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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头条:习近平同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举行会谈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2018年10月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为新时期中挪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谱写两国传统友谊新篇章。

10月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举行会谈。这是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哈拉尔五世和宋雅王后合影。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2018年10月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为新时期中挪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谱写两国传统友谊新篇章。

习近平欢迎哈拉尔五世来华进行国事访问,赞赏哈拉尔五世和挪威王室长期关心和支持中挪关系发展,为促进两国友谊作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指出,中挪关系自2016年正常化以来收获了累累硕果。推动中挪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也符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挪威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欧洲国家之一。明年,中挪将迎来建交65周年,中方愿同挪方以此为契机,共同开辟中挪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不断巩固和增进政治互信,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交往原则,充分尊重并切实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中挪关系行稳致远打牢政治基础。要持续深化和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为两国经贸合作作出全面制度性安排,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中方愿同挪方积极探讨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开展合作,共同促进亚欧大陆互联互通。要丰富人文交流内容和形式。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冬季运动领域交流,欢迎挪方同中方分享经验并协助推进冬奥会筹办工作。要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和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的沟通和协调,推动经济全球化、倡导世界多极化、维护多边主义、促进可持续发展,携手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在北极理事会框架内的交流合作,希望挪威继续为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北欧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哈拉尔五世表示,很高兴再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和王后自1985年首次访华后多次来到中国,见证了中国的迅速发展和巨大变化。我这次访华表明挪中关系重回正轨,并再次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我赞同习近平主席对加强挪中合作的看法。双方合作还大有潜力可挖。我们双方要共同努力拓展互利合作。我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印象深刻,挪方愿同中方加强冬季运动交流合作,支持中方成功举办2022年冬奥会。

会谈后,两国元首还共同见证了有关合作文件的签署。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哈拉尔五世举行欢迎仪式。彭丽媛、杨洁篪、吉炳轩、辜胜阻等参加。

10月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举行会谈。这是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哈拉尔五世举行欢迎仪式。 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 摄

来源:新华网

特写:习近平主席和挪威民众友好交往的佳话

北欧绿色邮报网转发新华网报道:金秋十月,收获季节。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叙友谊、谈合作、话未来,两国元首举行会谈时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并见证签署了创新、体育、经贸等领域合作文件。

在同哈拉尔五世国王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提及的一段往事,把人们的思绪带回到39年前——

“1979年,我陪同耿飚副总理访问北欧四国,在挪威期间到访奥斯陆和斯塔万格,并走访了当地普通民众家庭,对挪威发达的福利社会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是中挪关系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外交活动。1979年5月21日至28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对挪威进行正式访问,也是中国政府领导人首次访问挪威,受到挪方高规格接待。当时26岁的习近平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一同出访。代表团日程安排密集,广泛接触挪威各界人士,访问取得圆满成功。

习近平主席这段清晰回忆,让哈拉尔五世国王和挪方嘉宾体会到两国关系的深厚渊源。

会谈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哈拉尔五世国王夫妇举行欢迎宴会。两国领导人在轻松愉悦的气氛中进一步深入沟通交流。

宴会上,哈拉尔五世国王公布了刚刚从代表团获取到的一个重要信息:习近平主席当年走访的挪威家庭的女儿,这次也恰巧随团访华。她的名字叫英格薇·斯密内斯·提布林-耶德,现在就任挪威石油与能源部国务秘书。

“我想见一下这位女士,真是奇遇啊!”听到这个消息,习近平主席高兴地说。

全场也被这个“突发事件”所吸引,静静期待见证重要的历史时刻。

据了解,提布林-耶德出生于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习近平主席1979年走访时,她只有14岁,由其父母出面热情接待中国贵宾。如今,提布林-耶德的父亲已经去世,母亲也搬出了当年的那所公寓。

提布林-耶德来到习近平主席面前,难掩激动地说:“刚才在会谈时听到您说到那次访问,我才突然回想起来这件事。”

习近平主席亲切地对她说,记得那次出访期间,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去民众家里看一下,希望了解当地普通民众的生活。

“我清楚地记得,您到之前,妈妈让我和哥哥俩人打扫了五、六遍卫生,简直有点歇斯底里了。”提布林-耶德的有趣的话语引起大家的笑声。

习近平主席感慨地说,时光流逝,一晃快40年了。

“我很荣幸和您有这样一种联系和缘分。”提布林-耶德回应道。她欢迎习近平主席再次到访挪威,有机会再去她家里做客。

习近平主席说:“这是中挪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们可以继续延续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

习近平主席也请提布林-耶德向她的母亲和家人转达自己的问候。

简短的交流,绵长的情谊。

此刻的金色大厅内,充满了重逢的惊喜和温情。

“这真是一次意想不到的奇妙经历。”提布林-耶德事后仍心怀感动。她说,时隔近40年,习近平主席对走访挪威一个普通家庭还记忆犹新,体现出中国领导人对挪威国家和人民的深刻印象和深厚感情。“我本人感到非常自豪。”

这次出乎预料的会面,也生动诠释了中挪友好交往的根基所在,反映了两国人民的普遍愿望。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挪威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欧洲国家之一。明年中挪将迎来建交65周年,中方愿同挪方以此为契机,共同开辟中挪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哈拉尔五世国王33年内4次访华,“见证了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相信挪中关系“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

“经过近40年发展,中国和挪威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两国有无限合作机遇。”提布林-耶德说,自己从普通家庭的女儿成长为现在的挪威石油与能源部国务秘书,希望能在所负责领域推动两国更紧密的合作。

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这次跨越39年的“奇遇”,相信将为人们所铭记并广为传颂,成为中挪乃至中外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完)

今日头条:瑞典针灸学术研究学会代表参加国际中医微创疼痛高峰论坛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 2018年10月13-14日,由中华中医药学会国际中医微创共同体、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中医微创专业委员会、河南省中西医结合疼痛学会、河南省软组织病研究会,共同发起的“国际中医微创疼痛发展高峰论坛”,在郑州市隆重召开。瑞典针灸学术研究学会杨春贵会长、张东青副会长、黎坚理事代表学会参加了本次论坛。

论坛正式召开前夕,国医大师石学敏院士和唐祖宣大师先后抵达,两位专家均是瑞典针灸学术研究学会名誉会长,在吴汉卿大师(吴大师也是瑞典针灸学术研究学会名誉会长)带领下,杨春贵、张东青和黎坚医师特前往迎接石院士和唐大师。

 

杨会长、张副会长和黎理事向石院士、唐大师、吴大师三位名誉会长汇报了学会发展情况,还作为见证人见证了唐大师收徒过程。

10月13日,论坛正式开幕。杨会长作为中华中医药学会国际中医微创共同体副主席于主席台第一排就坐。

张副会长和黎理事于贵宾席第一排就坐。

张副会长和黎理事还被聘用为中华中医药学会国际中医微创共同体常务理事。

石学敏院士、唐祖宣大师、吴汉卿大师等专家先后在论坛上做了精彩讲座,此次论坛的主题是痛症的针灸治疗,针灸在瑞典立法正需要阐述针灸治疗痛症的机制,杨会长、张副会长和黎理事认真听取了各位专家的讲座,深受启发,深化了针灸治疗痛症的理解,对针灸在瑞典立法更坚定了信心。他们还参加了“水针刀三维解剖班”,通过实地解剖,直观深入理解了“十四经筋肌筋膜区带三关定位”等水针刀的高级技术以及针灸操作安全要点,为回到瑞典以后将举办针灸安全技术讲座和筋骨针技术解决肌筋膜问题引发痛症的新治疗针灸技术讲座打下基础。

杨会长、张副会长和黎理事完成了解剖班课程后获得了学习证书。

在中华中医药学会国际中医微创共同体主席、瑞典针灸学术研究学会名誉会长、杨氏针灸中医药研究院首席微创针法专家吴汉卿教授引荐下,河南中医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周友龙院长陪同下,杨会长、张副会长和黎理事参观了河南中医药大学。

至此瑞典针灸学术研究学会代表参加国际中医微创疼痛高峰论坛学术交流之行圆落完成。

图文(瑞典针灸学术研究学会) 编辑 陈雪霏

Shenzhen Civil Affairs Bureau Director General Liao Yuanfei visits Swedish Elderly Center

By Xuefei Chen Axelsson

STOCKHOLM, Oct. 16(Greenpost) – With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Sweden-China Entrepreneur Association, Shenzhen Civil Affairs Bureau Director General Liao Yuanfei led a delegation to visit an elderly center in Sweden on Tuesday.

The delegation first visited the Sweden-China Entrepreneur Association and Nordic Innovation Center.

With the company of Zhang Shaobin, President of Shenzhen Kong Wah Real Estate Group, Zhang Luping, Executive President of Sweden-China Entrepreneur Association and General Manager of Nordic Innovation Center, the delegation visited Taby Elderly Center and listened to a presentation by Kerstin Torkelsson, who is in charge of social affairs in Taby Municipality.

Torkelsson talked about how Swedish government and the elderly center take care of the elderly people and Swedish elderly care system.

After listening to the presentation, Director General Liao also invited the Swedish side to visit Shenzhen to exchange ideas and experiences. The delegation members also took a photo with the elderly people in the center.

Other members in the delegation are Mr. Wu Yuanxiang, Office Director, Civil Affairs Bureau of Shenzhen Municipality,Mr. Ma Li,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under the District-Level Committee, Mr. Wen Shixiang,Director General of Longgang Branch, Civil Affairs Bureau of Shenzhen Municipality, Ms. Shen Ru,Vice Office Director, the Office of Working Committee on Aging of Shenzhen Municipality, Ms. Ma Jing,
President of Shenzhen Longhua Silver Industry Association and Mr. Xu Jinguang, Chairman of the Board, Shenzhen IMT Industry Group Company Limited. Ms Lisa Nilsson also accompanied the delegation to the Elderly center.

中外媒体“走进新疆”系列报道(十七)– 新疆新闻部副主任沙力也夫:新疆通过“一带一路”和旅游业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 8月31日午餐时分,真正的分别时刻到了。这可能是大家最后一次一起吃午餐。一路上,新疆新闻部副主任艾力提.沙力也夫一直陪同大家,但是,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确保记者们的采访要求得到满足。

等到大家要走的时候,他终于说话了。他说,邀请大家来,就是要让大家看到一个真实的新疆,就是要让你们亲身体会新疆的生活变化。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在新疆最合适。

沙力也夫说,新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中央政府对新疆进行了大量投入。到2017年底对基础设施的公路投资达两千亿。新疆正在兴建六条地铁线路,其中两条到年底有可能建成运营。高铁兰州到乌鲁木齐的已经开通了,北京到乌鲁木齐的高铁正在试运行。全国很多大城市的高铁都和新疆连接。北京到乌鲁木齐预计从过去的三天将缩短到一天之内到达。

沙力也夫说,新疆能源充足,不但有传统煤电油,而且,现在有九大风力发电场,太阳能发电也成批量,新疆的能源和国网并网,输送到河南河北为中部省份提供能源。

现在航空方面也增加了许多条航线。在国内,很多大城市可以直接包机到阿勒泰,极大地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今年七月份来新疆旅游的游客已经达到了7500万。

2014年以来,新疆每年都有7万多干部到农村去帮助农牧民,结对子,实现民族团结一家亲,帮助农牧民在知识,教育,科学等各个方面进行改善。农牧民在住房方面有极大改善,水,电,网络等问题都得到解决,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一切变化的取得,都是因为来自中央政府的财政,来自全国19个兄弟省市的援助。例如,今天上午看到的桥就是黑龙江省援助的桥,花了210万元兴建。

国际上,可能只有在塔什干发生地震的时候,苏联加盟共和国伸出援助之手。中国的新疆也是这样,中央,各省市都对新建进行支持,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在新疆这里最合适。

沙力也夫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有极少数极端分子受国外一些分裂势力的影响,在新疆传播极端思想,分裂思想,想尽一切办法破坏社会稳定。前几天你们去国际大巴扎,那时候,谁都不敢去,害怕暴力恐怖,现在你可以去逛夜市,很安全,现在稳定了,大家都很高兴。

“我想举个例子,在喀什,有个老城,有75000多维族群众,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参加任何恐怖活动,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都居住在清真寺附近,靠游客来经营生意,因此,他们就生活的稳定。” 沙力也夫说。

他强调,新疆的稳定来自于各级党委的正确领导。新疆还需要继续发展,这就需要良好的环境,良好的治安。安全问题是人类共同面临的课题。有时候,人们对新疆不是很了解,因为他们没有来过新疆,只是听信一些不实的谣言,希望你们通过此行把真实的新疆报道回去。当然,我们也还是处在发展阶段。

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亲切,因为不是中国一家要发展,而是所有沿线国家都希望发展,都要发展。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就是因为这条路线,造就了很多著名的城市,现在的建设,也是要让所有沿线国家和城市得到发展。但是对于这个提法,有些外国媒体总是觉得不舒服。其实,中国的倡议是希望通过合作实现共赢,使得沿线国家都得到发展。

中外媒体走进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采访团包括来自14个国家的14名记者,其中还包括来自比利时和瑞典的记者和20多名中国主流媒体的记者。采访历时8天,亲身体验新疆丰富的旅游资源和多民族文化资源及其重要的连接东西方的核心区作用,

图文 陈雪霏

 

中外媒体“走进新疆”系列报道(十六)–喀纳斯乡村旅游合作社-扎拉特民俗合作社的风土人情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 8月30日和8月31日,中外媒体走进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采访团采访了喀纳斯乡村旅游合作社和禾木村。

走进扎拉特民俗合作社,一位穿着深红色蒙古袍的导游出来迎接大家。她的汉语很标准也很好听。她说,这里是我们图瓦人的家。图瓦人是蒙古族的一只,全国也只有2000人,而在这里居住了1400多人。这里对面就是小学,中学需要到县城里去住校。

 

这里是他们的家,也是乡村旅游合作社。外面一个交叉的大牌子是两只超大号的滑雪板,而且是带着羊皮和牛皮的。

她带领大家首先进入一个图瓦人的婚房,这里的一切都是图瓦人自己做的。床上有被褥和枕头,地上有可以前后撼动的摇椅。桌子上铺着羊羔皮,白白的,非常好看。

然后,我们又进了他们的博物馆,里边珍藏了珍贵的照片,有早起解放军给当地人治病的照片,也有1958年图瓦人到北京参加滑雪比赛队员的照片。

还有各种图瓦人使用的工具。

他们的皮衣,木勺子,带皮毛的滑雪板都在展出之列。导游解释说,用这种滑雪板,上坡防止下滑,下坡可以滑得更快。

在隔壁是一个酿制奶酒的地方。一个大木桶里边装满了牛奶,但上面却放凉水,人们不停搅水,经过一定时间,酒就自动从一个小龙头流出来,流到水壶里。这种奶酒喝起来没有酒味儿,但有一股奶香。导游小姐说,这种酒打腿不打脑子,就是说脑子是清醒的,但是喝多了,腿就软了,需要睡很长时间的觉才能醒来。后发劲。

导游说,这里的房子都是木制的,不用钉子,木头缝里放上苔藓,是保温的好材料,冬天萎缩保温,夏天可以长出来。真是图瓦人的创新和秘方。

院子里格桑花开得鲜艳。周围的皇冠花也是格外的黄,仿佛是古代帝王皇冠上的花环。高贵而鲜艳。这里空气新鲜,天更蓝,云更白。这天真是一个好天气。

在这样的天气里,人们走进蒙古包,听一曲蒙古人的呼麦和优美的长调,再喝上一杯图瓦人的奶酒,真是太美了。

导游小姐介绍说,他们的祖先是成吉思汗,因此,在墙上还挂着他的画像。她特意强调,千万别把他当成诸葛亮。逗得大家一阵笑声。她说,我们是图瓦人,讲的语言是突厥语系,但是,他们的历史没有用文字记载。历史都是代代口传下来的。有人说他们是印第安人的祖先,但大家只要记住他们是蒙古族的图瓦人,相信藏传佛教,同时,也是中国人就行了。笔者在此再次深感惊讶,中国的少数民族居然还有这么少的人,但日子还过的这么好。

当地有一种植物,长得象玉米节一样,一掰就可以掰断,但这却可以成为乐器。当地的小伙子真的为大家表演了这种乐器。

掌声过后,又来三个小伙子给大家表演优美的蒙古族,图瓦族的歌曲,非常优美动听。他们也不乏幽默感。

从这里出来,看到附近有很多农家乐,都非常有特色,都是木制的,都是原生态。晚上抵达禾木山庄,以为是到了瑞典的某个小镇。这里都是木制房子,百花争艳,生物多样性极好。

在这里睡上一晚,感觉仿佛隔世。寂静的夜晚,让人心旷神怡。

第二天,天气就没有那么晴朗了,一出来就开始下雨。人们经过黑龙江省援建的桥,穿过树林,来到哈登平台。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禾木村的全部村貌。透过云雾可以看到一排排的小房子均匀地遍布在山间。那么和谐,那么宁静。这就是人间仙境,世外桃源。

图瓦人靠旅游和畜牧业,和政府的补贴,可以达到每人年均收入六万元。在当地应该说是非常好了。一切都是天然的。

在这里还碰上来这里照结婚照的蒙古族男女。他们不是到照相馆去照相,而是照相馆的人陪他们来这里专门为他们照草原上新郎牵着马,新娘带上所有的行头骑马的结婚照,真是一种特殊的浪漫!

喀纳斯,真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地方。

最后的晚餐

而最令人难忘的就是最后的晚餐。记者们围着一个大圆桌坐下,迫不及待地把一切端上来的食品吃个精光。好在好吃的食品不停地被端上来,慢慢地,大圆桌就摆满了菜。

当大家吃的差不多的时候,北欧绿色邮报网主编陈雪霏建议大家畅所欲言,既可以唱歌,也可以跳舞,也可以说说心里话。目的是通过此次采访活动,大家能够增进对新疆的了解的同时,也能增进互相的了解。

陈雪霏首先带头为大家唱了一曲《青藏高原》,抛砖引玉。随后,阿富汗记者,埃及记者,土耳其记者,巴基斯坦记者,印度记者,孟加拉记者纷纷一展歌喉。孟加拉记者几乎是很专业的水平。印度尼西亚记者也表演了一曲。

然后,吉尔吉斯斯坦记者,乌兹别克斯坦记者,马来西亚记者和新疆新闻部的同志们一起表演了舞蹈。人们在表演之前也都对主办单位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

人们可以通过歌曲和音乐感觉到其实亚洲人民是一家。中亚和南亚人的语言,音乐几乎都是可以互通的。虽然我们是在不同的国家,但是文化都很相似,“一带一路”战略必然把大家都联系在一起。笔者相信,如果亚洲人民可以团结一致,互相帮助,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那么世界就会更加和平,经济就能进一步发展。因此,这一顿晚餐,让记者终生难忘。

新闻分析:瑞典温和党暂时放弃组阁 且看社民党如何?

北欧绿色邮报网 评论员陈雪霏– 温和党领导人克里斯特松因为不愿和民主党为伍,无法实现组阁多数,因此暂时放弃组阁。

瑞典议会议长安德里亚斯.诺伦本人是温和党的,他经过和八大政党领导人谈话之后让温和党领导人首先组阁,可以说是仁至义尽。

但目前的情况正如记者此前分析的那样,如果各个党派不实现思想转变,以瑞典大局为重,这种少数政府扯皮的事将会继续扯来扯去,原因就是瑞典民主党的得票高了,成为了第三大党。因此,如果瑞典其他小党不联合起来和得票最多的社民党形成大多数政府,瑞典政府将继续陷于僵局。而且是无解的僵局。

且看瑞典社民党的胜算几何?

其实,瑞典社民党党首勒文是很坚定的。他是不惜一切代价,即使举行再次选举,他也要争取社民党执政。他不愿意和温和党组阁的原因,你懂的,那就是不愿意最大的党来服从第二大党。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勒文如果组阁,假如没有温和党的支持,他能否可以?

勒文首先向中间党伸出了橄榄枝。很明显,如果社民党能够保持自己的红绿联盟,同时,接纳中间党和自由党,这样就可以达到144加49等于193的多数席位,假如环境党退出,减掉15席位,还剩178个席位,依然是议会多数。这样就是五个党派,或者是四个党派。

据报道,斯德哥尔摩市政府已经是由温和党和环境党组合了,因此,环境党退出也不是不可能的。因为它的宗旨和中间党差不多,只是中间党依然支持核能,环境党不支持核能。

但是,勒文面临的挑战是,他必须和左翼党联合。一开始,社民党对左翼党持排斥态度。但是,左翼党党首尤纳斯明确表示支持社民党,即使社民党自己单独组阁,左翼党也会在议会中支持它。因此,左翼党是可以成为社民党的一大支柱,只是,极左,和极右都让人难以接受。

左翼党就是坚决反对公司利润最大化。反对奢侈浪费。因此,它也要和社民党讨价还价。但总的来说,还是可谈的。

因此,如果勒文能够和左翼党,中间党和自由党联盟,那么,社民党为首组阁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这样一个多数席位的政府也是对瑞典未来发展有利的。

如果勒文不能形成多数席位政府,把球再踢给温和党,那么瑞典不被贻笑大方,也真是自作自受,各党都任性了。

但愿勒文能够尽其所能团结中间党和自由党并能说服他们接受左翼党。这样,一个以中左翼为主的多数席位政府形成,对瑞典政府发挥应有的作用有极大好处。

虽然在瑞典很多专家都认为政府有和没有,换还是不换对经济政治外交都不会产生太大影响。但是,事实上,还是有影响的。

今日头条:2018第四届“青田杯”瑞典斯京高尔夫球大奖赛在斯京举行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 金秋十月,秋高气爽。13日斯德哥尔摩的天气非常给力,2018第四届“青田杯”瑞典斯京高尔夫球大赛顺利举行。

当晚,所有参赛者在恒运阁饭店出席颁奖仪式。

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政务参赞张彪出席颁奖仪式并致辞,他说,现在瑞典秋色十分美丽,此时举办高尔夫球比赛,体现了我们华人华侨的团结向上,互帮互动的状态。第二,体现了华人华侨积极融入瑞典社会的努力,第三,反映了华人华侨积极追求健康生活方式,是一种更高的精神和健康追求。因此,他对高尔夫球比赛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

瑞典斯京华人高尔夫球协会会长张巧伟致辞说,首先我要对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对瑞典华人体育运动的支持和对瑞典华人生活的关心表示诚挚的感谢!瑞典青田同乡会是本次大赛的最大赞助单位,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表达对同乡会及叶克雄会长由衷的感谢!
我们还要感谢瑞典华人总会,瑞典华人工商联合总会,瑞典华助中心,瑞典潮州同乡会和瑞京华人协会,他们都对本此大赛都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帮助。

张巧伟说,瑞典斯京华人高尔夫球协会己经走过了5个春秋。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瑞典华人社会中掀起了一场高球运动的热潮。我们的队伍在逐步扩大,球员们的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不但增添了我们的生活乐趣,也提升了我们的道德情操,更是增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因为高球是一项时尚的,健康的运动,瑞典又是世界上人均拥有高尔夫球场最多的国家。我们要充分利用这美好的资源。

“我们斯京高尔夫球协会的宗旨是大力推广和普及瑞典华社高球运动! 我和我的队友们一定会一如继往的为这个目标努力“。张巧伟说。

本次颁奖仪式由瑞典斯京高尔夫球协会秘书长刘晨主持。

出席颁奖仪式的嘉宾还有中国驻瑞典大使馆领事部主任张磊,瑞典华人总会执行会长叶沛群,瑞典华人工商联合总会会长王俞力,瑞典青田同乡会会长叶克雄,瑞京华人协会会长柳少惠,瑞典潮州同乡会会长陈德忠,瑞典安徽科技商业协会会长段茂利教授,瑞典青田同乡会副会长张少华,东道主瑞典青田同乡会副会长周民伟,瑞典华人工商联合总会副会长黄炳旺,瑞典温州商会会长吴俊博,瑞典华人总会执行秘书长伍王令,中国侨联青年委员徐力,斯德哥尔摩华助中心代表丘潇卉和中欧文化协会会长陈雪霏等。

经过5个多小时的角逐,大家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参赛者也纷纷发表获奖感言,表示高尔夫球运动是一项非常高大上的运动,是有氧运动,一方面可以健身,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华人华侨之间的感情交流。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总杆第一名是蒋洪斌 总共87杆

总杆第二名是黄继,95杆

总杆第三名是刘晨,97杆

净杆第一名是张巧伟  65杆

净杆第二名是戈铁军 69杆

净杆第三名是夏海龙 70杆

最远杆获奖者是黄江上

最近杆获得者是女将张玉梅。

最佳进步奖由王俞力获得

最佳鼓励奖由徐力获得。

另一个最佳进步奖由朱瀛莹获得。

图文 陈雪霏

Arctic Council meeting of environment ministers ends with talks about future cooperation

By Xuefei Chen Axelsson
STOCKHOLM, Oct. 13(Greenpost)– The Arctic Environment Ministers’ meeting held in Rovaniemi 11-12 October ended with discussions about cooperation in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protecting biodiversity and preventing pollution in the Arctic region.
The two-day meeting brought together ministers and high-level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eight Arctic Council States and from six Permanent Participants representing the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 Arctic. The Observer countries and organisations of the Arctic Council had also been invited.

Many participants noted with grave concern the rapid ongoing changes in the Arctic confirmed by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Special Report on Global Warming. The IPCC acknowledges that the Arctic is warming two to three times faster than the global average. Many countries presented their national actions, including plans to speed up the reductions of the greenhouse gas and black carbon emissions as well as reducing emissions through innovation. Observer states were invited to strengthen their actions to reduce black carbon emissions. The need to increase cooperation on adaptation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resilience in changing climate was discussed.

Participants welcomed the Agreement to prevent unregulated commercial fishing on the High Seas of the Central Arctic Ocean signed on 3 October in Greenland. In order to strengthen ecosystem resilience in changing conditions, measures and mainstreaming are needed to promote ecosystem-based approaches to management, and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biodiversity; cooperation to develop a network of marine protected areas (MPAs) in collaboration with indigenous peoples and reduce marine plastic litter was highlighted by many. It was noted tha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s needed to address long-range pollution that ends up in the Arctic region, including new emerging contaminants. The need to strengthen and sustain Arctic monitoring and observations, and use the best available scientific and Indigenous knowledge was discussed.

“On behalf of Finland’s Chairmanship, I wish to thank the Member States, Permanent Participants and Working Groups of the Arctic Council for their valuable inputs in preparing for this meeting and what we have now achieved”, said the Minister of the Environment, Energy and Housing, Mr. Kimmo Tiilikainen. Finland also announced its support for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collaboration on reducing black carbon emissions. The preparation of the summary of the meeting by the Finnish Chairmanship will continue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Arctic States and Permanent Participants.

This was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Arctic Council Environment Ministers in five years. The outcome of the meeting will be shared with the Arctic Council Ministerial meeting to be held in May 2019 and contribute to future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of the Arctic Council.

source: Finlands environment ministry government.fi.

Video: Birgit Nilsson Prize winner Nina Stemme: I was a coward when I was 10 or 11

By Xuefei Chen Axelsson

STOCKHOLM, Oct. 12(Greenpost) — Nina Stemme, Birgit Nilsson Prize winner held a press conference today and said she was a coward when she was 10 or 11 years old because she wanted to be a musician then, but she dared not because she was afraid of failure.

Stemme is not only a great singer, she is almost a philosopher because her motto is Hurry slowly.

She is also a kind of linguist and speaks perfect English with perfect voice.

She told us about her childhood and about her experience in voice training. She said after all, it was she who should be on the stage in the end, so she must train herself hard and well.

Nina Stemme receives her Birgit Nilsson Prize from the King

By Xuefei Chen Axelsson

STOCKHOLM, Oct. 12(Greenpost)– Swedish born top Soprano Nina Stemme received her Birgit Nilsson Prize from the hands of the Swedish King Carl XVI Gustaf in the Royal Opera House in Stockholm last night.

The Birgit Nilsson Prize press photo.

Queen Silvia and about 1000 guests including journalists attended the awarding ceremony.  With the red carpet, many prominent figures wear beautiful dress attending the ceremony.

Queen Silvia, King Carl, Stemme and Reisch. press photo. 

After the moving performance of Bryn Terfel of Wagner The Flying Dutchman and Birgitta Svenden’s Laudatio,  Mary BEth Peil announced the prize presentation.

Internationally famous Stemme is in great demand worldwide. She is a frequent guest at the Metropolitan Opera in New York, La Scala in Milan, Wiener Staatsoper, Opera Bastille in Paris and the Royal Opera Houses in London and Stockholm, to name just a few. As a dramatic soprano, Nina Stemme has continued the great tradition of Kirsten Flagstad and Birgit Nilsson.

She has been celebrated for her roles as Wagner’s Isolde, Brünnhilde and Kundry; Strauss’ Salome and Elektra; as well as Puccini’s Turandot and Fanciulla.

Having received many international awards over the years, Nina Stemme was recognized as the 2018 Birgit Nilsson Prize recipient for her interpretations of the dramatic soprano repertoire with her respect for the composer’s intentions, her tireless dedication to the dramatic soprano repertoire, and for being a great Wagnerian soprano of today.

The Birgit Nilsson Prize press photo. 

Then Stemme received the prize from his Majesty King Carl XVI Gustaf.

press photo.  Domingo.

Placido Domingo, Birgit Nilsson Prize Recipient 2009 sent a video congratulation.

On Friday,  Stemme met journalists at a press conference in the Royal Opera House in Stockholm again.

Nina Stemme at press conference. Photo by Xuefei Chen Axelsson. 

Answering a question by Greenpost.se,  Stemme tells us about her childhood.

“I grew up in Stockholm, my parents got to study at university. As a child, I went to a choir in addition to school. I was good at school because I worked hard. I worked hard because I knew that if I worked hard, I can go where I like to go. But I was a coward, I wanted to learn opera when I was 10 or 11 years old, but I dare not because I was afraid of failure.” said Stemme.

She said she tried a little bit of everything, such as playing violin and piano, going to concerts and operas.  But she was kind of well grounded in many ways, she even went to university to study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ut later still music and opera took over.

She has performed in almost all the famous opera houses in the world and become a well-known singer.

But she insists on her philosophy of hurry slowly meaning that she would say no if she thinks the project is too soon or too big. She did what she promised but she would not promise if she couldn’t manage.

In giving advice to young people, she said it is all about music, but not just competition.  It is just a test to see where you are.

 Birgit’s costumes.  Photo by Xuefei Chen Axelsson.

Earlier the press was also taken to have a round of Birgit Nilsson’s museum.

It showed a lot of costumes Birgit Nilsson used to wear and how she started her career.  Born in 1918, Birgit Nilsson came from Skane and she was able to sing very early.

With a strong mind, she said she was almost wanting to commit suicide when she first came to Stockholm and performed in the Opera House.

But later, she had carried out over 40 years of soprano career. Her husband was a business man and opened many restaurants.  Before she came to the end of her career, she decided to establish the Birgit Nilsson Foundation to award those who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classical music.  She also left a will to give the first Birgit Nilsson prize to Placido Domingo who used to sing together with her.  This will was carried out in 2009 when the first prize was issued.

Professor Reisch.  Photo by Xuefei Chen Axelsson.

Press photo.

Professor Rutbert Reisch, President of Birgit Nilsson Foundation hosted the press conference and he also spoke at the awarding ceremony.

Seminarium om Kinas medier Hölls i Stockholm

Av Jan Peter Axelsson

STOCKHOLM, Oct. 3(Greenpost) — En Seminarium om Kinas medier : propaganda, kontrol och konkurrens hölls av SNS den 3 oktober i Stockholm.

Ett 50-tal personer med stort intresse för Kina samlade vid lunchtid i SNS, Studie­förbundet Näringsliv och Samhälle, lokaler i centrala Stockholm.

Professor David Strömberg och journalist och författare Ola Wong var inbjudna att tala över temat: Kinas medier: propa­ganda, kontroll och konkurrens. Davids bidrag finns också som SNS analys rapport nr: 51, se https://www.sns.se/.

Några av de frågeställningar David Strömberg tog upp:

  1. Hur har tidningar och sociala media utvecklats i Kina de senaste decennierna?
  2. Vilken grad av regimtrogenhet ser vi i kinesiska tidningar och varför ser vi avvikelser?
  3. Vilken roll har sociala medier i Kina och vilken betydelse har regimens censur?

Den metod David och hans forskargrupp använder är en automatiserad teknik att med hjälp av datorer gå igenom stora textmängder och mäta frekvens av väl valda nyckelord och ur detta bygga upp en förståelse. Textmaterialet har hämtats från:

  • Tidningsartiklar 1999-2010 från 117 tidningar lagrade digitalt WiseNews
  • Samtliga blogginlägg 2009-2013 på Weibu ca 13,2 miljarder.

Vad är då resultaten av de här studierna? 

Först och främst hade vi under åren 1990-2010 en stark utveckling av kinesiska media och antalet dagliga tidningar ökade från ca 200 till 1000 i hela landet.  Detta ska jämföras med att i västvärlden haft en nedgång i antalet tidningar.

Under den studerade perioden kunde man se en ökad nivå av kritiskt granskande journalistik. Ett skäl till detta är att kineser i allmänhet, precis som vi i väst, är intresserad av att läsa granskande artiklar. Ur den analys av tidningsartiklar som gjorts kunde man ganska klart se ett samband mellan kritiskt granskande innehåll och bättre ekonomi för aktuell tidning. Alla tidningar är knutna på något sätt till kommunistpartiet och värnar förstås om parti-lojalitet men man har också ett behov av att tidningarna ska läsas av många och att tid­nings­­utgivning ska generera vinst. Dessa delvis motstridiga mål och hur de hanteras är något som intres­serade Davids forskargrupp speciellt. Mer finns att läsa i SNS rapporten tidigare nämnd.

Vidare skapades det sociala mediat Weibu 2009 som har likheter med Twitter och fick på några få år ett par hundra miljoner kineser att skriva bloggar. De första åren var det möjligt att ha blogg-konton helt anonymt vilket bidrog till populariteten. För några år sedan började myndigheterna inskränka möjligheterna att vara anonym på internet, men detta är inte infört i speciellt stor omfattning, så uppfattar David det.

Faktum är att sociala media har haft (och verkar fortfarande ha) en viktig funktion för att kanalisera viktig konstruktiv kritik för samhällsfunktioner trots utbredd censur.  Ett skäl är att censuren sker på nationell nivå. På nationell politisk nivå är där ett intresse att få information om brister på regional och lokal nivå. Därför uppfattar man att sociala media kan fortsätta.

Tidningarna ägs och kontrolleras på regional och lokal nivå och där finns betydligt mindre intresse att sprida kritiska nyheter och därför är censuren här mycket starkare.

Ola Wong som bott och verkat i Kina under många år, men nu stationerad i Sverige, uppfattar att Davids beskrivning säkert väl speglar den tid som varit. Han har sett framväxten av allt bättre journalistik och många nya viktiga tidningar. Men där fanns också brister och flertal journalister avslöjades som korrupta och allmänhetens förtroende sjönk för tidningar under en period innan Xi Jiping kom till makten, enligt Ola.

På senare år har kinesiska medias möjligheter till kritisk journalistik begränsats väsentligt, enligt Ola Wong.  Detta uppfattar han gäller både inhemska journalister och utrikes­korres­pondenter. Ett mått på detta är ett index som Freedom House ställer samman för varje år över världens länder, se SNS rapport 51 tidigare nämnd. Pressfriheten i Kina bedöms nu vara tillbaka på samma nivåer som gällde 1990.

Seminariet avslutades med en längre frågestund och här ett axplock:

Det är inte planerat någon uppföljande studie av förändringarna i Kinas mediaklimat de senaste åren av David och hans forskargrupp.

Däremot jobbar de med att studera hur kritik av läkemedel i Kina kanaliseras i sociala medier och vilken betydelse det har för att förbättra situationen.  Kina brottas med problem med undermåliga läkemedel och här är ett stort intresse både för den enskilde personen och för myndigheter på olika nivåer att komma till rätta med detta.

Flera frågor kretsade kring Kinas omfattande projekt kring ”medborgarbetyg”. Detta kan liknas vid vårt system kring kreditvärdighet som våra banker använder, men är betydligt mer omfattande. Detta system är fortfarande i sin linda men tester görs redan idag i större skala i vissa regioner.

Hur ställer sig då kineser till att bli ”övervakade” på det här sättet? En norsk studie visar att på en arbetsplats är kineser minst lika avogt inställda till övervakning, om inte mer, än vi i väst. Samtidigt är det så att den allmänna uppfattningen är att det är lätt att bli lurad i olika sam­man­hang, inte minst i affärer. Det publika medborgarbetyget ger då möjlighet till större transparens och ökat förtroende människor emellan.

Vi ser i hanteringen av privat information en stor skillnad där vi i Europa nyligen infört GDPR med stark betoning på den personliga integriteten.

En frågeställning som vi bara nuddade vid är att i väst har vi en växande medvetenhet om medias fokus på det “exceptionella” som ofta är negativa nyheter medan förståelse för de “långsamma positiva skeenden” i världen inte rapporteras på samma sätt. En namnkunnig kritiker är den framlidne professorn Hans Rossling med sin bok Factfullness, se https://www.gapminder.org

Slutsatsningen är att det finns stor skillnader mellan kinesiska och sveriges medier, men i kina ny media spelade mycket större roll i samhälle och ibland det hjälper ordinarie människör så att deras röstar kan höras.

今日头条:韩晓东参赞应邀与瑞典专业外国记者协会记者一起考察斯德哥尔摩皇家海港新城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 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经商处韩晓东参赞10日应瑞典专业外国记者协会和中欧文化协会及北欧绿色邮报网的邀请,率领经商处部分馆员和科技处胡志宇同志一起参观考察了瑞典著名的智慧城市-斯德哥尔摩皇家海港新城。

瑞典专业外国记者协会和中欧文化协会会长,北欧绿色邮报网主编陈雪霏,瑞典专业外国记者协会副会长墨西哥资深政治记者侯海. 纳瓦鲁和中欧文化协会会员一同出席了考察活动。

斯德哥尔摩皇家海港新城顾问布.哈尔奎斯特热情地接待了考察团一行。

哈尔奎斯特介绍说,斯德哥尔摩皇家海港新城从2004年开始规划,2008年开始兴建,直到两年前,人们才陆续开始入住。对于这个有4平方公里的区域,斯德哥尔摩计划在2030年全部完工。

为什么要需要这么长时间呢?因为斯德哥尔摩皇家海港新城可以说是瑞典最新最节能环保,最可持续的一座生态智慧城市。这座城市是在著名的哈马碧智慧生态城的基础上更加优化,更加切实可行,且要求更高的一座城市。

这里的环境影响真正降低到了50%以上。这里使用太阳能,对建筑材料有严格要求,对开发商有严格要求,市政府对整个建筑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里注重环保,注重交通,没有大的购物中心,但是,几乎每个小区都有幼儿园,都有小商店,这是一个人们不太需要汽车的城市。

其背后是瑞典皇家狩猎公园,绿地覆盖全部达到60%以上,雨水收集系统,管控雪系统,节能节水系统,垃圾分类回收系统,一应俱全,连小区的花土也有很高的有机要求。有的地方是生物质的,有的地方是人工碳的,就是减少硬土路面,目的是要能够储蓄和吸收更多的雨水。这里有很多橡树。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里100多年前建造的天然气储藏室将被改造成文化中心。所有过去的红砖房子都完整保留。

哈尔奎斯特强调,这里能够再利用的都得到再利用,例如,人们坐的椅子,要想改变可以,只要把它重新漆上绿色,而不是消灭一切旧的东西,重新建。而是能改造的就改造。

人们在这里注意到,即使是新建的楼房,也都是与自然和谐一体,并不是让人感觉非常的闪亮,而是和谐地与自然浑然一体。

这个小区污水全部得到收集处理,垃圾全部得到分类收集处理。有机垃圾单独收集,用于生产生物燃气,可燃垃圾,在地下用抽吸系统直接抽到两公里以外的垃圾站。

小区有各种植物,生物多样性非常好。这里有共享汽车,人们可以拼车,同时,文化艺术也巧妙地安置其中。

哈尔奎斯特说,这是一个年轻的城市,儿童人口占三分之一。以后的比例会更高,因为购买或租用这里房屋的人大多是年轻的夫妇。

考察团成员一边听解说,一边问问题,大家互动讨论。

韩晓东参赞说,这是一次非常好的学习和交流机会。中国也正在建设生态城,这里很有借鉴意义。

墨西哥记者纳瓦鲁说,这里给人的印象非常好。那就是这个新小区是为年轻人建的,能够满足年轻人的需要。第二,这里生活和工作相结合,人们可以在这里生活,也可以在这里工作,还可以在这里娱乐,各种公园,绿草,都是可持续的,也可以让这个小区很和谐,很紧密。第三,这个小区的能源利用效率非常高,人们可以在这里生产能源,利用清洁能源,这里的建筑模式也是可以供其他地方学习和拷贝,这是一种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建筑。

图文 陈雪霏

今日头条:北极监督评估署发布北冰洋海水酸化的社会经济影响报告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北极监督评估署9日发布信息称北冰洋海水继续酸化将会对当地乃至全球未来几十年的生态和社会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这是在2018年北极生物多样性大会上发布的酸化评估报告。报告指出,由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造成了化学,生物和社会经济的影响。不断提升的酸化条件可能通过各种方式来影响海洋生物。 有些生物可能在低的PH值情况下变形增长。也可能是食物链结构或者是肉食动物的关系等会发生变化。

The continuing acidification of the Arctic Ocean is projected to have significant ecological and socio‐economic impacts over coming decades, with consequences both for local communities and globally. This is the overarching finding of the 2018 Arctic Ocean Acidification Assessment, presented today at the 2018 Arctic Biodiversity Congress. The assessment, conducted by the Arctic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Programme (AMAP) of the Arctic Council, updates a 2013 assessment, and presents the chemical, biological and socio‐economic impacts of ocean acidification, which is driven primarily by glob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Increasingly acidic ocean conditions can affect marine organisms in a variety of ways. Some may experience altered growth, development or behavior if exposed to low pH at certain life stages. Others may experience indirect effects, such as changes in their food web structures or predator–prey relationships. Falling ocean pH levels – which are changing most quickly in the Arctic – are acting in tandem with other environmental stressors, such as rising air and sea temperatures, to drive significant changes in marine ecosystems, with impacts on the communities that depend upon them. While some organisms will benefit and others will suffer negative effects, we can expect a complex array of impacts on marine ecosystem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socio‐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se impacts, AMAP commissioned a series of regionally focused case studies to examine how shifts in ocean chemistry may affect valuable ocean resources and northern economies. The assessment presented the findings from five case studies:  Norwegian kelp and sea urchins: This study modeled how ocean acidification and warming might impact yields of sea urchins, of which there are large and currently unexploited stocks off the coast of northern Norway. The model simulations found that harvest yields declined sevenfold over the next 30 years, with warmer sea temperatures as the main driver, but with effects exacerbated by acidification.  Barents Sea cod: The case study developed a model to examine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fishing, warming, and acidification on cod, which has been a commercially important fishery for centuries. It found that ocean acidification greatly increases the risk of the collapse of the fishery compared with the risk it faces from ocean warming alone.  Greenland shrimp fishery: Shrimp accounts for between one third and a half of the value of Greenland’s fisheries. This study involved building a bio‐economic model to better understand how the fishery might respond to acidification and other environmental stressors, and the socio‐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those changes. It showed that uncertainty at all stages of analysis, from the rate of acidification, to its biological, ecological and economic impacts, meant such modeling is of limited value. Nonetheless, it illustrates that actions can be taken to better manage stocks and build community resilience in the face of uncertainty.  Alaska’s fishery sector: Researchers developed an index to measure risk faced by different regions within Alaska from ocean acidification, the first time such an exercise has been conducted focused on a high‐latitude region such as the US state. It found uneven impacts, with southern Alaska facing the greater risk, due to its dependence on susceptible species, forecast rapid changes in chemical conditions in the region, and its low levels of socio‐economic resilience.  Arctic cod in Western Canadian Arctic: While it is not commercially fished, Arctic cod (Boreogadus saida, also termed polar cod) is a key forage species for the food web that supports the region’s Indigenous communities, and there is already evidence of its distribution shifting northwards as the ocean rapidly warms. Modeling and analysis tools were combined with observations to identify the potential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and ocean acidification, finding they will likely cause significant changes in species composition in the region. Overall, the case studies show that effects of acidification, in combination with other stressors, are highly uncertain. This uncertainty underscores the urgent need for increased monitoring in the region, and for research that looks at the effects on species of a number of environmental stressors acting in combination. It is not only ecosystems and societies in the Arctic that are set to be impacted by ocean acidification in the region. The assessment also reviewed evidence that low‐pH waters are being exported to shelf regions of the North Atlantic, which are biologically productive and support important commercial fisheries. ENDS