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一带一路”故事｜一班东方列车载来的发展机遇

北欧绿色邮报网援引新华社报道（编辑陈雪霏）

　　最近，波兰人莫伟杰的业务更繁忙了。他的公司位于波兰西南部城市弗罗茨瓦夫，目前正准备在马拉舍维奇开设新办公室。莫伟杰专门承接中欧班列相关业务，因为他想要牢牢抓住这些东方列车载来的发展机遇。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中国－中东欧国家之间有多趟列车穿行，渝新欧、汉新欧、郑新欧、蓉新欧、义新欧等发展迅速。自2016年6月8日起，它们统一称为“中欧班列”。目前，中欧间已形成西、中、东三大铁路运输通道。这三条通道均途经波兰通往欧洲其他国家。

　　2021年前三季度，中欧班列开行列数和发送标箱数大幅增加。每天早上，莫伟杰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与中国客户和合作伙伴联系，处理中欧班列返程运输的相关事宜。目前，中欧班列已打通73条运行线路，通达欧洲23个国家170多个城市，运输货品达5万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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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 欧洲理事会也是欧洲高峰会日前举行首脑会议并决定要加大疫苗覆盖。

在安全问题方面，关键是与北约合作。对乌克兰问题，警告要用外交途径解决，回到明斯克协议上来。

对移民问题，反对白俄罗斯打移民牌。欧洲理事会成员国也应该对那些不合格为难民的人立即遣返。

瑞典安德松首相第一次作为国家首相出席会议。

会议强调欧洲的经济。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10月8日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宣布，2021年诺贝尔和平奖被授予菲律宾和俄罗斯独立媒体人（Maria Ressa from the Philippines and Dmitry Andreyevich Muratov from Russia）玛丽亚.雷萨和德米特里.安德鲁耶维奇.穆拉托夫，因为他们捍卫了作为民主和永久和平前提的言论自由。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 据今日北极媒体报道，来自莫斯科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前保镖，现任应急部长Yevgeny Zinichev 8月6日在Chelyabinsk 地区执行任务时因救一位摄影师而掉到海里而死亡。

今年55岁的Zinichev曾经在1987年到2015年为普京做保卫工作，曾当过普京的贴身保镖。后来，被提拔担任应急部长。 他和一个摄影师一起出行拍摄北极和北海航线。

结果，途中摄影师滑落到一个湿礁石上并掉进了河里。Zinichev部长随即冲下去想救摄影师。不幸的是，两个人都遇难了。他们是在山上，从山上掉到了下面的河里并触礁。

普京说，这是我个人的巨大损失，我们曾经一起工作过多年。

北欧绿色邮报网援引中新社独家专访：
对于中国、中华民族整个区域来说，人权是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不受任何欺凌压迫。

盖琳，2005年起在欧洲议会工作，是首位在欧洲议会工作的中国人。2009年得到特例，允许保留中国国籍的同时成为欧盟公务员。发表过多篇文章，著有《我在欧洲议会》一书。图为盖琳参加欧洲议会2019年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欧盟全会 受访者供图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70年来，西藏民众在物质与精神权利层面都取得历史性进步。然而，长期以来，西方某些人经常炒作所谓“西藏人权问题”，以此误导国际社会。首位在欧洲议会工作的中国人、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盖琳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访问，就西藏人权状况、中西观察角度为何不同以及西方应以何种人权标准看待西藏提出看法。　　采访实录摘要如下中新社记者：您在欧洲议会工作多年，与西藏有怎样的渊源？盖琳：由于工作原因，我对西藏并不陌生。我自2006年底担任欧洲议会欧中友好小组秘书长以来，在欧洲议会接待过多支西藏访问团及中国全国人大西藏代表团。2012年5月14日，时任中国全国人大代表、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向巴平措到访欧洲议会，与议会欧中友好小组主席德瓦议员和欧中友好协会主席沃恩议员分别举行座谈。2011年1月，我们还在欧洲议会举办过西藏百万农奴解放历史图片展。
图为盖琳于2014年随欧洲侨务公共外交人士代表团首次进藏参访  赵延 摄
中新社记者：您曾多次进藏，依您所见，西藏有何种变化？盖琳：工作中接触的材料终归只是一些抽象数字和信息。亲身探访能让我看到西藏保护完好的青山绿水和当地人安居乐业的生活状态。2014年6月，我参加欧洲公共外交人士访问团去访问西藏。我们走访了林芝受广东省对口援助的小康示范村唐地村。我们随机走访了两个农户，一户是果农，他们种植的西瓜和西红柿绝对原生态，让我回忆起小时候吃过的真正果味。他们家里藏式家具的花纹和壁画都是户主自己雕刻和手绘的。另一户是村里的建筑包工头，住在十分气派的四层小楼，藏式客厅和汉式客厅装潢精致，屋内设备齐全。最让我惊叹的是当年林芝市已做到WIFI覆盖全市。当年就连欧盟一些发达城市也还未完全实现。　　回到欧洲议会后，我通过邮件向欧盟全体议员讲述，我看到了一个人文的西藏、和谐的西藏、绿色的西藏、科技的西藏、信息化的西藏、现代化的西藏。
2016年盖琳（中）在拉萨参访  受访者供图
　　听了我的介绍，议员们对访问西藏产生了浓厚兴趣。2016年8月24日至26日，6位议员和我组成的欧洲议会欧中友好小组代表团再次访问西藏。代表团先后参观罗布林卡、西藏博物馆、布达拉宫、大昭寺、八廓街、西藏唐卡画院、西藏大学、色拉寺等地，并到拉萨市柳梧乡达东村开展了家访。　　虽然有些地方对我来说是故地重游，但短短两年时间又发生了许多变化。在达东村村民白玛群培家，议员们询问了他们的生活状态、收入来源、农业生产、女性地位、子女上学等情况。代表团团长德瓦主席还在拉萨街道旁与当地年轻人随意交谈。弗兰祖利卡议员私下对我说，这次访问完全颠覆他对西藏的想象，他现在了解到西藏从历史上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充分尊重西藏宗教信仰，保护藏族文化并使其传承，并不像一些分裂势力在西方所宣传的那样。而且，西藏健康全面的现代化发展让他惊叹。他说，欧盟需要学习这样的发展速度。　　中新社记者：您眼中的欧洲人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盖琳：在我看来，欧洲人眼中的“人权”源于1600年2月17日布鲁诺被教廷烧死这一事件。当时，不管是出于布鲁诺捍卫“日心说”挑战罗马教廷正统宗教观，还是出于其他原因，这个重要的历史事件都促使“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在欧洲诞生。这便是欧洲人眼中最早的“人权”，加上后来在欧洲乃至全世界发生的启蒙运动、女权运动、两次世界大战等各种运动、革命或战争，西方人定义的“人权”不断完善与发展。
图为2010年，盖琳在上海世博会欧盟馆里发表演讲 受访者供图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中西之间的人权差异是什么？盖琳：与西方相比，中国的“人权”可以追溯到《易经》，此后儒释道在不同历史时期也对作为人的权力（或如何做人）有着各自的观点。但在我看来，今天中国对人权的定义更聚焦于当代。西方人权与中国人权的注重核心和角度存在很大差异。西方关注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强调个体特性。而中国人权的核心以个体生存为前提，其次追求生活质量。对于中国、中华民族整个区域来说，人权是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不受任何欺凌压迫。　　虽然中西方在对人权概念的理解上存在明显差异，但是中西方在追求人权的价值理念上也有共通性，如追求男女平等观念已深入人心。旧西藏实行农奴制度，西藏和平解放之后实现男女平等。我认识的西藏朋友中不乏一些职业女性，甚至包括一些女官员。我看到她们在西藏的工作和生活得到充分尊重。“现在的西藏人人平等，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一位自治区高级官员告诉我，而他的父亲在达赖时期是一名农奴。　　中新社记者：西方评价西藏人权是否存在“双标”，原因是什么？盖琳：西藏自治区的发展速度惊人，经济体量如今已超过一些欧盟内东欧国家。但为什么西方谈论西藏人权仍会严重“双标”？部分西方媒体炮制西藏“文化灭绝论”，抹黑中国政府在西藏进行“宗教信仰自由压迫”和“少数民族文化灭绝摧毁”。而事实上，西藏各宗教、各教派一律平等，信教和非信教民众一视同仁。据我了解，西藏现有藏传佛教宗教活动场所1700多处，僧尼约4.6万人，清真寺4座，世居穆斯林民众12000余人，天主教堂1座，信徒700余人。在拉萨最负盛名的八廓街头，随处可见虔诚叩首的佛教信徒。这种自由度，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都望尘莫及。中国政府始终尊重和保护西藏自治区信众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再比如，当欧洲街头、美国国会山发生暴乱，当局政府立即定义为犯罪、恐怖行为，予以镇压。然而，当2008年拉萨发生“三·一四”暴乱，部分西方政客和主流社会却支持“达赖集团”，抨击中国政府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合法、合理行为，甚至不惜制造谣言抹黑中国。背后原因在于，西方对西藏客观了解不够，从而被支持“藏独”的人“钻空子”。
资料图：蓝天白云映衬下的布达拉宫。中新社发 贡嘎来松 摄
中国谈论西藏人权，会从介绍“西藏的人均寿命从和平解放初期的35.5岁提高到2019年的71.1岁”角度出发；也会介绍“西藏100％的农牧民都享有以免费医疗为基础的农牧区医疗保障”，即：医疗保障条件的提高；还会讲“2020年，西藏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4598元人民币”，“2019年12月，西藏74个贫困县（区）全部摘帽”。这些都是从集体角度介绍西藏自治区人权情况。　　在我看来，西方关注的人权核心不在于此，西方允许并提倡与主流观点唱反调。因此可以看到，西方在抗击疫情中表现不佳，因为西方的人权纵容了民众与政府对抗：不戴口罩，不居家隔离，上街游行，甚至有打砸抢等暴乱发生。　　西方对西藏人权状况评价标准的“双标”，在我看来，一是那些政治家不了解真实情况；二是“达赖集团”抓住了西方社会所关注的“人权”核心，从而煽风点火。
资料图：图为一轮明月从布达拉宫上空缓缓升起。马谦 摄　　中新社记者：西方应以什么样的人权标准看待西藏？盖琳：我认为有两点：第一，针对西方的关注核心来介绍西藏人权。比如用事实说话：中国政府一直在保护和帮助西藏自治区的宗教信仰、文化传承等。也可以在疫情结束后，多请欧洲朋友到西藏走走看看。我相信他们会用自己的视角捕捉到西藏的真实人权情况，然后用自己的逻辑告诉周围朋友，让更多西方人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　　第二，东西方对待人权的一些看法存在分歧是正常的。我认为中国只需坚持自己，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走适合中国的人权发展道路。人权归根结底与每个人或集体所拥有的资源挂钩。比如人们都有享受生存发展的权利，但他们所拥有的财富最终决定生活方式。　　在我看来，欧洲错失了两次与中国合作、提高民生福祉的机会。第一次是2008年，欧洲执意邀请达赖访问欧洲议会，导致原本要联手帮助欧洲摆脱经济危机的中欧峰会因故推迟，错失与中国合作的最佳救市时机，致使欧盟花了长达十年摆脱经济危机。二是现在，欧盟过于注重意识形态，错把中国定为“制度性对手”，幼稚地捍卫“民主和自由”，奉行“政治正确”，打压欧盟内部所有对华合作的政治主张。这使得欧盟又一次失去与中国加强合作、抗击疫情、复苏经济、改善民生的机会。实际上，欧盟经济增长在2020年下降了6.2%。若欧洲过于注重意识形态，不及时有效发展经济，那么欧洲民众追求的权利将无法依靠物质资源来实现。　　近期调查显示，仅36%的欧洲民众相信欧盟成员国政府，35%的民众相信国会。而此时的中国正朝着实现下一个百年目标努力奋进，中欧的经济差距将进一步拉大。我相信，再过一段时间，一些欧洲政治家会率先醒悟，到那时西方社会将会重新思考人权，以更客观的人权标准看待西藏。

中新社记者：赵延全文字数：3367

来源 中新网。

编辑 陈雪霏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 瑞典维格律师事务所和瑞典中国商会合作于6月8日为40多家中外资企业举办瑞典《安全保护条例》网上视频研讨会。中国驻瑞典使馆经商处韩晓东参赞出席研讨会。

韩晓东参赞在接受本网记者电话采访时说，瑞典《安全保护条例》近年来不断修订对一些敏感性行业进行了有关规定，这种变化需要中资企业了解掌握。如果要对瑞典进行投资，就必须做好市场和法律法规的调研。本次研讨会就如何做好应对准备等问题进行了讨论，预计将有利于中资企业了解瑞典的相关法律法规，可以做到有备无患。

韩参说，到2020年底，中国在瑞典投资已经累计达92亿美元，可以说近十年来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去年由于受疫情等多种因素影响，投资比上一年下降了70%。 希望疫情过后，情形会有所好转。

研讨会由瑞典维格律师事务所资深顾问及中国业务负责人顾群女士主讲，她就该条例的内容及对中企业务的影响和大家进行了深入探讨。

维格律师事务所（Vinge）是瑞典领先的商务律师事务所，也是从事中瑞跨境投资、并购法律业务中最维活跃的律师事务所之一，为众多在瑞投资的中国企业提供法律服务。顾群女士有超过20年为客户提供跨境投资、贸易及合作法律服务的经验。

顾群介绍说，瑞典《安全保护条例》最早于1996年公布。公布后的20多年内没有大的修改，但是，却在2019年、2020年连续对《安全保护条例》进行两次修订，目前拟对《条例》进行第三次修订。这些修订对企业在安全保护方面的要求和监管逐渐升级加码，特别是拟于2021年12月1日生效的最新修订将引入处罚机制，成为瑞典企业经营中不得忽略的合规要求。虽然该条例及修订法案对所有企业，机构，无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营部门无差别适用，但是，对中资企业的影响尤为深远，有意在瑞典投资、并购、经营的中资企业以及有意与瑞典开展合作的中国企业和机构应充分重视该条例及其最新修订可能对其业务带来的影响，应及早调整经营策略并做好应对。

拟议中的《安全保护条例》的最新修订进一步加强了涉及安全敏感业务的经营者在安保方面的责任，并且给予监管机关更大的调查和审核的权限，并引入了处罚机制。新的修订拟于2021年12月1日生效。

《安全保护条例》的目的是防止瑞典遭受间谍，颠覆，恐怖主义袭击和其他影响瑞典安全的危害 。

根据最新的修订意见，安全敏感业务的经营者需要在修订生效后立即向监管机构申报相关的安全敏感活动，经营者不仅需要任命安保负责人，并且保安负责人的职责、地位和重要性进一步增强。

同时，修订意见进一步扩大需要签订安保协议的范畴，除了按照《安全保护条例》现有规定在公共采购过程中就涉及安全敏感信息以及可能使得供应商接触到安全敏感业务的情况下需要签订安保协议外，在私营部门的采购、招标过程中，以及政府采购供应商的次级供应商或者分包商也可能需要签署安保协议。

在企业出售股权、业务或资产过程中，卖方有义务对企业的业务进行安全评估，以确定是否涉及安全敏感业务，并有义务对出售进行恰当性评估。卖方不得进行评估为不恰当的转让，如果卖方的安保评估认为出售是恰当的，卖方需要在出售之前向监管机构申报并获得同意，未经申报交易不得进行，否则监管机构可以终止交易或者宣布交易无效。

新的修订同时赋予了监管机构的主动审查权及处罚权，违反《安全保护条例》的行为可以被处以25,000瑞典克朗至5000万瑞典克朗的罚款。

瑞典中国商会会长和国航斯德哥尔摩营业部总经理朱津川表示，座谈会让大家了解了更多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于各个企业的运营提供了更多咨询意见，让人感觉受益匪浅。

顾群说，虽然瑞典的安全保护条例有所更新，但总的来说，瑞典依然是对外开放程度比较高的欧盟国家，瑞典在立法方面与欧盟是一脉相承的。同时，他们更依赖对外贸易和投资。 中资企业能做的就是要多做准备工作，多进行调研，做到有备无患。

韩晓东参赞也指出，虽然安保条例可能对外企的要求更严，但是，中瑞的贸易投资互补性还是很大的，只要中资企业在市场调研方面多下些功夫，前期多搞调研，加强合作，了解如何规避风险，那么双方的合作潜力还是巨大的，成功还是有希望的。

出席研讨会的除了瑞典中国商会会员外，还有瑞典普华永道中国区负责人赵丽杰经理。

北欧绿色邮报网主编 陈雪霏

特朗普政府几乎是特朗普一个人唱独角戏。现在拜登想要做的正好相反。重新和欧盟联手，而且对任何不听话的成员都要给予警告。不过，对于德国要购买俄罗斯天然气修管道一事，美国还是表示反对，而且警告任何公司如果参与其中，都将面临制裁。

国务卿布林肯日前访问欧盟，北约，英国等多国。希望和北约，欧盟重新联系起来。在会见北约领导人时对土耳其购买俄罗斯武器表示不满。对挪威前首相给予表扬，因为他对美国一直忠心耿耿。对欧盟主席也表示赞赏她的领导力。

在新闻发布会上，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对布林肯的到来表示欢迎。我们最紧迫的优先事项是应对冠状病毒大流行并应对其对经济和人民的影响。我们知道，除非所有人都安全，否则世界上任何地区都不会安全。因此，托尼，我希望与您合作，加强疫苗的全球供应链。而且我们所有人都必须为潜在的逃生突变体做好准备。因此，从测序到在研究中投入资金，以确保必要时我们可以立即生产一种适应性疫苗，并投资于制药公司的批量生产能力。尽管如此，我们需要共同抗击该病毒。

另一个话题：本月初，我和拜登总统同意将因空客-波音纠纷而征收的所有关税暂停四个月。这是一个积极而重要的步骤，但是仍然有其他关税，还有更广泛的问题需要解决，例如多边贸易体系的改革。因此，我期待着讨论如何制定我们的贸易和技术议程以及如何利用共同潜力。

另一个重要的话题将是气候变化。气候变化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决定性挑战。我们衷心赞扬拜登总统重新加入《巴黎协定》。我们非常期待准备今年的重要里程碑-从4月底的地球日，10月的昆明COP15和11月的格拉斯哥COP26开始。欧盟和美国必须制定真正的解决方案，加强创新，设定雄心勃勃的目标，并共同努力实现这些目标。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我希望与托尼讨论关键的外交政策和安全问题。当然，有关北约的话题-欧盟与北约有着良好的关系-但也涉及从中国到俄罗斯，我们与土耳其的关系，我们与西巴尔干地区的关系以及我们在东部和南部伙伴关系中的朋友等话题解决。

我们有共同的关切，我们应寻求机会，在我们各自的边界之外共同努力。我们之间更强有力的共同努力对于有效应对这些挑战至关重要。让我再次感谢您今天的光临。我非常期待在未来几年中欧洲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富有成果的工作。

布林肯说：“很高兴再次来到欧盟委员会，感谢您对我的热情接待，尤其是您的领导。不久前，我在北约上谈到了美国如何重新致力于我们的联盟和伙伴关系，并振兴它们以解决我们时代的挑战。这就是为什么我来布鲁塞尔。”

他说，拜登总统说，美国将与整个欧洲大陆的欧盟盟国紧密合作，以应对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实现我们的自由与和平的共同目标。我不得不说，我们考虑了与欧洲联盟的伙伴关系，我们看到了与欧洲联盟的伙伴关系，几乎在您提到的所有事情上都采取了第一手手段，并可能添加了许多其他内容。

今天，我们将就美国和欧盟面临的许多问题进行磋商，包括Covid-19，气候变化，中国和俄罗斯，并指导强劲而公平的经济复苏。

目前，我们世界各地的民主都面临挑战。我们站在一起支持我们的价值观。关于我们的未来之路，存在着根本性的争论，民主还是独裁是否提供了最佳的前进道路。我们有责任向世界展示民主既为我们的人民又为彼此带来的利益。再次感谢你。

布林肯说，现在对民主和专制的大讨论很激烈。有人认为民主不能满足人们的期望，专制运行更好。他说，他和盟国还是认为民主是未来前途的最好办法。美国和盟国将继续捍卫民主。言外之意，中国在这次应对疫情方面做的非常好，这对民主国家的信心产生了一定的震撼作用。中国人因此也对自己的政府感到很自豪，很骄傲。

在阿富汗，他们想推行民主，在叙利亚，缅甸，津巴布韦，苏丹都想实行民主，但是，民主在这些国家都行不通。他们在考虑何时从阿富汗撤军。

目前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恢复经济。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据报道，西班牙议会日前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那些受病痛折磨的人申请安乐死。

该法律的通过，使西班牙成为欧盟第四个国家允许安乐死。其他三个国家分别是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

议会议员强调，安乐死是人的一种权利而不是义务。要想执行安乐死，必须是有关人士申请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