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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疫情依然处于高峰阶段感染人数近30万 死亡人数7241例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 12月8日是星期二照例有关于疫情的新闻发布会。但是，在发布会前，瑞典首相勒文和卫生与社会部大臣再次举行新闻发布会，号召民众继续遵守防控规则，勤洗手，不聚集，有症状呆在家里。
据报道，12月7日14时新增确诊19802人，死亡152例。目前29到59岁之间的人群比60-69岁的人群。
以下是商务处的编译信息：
12月8日下午，瑞典公共卫生局（以下简称卫生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重点内容如下：
1、瑞典公共卫生局部门负责人Karin Tegmark Wisell主持了新闻发布会。她介绍了全球的感染情况。目前全球范围内有近6700万感染病例，有150万人死亡。感染的传播已经达到峰值。病毒大流行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存在。一些国家的局势较为平静，而有些国家的感染范围非常广泛。
2、Karin Tegmark Wisell说，目前欧盟、欧洲经济区（EEA）和英国每周感染数量似乎呈下降趋势。目前大约有1410万感染病例，34.9万人死亡。从总体上看，我们发现病例报告有所减少，但不同国家的情况有所不同，各国疫情的起起伏伏也有所不同。有些国家的测试方法发生了变化，这也会影响数据，因为并非所有通过快速测试得出的结果会最终出现在感染病例报告中。我们必须考虑到实际情况，在欧洲范围内的确有很多感染的发生。
3、Karin Tegmark Wisell展示了欧洲部分国家每百万居民病例数的7天平均值图表。她解释，在不同的欧洲国家，它的上升和下降看起来都不同，振幅也不同。我们会在事后设法了解哪些因素在起作用。她再次强调，现在由于不同国家的不同疫情报告方式，欧洲感染数字变得更加难以统计。
4、Karin Tegmark Wisell介绍，我们看到瑞典的感染传播在过去两个月急剧上升，第45-46周到达峰值。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感染病例又有所下降。现在似乎正在接近平稳期。但每个地区的数字存在不同。瑞典现共报告了30万例病例。在全国范围内，每10万居民的感染人数为696人。
5、20-59岁人群的感染率比60岁和60岁以上及0-19岁年龄段的人群要高。对于0-19岁这一阶段的群体，感染人数呈梯形状态，随着年龄的增长，感染人数越多。高中年龄段每百万的感染人数最多。
6、Karin Tegmark Wisell介绍，到目前为止，共有3459人在重症监护病房接受过covid-19护理。在过去的一个半月中，我们看到了急剧上升的趋势，而且病人数量还在持续增加。每周的死亡人数也呈快速增长态势，同时，这一数字有些滞后。瑞典共有7200人死亡。最近两周还会增加。
7、卫生局的Bitte Bråstad介绍，我们已对一般性建议做出评估，并在周末进行了一些改变和收紧，将于12月14日生效。每个人都有责任思考如何避免感染他人。要特别注意风险人群。如果出现症状，您应该继续待在家里。要保持手部卫生。我们还增加了与其他人会面时的做法建议，尽量限制彼此的亲密接触，缩小社交圈。如果您打算在圣诞节或其他假期见其他人，则要牢记必须保证对感染的控制，最好在户外，彼此保持距离，避免拥挤。重要的是要记住不要去狭窄的空间和很多人的地方。尽可能尝试在家工作，并避免交通高峰时间。
8、Bitte Bråstad表示，我们不会提反对旅行的建议，但在旅行中要有严谨的态度预防感染。如果您生病了，应该隔离自己或回家，这样就不会在您所在的地方加重医疗负担。避免在您的目的地出现新的接触者。如果可能的话，一个人逛街，避免交通拥挤。这也是我们修改后一般性建议。对于体育、文化和休闲，最好考虑在户外进行活动。避免在冰球等运动中使用同一个保护器具。避免使用更衣室。以上建议不适用于专业运动员以及小学儿童和年轻人。对于儿童，瑞典公共卫生局提供了一般建议。
9、全国范围内有674个配带呼吸机的重症监护室可用，其中548个已被占用，250名病人是covid-19患者。新冠肺炎患者占重症监护病人的46％。另外，1906名covid-19患者接受普通护理。Sandwall提醒那些患病的人应该寻求医治，并敦促健康人士去献血，因为病毒大流行期间，医疗卫生系统需要血液总量的保证。
10、瑞典应急暑Svante Werger介绍，民调显示，民众对处理病毒大流行的信心略有下降。人们在经济、福利和医疗卫生系统照料病人的能力等几个方面的担忧有所增加。但与一个月前相比，人们对未来更加乐观。这可能是疫苗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希望。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说应该接种疫苗，而更少的人担心副作用。
11、提问：卫生局局长Johan Carlson在此前的新闻发布会上称，疫情到圣诞节会到达顶峰，很多人都在准备圣诞节和新年去山里过节或滑雪，对此卫生局是否做好了准备？
回答：如果没有感染，旅行是可以的，我们建议大家小范围聚集，到旅游地后要与自己熟悉的人接触。
提问：各地区的医疗系统是否做好了准备？
回答：我们一直与各地区有对话，我们已经与将大量接收游客的地区召开了多次会议，希望旅行能在安全的情况下进行。这些旅游目的地将对游客开放，但是重要的是大家要考虑不要出现相互传染，而给当地医疗系统带来压力。
12、提问：这会是疫苗接种前的最后峰值吗？ 还会出现新高吗？
回答：我们很可能还会迎来新的高峰。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随着疫苗接种的进展，民众的免疫力将会逐渐增加。
13、提问：什么时候会提出新的全国性建议，遵循建议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地区性限制措施还会进一步收紧吗？
回答：大家必须根据感染保护法明确自己的责任，我们一直在明确地提醒大家应该如何去做，包括计划安全的旅行、不要在办公地点办公、不要成群结队购物，每个人都要贡献力量以阻止病毒传播。对于地区性限制措施，旅行限制措施会更加严格。
14、提问：丹麦从明天开始社会的大部分地区将关闭，卫生局为什么不提出更严格的建议呢？
回答;这是更为极端的限制措施。瑞典对社交活动有强有力的普遍性建议。各地区的情况不一样，我们之前已经采取了地区性限制措施，现在我们又提出全国性的措施。瑞典没有相关的立法来封国封城。
15、提问：首相提出大家在圣诞节旅行时应避免乘坐大巴或火车，卫生局提出要在安全的情况下外出旅行，你们是指自己开车吗？
回答：我们建议如果有可能的话尽量采用其他的交通工具，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条件，我们建议大家旅行时应选择可以提前预定座位的交通工具，交通部门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保证进出口不会拥堵，避免造成感染传播。
16、提问：为避免感染传播现在不应该关闭小学吗？
回答：我们的判断是现在还不需要关闭小学。根据统计，小学的数量远远多于高中，而高中现在看来是感染暴发集中的地方之一。而且还涉及远程教育问题，年龄不同网上教学的情况不同。
17、提问：哥德堡地区有学校提前放假，把秋季的时间调整到明天春季，这是个好的方式吗？
回答：这需要每个学校的校长来决定。各地区有权自行采取地区性的建议措施。
18、提问：如果有人不遵守全国性的建议会怎么处理，有法律参考吗？
回答：根据感染保护法有很多措施可以采用。但如果个人不遵守建议或严格的禁令，或者恶意造成感染传播，虽然可以依法采取措施。但总体而言，可以采取的措施不多。
19、提问：对于最多8个人的限制应该是今年圣诞节的常态措施，这仅适用于成年人吗？还是包括儿童？大约会涉及多少家庭？
回答：我们没有具体数字，但必须以8人为限。你应该在自己的小范围社交圈活动，这包括住在一起的家人或一个家庭中的几个亲朋好友。
关于是否包括儿童，她回答：这取决于你接触的社交圈，每个人的情况不同。
提问：许多读者都纳闷：可不可以是8个大人，然后加上几个孩子呢？
回答：只要是你日常接触最密切的社交圈，与你一起工作和生活的人，接触最多的亲属或亲友。
中国古典文化助力抗疫（上）：一期大爱、暖心、令人感动的古琴课–记中国文化传播使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邓红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 11月29日，为期两个月的八次古琴课最后一次上课，古琴老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邓红对同学们说，今天我主要是回答大家的问题，你们在这学期中或者是在平时练习中有任何问题我都在这里给大家回答。
当然这问题有的是上课前提出的，也有同学就是当场提问，例如，学古琴的坐姿是什么样的，指法如何，为什么有的声粗，有的声细，到底哪个好等等。邓红老师都是一一耐心地给大家回答。这期课程是初级班，就是从零开始，教大家古琴基本知识，指法，练习，然后教一首琴歌曲子。
回答完问题以后，邓红说，“这期课程主要是因为在疫情期间，大家的心情会有些憋闷，为了帮助大家度过难关，特意安排时间陪大家度过难关，在领略中华古典艺术的同时，保持心情愉悦，希望大家有时间继续练习。期盼明年疫情结束了再相见。现在跟大家说再见了。”
虽然说再见了，但是，这次课却给大家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
学员晨曦在过去八个星期里，几乎每个周日早上都会感到非常高兴，早早起来以后，练一会儿琴，盼着老师通过视频在网上上课指导。这就像一个固定节目，每个周日都这样，已经习惯了。突然意识到下一次就没有了，感觉鼻子有点儿发酸。
大家对老师表示感谢，感谢老师的大爱，暖心。感谢老师总是那么和蔼可亲，一丝不苟，每一次都是那么认真地评价作业，认真地教每一个音，每一个音节，每一个节拍，用歌谱教一遍，再用琴谱教一遍，然后再用歌词教一遍，总共要三遍，非常耐心，有张有弛。
说起邓红老师，不得不提她作为中国古典文化传播使者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一系列行动。
邓红早在2007年8月就和萧的演奏家陈莎莎一起来到瑞典举办琴箫演奏会。进而进行了琴箫北欧巡演。受到瑞典观众的热烈欢迎。当时是在瑞典著名汉学家林西莉的组织介绍下进行巡演。每一场演出都是200多人，场场爆满。古琴不同于古筝或者是钢琴，可以搞大规模，大场面。古琴的特点就是抒发情怀，是朋友之间的真挚的感情流露，是心音，让观众陶醉在一种抚摸灵魂的音乐中。
2009年邓、陈第二次来到瑞典又在瑞典皇家音乐厅，也是早年颁发过诺贝尔奖的音乐厅进行了演出，600人的音乐厅也是满满的。随后进行了北欧巡演，让瑞典，挪威，丹麦等很多观众感受了中国古琴的魅力。
她演奏的《平沙落雁》，《酒狂》和《高山流水》都是著名的古典曲目。给人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尤其是高山流水觅知音的故事成为千古绝唱。也正是这个凄美的故事，让人感觉这个音乐更加好听。
传说汉代有个绅士叫俞伯牙，他喜欢弹琴。而且是在山间小亭鼓琴。一个砍柴者钟子期听到了他的琴声，立即停留欣赏，透过琴声，他理解了俞伯牙的心声。从此，二人成为好朋友。后来，钟子期因病去世，俞伯牙终生不再鼓琴。这个故事给人无尽的遐想和深思。让人感到知音难觅的痛苦和遇到知音的欣喜。
另外，古琴曲《高山流水》和新疆的《十二木卡姆》也都是进入过太空的曲目。最近的嫦娥登月已经有30首曲目进入太空了。
邓红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她的母亲王迪女士，也都尊称为先生，是在六十年代与古琴大师管平湖一起学习和工作的。他们都是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从民间古琴大师转为中国古琴研究院的创建者。林西莉成为古琴研究院当时的唯一学员。根据林西莉的书《琴》介绍，她是通过向瑞典国王申请介绍信才特批来到中国学习的。她是瑞典唯一获得两次奥古斯都斯特文堡文学奖的作家。也被记者称为名副其实的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
林西莉介绍的时候讲，为了写好琴这本书，中国刚一改革开放，她几乎每年都到中国去看望王迪老师，请教各种关于琴的问题，最后一次去的时候，王迪老师已经住院了。本来是不能见，但是，听说是她来了，王迪老师还是与她见面了，而且最后回答了林西莉的所有问题。但是，没想到，这竟是她最后一次与老师见面。林西莉每次说到这里，都会情不自禁地流下激动的眼泪。
过去两年中，邓红还在斯德哥尔摩中国文化中心教授古琴课。但每次就是10天，每次都是人多琴少，时间紧，任务重。普及面很大，受益人很多，但很多人也是刚了解一点儿就结束了。
今年由于有新冠疫情的原因，邓红不能亲自来斯德哥尔摩授课。但是，在学员们表示有学习的愿望的时候，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邓红也有这种大爱的精神，在疫情期间，为大家在网上上课，传授古琴技巧。
邓红老师说，这一次，每周一次，持续两个月，就是希望能给大家练习的时间，能把大家真正教会，真正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样，以后，大家也可以自己继续练。因此，她非常认真，非常有耐心。大家先学习指法，然后，学习练习曲，最后学习曲子。大家学习的是《送孟浩然之广陵》，她从散音，泛音，到最后的按音，一步一步地、一句一句地教授大家。
古琴之美不光在于表演，更主要的是琴就是你的朋友。正如一位学员说的那样，练习古琴就是和朋友聊天，和朋友交流，放空自己，全神贯注，进入一种忘我无我的状态，弹着唱着“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那感受就是如歌词描述的场景。你在和琴倾诉，你忘记了一切烦恼，抑郁和哀愁。疫情也被你忘到了九霄云外。这里就是心与心的交流。古琴的琴弦是由你的手控制的，你想让它如细雨，她就是如细雨，你想让他如晚钟，她就可能如晚钟，一切都看你自己的用力大小，看你自己想抒发怎样的一种情怀。
就是在这样的点滴倾诉中，时间就悄悄地溜走了，也带走了你的郁闷和烦恼。弹完了琴，你会有一种小小的成就感，彷佛学到了一点东西。
当然，这学期的课程能够安排的好，还要感谢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11号画廊经理王速老师。王速是大家熟知的尽职尽责的组织者，协调员，没有疫情的时候，搞画展。疫情来了，就想着搞网上活动。她说，她听到在瑞典的朋友们在疫情日益严重的秋季感觉很憋闷。于是，她就问邓红是否可以上网课，来消除大家的抑郁情绪。结果，邓红立刻就答应了。尽管她还在旅行中，但是，她还是每到一处都按时给大家上课。
王速说，文化传播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学古琴也不容易，但是，在这种一点一滴实实在在的行动中，必然会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古琴之美，进而了解中国文化之美。
观点：中国无意主宰世界
北欧绿色邮报网主编 陈雪霏
在这个阴雨的日子里，看着油管上的各种夸大其词，本来一直平静的我，似乎又有点按耐不住。早在10年前，就有各种消息，说中国这个好，那个好。好在《环球时报》当时就是慧眼识珠，说这是捧杀中国，中国不要高兴的太早，也不要真的感觉自己有多了不起，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之类的，还算理性。当然，一些专家看到中国满谦虚的态度，认真学习他国经验的精神，也还是由衷之言。
后来，中国确实发展很快。但是，雾霾也日趋严重。习李上台以后，提出了蓝天保卫战，向环境污染宣战等一系列大政方针，从工业布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诉诸法律，对破坏环境的大项目，该停的停，该砍的砍，该上法庭的上法庭。
经过前五年的治理，环境有很大改善，空气质量也越来越好。但是，还是有很大的改善余地。稍微一不注意，就有反弹。连续多日不刮风，就还可能有霾。
随着国内环境的改善，也有些人真的就开始头脑发热，开始自吹自擂了。当然，即使中国不自吹自擂，现在也有一帮人替中国吹，什么中国威胁啦，中国是最大的威胁，中国想主宰世界……不停地给中国扣帽子。而且帽子戴得越来越高。大有让中国感觉过度良好而有点儿晕的感觉。
1949年新中国成立，1969年毛主席说，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就是说，无论中国怎样发展，都不会称霸世界。中国始终是以联合国为核心，和世界人民一道同呼吸共命运，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奋斗。中国始终按照联合国提出的各种目标来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提高文化，改善人文环境，人权环境和自然环境。
近年来，习近平主席也是一直说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只不过就是希望在世界民族之林也要有自己的尊严，有自己的权利。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人民都是过着艰苦的生活，中国人民也渴望能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而这个目标是希望在2035年乃至2050年实现。就是说，希望能够和中等发达国家共同发展，能够平等，能够相互尊重。
就是这样的理想，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有人要拔高，把中国说成洪水猛兽一样。确实，中国国内也有一些人突破原则底线说话不着边际，刚取得一点成绩，就开始得瑟，不知道北。但是，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他们的生活比过去好多了，内心有一种满足感和自豪感。
但是，你们不知道，中国也还是有很多人挣扎在疾病的折磨中，挣扎在抑郁的折磨中，挣扎在压力的折磨中。中国人付出很多，休息很少，亚健康状态也普遍存在。
但是，中国人喜欢积极乐观地生活，喜欢通过克服困难，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人们的尊重。而不是祈求别人的怜悯。但中国绝对没有主宰世界的意思，中国要主宰也是主宰自己的一片天地，其他地方都是礼尚往来，互利共赢，互惠互利。大家要商量着来。
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很多人已经丧失了理性，丧失了耐心，凡事都喜欢指责别人，一点也没有自我批评精神，都是批评别人的精神。张口闭口就是要指责别人。
有时我想小马过河的故事。有的人对中国就喜欢夸大其词。他就好像那个小松鼠，看到湍急的河水，以为自己会被淹死。他也可能确实会被淹死，如果他真过河的话。但是，老牛就不会象松鼠那样表现。老牛就会觉得，河水不深，对他来说，没有任何问题。
自从新冠肺炎被发现以来，也许是人类乱了方寸，确实，面对死亡，都急眼了。对于平时的面子，礼节和分寸统统都没有了。有的就是要挥舞大棒。其实，对于中国和美国，中国和欧洲之间，也是一种麻杆打狼两头害怕的感觉。比如世界上最厉害的特工美国中央情报局，到世界各地搜罗信息，以前总是觉得他们无所不能。但是，后来发现，他们也经常犯错误，但是，还屡犯不改。比如，在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却偏说有。把伊拉克打个稀巴烂，无数平民生灵涂炭，到头来是无缘无故地打，并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也打了。尽管过后说是一个错误，但是损失已经永久性地造成了。
中国自古以来都认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央，所以根本没有到别的地方去主宰什么其他地方的世界。中国连别人家的内政都懒得管，和谈要主宰世界呢？
说这话的人就是想给中国扣上各种帽子。然后说，你不许这样，不许那样。你想超过我，不行。其实，中国只不过是自己给自己鼓劲。同时，中国也有一颗虚心学习的心。不像西方发达国家，自己都已经发达了，所以，没有必要向其他国家学习。
Idiom and expressions!
别留念昨天了，把握好今天吧。(Will Rogers) 170. If you are not brave enough, no one will back you up. 你不勇敢，没人替你坚强。 171. If you don’t build your dream, someone will hire you to build theirs. 如果你没有梦想，那么你只能为别人的梦想打工。 172. Beauty is all around, if you just open your heart to see. 只要你给自己机会，你会发现你的世界可以很美丽。 173. The difference in winning and losing is most often…not quitting. 赢与输的差别通常是–不放弃。(华特·迪士尼) 174. I am ordinary yet unique. 我很平凡，但我独一无二。 175. I like people who make me laugh in spite of myself. 我喜欢那些让我笑起来的人，就算是我不想笑的时候。 176. Image a new story for your life and start living it. 为你的生命想一个全新剧本，并去倾情出演吧！ 177. I’d rather be a happy fool than a sad sage. 做个悲伤的智者，不如做个开心的傻子。 178. The future belongs to those who believe in the beauty of their dreams. 未来属于那些相信梦想之美的人。(埃莉诺·罗斯福) 179. Even if you get no applause, you should accept a curtain call gracefully and appreciate your own efforts. 即使没有人为你鼓掌，也要优雅的谢幕，感谢自己的认真付出。 180. Don’t let dream just be your dream.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梦里。 181. A day without laughter is a day wasted. 没有笑声的一天是浪费了的一天。(卓别林) 182. Travel and see the world; afterwards, you will be able to put your concerns in perspective. 去旅行吧，见的世面多了，你会发现原来在意的那些结根本算不了什么。 183. The key to acquiring proficiency in any task is repetition. 任何事情成功关键都是熟能生巧。《生活大爆炸》 184. You can be happy no matter what. 开心一点吧，管它会怎样。 185. A good plan today is better than a perfect plan tomorrow. 今天的好计划胜过明天的完美计划。 186. Nothing is impossible, the word itself says ‘I’m possible’! 一切皆有可能！“不可能”的意思是：“不，可能。”(奥黛丽·赫本) 187. Life isn’t fair, but no matter your circumstances, you have to give it your all. 生活是不公平的，不管你的境遇如何，你只能全力以赴。 188. No matter how hard it is, just keep going because you only fail when you give up. 无论多么艰难，都要继续前进，因为只有你放弃的那一刻，你才输了。 When Paul Jobs was mustered out of the Coast Guard after World War II, he made a wager with his crewmates. They had arrived in San Francisco, where their ship was decommissioned, and Paul bet that he would find himself a wife within two weeks. He was a taut, tattooed engine mechanic, six feet tall, with a passing resemblance to James Dean. But it wasn’t his looks that got him a date with Clara Hagopian, a sweet-humored daughter of Armenian immigrants. It was the fact that he and his friends had a car, unlike the group she had originally planned to go out with that evening. Ten days later, in March 1946, Paul got engaged to Clara and won his wager. It would turn out to be a happy marriage, one that lasted until death parted them more than forty years later. Paul Reinhold Jobs had been raised on a dairy farm in Germantown, Wisconsin. Even though his father was an alcoholic and sometimes abusive, Paul ended up with a gentle and calm disposition under his leathery exterior. After dropping out of high school, he wandered through the Midwest picking up work as a mechanic until, at age nineteen, he joined the Coast Guard, even though he didn’t know how to swim. He was deployed on the USS General M. C. Meigs and spent much of the war ferrying troops to Italy for General Patton. His talent as a machinist and fireman earned him commendations, but he occasionally found himself in minor trouble and never rose above the rank of seaman. Clara was born in New Jersey, where her parents had landed after fleeing the Turks in Armenia, and they moved to the Mission District of San Francisco when she was a child. She had a secret that she rarely mentioned to anyone: She had been married before, but her husband had been killed in the war. So when she met Paul Jobs on that first date, she was primed to start a new life. Clara, however, loved San Francisco, and in 1952 she convinced her husband to move back there. They got an apartment in the Sunset District facing the Pacific, just south of Golden Gate Park, and he took a job working for a finance company as a “repo man,” picking the locks of cars whose owners hadn’t paid their loans and repossessing them. He also bought, repaired, and sold some of the cars, making a decent enough living in the process. There was, however, something missing in their lives. They wanted children, but Clara had suffered an ectopic pregnancy, in which the fertilized egg was implanted in a fallopian tube rather than the uterus, and she had been unable to have any. So by 1955, after nine years of marriage, they were looking to adopt a child. Like Paul Jobs, Joanne Schieble was from a rural Wisconsin family of German heritage. Her father, Arthur Schieble, had immigrated to the outskirts of Green Bay, where he and his wife owned a mink farm and dabbled successfully in various other businesses, including real estate and photoengraving. He was very strict, especially regarding his daughter’s relationships, and he had strongly disapproved of her first love, an artist who was not a Catholic. Thus it was no surprise that he threatened to cut Joanne off completely when, as a graduate stud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she fell in love with Abdulfattah “John” Jandali, a Muslim teaching assistant from Syria. Jandali was the youngest of nine children in a prominent Syrian family. His father owned oil refineries and multiple other businesses, with large holdings in Damascus and Homs, and at one point pretty much controlled the price of wheat in the region. His mothe凝固的熔岩流。火星上常常有猛烈的大风，大风扬起沙尘能形成可以覆盖火星全球的特大型沙尘暴。每次沙尘暴可持续数个星期。火星两极的冰冠和火星大气中含有水份。从火星表面获得的探测数据证明，在远古时期，火星曾经有过液态的水，而且水量特别大。 [51] 土星是离太阳第六颗行星，直径120536㎞，体积仅次于木星。主要由氢组成，还有少量的氦与微量元素，内部的核心包括岩石和冰，外围由数层金属氢和气体包裹着。地球距离土星13亿公里。土星的引力比地球强2.5倍，能够牵引太阳系内其它行星，使地球处于一个椭圆轨道中运行，并且与太阳保持适当距离，适宜生命繁衍。当土星轨道倾斜20度将使地球轨道比金星轨道更接近太阳，同时，这将导致火星完全离开太阳系。 [52] 土星是已知唯一密度小于水的行星，假如能够将土星放入一个巨大的浴池之中，它将可以漂浮起来。土星有一个巨大的磁气圈和一个狂风肆虐的大气层，赤道附近的风速可达1800千米/时。在环绕土星运行的31颗卫星中间，土卫六是最大的一颗，比水星和月球还大，也是太阳系中唯一拥有浓厚大气层的卫星。 [53] 天王星是离太阳第七颗行星，51118km。体积约为地球的65倍，在九大行星中仅次于木星和土星。天王星的大气层中83%是氢，15%为氦，2%为甲烷以及少量的乙炔和碳氢化合物。上层大气层的甲烷吸收红光，使天王星呈现蓝绿色。大气在固定纬度集结成云层，类似于木星和土星在纬线上鲜艳的条状色带。天王星云层的平均温度为零下193摄氏度。质量为8.6810±13×10²⁵kg，相当于地球质量的14.63倍。密度较小，只有1.24克/立方厘米，为海王星密度值的74.7%。 [54] 恒星 恒星 海王星是离太阳的第八颗行星，直径49532千米。海王星绕太阳运转的轨道半径为45亿千米，公转一周需要165年。海王星的直径和天王星类似，质量比天王星略大一些。海王星和天王星的主要大气成分都是氢和氦，内部结构也极为相近，所以说海王星与天王星是一对孪生兄弟。 [55] 海王星有太阳系最强烈的风，测量到的时速高达2100公里。海王星云顶的温度是－218 °C，是太阳系最冷的地区之一。海王星核心的温度约为7000 °C，可以和太阳的表面比较。海王星在1846年9月23日被发现，是唯一利用数学预测而非有计划的观测发现的行星。 [56] 冥王星，位于海王星以外的柯伊伯带内侧，是柯伊伯带中已知的最大天体。 [57] 直径约为2370±20km，是地球直径的18.5%。 [58] 2006年8月24日，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大会24日投票决定，不再将传统九大行星之一的冥王星视为行星，而将其列入“矮行星”。大会通过的决议规定，“行星”指的是围绕太阳运转、自身引力足以克服其刚体力而使天体呈圆球状、能够清除其轨道附近其他物体的天体。在太阳系传统的“九大行星”中，只有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符合这些要求。冥王星由于其轨道与海王星的轨道相交，不符合新的行星定义，因此被自动降级为“矮行星”。 [59] 冥王星的表面温度大概在-238到-228℃之间。冥王星的成份由70%岩石和30%冰水混合而成的。地表上光亮的部分可能覆盖着一些固体氮以及少量 卫星拍月球经过地球，可见清晰月球背面 卫星拍月球经过地球，可见清晰月球背面 [60] 的固体甲烷和一氧化碳，冥王星表面的黑暗部分可能是一些基本的有机物质或是由宇宙射线引发的光化学反应。冥王星的大气层主要由氮和少量的一氧化碳及甲烷组成。大气极其稀薄，地面压强只有少量微帕。 [61] 地球是离太阳第三颗行星，是我们人类的家乡，尽管地球是太阳系中一颗普通的行星，但它在许多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比如，它是太阳系中唯一一颗面积大部分被水覆盖的行星，也是目前所知唯一一颗有生命存在的星球。质量M=5.9742 ×10^24 公斤，表面温度：t = – 30 ～ +45。 [62] 英国科研人员在《天体生物学》杂志上报告说，如果没有小行星撞击等可能剧烈改变环境的事件发生，地球适宜人类居住的时间还剩约17.5亿年，不过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可能缩短这一时间。 [63] 彗星是由灰尘和冰块组成的太阳系中的一类小天体，绕日运动。 [64] 科学家使用探测器对彗星的化学遗留物进行分析，发现其主要成份为氨、甲烷、硫化氢、氰化氢和甲醛。科学家得出结论称，彗星的气味闻起来像是臭鸡蛋、马尿、酒精和苦杏仁的气味综合。 [65-66] “67P/楚留莫夫-格拉希门克”彗星 “67P/楚留莫夫-格拉希门克”彗星 [67] 在太阳系的周围还包裹着一个庞大的“奥尔特云”。星云内分布着不计其数的冰块、雪团和碎石。其中的某些会受太阳引力影响飞入内太阳系，这学说，在原有的轨道（或称小天体轨道）上又增加了更多的天体运行轨道。这一模式称每颗行星都沿着一个小轨道作圆周运行，而小轨道又沿着该行星的大轨道绕地球作圆周运动。几百年之后，这一模式的漏洞越来越明显。科学家们又在这个模式上增加了许多轨道，行星就这样沿着一道又一道的轨道作圆周运动。 哥白尼想用“现代”（16世纪的）技术来改进托勒密的测量结果，以期取消一些小轨道。在长达近20年的时间里，哥白尼不辞辛劳日夜测量行星的位置，但其测量获得的结果仍然与托勒密的天体运行模式没有多少差别。 哥白尼想知道在另一个运行着的行星上观察这些行星的运行情况会是什么样的。基于这种设想，哥白尼萌发了一个念头：假如地球在运行中，那么这些行星的运行看上去会是什么情况呢？这一设想在他脑海里变得清晰起来了。一年里，哥白尼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距离从地球上观察行星，每一个行星的情况都不相同，这是他意识到地球不可能位于星星轨道的中心。 经过20年的观测，哥白尼发现唯独太阳的周年变化不明显。这意味着地球和太阳的距离始终没有改变。如果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那么宇宙的中心就是太阳。的发现才使牛顿有能力确定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 哥白尼的日心宇宙体系既然是时代的产物，它就不能不受到时代的限制。反对神学的不彻底性，同时表现在哥白尼的某些观点上，他的体系是存在缺陷的。哥白尼所指的宇宙是局限在一个小的范围内的，具体来说，他的宇宙结构就是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太阳系，即以太阳为中心的天体系统。宇宙既然有它的中心，就必须有它的边界，哥白尼虽然否定了托勒玫的“九重天”，但他却保留了一层恒星天，尽管他回避了宇宙是否有限这个问题，但实际上他是相信恒星天球是宇宙的“外壳”，他仍然相信天体只能按照所谓完美的圆形轨道运动，所以哥白尼的宇宙体系，仍然包含着不动的中心天体。但是作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奠基人，哥白尼的历史功绩是伟大的。确认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行星之一，从而掀起了一场天文学上根本性的革命，是人类探求客观真理道路上的里程碑。 哥白尼的伟大成就，不仅铺平了通向近代天文学的道路，而且开创了整个自然界科学向前迈进的新时代。从哥白尼时代起，脱离教会束缚的自然科学和哲学开始获得飞跃的发展。哥白尼的科学成就，是他所处时代的产物，又转过来推动了时代的发展。 顺应时代变化 十五、六世纪的欧洲，正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关键时期，在这一二百年间，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4世纪ndali soon after. She held out hope, she would later tell family members, sometimes tearing up at the memory, that once they were married, she could get their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梦里。 181. A day without laughter is a day wasted. 没有笑声的一天是浪费了的一天。(卓别林) 182. Travel and see the world; afterwards, you will be able to put your concerns in perspective. 去旅行吧，见的世面多了，你会发现原来在意的那些结根本算不了什么。 183. The key to acquiring proficiency in any task is repetition. 任何事情成功关键都是熟能生巧。《生活大爆炸》 184. You can be happy no matter what. 开心一点吧，管它会怎样。baby boy back. Arthur Schieble died in August 1955, after the adoption was finalized. Just after Christmas that year, Joanne and Abdulfattah were married in St. Philip the Apostle Catholic Church in Green Bay. He got his PhD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next year, and then they had another child, a girl named Mona. After she and Jandali divorced in 1962, Joanne embarked on a dreamy and peripatetic life that her daughter, who grew up to become the acclaimed novelist Mona Simpson, would capture in her book Anywhere but Here. Because Steve’s adoption had been closed, it would be twenty years before they would all find each other. Steve Jobs knew from an early age that he was adopted. “My parents were very open with me about that,” he recalled. He had a vivid memory of sitting on the lawn of his house, when he was six or seven years old, telling the girl who lived across the street. “So does that mean your real parents didn’t want you?” the girl asked. “Lightning bolts went off in my head,” according to Jobs. “I remember running into the house, crying. And my parents said, ‘No, you have to understand.’ They were very serious and looked me straight in the eye. They said, ‘We specifically picked you out.’ Both of my parents said that and repeated it slowly for me. And they put an emphasis on every word in that sentence.” Abandoned. Chosen. Special. Those concepts became part of who Jobs was and how he regarded himself. His closest friends think that the knowledge that he was given up at birth left some scars. “I think his desire for complete control of whatever he makes derives directly from his personality and the fact that he was abandoned at birth,” said one longtime colleague, Del Yocam. “He wants to control his environment, and he sees the product as an extension of himself.” Greg Calhoun, who became close to Jobs right after college, saw another effect. “Steve talked to me a lot about being abandoned and the pain that caused,” he said. “It made him independent. He followed the beat of a different drummer, and that came from being in a different world than he was born into.” Later in life, when he was the same age his biological father had been when he abandoned him, Jobs would father and abandon a child of his own. (He eventually took responsibility for her.) Chrisann Brennan, the mother of that child, said that being put up for adoption left Jobs “full of broken glass,” and it helps to explain some of his behavior. “He who is abandoned is an abandoner,” she said. Andy Hertzfeld, who worked with Jobs at Apple in the early 1980s, is among the few who remained close to both Brennan and Jobs. “The key question about Steve is why he can’t control himself at times from being so reflexively cruel and harmful to some people,” he said. “That goes back to being abandoned at birth. The real underlying problem was the theme of abandonment in Steve’s life.” Jobs dismissed this. “There’s some notion that because I was abandoned, I worked very hard so I could do well and make my parents wish they had me back, or some such nonsense, but that’s ridiculous,” he insisted. “Knowing I was adopted may have made me feel more independent, but I have never felt abandoned. I’ve always felt special. My parents made me feel special.” He would later bristle whenever anyone referred to Paul and Clara Jobs as his “adoptive” parents or implied that they were not his “real” parents. “They were my parents 1,000%,” he said. When speaking about his biological parents, on the other hand, he was curt: “They were my sperm and egg bank. That’s not harsh, it’s just the way it was, a sperm bank thing, nothing more.” Silicon Valley The childhood that Paul and Clara Jobs created for their new son was, in many ways, a stereotype of the late 1950s. When Steve was two they adopted a girl they named Patty, and three years later they moved to a tract house in the suburbs. The finance company where Paul worked as a repo man, CIT, had transferred him down to its Palo Alto office, but he could not afford to live there, so they landed in a subdivision in Mountain View, a less expensive town just to the south. There Paul tried to pass along his love of mechanics and cars. “Steve, this is your workbench now,” he said as he marked off a section of the table in their garage. Jobs remembered being impressed by his father’s focus on craftsmanship. “I thought my dad’s sense of design was pretty good,” he said, “because he knew how to build anything. If we needed a cabinet, he would build it. When he built our fence, he gave me a hammer so I could work with him.” Fifty years later the fence still surrounds the back and side yards of the house in Mountain View. As Jobs showed it off to me, he caressed the stockade panels and recalled a lesson that his father implanted deeply in him. It was important, his father said, to craft the backs of cabinets and fences properly, even though they were hidden. “He loved doing things right. He even cared about the look of the parts you couldn’t see.” His father continued to refurbish and resell used cars, and he festooned the garage with pictures of his favorites. He would point out the detailing of the design to his son: the lines, the vents, the chrome, the trim of the seats. After work each day, he would change into his dungarees and retreat to the garage, often with Steve tagging along. “I figured I could get him nailed down with a little mechanical ability, but he really wasn’t interested in getting his hands dirty,” Paul later recalled. “He never really cared too much about m189. It requires hard work to give off an appearance of effortlessness. 你必须十分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 190. Life is like riding a bicycle.To keep your balance,you must keep moving. 人生就像骑单车，只有不断前进，才能保持平衡。(爱因斯坦) 191. Be thankful for what you have.You’ll end up having more. 拥有一颗感恩的心，最终你会得到更多。 192. Beauty is how you feel inside, and it reflects in your eyes. 美是一种内心的感觉，并反映在你的眼睛里。(索菲亚·罗兰) 193. Friendship doubles your joys, and divides your sorrows. 朋友的作用，就是让你快乐加倍，痛苦减半。 194. When you long for something sincerely, the whole world will help you. 当你真心渴望某样东西时，整个宇宙都会来帮忙。echanical things.” “I wasn’t that into fixing cars,” Jobs admitted. “But I was eager to hang out with my dad.” Even as he was growing more aware that he had been adopted, he was becoming more attached to his father. One day when he was about eight, he discovered a photograph of his father from his time in the Coast Guard. “He’s in the engine room, and he’s got his shirt off and looks like James Dean. It was one of those Oh wow moments for a kid. Wow, oooh, my parents were actually once very young and really good-looking.” Through cars, his father gave Steve his first exposure to electronics. “My dad did not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electronics, but he’d encountered it a lot in automobiles and other things he would fix. He showed me the rudiments of electronics, and I got very interested in that.” Even more interesting were the trips to scavenge for parts. “Every weekend, there’d be a junkyard trip. We’d be looking for a generator, a carburetor, all sorts of components.” He remembered watching his father negotiate at the counter. “He was a good bargainer, because he knew better than the guys at the counter what the parts should cost.” This helped fulfill the pledge his parents made when he was adopted. “My college fund came from my dad paying $50 for a Ford Falcon or some other beat-up car that didn’t run, working on it for a few weeks, and selling it for $250—and not telling the IRS.” The Jobses’ house and the others in their neighborhood were built by the real estate developer Joseph Eichler, whose company spawned more than eleven thousand homes in various California subdivisions between 1950 and 1974. Inspired by Frank Lloyd Wright’s vision of simple modern homes for the American “everyman,” Eichler built inexpensive houses that featured floor-to-ceiling glass walls, open floor plans, exposed post-and-beam construction, concrete slab floors, and lots of sliding glass doors. “Eichler did a great thing,” Jobs said on one of our walks around the neighborhood. “His houses were smart and cheap and good. They brought clean design and simple taste to lower-income people. They had awesome little features, like radiant heating in the floors. You put carpet on them, and we had nice toasty floors when we were kids.” Jobs said that his appreciation for Eichler homes instilled in him a passion for making nicely designed products for the mass market. “I love it when you can bring really great design and simple capability to something that doesn’t cost much,” he said as he pointed out the clean elegance of the houses. “It was the original vision for Apple. That’s what we tried to do with the first Mac. That’s what we did with the iPod.” Across the street from the Jobs family lived a man who had become successful as a real estate agent. “He wasn’t that bright,” Jobs recalled, “but he seemed to be making a fortune. So my dad thought, ‘I can do that.’ He worked so hard, I remember. He took these night classes, passed the license test, and got into real estate. Then the bottom fell out of the market.” As a result, the family found itself financially strapped for a year or so while Steve was in elementary school. His mother took a job as a bookkeeper for Varian Associates, a company that made scientific instruments, and they took out a second mortgage. One day his fourth-grade teacher asked him, “What is it you don’t understand about the universe?” Jobs replied, “I don’t understand why all of a sudden my dad is so broke.” He was proud that his father never adopted a servile attitude or slick style that may have made him a better salesman. “You had to suck up to people to sell real estate, and he wasn’t good at that and it wasn’t in his nature. I admired him for that.” Paul Jobs went back to being a mechanic. His father was calm and gentle, traits that his son later praised more than emulated. He was also resolute. Jobs described one exampl What made the neighborhood different from the thousands of other spindly-tree subdivisions across America was that even the ne’er-do-wells tended to be engineers. “When we moved here, there were apricot and plum orchards on all of these corners,” Jobs recalled. “But it was beginning to boom because of military investment.” He soaked up the history of the valley and developed a yearning to play his own role. Edwin Land of Polaroid later told him about being asked by Eisenhower to help build the U-2 spy plane cameras to see how real the Soviet threat was. The film was dropped in canisters and returned to the NASA Ames Research Center in Sunnyvale, not far from where Jobs lived. “The first computer terminal I ever saw was when my dad brought me to the Ames Center,” he said. “I fell totally in love with it.” Other defense contractors sprouted nearby during the 1950s. The Lockheed Missiles and Space Division, which built submarine-launched ballistic missiles, was founded in 1956 next to the NASA Center; by the time Jobs moved to the area four years later, it employed twenty thousand people. A few hundred yards away, Westinghouse built facilities that produced tubes and electrical transformers for the missile systems. “You had all these military companies on the cutting edge,” he recalled. “It was mysterious and high-tech and made living here very exciting.” In the wake of the defense industries there arose a booming economy based on technology. Its roots stretched back to 1938, when David Packard and his new wife moved into a house in Palo Alto that had a shed where his friend Bill Hewlett was soon ensconced. The house had a garage—an appendage that would prove both useful and iconic in the valley—in which they tinkered around until they had their first product, an audio oscillator. By the 1950s, Hewlett-Packard was a fast-growing company making technical instruments. Fortunately there was a place nearby for entrepreneurs who had outgrown their garages. In a move that would help transform the area into the cradle of the tech revol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s dean of engineering, Frederick Terman, created a seven-hundred-acre industrial park on university land for private companies that could commercialize the ideas of his students. Its first tenant was Varian Associates, where Clara Jobs worked. “Terman came up with this great idea that did more than anything to cause the tech industry to grow up here,” Jobs said. By the time Jobs was ten, HP had nine thousand employees and was the blue-chip company where every engineer seeking financial stability wanted to work. The most important technology for the region’s growth was, of course, the semiconductor. William Shockley, who had been one of the inventors of the transistor at Bell Labs in New Jersey, moved out to Mountain View and, in 1956, started a company to build transistors using silicon rather than the more expensive germanium that was then commonly used. But Shockley became increasingly erratic and abandoned his silicon transistor project, which led eight of his engineers—most notably Robert Noyce and Gordon Moore—to break away to form Fairchild Semiconductor. That company grew to twelve thousand employees, but it fragmented in 1968, when Noyce lost a power struggle to become CEO. He took Gordon Moore and founded a company that they called Integrated Electronics Corporation, which they soon smartly abbreviated to Intel. Their third employee was Andrew Grove, who later would grow the company by shifting its focus from memory chips to microprocessors. Within a few years there would be more than fifty companies in the area making semiconductors. The exponential growth of this industry was correlated with the phenomenon famously discovered by Moore, who in 1965 drew a graph of the speed of integrated circuits, based on the number of transistors that could be placed on a chip, and showed that it doubled about every two years, a trajectory that could be expected to continue. This was reaffirmed in 1971, when Intel was able to etch a complete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onto one chip, the Intel 4004, tronic amplifier. “So I raced home, and I told my dad that he was wrong.” “No, it needs an amplifier,” his father assured him. When Steve protested otherwise, his father said he was crazy. “It can’t work without an amplifier. There’s some trick.” “I kept saying no to my dad, telling him he had to see it, and finally he actually walked down with me and saw it. And he said, ‘Well I’ll be a bat out of hell.’” Jobs recalled the incident vividly because it was his first realization that his father did not know everything. Then a more disconcerting discovery began to dawn on him: He was smarter than his parents. He had always admired his father’s competence and savvy. “He was not an educated man, but I had always thought he was pretty damn smart. He didn’t read much, but he could do a lot. Almost everything mechanical, he could figure it out.” Yet the carbon microphone incident, Jobs said, began a jarring process of realizing that he was in fact more clever and quick than his parents. “It was a very big moment that’s burned into my mind. When I realized that I was smarter than my parents, I felt tremendous shame for having thought that. I will never forget that moment.” This discovery, he later told friends, along with the fact that he was adopted, made him feel apart—detached and separate—from both his family and the world. Another layer of awareness occurred soon after. Not only did he discover that he was brighter than his parents, but he discovered that they knew this. Paul and Clara Jobs were loving parents, and they were willing to adapt their lives to suit a son who was very smart—and also willful. They would go to great lengths to accommodate him. And soon Steve discovered this fact as well. “Both my parents got me. They felt a lot of responsibility once they sensed that I was special. They found ways to keep feeding me stuff and putting me in better schools. They were willing to defer to my needs.” So he grew up not only with a sense of having once been abandoned, but also with a sense that he was special. In his own mind, that was more important in the formation of his personality. School Even before Jobs started elementary school, his mother had taught him how to read. This, however, led to some problems once he got to school. “I was kind of bored for the first few years
近日，
中国有一座千年古都，
凭借其文气底蕴，在国际上火了！它，既有北京的大气，也有西安的厚重，既有上海的时尚，也有深圳的活力，既有杭州的风韵，也有苏州的舒适，
既有武汉的市井，也有青岛的风情…
©图虫 michael1983
它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
刚刚官宣的世界文学之都！
而这也是中国首个入选的城市！
正式弥补了中国在该位置的空白！
它便是六朝金粉地，金陵帝王州：
南京。
©图虫 杨凯奇ANDY
久等了，中国！南京，实至名归！
中国五千年文化，源远流长，但直至今天才有城市被评为世界文学之都，只能说，委屈了，中国！久等了，中国！
但也许会有人会发出疑问，中国城市那么多，凭什么是南京？其实，但凡对南京有多一些了解的人，
都会觉得：南京，实至名归！
我们都知道，
南京有2500年的建城史，450年建都史，被誉为“六朝古都”、“十朝都会”，或许不知，它也有1800年的文学传统！被称为“天下文枢”、“东南第一学”！
©图虫 嘉树VV
从六朝风骨到明时华章，
从秦淮旧事到红楼遗梦，从拥有深居千年的巅峰工艺，
到流传百世的动人传说，从华彩卓著的非遗工程，
到世界一流的人才先锋…
这里的文化，流传千古！
©图虫 无敌老鹿这里孕育了众多经典作品：汤显祖的《牡丹亭》、曹雪芹的《红楼梦》、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朱自清的《背影》等，都发生在这里…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学馆”设立于此！《诗品》、《文心雕龙》、《千字文》、《昭明文选》等都诞生在南京！
©图虫 惠小亚这里的文学发展可期：这里有最大出版社凤凰集团；声名远扬的先锋书店、大众书局；仅次于北京的高校学科！
©图虫
除此文学成就之外，南京在历史上就已“征服”过世界，明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首都，秒杀欧洲各国任何首都。
©图虫 汗牛最识途南京，一座活着的博物馆
历史上的世界古都，
如今的世界文学之都，南京，一座活着的博物馆！
是时候推开这扇历史的窗，
好好品读南京城了。
©图虫
1、它，有与生俱来的帝王气！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
南京城的帝王气，从古至今，与生俱来！所谓“帝王相”，无非是山的守护，水的滋补。
©图虫 尋隱追殤而南京群山盘踞，霸气无比！李白都忍不住作诗：“地即帝王宅，山为龙虎盘”。美轮美奂的钟山▼
©熊伟与秦淮河畔如虎蹲踞的清凉山，地势险要，孙权在此建立了石头城▼
©图虫
“金陵第一明秀山”栖霞山▼
一座牛首山，半部南京史▼
©图虫 大面_Fanto
它江湖交错，风韵无限！ 长江从中奔腾而过，沿江岸线总长近200公里，半城江南半城北！
©图虫 奔跑的胖熊猫
长江之外，秦淮河、滁河、胥溪河、胭脂河、水阳江、金川河…纵横交错。
▲秦淮河 ©图虫11%以上水域面积，湖泊星罗棋布，哺育了这座城市几千年。
依旧烟笼十里堤的玄武湖▼
“江南第一名湖”的莫愁湖▼
▲莫愁湖莫愁女 ©图虫
有600多年历史的百家湖▼
宛如世外桃源的金牛湖▼
©图虫 小光学长山水兼备，气象雄伟，
三国时期诸葛亮也不禁赞叹：钟山龙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宅也。
2、它，有六朝古都的底蕴！金陵百万户，六代帝王都！东吴、东晋，以及南朝宋、齐、
梁、陈相继在南京建都，朱元璋在此称帝，“太平天国”在此定都，孙中山在此就任临时大总统，南京，书写了大半部中国历史。
孙中山先生就说过：“南京为中国古都，在北京之前。”
©图虫 浩然先生散落在南京的帝后王侯的陵墓，据史册记载，共计71处，名胜古迹更是数不胜数！
©图虫 哈涛 “明清第一陵”明孝陵▼
©图虫“世界第一宫殿”、
“南京紫禁城”：明故宫▼
中国现存最大的城堡、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结构最复杂的古城堡中华门▼
百年左所大街老东门▼
见证着太平天国、两江总督衙门兴衰的总统府▼
©图虫 汗牛最识途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陵墓、“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第一陵”中山陵▼
©图虫
皇宫的北宫门：玄武门▼
保存完好的明城墙▼
文化学者余秋雨说：别的故都，把历史浓缩到宫殿，而南京，把历史溶解于自然。
不用刻意寻找，我们那些耳熟能详的诗词歌赋，都能在南京邂逅。
©图虫 凝固时间
3、它，满城都是唐诗宋词的风韵！六朝金粉地，最忆是金陵！
别人所追求的诗和远方，在这里大抵是不需要的，因为南京，本就是一首诗。
©熊伟
杜牧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句句写着夫子庙、秦淮河的繁华风月。
©图虫 诉说光影王安石烟云渺渺水茫茫，缭绕荒城一带长，笔笔都是玄武湖的缱绻风情。
李白叹过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道尽了白鹭洲公园里的旖旎风光。
©图虫刘禹锡笔下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如今的乌衣巷已是沧海桑田。
©图虫 子晋的时光碎片杜牧的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依然能让你梦回江南的亭台楼阁。
“南朝四百八十寺”之首鸡鸣寺▼
©jinhaopower中国四大名刹之一的栖霞寺▼
©图虫 未梓云
©图虫 ElonLan“天下第一禅林”灵谷寺▼
©图虫 小明Youngming”金陵八大寺之最 “静海寺▼
©啃泥亚平脸人
将军山幽谷中的龙泉寺▼
中国历史上最为悠久、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的寺庙大报恩寺▼
©图虫 Freez_醉影
江南第一楼：阅江楼▼
©許興咏
江南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建筑群：朝天宫▼
©图虫 年轻不能平庸
仿佛神话故事里走出来的兜率宫▼
©熊伟行走在南京的街道上，你会不由自主融入历史。
4、它，有城市发展的底气！展示历史上的古都，世界上的文学之都
除了历史的高峰，南京当今的成就也值得赞颂！
几历风雨，2018年，
南京经济综合竞争力位列全国第七；科研能力位列全国第三；时尚力位列全国第九；
全城文学气息历久弥新….
中华第一商圈：新街口▼
©熊伟
中国的“争气桥”：南京长江大桥▼
南京新地标之一：南京眼▼
曾经中国第一楼：金陵饭店▼
©图虫 Mstark紫峰大厦▼
©图虫 黄元章南京南站▼
©图虫 solofugue世界最美书店：先锋书店▼
©图虫 wayneyuan 中国现代天文学的摇篮：紫金山天文台▼
©熊伟朱自清笔下的站台：浦口火车站▼
民国遗梦：1912时尚街区▼
5、它，有高校知识的孕育！仅次于北京的学科教育高校53所，有的国家重点学科居全国第三，每万人拥有在校大学生数量居中国第一，111计划高校9所及学科25个，仅次于北京！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
南京林业大学▼
南京邮电大学▼
6、它有宛若历史轮转的四季
©朱琛
一入春，就走进了《红楼梦》里的大观园，隐约看到金陵十二钗咏梅迎春葬花的场景。梅花山▼
©小飞718
古林公园▼
雨花台梅岗▼
鸡鸣寺樱花▼
©图虫 凝固时间一入夏，就像走进蒲松龄小说里唯美的场面，古寺萤火起飞，爱情隧道好似可以穿越古今。7月限定的灵谷寺萤火虫▼
如梦如幻的兜率宫▼
©熊伟唯美的爱情隧道▼
©图虫 JunW温婉的清凉山绣球花▼
古城墙和现代公路▼
一入秋，南京就被加上民国的滤镜，整座城市，美成了宋美龄最爱的模样。“一句梧桐美，种满金陵城。”
颐和路公馆区，一条颐和路，半部民国史▼
©图虫 范然-PHOTO宛若上帝之眼：美龄宫▼
石象路▼
最美的梧桐大道：钟山陵园路▼
最美的银杏大道：玄武湖银杏大道▼
一入冬，
南京就美成金陵！仿佛一段最沉重的过往落幕，唤醒每个人的对历史的敬畏之心。
©图虫
©图虫 _苍生
一代帝王沉睡地：明孝陵▼
©图虫 Derek_Chen
秦淮河▼
©图虫 乘光追影
时代的变迁，四季的轮转，对南京城来说，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多大事啊。”
人誉之，多大事啊。人谤之，多大事啊。无论多喜，多大事啊。无论多悲，多大事啊。
©图虫 吾哈 不是故作清高，也不是浑浑噩噩，而是一种看破红尘的坦然，是与生俱来的风骨！
这就是南京，
一踏足，时光流转到金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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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东北同乡会暨商会和黑龙江省政府外办举行“心连心新潜能”视频会议
北欧绿色邮报网和北欧中华网综合报道：12月2日，欧洲东北同乡会暨商会和黑龙江省政府外办举行了视频会议。会议旨在加深彼此了解，探讨如何发挥东北籍侨胞自身优势。针对如何促进黑龙江省与欧洲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等诸方面的合作，黑龙江省政府外办与欧洲17国10多位侨领进行了热情深入的交流。
本次视频会议由黑龙江省政府外办副主任李胜彬主持，由欧洲东北同乡会暨商会秘书长张丹阳介绍发言嘉宾。
各位侨领介绍了各自社团和在相关国家开展各类项目的情况，纷纷表示百年交汇、谋篇布局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令海外侨胞感到自豪，深受鼓舞，他们愿在后疫情时代和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背景下，充分发挥黑龙江省资源、区位和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等优势，借助海外侨胞资源力量，进一步促进黑龙江省与欧洲各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推动互惠互利务实合作。随后，听取了黑龙江省外办吴文革主任的介绍。
吴文革主任介绍了中国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取得的成果，从充分认识五中全会的重要意义、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等几方面，用深入浅出的语言、翔实的数据，结合黑龙江省实际向参会的欧洲各国侨领宣讲了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黑龙江省防疫工作成效显著，累计感染949人，累计死亡13人，累计治愈936人。目前，没有新增感染者。
吴文革说，中国在2000年实现的小康是低水平的，人均GDP只有800元。现在，中国要实现GDP达到100万亿元。人均达到10万元。所谓新发展阶段，就是在下一阶段建设成一个现代化国家，到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现在有4亿人口属于中产阶级。其他人都属于中低收入群体。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应该是人均GDP两万美元。
新发展理念就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在这些方面，希望和欧洲合作，向欧洲开放。欧洲国家几乎没有城乡差距，生态环保方面，开放共享方面都值得学习。中国的人均收入差距还是很大。
新发展格局就是要调动发展的双循环。所谓双循环就是要有内循环，同时也有外循环，同时进行。这不是说闭关自守，只注重内循环，实际上是要更开放。
吴文革主任还向各位侨领介绍了黑龙江省近年来在改革开放、对外交往等方面的新举措，重点介绍了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哈尔滨片区、黑河片区和绥芬河片区的主要功能定位，以及黑龙江省持续改善的营商环境。
“以前人们都说“投资不过山海关，但是现在我们的营商环境有了很大改善。我们的目标是要实现“投资争过山海关”。”
吴文革主任表示，省外办将做好“联络员”、“讲解员”、“服务员”，欢迎、支持、协助海外华侨华人回家乡开展业务，并与各位华侨华人共同推动黑龙江省与国外友好关系发展。
奥地利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司良信博士介绍了奥地利VRVis国家虚拟现实可视计算技术研究中心以及该技术产业化应用的落地，同时表达了他为促进黑龙江经济发展建设做贡献的意愿。
塞尔维亚妇女商业联合会会长李静女士介绍了塞尔维亚进出口优惠政策，同时表达了在旅游文化、数字贸易、数字经济、整合进口资源等方面的合作意愿。
捷克捷中文化体育协会会长方海江先生展望了捷克与黑龙江省体育运动合作。他同时表达了对黑龙江省优质农产品出口的期许，以及愿意为促进黑龙江省与欧洲建立工作关系和贸易往来贡献力量的心愿。
芬兰埃博学术大学副教授张宏博先生表达了进一步推进黑龙江省和芬兰之间科技教育合作的意愿，他希望在纳米医学领域和省医院建立合作。
冰岛酒店集团合伙人张士涛先生介绍了该集团旗下的酒店，并期待在酒店工程配套的采购业务和前往冰岛的旅游地接业务等方面与黑龙江省密切合作。
奥地利奥华中文学校校长左雅女士希望通过黑龙江省外办与国内成熟的教育机构合作，整合资源，从而实现海内外教育的联合发展。
乌克兰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会长韩伟先生表达了欧洲东北同乡会暨商会希望在哈尔滨新区或自贸区进行对接的愿望，期待更多交流互通。
欧洲东北同乡会暨商会秘书长张丹阳女士介绍了黑龙江省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建立友好关系的活动进程，并就教育、文化艺术和医疗三方面建立良好合作机制做了未来展望。
欧洲东北同乡会暨商会秘书长助理王东超先生从政府交流、企业合作、体育艺术文化交流等方面，分享了意大利和黑龙江省合作的可行性。
俄罗斯阿穆斯尔克钢结构有限公司董事长迟东青先生介绍了该公司的资质、结构、管理、能力和业务范围，并表示愿意将该公司在俄罗斯的经验和教训无私分享给将要到俄罗斯发展的企业，以表达他对黑龙江省的感恩和回报之心。
白俄罗斯华商会副会长刘美砚介绍了该会的主要业务，期待未来和国内及欧洲其他地区的同乡一起努力，争取实现一些项目早日落地。
部分图片来自侨园杂志社，文 陈雪霏综合侨园杂志社和黑龙江省政府网站
采编 陈雪霏
新闻分析：为什么芬兰挪威和丹麦感染和死亡人数相对低？
北欧绿色邮报网 主编陈雪霏
新冠病毒没有象某些人想象的那样通过感染更多的人就自动消失了。事实上，新冠病毒是受气候的影响很大，例如在夏季，全天日照时间很长的日子里，自然就少了许多。
但是，因为人们并不相信通过隔离就可以彻底消灭病毒，或者说不愿意付出彻底隔离的代价，而是希望通过谨慎行为，宁可感染一部分人，但是还是保证社会照常运转。尽管不像以前那样想飞哪里就飞哪里，但是，社会基本正常。
在芬兰，自从有了第一例病例以后，就开始采取措施，采取严格的隔离政策。第二波来临时，感染者达到339人的时候，立即采取了更加严格的措施，限制人员往来，对有第二波的国家采取封国政策。说白了，就是快，准，狠。当机立断。
在挪威和丹麦也是如此。春季的时候，先是关闭学校，等到夏天来临时，才重新开学。冬季来临以后，也是比较严格。在冰岛发现第二波以后，也是采取了严厉措施。
相比之下，在芬兰，人们强调戴口罩。在许多国家都强调戴口罩。而事实上，口罩还是有很大的防控作用的。戴口罩不但预防新冠肺炎，也可以防控其他流感，可以减少被感染的机率。
芬兰，丹麦和挪威都知道自己人口不多，因此，格外地要保护，要采取一致行动。
芬兰，丹麦和挪威在抗疫过程中学习了中国的一些方式，政治力度大一些，法律法规严一些，预防措施到位，那就是要戴口罩。不像瑞典，到现在安主任也不承认戴口罩有预防作用。他总是强调戴口罩怕人们不保持社交距离，你以为人们都是三岁小孩子，还是傻子呢？难道他们戴了口罩就会肆无忌惮地拥抱，保持亲密吗？
正是因为戴口罩，人们才会更加小心。护士戴口罩也可以防止自己被感染。也不会传染别人。等到现在人们自己自觉开始戴口罩，但是，病毒已经几乎攻击了每一个城市。
中国那么大，那么多人口，因为严格防范，就做到了没有从湖北武汉传播到其他省市。虽然传了一些，但因为严防死守，还是非常成功地阻断了病毒。
再看欧洲，先是对华人华侨歧视，说中国病毒。可是，中国武汉大学生从中国回来以后自觉自我隔离。所有华人华侨都是自觉自我隔离两个星期，确保没有感染，才敢自由走动。但也还是万分注意。而瑞典人从外面旅游回来，尤其是从意大利奥地利瑞士滑雪地区有病毒流行的地区回来都没有要求隔离。这是导致一开始的严重泛滥。
同样，在英国，还想着群体免疫，他们对中国的严格隔离还说三道四。事实证明隔离是正确的。
29K基金会为瑞典政府雇员提供精神健康培训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正在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在瑞典同样十分严重。入秋以来，瑞典的新冠感染人数以平均每周5-6千人的速度增长，到上周五已经有近24万3939人确诊感染新冠，因新冠引发的死亡人数已达6709例。新冠肆虐使瑞典本来就有的精神健康问题更加严重。为了应对精神健康问题，瑞典成立了社会伙伴理事会。一个非盈利的29K基金会组织将为瑞典政府的27万雇员中的十分之一提供精神健康培训。
埃里克.费恩霍姆对本网记者说，他的基金会与来自包括哈佛大学的著名心理学家们合作，为瑞典政府雇员提供精神健康培训。
据统计，近年来心理和精神健康问题明显。过去每十人中有一个有心理健康问题，但是，现在，这个比例已经增加到10人里有三个人了。据费恩霍姆介绍，人们心理有问题的话，表现在精神有压力，精神不集中，工作时间不能长，积极性主动性都比较差，而且睡眠问题更严重，过去只有9% 的人有睡眠混乱的状况，现在已经有37%的人有睡眠问题。因此，可以说形势很严峻。这种状况因为新冠肺炎的泛滥显得尤其严重。
他说，这个问题也不光是在瑞典严重，在美国，有调查显示，疫情使感染者中三分之一的人都有精神健康问题。在意大利和中国也都有这种情况，人们精神压力大，抑郁等等。
在瑞典秋冬时间天黑夜长，白天经常阴雨连绵，本身就可能造成人心理抑郁，加上新冠肺炎更让人有焦虑和恐惧的感觉。
因此，29K基金会开始提供这种培训。费恩霍姆说他们的培训是线上进行的。每个被培训的员工都可以在手机上装上这种软件。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平均每周加起来只有不到两个小时的培训，其中包括一次45分钟的谈话，其他时间只要完成一些小节目就可以。
通过这样的培训，产生了一种互相关爱，互相帮助的环境，彼此增加了信任，人们可以畅谈自己的忧虑，自己的问题。通常人们是不愿意谈这个问题的。但是，通过手机软件互动，谈论这个问题，结果是很有效果的，对心理健康很好。
通过培训，人们有了处理各种关系的信心和能力，不管是家庭关系，还是和同事的关系，都大有改善。这样，人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就会变得更好一些。对工作和生活都有好处。
这种培训可以起到一种预防作用。费恩霍姆说，如果有的员工真的有精神健康疾病，严重的不能光靠这种培训，还是需要到医院接受正规医疗的救治。但是，医院的治疗是小范围的，一对一的。这个培训可以大规模培训，让成百上千人受益。
这对社会将会有很大好处。对雇员，公司都有好处。
当问及政府企业是否真的愿意为此买单时，费恩霍姆说，瑞典有工会组织，有社会合作伙伴，他们都强调这方面培训的重要性。瑞典政府也不把这个培训当作是一种耗费，而是当作一种投资，因为投资员工精神健康对政府来说是省钱而不是费钱。在瑞典的工作环境法里边对精神健康问题和工作环境都有相关规定。
如果有员工有精神健康问题，有可能平均给政府造成50万克朗的损失。而这个投入远远低于员工因精神或心理健康造成的损失。因为一旦有精神健康问题，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要请病假。那样的话，政府不但要照发工资，还要找替代人员，所以往往需要双倍工资的支出。因此耗费巨大。
卞卡.雷迪（上图左）在瑞典世界文化博物馆工作，包括东方博物馆，地中海博物馆和少数民族博物馆。她负责展览策划工作。前一段时间大病康复不久就回来上班。正赶上新冠，不得不在家里工作。她参加了29K基金会的首期试验培训中的四个成员之一。她在视频采访中国对记者（上图右）说，她觉得这种线上培训效果很好。人们通过软件视频聊天，有主持人引导他们讨论相关话题，在有限的时间内，他们谈了工作，自己的感受，和家人的关系等等。通过这种谈话，她感觉好多了。
雷迪说，说句实在话，就是在现代社会，人们的信息太多，应该勇于说“不”。同时，也不要给自己设立过高的目标，要现实一些。对自己关爱一些。就会感觉好一些。这个培训真的改善了她的精神状态，提高了她的抗压能力。
费恩霍姆说，他们也想把这个培训方案传播到其他需要的国家。
费恩霍姆本人学习的是新兴交叉学科神经病学与幸福指数方面的研究。他说，29K指的是人生在世大约29000天，约合8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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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世卫组织此时派人到中国考察应该公平对待万分小心
北欧绿色邮报网主编陈雪霏
今天看到一则消息，说世卫组织在宣布新冠肺炎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10个月后，仍在努力向中国派遣一个国际专家组，对武汉市及湖北省周边的疑似疫情中心进行考察。
这不禁令人再次紧张。为什么？因为中国的疫情在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严防死守之下，几乎清零，个别案例大部分是境外输入。就是说，目前中国的情形是最好的。而外部情况是糟糕的。从去年的传播看来，在欧洲，主要是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奥地利，瑞士，瑞典，一开始都是因为去滑雪聚集而传染开来的。美国也是纽约等北部大都市开始的。
夏季过后，第二波又是在欧洲比较多。从报道的分析来看，现在的趋势依然是，如果不注意社交距离，不严防死守，就传播的快。第二个现象是为什么欧洲人死的多？我认为是欧美老龄化严重。这个现象与新冠死亡人数相辅相成。例如在瑞典，目前已经有6500多人死亡，平均年龄82岁。这充分暴露了老龄化与新冠之间的关系。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是年轻，健康，那么即使得了新冠，也能挺过去，但是，如果年纪大，还有三高等多种慢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等各种抵抗力差的疾病，生命就有危险。
此时，应该好好调查调查，为什么这个病毒造成某些国家那么多死亡。为什么中国也有三高，但是，却没有那么多死亡。当然，每一条生命都很尊贵，中国也死了4600多人，也是很不幸的。但是，中国也有报道在中医的积极治疗下，有90多岁的老人染上新冠，但是，也活过来了。其中有护士认真给他们喂水喂饭的功劳。说白了，就是关爱。真心的，有充分防护的关爱。
而西方老人的死亡，有很多调查表明就是在疫情之初，人们不知道怎样应对，而采取了对老人姑息疗法或者是没有及时见到医生等问题。相比之下，可能关爱不够。当然，最主要的原因也是老人年纪大，本身就有很多疾病，尤其是老年痴呆的病人。他们住在瑞典的老人院，几乎等于是住在开放式的医院里。定期有医生护士的照顾。但是，疫情初期防护不够等诸多问题暴露。但是，从目前看，经过半年多的积累经验，现在，死亡人数又赶上了春季的高峰期。应该说现在照顾方式有了经验，如果死亡人数依然高，应该怎样解释呢？我觉得还是高龄和多病的问题让人更脆弱。同时，根本问题是如何能杜绝老人院被感染。
就是说，传染源。一个人被传染了，有病毒，或者是无症状，都可能传染他人。无症状传染更可怕。昨天，有报道说瑞典王子菲利普和王妃双双染上新冠。传染源是王妃到医院当过志愿者护士。新冠病毒并不在乎你是什么地位，英国首相感染过，很多政要都感染过。
因此，世卫组织的专家去中国，应该对他们也要严防死守，公平对待，悉心照料。对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要严格监控。
必须对他们有充分的隔离时间，充分的检查验证，到底是有抗体了，还是没有被感染过。必须戴口罩。另外，对他们的行为举止也要监督。绝对不要再出现以前的状况。可以开绿色通道，但是，必须在绿色通道也检查，只是不必排队检查。
因此，在家办公，是最好的办法。我希望大家再看看美国霍普金斯大学2019年10月18日的研讨会。想想他们是不是很厉害。
气候变化会给瑞典带来哪些影响？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气候变化将给瑞典带来很大影响。据瑞典每日新闻报道，如果海水温度上升1.5度，那么，瑞典的南部很多地区可能就会被淹在水里了。
北部基律纳可能会温度提高2到3度，冰川会融化变小，雪季变短。麋鹿可能会面临没有食物的威胁。白桦树变少，外来物种可能来侵略。柳里奥这样的城市会变暖。
于默奥可以有更长的耕作季节，可以收获更多。波罗的海的冰会减少。动物在外面活动的时间长了。大火的机率增加。哥特兰的地下水可能会减少。因为现在夏天就容易干旱，如果再热，地下水更少了。
南方海平面会升高。东南沿海的旅游地区都可能受到影响。原来的游泳码头和海滩可能被淹没。海水上升可能导致原来的堤坝等基础设施受损，这样也会影响内陆湖。因为这些湖水是饮用水的源泉。如果污染了，会有很大隐患。
水源改变水质改变也可能带来新的疾病。
总之，如果气候变化，继续变暖，即使瑞典也会受到很大影响。早期有人认为瑞典离北极圈近，如果变暖对瑞典有利。但是，前几年的大火和干旱其实对农业影响不利。同时，冰川融化可能出现新的细菌或疾病。总之，北极冰的融化对瑞典其实影响很大。
中国驻瑞典使馆和斯德哥尔摩华助中心向旅瑞同胞发放口罩活动顺利举行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 11月22日，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斯德哥尔摩华助中心再次联合向旅瑞同胞免费发放口罩。活动当天，有500多组家庭到发放现场领取口罩，还有800多组家庭爱心邮包即将发运，本次活动共发放5万个口罩，为全瑞华侨华人送去保护和温暖。
活动筹划期间，使馆和中心多次讨论方案，既要尽可能惠及有需要的侨胞，特别是以往没有通过侨社领取过同胞，又要符合瑞典防疫规定，保障人员健康安全。发布预约信息后，华助中心主任王建荣、常务副主任季展有带领中心骨干王永安、夏海龙、朱瀛盈、沈嫈、双焱和季慧等连续工作，统计信息，提前将口罩打包、编号、排序，给出相对间隔的现场领取时间。
11月22日一早，斯德哥尔摩华助中心打开大门，中心人员精神饱满地就位迎接每位侨胞。同胞们都按照约定时间领取，活动井然有序，杜绝了聚集感染风险。同胞们纷纷表示，瑞典疫情持续恶化，少外出、勤洗手、戴口罩，加强自我保护是最重要的事，感谢祖国亲人对海外同胞的惦念和关爱。
本次活动得到了各兄弟侨团和侨领的鼎力支持，他们是：瑞典青田同乡会叶克雄会长，瑞典华人工商联合总会王俞力会长，北欧国际交流协会季展有会长，华商会王永安会长，青田警侨服务中心夏海龙主任，瑞典中欧国际文化商贸协会双焱会长，国际佛光会斯德哥摩协会胡宗南会长，瑞典艺术家协会朱瀛莹会长，上海联谊会副会长谈继东女士，温州商会吴俊博会长，斯京高尔夫俱乐部协会张巧伟会长，瑞中餐饮文化推广服务中心周岳酉主任，瑞典高科技企业促进总署季慧会长，徐力、夏海栋、周民伟、袁放生、沈伟、梦阳等。相信有旅瑞侨团、广大同胞团结一心、共抗疫情，一定能同舟共济、迎来曙光。
时评：我们应该避免说话“太满”
北欧绿色邮报网主编 陈雪霏
演喜剧的时候，我们可以夸张，因为大家都知道那是喜剧，可以夸张一些，这样与现实不完全符合，于是，形成一个包袱或者叫“梗儿”，产生喜剧效果，逗得大家一笑，十分轻松。但是，如果在新闻里边也出现喜剧的词汇，就会给人不客观的感觉，或者是给人太满的感觉。
不是我们不能太满，在喜剧中随便吹牛，就是为了逗乐，但是，如果在新闻里随便吹牛，就会让人感觉害怕。所以，就会招致“中国威胁论”。怎么会这样呢？
记得90年代，日本就是买买买，人们觉得用不了多久，日本就会把美国买下来。后来，2000年的时候，我去加拿大的卡尔加里，发现那里居然也有日本的饭店等企业。但是，没等日本全买下来美国时，美国就先威胁日本要求她必须日元升值。然后就是必须这，必须那。导致日本就只能保持现状，无法继续前进。
当然，发展也是分阶段的。到一定时期，发展就饱和了。就可能出现停滞的情况。那么，现在说中国。我相信，中国的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东部地区的发展确实已经到了一定程度。跟发达国家可以媲美了。但是，心态上还是需要继续锤炼，要有中产的感觉才行。如果还是有偏离现实的感觉，那就还需要继续努力。
以前，读斯德哥尔摩大学商学院教授房晓辉的博客文章，说我们不要用“霸气”回应，后来，果然，人们就改正了。感觉很好。这就是说说话不要说满。今天，我有钱了，要买，就有人说，“买，买，买，” 或者说“买全球”。给人的印象就是你是大爷，你要买全球。我感觉这样说不好。既然说进口，就要说进口。你说买全球，就会给人一种自大，骄傲的感觉。疫情期间，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情况，不可能达到买全球。但你说买全球，就给人有点儿夸张的感觉。
今天，中国发展确实非常迅猛。但是，如果你再夸张，确实会让人感觉不舒服。其实，如果我们真正发展了，真正平衡发展了，不以为然了，就不会这样总是用夸张的形容词。我们就会继续寻找需要改进的地方。一种不是呼哧带喘地跑在前面的感觉，而是轻松自然地一种心态。
因此，我觉得我们说话的时候，尽可能用客观的词汇。而不是象广告词一样，“抢票”，因为买票就是买票，买东西就是买东西，如果需要抢，那就是太短缺了。这个抢会给人心理造成一定的压力。为什么很多人感觉有压力呢？就是因为各种动词的使用，使人有一种被驱赶的感觉，买个东西，需要去“抢”，可能因为不抢价格就高，买个票要去“抢”，否则，可能没有座位。
总之，我感觉中国的文字确实是铿锵有力的，但是，如果你都选择战斗的语言，它带来的效果就是有压力的。如果是主动地去战斗，可能压力小一些，但如果是被动地去应对，这种“抢”来“抢”去，就会给人造成压力。人一有压力，抵抗力就会下降，就会生病。
对外，如果你的语言给人以压力，人家就会有反弹，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结果。另外，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我们的差距比较大。差距比较大，就会造成心理和语言上的不协调，不理解，不搭配。
有些话我也不想细说了，但是，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将心比心，谦卑为怀，低调一些，没有坏处。
斯德哥尔摩国际电影节正在进行中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 一年一度的斯德哥尔摩国际电影节正在进行中。尽管有新冠肺炎肆虐，但是，活动照常进行。只是到电影院看电影的人减少了许多。
政府刚刚宣布现在聚会只允许8人。不过电影节是从11月11日到22日，现在还有两天就完事了。详细情况，请大家看网站 www.stockholmfilmfestival.se
以下链接是一分钟电影获奖链接。
https://www.stockholmfilmfestival.se/sv/1-minut-film-2020-vinnare
人物：格林酒店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徐曙光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格林酒店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徐曙光是个创业家，企业家，一直在创业，一只在不断进取。 1964年出生于山东威海。2004年创立酒店管理集团：格林酒店集团。 2017年创立涵盖酒店、餐饮、旅游休闲、互联网科技等不同业务领域的多元化管理集团：格美集团。 2019年10月10日，徐曙光位列2019年胡润百富榜第573位。 2020年2月26日，以90亿元人民币财富名列《2020世茂深港国际中心·胡润全球富豪榜》第2142位。
中文名徐曙光外文名Alex国 籍美国。代表作品《我就是喜欢创业》《做父亲，不许失败的创业》职 务格林酒店集团董事长、格美集团董事长
人物经历
无论你打开谷歌，还是百度，百度可能更多，都可以发现徐曙光的身影。1990年 获美国南加州大学应用数学硕士、电脑工程硕士等。1990-1993年 任世界500强美国百老汇控股公司财务经理和信息经理。1994-1995年 任美国最大娱乐房地产投资基金公司SantaAnita财务总监。1995-1997年 任美国统一投资公司首席运营官。1997年至今 创办并任美国太平洋之家APH董事长。2004年至今 创办格林酒店集团，任董事长兼总裁。 2017年创立涵盖酒店、餐饮、旅游休闲、互联网科技等不同业务领域的多元化管理集团：格美集团。
创业理念
徐曙光白手起家创业，从普普通通的中国农村孩子到留学美国，从世界500强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到连续自主创业成功。在毕业后，成为8家公司的董事长，创业足迹横跨两大洲，涉足近10个不同的行业。
徐曙光的创业理念：抛开“蓝海”，抛开“捷径”。选择大概率事件，坚持下去，就能迎来成功；坚持信念、团队、人才、成功经验的复制，连续的成功创业没有其他秘诀。这是一个需要创业者的时代。
个人荣誉
徐曙光几乎是年年得奖，甚至是几个月就得一个奖。这肯定跟他的善良有关。他是一个于企业经营中注重社会责任。
2019年12月：荣获《经济》杂志社颁发的“2019中国经济年度人物-新时代中国经济优秀人物”
2019年：荣获第七届环球（中国）旅游投资论坛“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文旅产业特殊贡献奖” [6]
2019年7月：荣获2019年文旅国际峰会“五洲钻石奖-文旅国际年度影响力领袖” [7]
2017年：荣获世界酒店联盟颁发的“五洲钻石奖—中国酒店业年度创业功勋领袖” [8]
2017年3月：荣获第十七届中国饭店金马奖“中国酒店业年度十大影响力人物” [9]
2013年11月：荣获2013中国经济发展论坛颁发的“2013中国经济人物”荣誉称号 [10]
2013年07月：荣获“中国客户服务突出贡献荣誉大奖”2013年05月：荣获全国诚信人物光荣榜“中国诚信优秀企业家”荣誉称号
2012年12月 ：荣获品牌中国产业联盟颁发的“2012品牌中国酒店行业年度人物”
2011年11月：荣获中国酒店金龙奖“2011年度中国酒店先生”
2011年3月：荣获第六届中国酒店星光奖“中国酒店业杰出总裁”奖
2010年12月：荣获2010年上海市“白玉兰纪念奖”
2010年11月：荣获“亚太企业精神奖”颁发的“卓越企业家奖” [11]
2009年3月：获“中国酒店业新领军人物”
2007-2008年度：当选“中国特许企业十大优秀管理者”
出版著作
《做父亲，不许失败的创业》2010年该书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优秀的家庭教育原创作品，是传奇人物徐曙光先生十多年对子女教育的精彩记录，是一本在当下中国的家庭教育有着巨大意义的书籍。 [11]
《我就是喜欢创业》2009年该书以徐曙光先生为主人公，记叙了他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孩子成长为8家公司的董事长的历程，报考大学、出国留学、进入职场、连续创业、管理企业，书中为读者呈现了这位成功人士的种种人生经验与智慧：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如何准备出国留学、如果在美国生存、如何在职场高升、如何创办自己的企业、如何管理自己的企业、如何能够同时成功地做很多件事情…… [12]
人物事迹
上世纪80年代，从北京工业学院自动控制专业毕业后，徐曙光赴美国南加州大学数学系就读。一个人拖着个大皮箱，来到无亲无故的美国。当他下了飞机，踏上美国国土的第一步时，内心还略带紧张。“记得当时是一个不熟悉的人来接我的。”但很快，适应力很强的徐曙光融入了校园生活，由于有全额奖学金支持,一年可读三个学期,他很快完成了数学系课程获得硕士学位，同时他还攻读了计算机专业，并提前获得该专业硕士学位。第三年,他又攻读商业管理博士学位，是少数获得南加大商学院最高博士奖学金的学生之一。此时出现了人生转机。
1990年夏天，徐曙光进入美国500强大型百货连锁企业百老汇连锁控股(BWY.NYSE，后和美国最大的连锁百货Federated Department Stores，Inc.合并)任实习财务分析员，由于表现出色，公司力聘他为财务和信息部经理。经过考虑，徐曙光认为机会难得，放弃攻读博士学位，加盟百老汇，他的母亲为此还耿耿于怀。4年后，徐曙光跟随百老汇CFO跳槽到美国纽约上市公司Santa Anita娱乐房地产投资基金(SAR.NYSE)任财务总监。其后又被聘请到美国统一投资公司任首席运营官，2年间，该公司的投资回报率和良性资产提高了若干倍。“一系列的职场经历让我懂得，不管什么产业，其发展都违背不了经济规律。看清市场供求是关键，在供求关系以及市场价格之间出现不对称时，低风险、高回报机会就会出现，如果再能将内部的管理效率同时提高上来,那你的业绩就会比同行高出几倍。”
1997年，已在商圈小有名气的徐曙光进入美国太平洋之家APH。这是一家社区开发公司，其产品是大众化别墅小区，公司在三个州都有不小规模的投资。当时加州地产类投资从1991年开始下滑到全面走入最低谷，很多的地产投资公司经营不良,其中包括APH。公司被迫重组，徐曙光买下了公司100%股份，成为APH董事长，并带领其走出低谷。此后，徐曙光陆续投资美国医疗办公领域、在家乡建设服装出口工厂、在辽宁投建旧城改造产业……一系列投资收益，让徐曙光身价百倍，也让其成为拥有数家企业的“董事长专业户”。只身闯荡南加州大学徐曙光20岁便从北京工业学院毕业了。
那是1984年，整个中国尚处于一种懵懂、混沌、萌动着开化因子的状态，所有人都在焦虑而急切地找寻出路。20世纪80年代，党中央和邓小平作出了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这是一项重要而影响深远的决策，但在当时，这又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决策。办经济特区在中国乃至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先例，没有经验可循，必须“摸着石头过河”，必须以“杀出一条血路来”的精神勇于“试验”。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引来了全世界的瞩目，国内外的反应非常强烈。
1984年1月24~29日，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并题了词。为深圳特区题的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国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为珠海特区题的词是：“珠海经济特区好。”邓小平的视察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特区的发展，也正是由于这一颗“定心丸”，使急于摆脱困境的人们看到了生生希望。当时的大学毕业生，都是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成绩优秀的徐曙光顺理成章地留在了北京，在国家航天部实验室得到了一份工作。在这里工作有保障、有面子，在当年乃至现今的中国，都是令人羡慕的。在随后的工作中，徐曙光接触了很多国外的科学家和回国的教授，这些“海外来客”在给同事们作培训的过程中展现出了高超的水平。
徐曙光发现，“洋人”和“海归”远比本土人才的视野开阔，在很多方面都比国内的研究人员高出一筹，自然也要吃香得多。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他决定要出国深造。然而，徐曙光发现自己首先碰到的一个“拦路虎”就是英语。
当年在读工科时，大家都严重偏向数理化，对文科只是敷衍了事，这导致他对外语的重视度远远不够。而在之前的高考中，满分为30分的英语试卷，他仅仅得了9分，大大拖了他的后腿。这样一来，他更加将学英语视为畏途了。
但客观事实是，通不过英语考试，徐曙光就申请不到学校和奖学金，更不可能漂洋过海前往美国。没有办法，徐曙光的准备工作只能先从英文开始，一边工作一边复习。经过三年的准备，他终于通过了托福、GRE考试，并在航天部一些熟识的外籍专家的帮助下，争取到了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州大学（以下简称“南加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在学校口试过关后，还得到了助教奖学金。从此，徐曙光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他将完全摆脱在中国时那种既有的发展路径，到一个神秘的国度去找寻新的机遇。当他再度回到中国时，将以完全不同的面貌示人——他将被称做“创业家”。南加州大学是获得美国联邦政府“研究与发展”经费最多的10所美国私立大学之一，并且为全美大学的前30名。
在佛罗里达大学调查中心，南加州大学被列为全美第12名顶尖研究型大学。南加州大学在商学、理工及传播等方面极负盛名。南加州大学共有学生30000多人，其中约有外籍学生4000名，是全美国际学生人数最多的学校。在南加州大学，徐曙光获得了应用数学硕士学位和电脑工程硕士学位。随后，他又在这所学校攻读了金融与运营研究博士学位。
在当时，对比中国的高考，其实出国留学才更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为了能顺利出国深造，经专家支招，徐曙光采用了一个非常讨巧的方式——申请了应用数学专业。他之所以申请这个专业，主要是因为美国学生选择应用数学的不多，相对比较偏门，外国学生比较容易被录取，奖学金也相对好拿。“只能先进去了再说，你只有在打开了一扇门之后，才会发现新的机会。你也只有在这个新的领域里展现自己，别人才会给你更多的机会。如果从一开始就追求尽善尽美，非此不要，那就很可能连第一关都过不了，所有关于以后的美好设想，也都只是空中楼阁。人生应该脚踏实地、循序渐进，而不是老让自己在两个极端之间进行选择。”
徐曙光把这种方式总结为：做事一定要做大概率的事情。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外国留学生，刚到美国的徐曙光其实处境相当艰难。初到洛杉矶，他遭遇了接机人迟到的尴尬：孤身一人，身在异国他乡，语言不熟悉，拖着一个大皮箱在机场足足等了一天，连求助的地方都没有。当时他的心情非常郁闷，还花了一美元，从一个黑人手里买了半包骆驼牌香烟。
他说：“这段不愉快的经历，让我非常讨厌接人迟到，并且将心比心，养成了接人从不迟到的习惯。”
到学校之后，第一学期，这个留学生还在课堂上大大地出了一回洋相。当时，一位德国籍的老师、原数学系系主任Dr. Markovitz给他们上大班课，徐曙光举手向他提了个问题，没想到，老师根本听不懂他那磕磕巴巴的英语，几次重复之后，老师不耐烦了。“你把他的问题翻译一遍！”老师指着徐曙光旁边的一个台湾学生说。
徐曙光的脸马上涨得通红，整个学期下来，他再也没敢提过一个问题。但这位德国系主任没有料到的是，期末考试的时候，满分100分的试卷，英语结巴的徐曙光竟然得了148分，他连60分的附加题都差不多全答对了。而第二名，分数只有他的一半。从此以后，Dr. Markovitz对他刮目相看、照顾有加。每逢徐曙光需要什么推荐或者证明的时候，老师总是积极地帮助他。这倒让徐曙光感到很不好意思。从这件事情徐曙光看出，赢得别人的尊重靠的是业绩，而不是金钱和关系。
初出茅庐(短暂的遗传工程学生涯)等到徐曙光获得应用数学专业硕士学位后，当时的美国正要开始发展人体基因解析学，也就是对DNA进行解析，这是个投资规模达20亿美元的“遗传工程项目”。人体共有5万~10万个遗传基因，由20多种氨基酸组成，这些基因组成了人的“生命设计图”。破译这张“生命设计图”，找到引起各种疾病的基因，就能够确立治疗诸如癌症、艾滋病等疾病的办法。被破译的“生命设计图”几乎在所有的产业都有着广泛的用途。因此21世纪被称为“生物学的世纪”，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被视为“新的战略物资”，成为各个国家都高度重视的高新科技领域。由于基因解析更多时候需要数学知识去推导、演算，成绩优秀的徐曙光大有用武之地，导师 Dr.Waterman 是美国科学院院士、法国科学院院士、《应用细胞学》杂志创始人兼主编，还是清华大学客座教授。Dr. Waterman运用数学来研究基因数据库，主攻老年痴呆症遗传方面的问题。他的思维非常广泛、新颖，也是从美国国家卫生局每年得到研究基金最高的一位科学家。导师希望他往这个方向发展。为了使这个对生物学一窍不通的数学系学生尽快上手，导师还特地安排他去进修遗传工程学。当时美国遗传工程学的领军人物Dr.Finch，也在南加州大学任教（他被称为对南加州大学最有贡献的12名教授之一）。Dr. Finch十分看重徐曙光，只要徐曙光一进实验室，不管有没有开始干活，就按8美元/小时的规格付费给他。徐曙光简直算是个小富翁了，要知道，在当时的中国，人们一个月的工资普遍才几十元人民币。
当时，还发生了一个小故事，这使徐曙光认识到中美之间的价值观还是存在很大差异的。一天，徐曙光走进实验室，看见一个平时和自己关系不错的女博士正在埋头做实验。他走过去，从后面轻轻拍了一下对方的肩膀，想跟她打声招呼。没想到对方竟然惊恐地回过头来，神情大怒！徐曙光吓了一大跳，连连向她解释和赔礼道歉。
“要是在中国，这只是一个很小的玩笑而已，但在美国情况就不同了。美国人很在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私人距离，如果处理不得当，很简单的一件小事都可能引发大纠纷。”到了期末考试，遗传工程学的课程共有150人选修，但只有7个学生得到的成绩是A，徐曙光便是其中之一。Dr. Finch很高兴，打算继续好好培养他。不过，这些“一相情愿”的老师们没想到的是，徐曙光其实并不喜欢做生物实验。他觉得，一个小实验就要花好几天时间，很难即时看到结果，非常枯燥无聊，他很没有这个耐心。更何况，千百次的实验，得到的或许依然只是失败的结果。在当时的徐曙光看来，这样的“浪费”他是不喜欢的。
一件小事促使徐曙光下定决心离开。一次做实验时，他不小心弄断了装满试剂的试管，碎玻璃在他手上拉出了一道长长的伤口，鲜血淋漓，里面的试剂也洒了一手。徐曙光当时吓了一大跳：“如果是传染病细菌或病毒，那就完蛋了！”大家都知道，生物实验里培养的细菌，谁也搞不清到底带了什么病毒，会有什么危害。到时候，能不能治疗，还是个问题。幸亏这只是非病毒类试剂，这次经历对徐曙光来说只是一场虚惊。但是，这件小事促使徐曙光最终下定决心：不再在这个“乏味”、“危险”的实验室里待下去。
“遗传学最需要数学家，如果你能坚持，5年之内你将成为世界著名的科学家。” Dr. Finch非常惋惜地说。徐曙光是他发现的一棵很好的苗子，他正打算把自己的毕生经验都传授给他，师徒俩联手在遗传学界大大作为一番。然而，一切刚刚开始，却又戛然而止，徐曙光去意已决，Dr. Finch已经无法达成这个“一相情愿”的心愿了。
“对于这一段经历，我回过头来想都觉得比较可笑。”徐曙光回忆上述经历时说，“我是从1988年开始研究遗传工程的，这是一门非常艰难的学科，这个领域的研究人员当时在世界范围内非常少，但技术却非常领先。那时候人体基因还没有被解析出来，我们的一个主要工作就是解析人体基因，但是我不喜欢在实验室里做一些生物实验、化学实验，我觉得做一个实验需要花费的时间太长了，就渐渐失去了耐心。我选择了离开，我觉得一个人应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在美国商界崭露头角(加盟百老汇)
1990年5月，徐曙光在攻读博士期间，经过导师的推荐，获得了到美国百老汇连锁控股公司的实习机会，成为一名实习财务分析师，负责处理公司财务方面的事务。百老汇是一家名列世界500强的大型百货连锁企业，也是一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百年老店。当时，公司拥有2.5万名员工，每年的营业额达到25亿美元。然而，来自遥远东方的实习生徐曙光，却只赶上了这个商业帝国落日的余晖。
事情得从头说起。20世纪80年代，百老汇风头正健，是全美第六大零售连锁商，也是美国股市的一颗新星。1984年，另一家同业公司——The Limited希望收购百老汇。当时，百老汇的股价是每股20美元左右，The Limited给出的收购价是每股35美元，但百老汇的董事会没有同意。请求被拒后，The Limited在二级市场上发起了恶意收购。为了对抗，百老汇启动了“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毒丸计划”毒丸计划：毒丸（poison pill）正式名称为“股权摊薄反收购措施”，最初是指目标公司向普通股股东发行优先股，导致新股充斥市场。一旦“毒丸计划”被触发，其他所有的股东都有机会以低价买进新股。这样就大大地稀释了收购方的股权，继而使收购变得代价高昂，从而达到抵制收购的目的。
（在徐曙光个人看来，这是对市场极其不好的工具，是保护少数人利益的工具。），终于打退了来势汹汹的The Limited。1986年，百老汇的股价涨到每股50美元，The Limited又卷土重来，给出了每股60美元的收购价格，但百老汇董事会还是拒绝出售，同时还第二次启用了“毒丸计划”。这一次，公司把大量好的资产变卖，给了股东每股17美元的分红，把大量的现金分红出去，两次“毒丸计划”下来，百老汇所有的现金、资源都用完了，董事会虽然保住了公司，但元气大伤，公司的发展从此举步维艰。徐曙光刚刚加盟百老汇的时候，公司股价还是每股十几美元，但半年之后，每股只有2美元了。百老汇旗下有125家大型百货商店，每家商店有50万种不同商品，这里面的数据非常复杂。百老汇的IT部就有700名员工，专门处理各种数据，但还是满足不了管理层的需求。管理层所需要的，是能够综合看到问题所在的分析。当时，徐曙光正好学过电脑工程学和商学，他的任务就是衔接IT部的分析和管理层的需求这两个方面。上班之后，徐曙光就开始做数据分析的工作，把成果提供给老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研究成本部分，因为公司每天的营收是看得见的，但成本却要考虑很多折旧、税费、工资等因素，相比而言要复杂得多，需要耗更多的心思去分析。
“一家公司越是在紧急关头，越是要把握好现金流，控制好成本。”徐曙光这么说道。三个月的实习期很快过去了，徐曙光要回学校上课了，他的老板、公司的CFO Brian则希望他留下来工作。
“你愿意留在百老汇工作吗？”一天下班后，Brian留下了徐曙光，单刀直入地问道。“……”徐曙光一下子没能反应过来，他被Brian毫无铺垫的问话“吓”到了，只是满脸疑惑地看着对方。Brian看到的，却是徐曙光满脸为难和艰难抉择的表情。
“如果有需要，公司可以帮助你办下绿卡！”Brian急急地补充说。他是一个很直接的人，习惯于美国式的说话方式，经常毫无顾忌地把心底的话说出来。他想，既然那么多公司都争着聘请徐曙光，可见自己并没有看走眼。不仅是当时，直到现在，对于外国留学生而言，获得美国绿卡，留在美国大公司工作，都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心愿。上述的对话过程，其实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短到徐曙光自始至终都没怎么“醒”过来。但他下意识地感觉到，这对自己是个极好的机会，将成为自己在美国企业界起跳至关重要的第一步，而且，这个工作非常有趣，自己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下子，徐曙光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还在公司大楼第35层的拐角处拥有了一间自己的办公室。其实，那个时候，徐曙光还没有修完博士学位，但这个从大山深处走出来的中国人知道，机会不等人，如果自己还按部就班地等到毕业再找工作，那么眼前的这个好机会肯定会成为昨日黄花。然而，有人欢喜有人愁。徐曙光的博士生导师Dr. Conway对此不是很赞同，她坚持认为，徐曙光只要好好地将书念好，在这个领域中有所突破，在学术上同样能取得巨大的成就。但这个假设已经无法在现实中得到验证了。在美国商界崭露头角(30岁的财务总监)由于在公司重组过程中所作出的努力，使得公司能够在短时间内重新焕发生机，百老汇的财务团队在业界获得了高度评价，一些大企业也纷纷把他们列入了挖角的名单。百老汇宣布与梅西百货合并之后，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人事变动，“觊觎已久”的企业们看到了机会，向百老汇的财经团队伸出了招贤的橄榄枝。不久之后，徐曙光的顶头上司，也就是百老汇的CFO Brian，被邀请到美国纽约上市公司Santa Anita娱乐房地产投资基金（SAR?NYSE）任总裁，全面主持该公司的工作。Santa Anita娱乐房地产投资基金（以下简称Santa Anita基金）董事会对新任总裁Brian说，很欣赏他们在百老汇重组过程中的表现，希望他能再带一些精兵强将过去。于是，Brian邀请徐曙光一起过去，徐曙光答应了。
其实，从百老汇决定要与梅西百货合并以来，徐曙光也一直在思考自己应该何去何从的问题。合并之后，两家公司的业务肯定要重新整合，并入到同一个部门。而百老汇作为相对弱势的一方，人员方面肯定得根据对方的规划来进行较大规模的调整和换血。这时候，仅凭工作勤奋、业绩突出就能留下来，甚至获得一个好职位吗？如果跟着Brian一起跳槽去Santa Anita基金呢？徐曙光很清楚主管的为人，在整个百老汇重组工作过程中，Brian对他照顾有加。如果继续留在百老汇，还能碰到这样赏识自己的领导吗？恐怕不一定。更何况，Santa Anita基金在业界也是赫赫有名，拥有100多年的历史，能够为自己的简历添上很有分量的一笔。于是，徐曙光跟随Brian进入了新公司，他也获得了提升，新职位是财务总监。
这时已是1994年，1964年出生于山东乳山的徐曙光正好30岁了。20世纪初成立的Santa Anita基金拥有一个排名美国前三强的赛马场，名为Santa Anita Race Track（圣塔安妮塔赛马场），位于南加州的亚凯迪亚市，是全美最有名的纯种马赛马场之一。自1934年以来，陆续引进的各种昂贵的高科技电子仪器，如磁控式栅门及电子定时器等，使圣塔安妮塔赛马场更被南加州成千上万的马迷们视为赛马季节中每天必到的朝圣之所。圣塔安妮塔赛马场每年有两次热闹非凡的赛马季，分别为10月上旬~11月上旬，和12月下旬~4月下旬，入场费依等级和日子，分为5~20美元不等。每逢此时，场内满坑满谷的人，嘶吼声震耳欲聋。所谓“内行人看门道，外行人看热闹”，虽然会被复杂的赌马规则搞得一头雾水，但赛马季的圣塔安妮塔赛马场也正是一般游客凑热闹的好地方。赛马场在刚刚流行起来的时候，简直就是一台赚钱机器。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圣塔安妮塔赛马场每年的投资回报率为100%，并且持续了20年。
但到徐曙光加盟时，赛马场的赢利已经远不如当初了，这是因为现代人赌博都喜欢“及时反馈”，马上下注，马上翻牌，马上见结果，但赛马这种古老的方式，赛一场马只需要2分钟，等结果却需要半个小时，年轻人都没有这份耐心，所以这个行业的前景也就不怎么乐观了。正因为如此，圣塔安妮塔赛马场需要开辟新的赢利点，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设立房地产投资基金。公司把赛马娱乐所有的钱都交给房地产基金管理，用以发展其他业务。徐曙光在投资基金待了一年时间，他协助Brian整理清楚所有投资项目，并设计了最优的投资组合。当时，Santa Anita基金旗下还拥有医疗中心、大型购物商场、大型公寓投资等项目，为徐曙光以后的发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础。然而，正当徐曙光打算大展拳脚的时候，他却不得不抽身离去，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他去“救火”。 [13]
成为南加州最大建商
由于新公司没有钱，只能选择合建，各方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南加州分公司开张以来的第一个项目，就是从房地产投资公司手中接过来的合作开发项目。当时，南加州华人中最大的房地产经纪公司是侨福地产（George Realty）。该公司建立于1984年11月，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主要投资美国土地，以开发华人社区为主。后来，侨福地产经过重组，在4位股东的辛勤努力下，现已成为加利福尼亚州南部、亚太地区最优秀的房地产经纪公司之一，年销售额达到20亿美元。一次，侨福地产在南加州的一位股东拿到了40英亩土地，打算开发。然而，在美国做房地产开发，需要经验和资质，也需要和市政等拥有良好的关系，而且需要投入的成本非常大，包括整地、市政交付等费用。当时，美国普通城市里一幢中等价格的别墅才只要20万美元，如果各项费用控制不到位，开发商很可能血本无归。此外，土地开发还存在着很多与环保有关的问题，远比中国的烦琐。比如说，如果土地上有水源的话，就需要由美国军方的工程师来勘察，确认开发不会影响到环境和泄洪后，才能发放开发许可证。还比如说，当地如果有鸟类赖以为生的植物的话，建筑商先为鸟类找到合适的可以替代的生存之地，让鸟类可以随时回去觅食或者“居住”，否则就无法开发。至于市政的配套设施，更需要考虑水电、公路、交通、卫生、消防、公安、教育、噪音等各个方面的因素，评估对它们的影响以及需要的费用。一着不慎，很可能满盘皆输。一块有待开发的生地，需要有工程师作出规划，将市政、居民、环境等进行通盘考虑。规划书出来后，首先要召集当地社区的居民开展“邻居会”，只有其中绝大多数人都表示同意，才能算是通过第一关。
然后，规划书要递交到市计划委员会讨论（一座城市一般有5个委员），并取得多数票同意。接下来便是为期30天的公示期，接受各方的反对意见。很多时候，建筑商都不得不为一些细节问题反复地作出解释和修改，而后提交给市议会讨论通过。
这样一整套程序下来，少则一年，多则若干年，足以拖得开发商心力交瘁。要完成这些事情，开发商需要极具沟通协调能力的发言人，在各个不同的团体和人群中往来周旋，说服他们接受开发方案。而通常情况下，拥有土地的开发商往往不具有这种专业能力，而是需要交给专门的公司来做。这样一来，投资商往往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把土地转卖出去（当时地产还没有复苏，这样加不了多少价钱），要么找有能力的公司合建。
徐曙光的公司，就有能力把他们的“短腿”补上。“其实，这些事情并不是很难，只是非常烦琐。我们既然没有其他的资金来源，就只能多做点事情了。”徐曙光当时就是这样想的。侨福地产买下那块地后，将近7年时间，一直都没能开发。一是因为当时美国正处于房地产熊市，市场低迷；二是找不到合适的营建商一起开发。如果以一己之力开发的话，成本和需要承担的风险都是巨大的。正在几个老板一筹莫展的时候，他们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徐曙光，知道这家房地产投资公司的老板能够把各个方面的优势都结合起来，并起到协调、疏导的作用。而这时的徐曙光，也正在积极寻找投资项目。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决定共同合作开发。
徐曙光一直认为，协调是管理的精要所在，企业必须协调股东、客户、社会、员工和管理人员之间的冲突。老板的任务是创造出一个大于其各组成部分总和的、真正的、富有活力的整体，他要将投入于其中的各项资源，转化为较各项资源的总和更多的东西。
资金方面，由于徐曙光还在协和地产工作时，便与不少银行相处融洽，信用良好，银行也对他知之颇深，贷款自然就要容易得多。
徐曙光一直谦虚地说，自己属于运气比较好的，这笔生意做得颇为顺利。实际上，他一直在小心翼翼地处理每一个细节问题，将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都解决于萌芽状态，而不是久拖不决，使之成为愈演愈烈的矛盾。这也就使得，在外人看来，他的生意没有什么特别跌宕起伏的过程，但其实里面包含了他很多的良苦用心。
三年过后，一片漂亮的社区在这块200亩的土地上拔地而起。徐曙光善于团结合作伙伴，这次合作双方都很满意，接下来的10年时间里，双方又联手做了不少的事情。
徐曙光后来只身回国创办格林豪泰的时候，统一投资集团、侨福地产的老板们也都成为他的投资方，给予了他莫大的支持。“我觉得，顾及对方的利益是最重要的，不能把目光仅仅局限在自己的利益上，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自己舍得让利，让对方得利，最终还是会给自己带来较大的利益。占小便宜的人不会有朋友。”
从此以后，协和地产南加州分公司的发展进入正轨，徐曙光提供的这样一组数据可以证明这一切：1998年，公司的营收为零；1999年，便达到了1000万美元；2004年已经达到了1亿美元。 [13]
酣战经济型酒店(业界的黑天鹅)
对于需要急速扩张的经济型酒店来说，规模很重要，而规模同时也就要求企业有良好的资金基础。如果单纯依赖负债的话，杠杆越大，风险也越高，一旦出现问题，很容易引发“雪崩”效应。因此，负债经营要控制在一定的规模内。
自2003年到2007年，高盛、美林的杠杆率猛增到28倍，摩根士丹利增加到33倍，资本充足率约在3%左右，实质是“用风险赌收益”，风险控制文化缺失。在这种高杠杆的赢利模式下，投资银行家可以用10美元做300美元的投资，只要有3.3%的收益率（接近于美国国债利率），投行就可以保本；相反，只要损失超过3.3%，就会血本无归。正由于这样，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美国的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美林被收购，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加上之前垮下的贝尔斯登，华尔街排名前五的投资银行相继破产和转型，意味着“长久以来世人熟知的华尔街的终结”。
但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假如说已经有一定的规模，那么可以从侧面反映出这家企业的资金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假如需要资金，也就说明这家企业的自有财力不是很强，从侧面也可以说明规模不大。规模不大，也就很难吸引看重连锁业门店数量的风险投资者了。
简而言之，小打小闹就拿不到资金，也就形不成规模。在这个讲究规模为王，大鱼吃小鱼，快鱼吃慢鱼的连锁行业，这可算是致命的打击了。如何把握两者之间的平衡，这就需要创业者发挥自己的智慧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缺乏规划和实力较弱的酒店企业并不能形成一定的市场影响力，经过竞争后能立足于江湖的无非也就是锦江之星、格林豪泰、如家、莫泰、7天、汉庭等。
纵观这些颇具影响力和知名度的经济型酒店的资本运作模式，除了具有国企背景的锦江之星以外，大多走的都是引入战略投资者，然后上市融资之道。经济型酒店这个行业开始引起投资界热捧，这一类中国概念股也成为海外投资者热议的一个话题。一时间，海内外投资者都将目光放到了如家、经济型酒店、新型经营理念的消费类企业身上，类似的企业也纷纷获得了大笔风险投资。就好像历史上在没有发现黑天鹅以前，大家都认为只要是天鹅，它一定就是白色的一样，假如没有意外，人们肯定也认为格林豪泰也会“循规蹈矩”，走上同样的发展道路。
实际上，也有很多风投慕名找到徐曙光，表示愿意给格林投资。但黑天鹅恰恰出现了，格林没有引入风险投资，而是依靠自有资金维持和推动发展。
徐曙光审时度势，既有自己的勤奋，也有自己的远见，更有自己的执行力。可以说是稳准狠地采取行动。百发百中。
目前，他又开始向国外发展了，在东南亚一些国家也开启了格林豪泰的旅程，让人可以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可以享受格林酒店的优质服务。
以上内容大多来自网络，但也来自作者对徐曙光的观察关注和简短的交谈。或许是记者的挖掘不够，但是，综合网络信息也可以了解到徐曙光的事业心和进取心，同时，他也有智慧，学识和长远的眼光，这样可以让企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从格林公众号看，这就是自己的媒体，自己发布信息，可以看出，企业在中国抗击新冠疫情的时候，也发挥了自己独特的作用。这也是和他多年注重企业社会责任分不开的，危机也是机会。无论形势好与坏，任何时候，不离不弃。而此时的中国也应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了。新冠肺炎防控的非常好，为世界作出了榜样。
辉瑞新冠疫苗有效性被证超90%
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BioNTech)和美国辉瑞公司9日宣布，其联合研发的新冠mRNA疫苗三期临床试验初步结果显示，该疫苗在预防健康受试者感染新冠病毒上有效率超过90%。
辉瑞总部位于美国纽约，是全球著名医药企业。生物新技术公司(BioNTech)是一家位于德国美因茨的下一代免疫治疗公司，致力于开创性研发癌症和其它重症的新型治疗药物。2020年3月辉瑞和生物新技术公司开始合作研发基于mRNA的新冠病毒疫苗。
两家企业当天在声明中表示，获得上述三期试验结果的是代号为BNT162b2的候选疫苗，其三期试验始于7月27日，截至目前共有43538名受试者参与试验。截至11月8日，上述受试者中共有38955人接种了第二剂疫苗。其中，全球范围内约42%的受试者具备人种和民族方面的多样性，美国受试者中的这一比例为30%。声明表示，受试者没有表现出严重的安全问题，安全和副作用等数据仍在持续收集中。
当天公布的三期试验初步结果分析报告是由一个独立的外部数据监测委员会(DataMonitoringCommittee)完成的。
两家企业在声明中表示，待必要的安全性要求得到满足后，将向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申请紧急使用授权(EUA)。这一动作预计将在11月第三周内完成。
对于德美药企在mRNA疫苗研发上取得的进展，德国汉堡－埃彭多夫大学医学中心传染病学负责人玛里琳·阿多表示，由于两家企业尚未公布有关的初步数据，人们目前对这款疫苗的细节仍所知甚少，譬如不同年龄段受试者的数据尚未公布。她表示，需要有准确的数据后，才能最终对这款疫苗作出评估。
本文转载自中新网，记者彭大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