，现在严重了，同样的一块儿土壤，因为污染程度高了，导致大米都有毒了，这些都表现了环境容量问题，环境问题在不断的被填满，所以人才能体会到。

刚才提到了指数性的增长，环境污染和人口都是指数增长而不是线性增长，指数增长很大的特点是时间的延迟，就像一个池塘，池塘里有一个水葫芦，一晚上一个变成两个，再一晚上两个变四个。某一天是一千个水葫芦，水葫芦下面的鱼还在很好的生长，到了第二天一千个变成两千个，它把水里的养分全部吸收了，一夜之间，水里的鱼就全死光了。

更多内容，敬请期待

《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气候变化——李来来老师谈可持续发展（二）》

 

2015-11-07 平说

 

晨曦

看了印度记者的文章，比较中国和印度，感觉写得很好，因为她是从正反两方面，或者说从多方面对比，很难说好还是不好。昨天读了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也了解了一些我现在正在纠结的事情。

女儿六岁了。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身份了。一岁，两岁，四岁，五岁六岁都带她到中国去过。四岁之前还不会表达，即使那时她不愿意，也没有办法。但是，今年元旦，她六岁时，明显开始用语言直接反抗，就是不想去北京，不想去中国。当然，在我的努力下，还是去了。

到天安门广场那天，她很不高兴，我说你还记得以前来过这里吗，她不回答。走到纪念堂边上，我们出了广场，在旁边一个仿缮饭店停下脚步，里边金壁辉煌，皇帝的宝座就在眼前，任何人都可以到这里圆一下皇帝的梦。如果说以前都觉得这是封建观念，现在很多人实际上以此为荣，皇帝至高无上。或许我自己的骨髓里也情不自禁地有这种封建观念。我是在那里照了一张照片。我的瑞典老公和孩子显然是很不感冒。尤其是孩子，立即希望回家。我和老公决定在这里吃一顿南京的香淑鸦，一个菜就够吃了。给孩子点个山里红。然而，孩子一直不高兴，她说，这是我最糟糕的一天，我想把这一天从我的生命中删除。学电脑也有一个好处，学会了删除两个字。她认为时间也是可以从记忆中删除的，经历也可以删除。这是我从她身上学到的东西。

 

我们吃完饭了，出来了。中间我和同学微信，他问我在哪里，我说在天安门广场。他回信说，最好不要久留，要小心点儿，那里经常出事，总有人到天安门广场闹事，上访等等。我其实亲眼看到一个老太太坐在卫兵旁边号啕大哭。说实话，我自己也很紧张。曾几何时，我们是那样天真无邪，我们那样兴高采烈，1988年10月1日，我和同学们骑自行车到天安门，不怕黑夜，人山人海。无比自豪。

 

每一个中国人都希望能在天安门呆一会儿，留个影儿。然而，现在居然也有不法分子或者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个地方挑起事端，搞的从上到下都很紧张。如果我们能自由自在地在这里停留该多好呵。

 

女儿路过地下通道，看到格格的头饰和蒙古族女人的帽子，我们各买两份，一份想送给万德拉，一份想送呗拉。都是她的好朋友。就这样，她高兴了，她又对我说，妈妈，今天是最好的一天。

 

从去年冬天开始，她的汉语开始和父母都是中国人的孩子有些差距了，她感觉有压力了。我也不恰当地敦促她学习，结果她反抗，说不学了。后来老师说，你不要给她压力。于是我什么都不管了。在家里除了偶尔念书以外，从来不练习认字。我真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的。

 

但是，从中国回来以后，老师单独给她上半个小时汉语课，这回老师也毫不客气地说，她的水平已经不如另一个同学了。另一个同学已经开始写字了。我不知道该怎样对付。但是，我只知道女儿开始学习一些知识，我这个做母亲的没有别的母亲抓得那么紧。孩子对我没有任何惧怕，另一种说法就是我在孩子面前没有威严或权威。孩子不听我的。急了，她会说，妈妈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什么都不懂。然后就去找她爸爸。她爸爸也不许我使劲管孩子，至少不喜欢我对孩子大声说话。有时候，我也能感觉到孩子和我大声吵吵，实际上是我自己的翻版。是我对她喊了，反过来，她也对我喊。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立即平静了许多。我宁可一句话不说了。

 

最近一次“战争”发生在放学以后。她从学校回来又饿又累。按理说，我应该给她准备点东西吃。记得两岁的时候，我给她带面包，她立即说，妈妈你真好。但此时，我忘了。很多时候，一忙完就发现已经是4点半了，或者快五点了，我必须赶紧跑去接她。所以，这是我的不足。这天，到瓦萨公园边上的小食品店里，她要冰激凌，而不要汉堡包。所以我只好给她买冰激凌。然而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空腹吃完冰激凌，她浑身冷得发抖，向我要手套，我才发现手套出来时掉在地上了。我记得她给了我，但是，出来以后，我要给她开自行车锁。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就掉了。但由于她想和另一个同学一起走，我们匆忙前行。所以手套掉了，我也没有意识到。

 

她浑身发冷，自然非常不高兴。也不想骑自行车了。她坐在安座上，让我双手扶她，实际上就是推她。等到了St. Eriksplan,一个十字路口，她依然希望我扶着她，但我又心不在焉地松了手。我的心也空荡荡地，不知道在想什么，结果她摔了，坐在倒地的车子上，哇哇大哭起来。她不想起来，必须爸爸来这里她才起来。我说爸爸去锻炼身体了，这会儿不在家。打电话也没人接。

 

她不停地哭着，我不知道怎么办好。但很多时候我不能直接被她的眼泪所感动，因为我知道她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孩子，从小她就很坚强，也很健康，走路摔倒了从来不哭－平均起来她摔倒的次数也少一些，摔倒了马上爬起来，从来不会因为疼痛而大哭。她大哭的时候，不是因为肉体的痛苦，大部分是因为自己的意愿不能实现而哭。因为自己的想法表达不清而烦恼。因为语言的不足而掉眼泪。她的哭都是因为交流有障碍而哭的。

 

从娘胎里，我就和她说汉语，所以，不到两岁的时候，她开始说话时都是说汉语。很多朋友和老师都说，因为孩子是双语，所以说话要比其他孩子晚一些。因此，到两岁准备上幼儿园时她一直和我在一起。我教她唐诗，她都会背诵，而且很快。但是，上幼儿园以后，她的瑞典语很快赶上来了。不到一年，她的瑞典语超过了汉语。她也开始和我说瑞典语。瑞典的幼儿园确实很有意思。多年来，我这个人一直在不断地吸收和体验新东西，所以，我很难说哪个更好，哪个不好。在国内人们抱怨没有自由，幼儿园管的太死。但这里似乎太松。用北京东城区教委的领导的话说，这里的儿童是放养的。中国的儿童是家养的。孩子还是一岁多的时候，我们到瓦萨公园去玩儿，见到贝拉上海的姥姥和姥爷，他们就对贝拉管教很多。因此，孩子有些拘谨。他们觉得不给孩子立规矩不行。因此，姥爷说安妮是放养的，贝拉是家养的。

 

我这个人实际上非常崇尚自由。虽然我从小就被训练要听妈妈话，到学校听老师话，到单位听领导的话，一路走来，40多年就是这样一个人生轨迹。等到我到伦敦去学习的时候，老师说，你要批评性地客观地评价一个组织的行为，一个机构的政策等等。我心想，我是被训练要积极看待事务，从来不批评，基本上都是如何赞美，有时甚至是高度赞美。因此你让我批评，我已经没有了尖锐性。事实上，如果你真要放开了让我批评，那恐怕又天翻地覆了。因此，我还真需要不断地适应中西方的不同环境。因此，在养孩子方面，我不希望象我小时候那样，每天妈妈总是要催我起床。她从来都是天不亮就起床。我父亲总是工作很晚，有电视以后又总爱看电视到半夜，因此，早上起来的晚。妈妈总是唠叨，我心里很烦。此时，轮到孩子了，我开始叛逆，我不想象我妈对我那样对待孩子。我希望孩子自由长大，时刻给她鼓励。但是，事与愿违。现在，我发现自己越来越象我妈妈，越来越爱唠叨，为什么？因为我的体力不够了。我经常会感觉力不从心。

 

一开始，我觉得这里的幼儿园很有趣。第一天送孩子去幼儿园，这里家长可以陪一天。此前，我已经和她来过几个早晨。这里幼儿园的孩子都是早晨先在外面玩儿。一直玩儿到10点才到屋里吃水果。这是从希腊和意大利那边传过来的方法，他们认为孩子应该适应外面的气候，即使是冬天大冷天，孩子来幼儿园以后，不必立即脱外衣到屋里，而是在外面玩儿一两个小时，然后脱外衣到室内吃水果，学习和游戏，然后再吃午饭。

 

第一天，安妮睡觉有困难，不停地哭。玛丽安把我叫到外边说，你当妈的不能太心软，孩子有时经常要试探妈妈的态度。因此，她哭你也不必太认真，过一两天就好了。果然，我们是周四去一次，周五去一次，我陪着，然后周六在家，周一再去时，我就不用陪了。安妮果然没有问题。

 

她很快就象一块镜子一样模仿着每个老师的行为举止。我从孩子的语气和行为上能看出来哪个老师对她影响有多大。例如，晚上，我们都躺在床上，准备睡觉了，她立即坐在我们中间，手摸着我的头说，“所有的孩子都要睡觉了，”那语气，那举止就是玛丽安的形象。

 

有一天晚上，我和爱人有点儿不愉快，主要是我感觉很疲惫，该休息了，可孩子不睡，他躺在床的另一侧看书。孩子和我闹，我不奈烦了。于是，我把一本书扔走了，不小心扔在老公的后背上。可能砸疼了。他一反弹，把书扔给了我。我一急，把书扔到了地上。这时，安妮哇的开始大哭起来。她一边哭，一边到爸爸身边说，爸爸，你不能扔，如果你不高兴，你要说“停！”但你不能扔书。你不能扔给别人，或者打到别人，你必须说“停”，她一边说着，一边把右胳膊伸直，指尖向上，手心向外。她这个姿势就是我不和你打了。这是幼儿园老师教给孩子们应对暴力的一种方式。孩子们不能互相打。谁动手了，对方立即叫停。如果不好使，老师会立即把施暴同学拉走，进行教育。

 

这天晚上，给了我深深的教育。我第二天写了一篇日记，说孩子给我们上了一课。确实，表面上看，幼儿园的孩子都是自由的，随便玩儿。但是，他们也有责任，例如，吃完饭要把碗和杯子放到餐车上，在幼儿园玩完了，要把东西和玩具收拾好。说话要一个一个地说，要懂得听别人说话。自己要说话时要举手。而这个规矩也被搬到家里来了。我自认为家里是我的天下，我什么时候想说话就什么时候说话，并不在意孩子在身边。但是，安妮会提出抗议。“妈妈总是在我说话时说话，这是不对的，应该等我说完。”确实，尽管孩子小，但她也是人啊！你不能当她不存在呀！

我经常想起她在姥姥的老家时早上不起来，不顺心就哭了。我妈妈唠叨我不管孩子，没有教育好她。于是，我命令她赶紧起来。结果她说一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我还没哭完呢！”她一边哭，一边说。

 

这里的幼儿园几乎是国际幼儿园了。有说各种语言的孩子。当然，他们都有一种母语是瑞典语，但同时有中文，芬兰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德语和法语等。安妮很快就学会了西班牙语和德语的前十个数。她对自己能讲中文也很自豪。幼儿园老师也经常鼓励她，说回北京有多好多好。有一次，我们还带回一本地图回来。

 

在幼儿园里，老师和同学都叫名字，不分年龄大小，年龄大的爱玛，就叫大爱玛，年龄小的就叫小爱玛。但都平等称呼。安妮所在的幼儿园叫童话王国。是在一撞居民楼的地面一层和二层。瑞典的很多幼儿园和敬老院都是安排在居民楼的一层和二层，这样可以不用走很远的路。楼前有一个小院儿，有草坪和树木。有放婴儿车的地方。在二层楼的背后是真正的幼儿园，是孩子们玩儿的地方。这里又分二层和一层。因为这是一个在山坡上建立起来的楼房，因此背后还有坡儿。孩子们可以沿木台阶爬到顶上，那里有树，也可以捉迷藏等等。还有滑梯。有一次，一个孩子摔了，而且把眼镜打碎了，眼睛受到了严重伤害。学校于是召开家长会，问家长有什么意见，怎样才能把幼儿园办得更好。我们没有什么意见，因为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更高的要求。孩子在这里很高兴，总有玩儿不完的东西，学校也重视自然物质的学习，例如，水，石头，木头都有什么用途，怎么来的等等。但这位受伤同学的家长提出了安全问题。因为这是切肤之痛。

 

提完以后，第二学期，幼儿园在暑假期间完全变样，把原来敞开的花园，改成了几个小区。同时，在二层的边缘地带加上了栏杆，防止孩子掉到地上。院子中间是木板围起来的沙坑。夏天可以玩儿沙子，冬天可以浇水以后冻冰，变成小滑冰场。幼儿园有冰鞋，可以借给孩子们穿。孩子其实真是充满智慧。我的一个朋友的孩子刚会走，刚一岁就送到幼儿园去了。她每天就是喜欢玩儿做饭。

 

提娜老师说，他们这些老师主要是为孩子们服务。他们把整个院子分成几个服务站。有动物站，孩子们可以玩儿各种动物，大象，斑马，长颈鹿等。有画画站，有纸笔和染料，孩子们可以画画。有沙坑，可以做沙子城堡等等，瑞典小孩玩儿沙子几乎是个时间最久的乐趣。玩儿滑梯，跳绳。男孩子骑三轮车，女孩子坐在后面，都可以。每个站点儿都有老师看着。

 

孩子们可以互相学习，也可以在同一时间做不同的事情。这个玩儿够了，换另一项活动。在室内，他们也有玩儿汽车，火车的，有玩儿动物的，也有下棋的等等。孩子们还围坐一圈儿，唱歌，或听老师念书。

 

幼儿园每周组织一次野外旅游，带午餐和水，或者到远处的公园，或者去博物馆。一次，他们去火车博物馆，我们晚了，我打电话说我还是送孩子过去，结果他们都在门口等我们。我们坐两躺车才到。但是，加入集体的乐趣在安妮身上还是能够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