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弗格森：跨语言的翻译政治话语传播，最重要的是传递信息，而不只是翻译文本。 比如，中国政治话语中常出现“科学”这个词，它一般被直译成“science”（英文中“科学”的名词）或是“scientific”（英文中“科学”的形容词）。但在英文中，“science”这个词是指自然科学，中国政治话语中的“科学”显然不是这个意思。对“科学发展观”的翻译就很值得探讨。“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发展战略中的一个重大调整，是从单纯的经济发展转型到一个将经济、社会、环境等因素综合考虑的协同发展战略，但若译作“th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就难以精准表达这一战略的真正含义，外国人听了会觉得这是一项技术项目，是关于物理化学的。这就使得中国失去了将一项重大战略调整真实准确传达给世界的机会。
中国的很多政治话语是概念化的、抽象的，因此需要译者对其进行解构，将概念之下的具象含义传达给外国受众。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翻译——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这一思想是由一系列发展观与政策组成的、长期存在并不断发展的重要思想，翻译时必须用词准确，以传达出其深远意义。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官方固定译文，但对“新时代”一词，最初的译文是“in the new era”，不过这一译法可能会让外国人误解为“新时代”是由外部力量施加给中国的，中国是在对此做出反应。最终经过谨慎斟酌，大家一致同意将“新时代”译为“for a new era”：通过将介词替换为for，以及将定冠词the替换为不定冠词a，就能够准确传递出中国是在引领和主导“新时代”，这才是与原文相一致的内涵。
相反地，将“加强党的建设”翻译成“Party Building”（party取“政党”义，building取“建设”义）就非常糟糕。“加强党的建设”是中国政治话语中常提到的，但如果把“Party Building”说给不了解中国政治话语的西方受众，他们第一反应是你在推介一个能带孩子去开生日派对的场地（因为party常用义为“派对”，building常用义为“建筑”）。综上所述，“加强党的建设”最好被翻译成“strengthen the party”。
大卫·弗格森：英语就是国际化语言，因此中国需要让其话语通过英语得到理解。80年前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曾发表《反对党八股》，文章中毛泽东对中共的一些写作风格进行了批判。 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也曾在“之江新语”专栏发表系列短论，其中也提到好的文风应该是开门见山、直截了当、讲完即止，用尽可能少的篇幅，把问题说清、说深、说透，表达出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 中国政治话语的对外传播需采纳这些忠告。如“两个坚持”“三个代表”“四个自信”，翻译成英文就是the Two Upholds，the Three Represents，the Four Confidences，这都让外国民众摸不着头脑，也更无从知晓其重要性和深刻内涵。
大卫·弗格森（David W. Ferguson），中国外文局外文出版社荣誉英文主编，英国籍资深专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二、三卷等领导人著作，《中国共产党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伟大实践》《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中国的全面小康》《中国的民主》等政府白皮书，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等重点图书英文版翻译改稿人，荣获中国政府友谊奖、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